基于马克思和尼采批判性理论的数字资本主义虚无本质探析

彭淇琛,刘先江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马克思和尼采两位哲人在生活年代、理论思想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通性,虚无主义是两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词。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马克思运用“异化”以及“拜物教”等概念揭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生命意义感的丧失。两人的思想上都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异象,并渴望能真正克服其中的颓靡与不足。如今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数字资本主义,生活与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走向了历史的终结还是倒向新的虚无主义?这提醒了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和尼采的现代化批判思想重新审思,从而更好的认清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与特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避虚无主义提供理论力量。

一、数字资本主义走向虚无主义的内在缘由

虚无主义最早来源于拉丁语的“nihil”,意指一切虚幻、虚无的意思,是尼采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思想。尼采对于虚无主义的定义较为复杂,在《权力意志》中尼采提到:“虚无主义是绝对的无价值状态”[1]。他认为世界诞生和消亡并没有最终的意义或价值,一切的价值与解释仅仅出于人自身的目的。柏拉图曾对理想世界进行了描绘,而尼采认为这种天堂以及所谓必然的道德秩序只不过是随着人的发展才有的产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他对于虚无主义的来临有句十分著名的描述:“上帝死了”,上帝之死实质上是他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世界神圣与最高价值缺失的形容。同时尼采也将虚无主义定义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消极的类似于柏拉图、基督教式、叔本华的病态的虚无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尼采较为悲观,他认为欧洲将长期处于上帝的阴影之下,但与此同时人们必将会进行价值解构,重新评估并创造出新的价值,这就是他眼中虚无主义的另一种积极状态。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虚无主义”这一概念, 但他通过对工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状况入手, 从资本这个关键词入手来揭示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本质。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在新兴科技时代回应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寻求修正的一种救赎式的社会形态。它通过大数据综合操纵资本、技术和时空等因素,将理性逻辑交融于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一种与现实既相映衬又相背驰的虚拟秩序。数字资本主义虽然离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过百年,生产与生活方式已发生巨大变迁,然而其本质上仍是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并且政治民主以及物化与理性的内核并未真正改变,因此,从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理论深挖其根基,不难发现数字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身所构建的虚无牢笼。

(一)资本与商业无序扩张的最终结果

从大工业生产时代到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资本与商业的无序扩张始终是其发展的内在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是一个充满盲目的过程,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指向了资本从规模、空间与权力扩张的三个方向。

“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2]伴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必然不会仅满足于国内市场,地区也会遍布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落户、开发、建立密切联系成了资本空间扩张的最终趋势,并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让整个历史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资本规模与空间的扩大,最终离不开资本权力的无限索取:“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3],那么所形成的的创造物会经历过时、淘汰、销毁的流程,唯一的出发点则是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一种充满内在矛盾的无止尽循环,构成资本固有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我们不禁要问,最后的目的地以及终点在何处?总之,马克思看到,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历史其实是虚幻与虚无的,规模的无序扩张只会打破资本的枷锁,空间的无限延申只会冲破资本的束缚,权力的膨胀无度最终必然导致价值与意义的缺失,让虚无主义回荡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回声中,使得社会陷入空虚化,神圣和崇高价值走向消解。

尼采在《朝霞》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市民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和理解,“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4]“对商人来说,诚实本身就是一种旨在盈利的投机。商业是邪恶的,因为它是自私的形式之一”,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为了财富的增值:“金钱之神……在对金钱的这种急躁和热爱中,我们看到权力欲重新燃烧了……过去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现在我们为了金钱而做。”[4]同时人们还陷入一种苏格拉底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状态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辛苦工作就会为社会带来福祉,经济增长就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尼采对此则不以为然,首先他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悖论,即广大人民努力工作但并不真正认识到生存和发展的真谛,“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5],人越来越迷失自我,“人将变得渺小 ———结果是人们再也不知道这个巨大的进程到底是为何服务的”[1],人为了自身的地位而活,努力提升社会地位最后却成就了低矮的目标,尼采将这类人群描述成“末人”,他们没有远大的价值取向,追求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这种“颓废”状态与现代发展而产生矛盾,虽然这只是当时西方社会的苗头,但是尼采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在。

