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

王 彬,臧 钰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五四时期(1917-1927)是马克思主义成功进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中心并推动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转向的伟大历史时期,《资本论》等经典作品空前成功的传播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作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不朽经典,《资本论》被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五四传播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成果叠出。[2-10]主要聚焦于梳理传播史实及剖析其特征、影响、接受、历史地位及文本形态等。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五四时期《资本论》中国传播的原貌及其历史价值极具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资本论》五四传播研究领域,仍有一些颇具价值的因素未能得到应有的系统考量,其中一个亟需系统考量与深思的元素是《资本论》在五四时期何以实现了空前成功的传播。尽管上述贺渊、高静和田子渝指出的经典阐释本的译介是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的一种有效且极具价值的路径对我们认知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策略极具现实价值,但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内容的科学性和深入浅出的文本形式。内容科学和文本形式合理之外,仍有其它一些对其传播力建构极具影响的元素亟需我们深思。

一、五四精英赞助《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历史语境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智慧结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倾注十八年心血于1867年9月推出的,第二卷、第三卷是恩格斯系统整理后于1885年和1894年推出的。《资本论》生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严峻之际。19和20世纪之交,在国人救亡图存和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努力中,《资本论》做为一种社会思潮被引入中国。

1899年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在《万国公报》第123卷发表了编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论》的文章《相争相进之理》,该文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为“安民新学”进行了介绍,开拓性的将其引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的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11]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中列出了Das Kapital(《资本论》),[12]首次将《资本论》书名引入中国。1903年初,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概况,颂扬《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13]对商品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进行了深刻论述。《近世社会主义》是中国最早的对《资本论》进行介绍的专著。1906年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2号和3号上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介绍马克思思想与学说时,尤为强调了《资本论》,并将其和《共产党宣言》视为马克思的代表作,认为马克思“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14]。朱执信对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进行了深刻的介绍。1911年出版于天津的华承沄所撰的《维新人物考》专辟一章对马克思进行介绍时,对《资本论》进行了简略的介绍,指出马克思“最著名著作为《产业》(《资本论》)。1912年发表于上海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上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也对《资本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同一时期,孙中山在1912年中国社会党的演讲中对《资本论》进行了介绍,将其誉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集人类思想之大成”。[15]

十月革命之前,《资本论》虽然做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被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零星甚至不失片面的介绍进来,但由于历史语境所限,没有被视为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武器,影响甚微。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曙光,《资本论》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五四精英将《资本论》视为帮助进步国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理论武器进行了不懈的传播。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概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16]能否籍《资本论》传播助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论》传播力建构效度如何。所谓传播力,指相关传播主体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17]为成功建构《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力以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精英积极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翻译赞助策略。“赞助”指对作品传播具有影响力的人、宗教与社会团体、官方力量或政党、出版商,及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促进作品阅读、书写或重写的行为。[18]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五四精英是五四时期《资本论》中国传播的最主要赞助人。他们在革命动员驱动下对《资本论》采取了多元互补的翻译赞助策略,使《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有力助推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转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推出简明的阐释性文本强化《资本论》易解性

《资本论》是马克思为了从学理上阐释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揭示其剥削本质及覆灭命运,汇通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推出的一部百余万字的鸿篇力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学理最厚重、学科交叉融合最深、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资本论》学理深奥,极难理解,“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钝的人所能理解”[19]。对处于滞后于西方社会形态,且不具备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理论储备的中国读者而言,《资本论》可谓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高峰。《资本论解说》的译者戴季陶坦言,“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20]1(序)

鉴于《资本论》难以理解且卷帙浩繁,为强化作品的易解性,恩格斯等革命领袖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学者们都将推出诠释本视为大众化《资本论》以强化其传播力的有力武器。恩格斯在1884年1月9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就表达了希望有一本“简短的”书,删去“一切对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不必要的东西”。[21]423在给美国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也建议她把《资本论》提炼、改写成一套通俗的小册子。[21]474-475列宁也极为重视马克思理论的通俗化。在中国,陈独秀、李季等五四精英也视译介简明通俗的阐释本为传播《资本论》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考茨基1887年推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是原作诠释本中公认的经典。该阐释本通俗、生动、精辟的对原作进行了阐释与解读,但又不失忠实,得到过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赞许。1920年9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名推出了陈溥贤(渊泉)据日译本翻译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该译本是《资本论》在中国的第一个阐释本。译者选择翻译该书的原因是该书很好的诠释了《资本论》,读者阅读该译作后,即使不读《资本论》,“也可以了解《资本论》里头所说的是甚么东西”。[22]译者努力顺应国人的认知语境,力求使译文更加浅显易懂,通俗明了。该译本的出版开启了《资本论》在中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历史篇章,对《资本论》在中国的科普性传播影响深远。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决定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以服务于思想理论建党所需。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李汉俊根据日文本翻译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玛丽·伊·马尔西所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做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使《资本论》的精髓更易于被中国读者理解,李汉俊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进行了顺应国人文化与认知语境的通俗性解释。作为一部通俗的经典阐释本,该作品深受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欢迎。李大钊、陈独秀对该书大加推荐。中共早期组织大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1921年4月,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对该社成立7个月以来的社务记载表明,《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该社销量较大的书籍中排名第二。[7]2除做为党的出版机构的新青年社之外,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机构也积极出版该译作,使该译作成为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之一。

1923年,周佛海翻译了恩斯特·温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作者温特曼在原作“前言”交代了推出该作之因,鉴于《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因此推出该作“便于读者简捷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23]周佛海在“译者缀语”部分对译作价值进行了说明,一是该译作不同于以往《资本论》诠释本仅仅对第1卷进行了阐释,是对包括《资本论》三卷在内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进行的系统阐释,二是该译作篇幅较短,通俗易懂,读者一天就可以轻松读完。事实上,上述价值的确成就了该译作在《资本论》中国科普性传播史上的经典地位。192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共早期组织成员李季翻译的博洽德(朱利安·博尔夏特)的《通俗资本论》。博洽德是德国著名左翼政治经济学家,其编写《通俗资本论》的目的是解决《资本论》篇幅极大且难以理解,而以往的诠释本又未能展示原作全貌的问题。与其他《资本论》诠释本不同的是,博洽德最大限度的使《通俗资本论》忠于原作,重点放在以连贯的手法对逻辑结构和内容编排进行调适,将原文晦涩难懂的部分通俗化,力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强化作品的易解性,这是“本书比其他任何类似著作的价值独高的地方”。[24]译者序言P8做为《资本论》启蒙与科普的经典