(二)阶级与政治平等假象蕴含着危机

即使在当今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平等”理念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在尼采眼中这隐藏着现代政治领域中的另一种危机。西方现代制度的平等起源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一是否定肉体的禁欲,二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一切平等”。在尼采看来这种平等观念是在“把所有人都降到同一个水平上”[1],让尊贵的价值秩序和高贵精神消失了并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全面蔓延。他眼中生命的绽放是你争我赶的竞争状态下才能实现的,因此人为的平等并不是自然界的本质,不平等才应该是存在的正态。尼采的思想其实不乏一种贵族观念,但他也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民主的欧洲不过是导致了一种对奴隶制的高雅培养”[1],这有着另一种层面的奴隶制度意蕴,即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培养下的“现代人”。他认为这些人是现代“奴隶道德”下的弱者,他们所宣扬的同情、宽容与善良只不过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对爱无能的中庸行为的最终结果”,平等背后所代表的现代精神已经“无可救药”,并渴望用生命价值来重塑这一基督教上帝最高价值瓦解以及柏拉图式理念世界崩溃所导致的虚无状态。

在尼采看来是低等级的“大众”使贵族价值观念解构,让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虚无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最大错误就是追求平等。然而马克思则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出发,他洞察到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内部所掩盖的严重分化,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本上的对立,这种对立是资本主义任何时代的固有属性。马克思指出,财富创造者是广大工人阶级而最后的占有者却是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导致的劳动异化现象造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来的巨大差距,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得资本主义政治平等从根本而言只是空中楼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描绘的自由、平等、正义理想景象并未真正实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如同奴隶制社会的进化版本,这种现代式的奴隶制度并不是主人对奴隶的完全掌控,而是利用资产来实现对无产阶级的压制,让经济的不平等上升至政治领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权最终保护的只是金字塔顶层人群的的所有权,资本主义鼓吹的普遍的政治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所设想的理性王国,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只能在代表“资产阶级”司法中才能成为现实,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的对象永远是少部分既得利益者。在任何时代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面前,是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压迫,人的崇高价值遭到否定,人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被剥夺,得到的只有一片虚无假象。

(三)物化与理性下价值导向的轨道偏离

当资本逻辑成了社会发展的显性逻辑,甚至可以说已经取代了“上帝”这个最高权威,马克思所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导向会极度的物化膨胀。他指出物是一种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的抽象物并非是具体的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个物就是货币。“在它 (金钱) 面前, 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 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6]在这个物化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异己力量:“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7]。这使得生产与分工上人的生命价值的丧失,“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7],无产阶级陷入服从还是被奴役的矛盾境界,走入“似人而非人”的虚无困境。在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有学者认为这种物化具体形式转变成了“一般数据”或是一种“数字虚体”,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虚体的实际掌控者是以资本逻辑为起始点的数字平台或是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因此本质并未改变。占有数字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为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提供数字服务,这种分工上的数字异化本身就缺乏合理性。在冷冰的数据面前,将一切事物都放入数字平台这个媒介进行衡量成为抽象的物,每个人生来而具有的生命力和尊严丧失了,人的类本质不断空虚化,到了最后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

数字资本主义的中轴点是以理性逻辑和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数据形式与数据生产资料,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与分工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都离不开理性主义和现代科技这一根基。在尼采看来,理性与科学的前提是人追求实用主义的欲望,其最终是为了人类发展需要而服务,科学是人类为了了解自然而生成概念的转化,理性是为了让自然来适应我们自身的范畴和方式。所谓真理是无法反驳的假说,是生物学角度有利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原则,更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理性,理性只是没有意义的虚构,西方现代世界中的一切理性只会让人失去自我的真谛,让人真正的价值偏离。因此,他渴望重新恢复人的内在本质与生命力,他把这种精神称为“酒神精神”,尼采借古希腊中激情、矛盾、疯狂的俄狄尼索斯形象用以摆脱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实现“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

二、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虚无特征

以大数据、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如今日趋朝着虚拟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与生产形式,推动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看似一片美好的景象中掩盖了其虚无主义的本质,从数字拜物教的兴起,到数字权力掌控下的西方自由民主假象以及帝国主义化作数字形式对世界的殖民,不难看出虚无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数字世界幻象丛生:从数字拜物教到数字反噬

如果说,在马克思和尼采的年代,物化是对人的统治,那么如今人们的一切都被数字所穿透,我们化作数字虚体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日常交往与社会参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9]。当前这种旧形式的宗教换上了新的面纱,“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10]。这些狂热的数字教徒认为高度自动化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能够让劳动者从剥削与贫困的束缚中挣脱并获得自由,事实上,这是数字资本创造出的一种遮蔽现实的虚无幻境。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1]数字资本看似将劳动者从固定的时空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生命价值的绽放,然而数字拜物教所设想的乌托邦世界只是让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形式,使得资本家的剥削更为隐蔽,劳动者的类本质依然没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其次,在大数据面前人人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一切社会行为和活动都被这个化作数字形式的新型“奴隶主”所窥探与控制,在数字面前人们失去了所有的隐私。此外,数字将人们的交往转为虚拟世界,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始终追求流量至上,虚拟的网络空间充斥着网络暴力以及各种鱼龙混杂的信息,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元宇宙茫然若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从某种角度而言只会逐渐加大。

在偌大的数字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逻辑化作幽灵形式进入到了数字技术的每一个算法符号中,人们的出行、购物都在被大数据所监视,数字资本通过大数据技术将消费者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精准捕捉,人们的日常选择都在被理性主义所左右,似乎以及失去了自我判断的价值与内在生命力。尼采是理性主义的强烈批判者,尼采从逻辑从何而来、世界的本质内核并非逻辑等多角度对过去的理性主义者进行了批驳。他认为,逻辑的诞生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人们对生存需要所做出的反应,在尼采看来正是我们将世界赋予逻辑意义,才使得世界存在逻辑性,理性是“在伪造存在物,把并不存在的东西统一起来”[12],是存在危险并有可能破坏生命根基的力量,因此尼采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理性是从逻辑出发的,所以它从一开始的诞生就是个错误,并且不存在合理的根据。虽然尼采对理性的批判过于极端与偏激,但是我们仔细思索不难发现以逐利为目的的数字理性永远只能是为了少部分人服务,为了利益而屈服,这是否与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神圣价值与崇高追求背道而驰?数字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似乎正向另一维度的虚无空间愈行愈远,至于何处会停下脚步只能依靠时间来给予我们答案。

(二)数字权力掌控下的政治悖论:从自由至上到飘渺民主

政治民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河中可谓渊源已久、深入人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自由至上标榜的数字平台成为了资本主义政治参与的重要阵地,具有高度自由意志的广大公民能够在数字所搭建的大平台上畅所欲言,逐渐让“街头政治”发展成“数字政治”。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本质出发,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决定了它的民主必然存在压迫属性,因此“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马克思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平权与民主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看似自由公平,然而选民的一切信息无时无刻在被新兴科技所监视,大数据系统已经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要利器,成为干预数字主体的一项重要手段,著名的斯诺登事件早已证明如此,竞选者只需利用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构筑数据茧房,通过影响在数字网络上意见摇摆不定或是发布反对消息的数字主体,诱导广大选民接受他们所设想的全部内容,从而更好的解构以及重组原有的价值导向使之为其竞选服务。根据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约有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这些数字平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煽动作用,这不仅仅是民众信心的丢失,更是最令西方政客引以为傲的民主价值的黯然失色。

如果说马克思是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批判,那么尼采则是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彻底的否定,他对民主有着十分著名的论述:人权只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民主国家是人性的扭曲等等,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现代民主是国家衰落的历史形式”[13]。他眼中“虚无主义的原因: 低等种类‘群氓’、‘大众’、‘社会’荒疏了谦恭的态度…… 这就把整个此在庸俗化了”[1]。尼采对民主最痛惜的是平庸大众对高贵精英的统治,因为他认为只要民众占据了优势,他们就会利用自身的特殊权力对独行者实行暴政,让其成为虚无主义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普通大众的势力逐渐崛起,他们开始追求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与话语权,这使得原有的精英政治语境开始从上而下进行解构,政治民主范围重心不断向市民化靠拢,这一直接后果就是印证了尼采的看法:资本主义内部政治民粹化愈演愈烈。而政治民粹化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扭曲失真的道德、为达目的不惜手段的道德占据制高点,肤色、种族、性别所主导的民主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让民主变得更加飘渺与虚无,每个人都追求自由至上、天马行空,甚至会让资本主义民主走向另一对立面,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反民主主义,变成了反噬数字资本主义自身的工具,失去了它诞生的意蕴与价值。

(三)数字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从数字霸权到数字化衰退

数字资本主义的不断膨胀,最终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稳固、庞大的数字帝国,构建自身在数字领域的霸权地位,将自身的统治力从经济上延申至各个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中的各类金融工具如同“无形的线”将社会表面的资本吸引过来,“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9],数字帝国依靠掌握着金融、技术等核心生产资料,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第三世界国家则长期处于生产链的最末端,并且当发展中国家试图建立本土技术与金融市场时,还要面对数字霸权国家所设置的各种制裁和外资的冲击。在文化领域上,数字霸权国家在数字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牢牢控制大部分数字信息资源,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毫不掩饰的宣扬自身的西方价值观念,试图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体系。这如他所预想的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4]大量的金融资本化作数字外衣而政府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制约,无限制的投资加上金融导火索的点燃,最终造成数字金融霸权的泡沫破碎,金融市场爆发系统性风险并辐射至世界各国,而他们自身却从中收割财富、获利无数。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发动的代理人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并从中敛财,讽刺的是这与其在文化上宣传的崇高的普世价值观南辕北辙,当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到依靠吸血与意识形态的欺骗才能存活之时,毫无疑问它已经陷入了无尽的虚无泥潭里,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价值与生命力。

无论给予数字霸权多么美好的头衔,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质上就是在数字领域的另一种帝国主义行径。尼采对帝国主义发展走向的预测可以借用于他对国家概念的解释:“一群黄头发的强盗,一个征服者和主人之种族,他们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并且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不加顾忌地把魔爪伸向那些在数量上或许占有优势, 然而却没有组织形态、四处漫游的人民。‘国家’就是这样在地球上兴起的。”[15]虽然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是生命的内在意义,服从和被支配才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中,但他其实并不认可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行为。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战争后,尼采表示对野蛮主义、公开摒弃思想精神的德国无比的失望,他写道:“不管它像豪猪那样架了多少武器朝向外界。它代表了德国精神最愚蠢和虚假的方面。”如今化作数字形式的帝国主义并不再像过去一样利用战争与开发殖民地给未开化地区的人民带来无限苦难,但是资本逻辑通过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全球性剥削体系已经形成并稳固,其霸权主义般的意识形态也已遍布全球,若尼采生活于当下应当也会对当今的数字帝国主义而感叹。然而,霸权主义的最后结果必然就如同手中沙,越是想牢牢抓住越是最后一无所有,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膨胀,必将逐渐超出其掌控的范围,最终被吞噬在自身所创造的虚无世界中。

三、克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新价值与主体力量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虚无主义危机,事实上尼采与马克思都早已洞察清晰。克服虚无主义的最终回归点应该在于对终极价值与意义的救赎,尼采对前现代性价值抱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他认为,所谓自由只是新形式的奴役,权利公正实现了也并不存在必然意义,不过是末人的自我保存以及维护虚无享乐的物质条件,平等、自由等一切道德标准只是将大家拉到低矮水平位置的手段罢了。他认为这种新的终极意义是发扬生命的意志力即权力意志,一种超越柏拉图、基督教式软弱平庸的精神,并构建一种否定平等的贵族制。人的三六九等之分是尼采伦理的真实写照,对于西方的无产阶级活动,尼采并没有感同身受,“以‘权利平等’为目标的等级斗争和阶级斗争[1]”在他眼中只是镜中花与水中月,工人的诉求与愿望不是正义的结果,是贪婪之欲下结成的果实,他们并不比有产阶级更为高尚,因此“需要的是循序渐进的意识改造,而不是强制性的新的财产分配”,当马克思在极力宣扬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之时,尼采毫不掩饰的指出:“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一切疯狂的东西,都落后于实际现实——没有宗教,没有私有财产,甚至不再有革命,在政治制度中也不会显示出普遍的堕落 (只有普遍的进步)。”[1]他表示在价值视域下,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理所应当的,工人的理想生活不过也是资本家的理想生活,他们的价值追求事实上是相通的,这反而还是精神真正高贵的部分人群的压制。他虽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就如同一个悬在深渊上方的绳索,但他并未像马克思一样思考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爆发革命的事情,在他视野中社会是继续沉沦还是上升依靠的是创造新价值的主体力量——“超人”。超人是尼采的毕生追求与理想境界,尼采认为超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有大地、海啸般的气势,他只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人,其隐喻表明是对上帝的替代,是对天国的否认,这种完美的力量是对上帝所带来的阴影的战胜,是旧价值的涅槃与新价值的新生。

如果说尼采的方案是一种彻底且激进的贵族制,那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是启蒙运动的死而后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般的民主制。与尼采的“英雄史观”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为工人证明,他们并非自甘堕落而丧失价值,而是因为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无法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6]因此工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才会变得消极与逃避。马克思提出的新价值是创造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这里没有奴役与异化,人们可以实现自由而自觉的状态。马克思试图恢复每一个体崇高的尊严与人性,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蕴含一股潜在力量,他们将不是少数人甚至是社会中的大部分,创造新价值的领导者是代表人性之美好的广大工人阶级,他们是“自由人的联合”,未来能否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工人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是利用一切合法或是暴力手段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随后在工人阶级的带领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异己力量牢笼的根本源头。最后新价值诞生的标志,就是人们能够真正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重获人性之尊严与本质,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6],劳动不再是人们为了生活而必须进行的谋生手段,而是人们的乐生需要,社会上不再有阶级对立与不公,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延申与发展,其本质并未改变,尼采与马克思两位哲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批判仍是影响深远,对于虚无主义内在本质的揭示亦是直入骨髓的。然而,尼采的思想更多来说是一种对旧价值的观念冲击,关注的主要是被理性主义所压制下的非理性因素如生命与意志等,对于构建现代性的新价值以及其中的主体力量过于理想主义,难以触之可及。并且,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着极端和执拗的一面,如彻底否定民主以及理性逻辑,但世界的发展有时候并不完全排斥理性主义和政治民主的存在,民主和理性主义有时甚至会让人类文明更加出彩。他对于工人或是普通大众的态度也并不公正,充满贵族主义色彩,从世界共运史来看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依旧是先进的力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从哲学层面上升至实践层面,正如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用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准确看到过去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甚至也预示了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虚无与异化,给出了旧价值的具体解构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证明了其思想的正确性,但他也精确的预料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两个绝不会”,因此旧价值的解构离他所预料到的“两个必然”仍有一段距离要走。对于数字资本主义一方面要认清它的资本逻辑、政治民主、利用数字霸权扩张的虚无主义实质,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接受其中的优秀一面,更要警惕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金融、意识形态等方式对我们的入侵,从而更好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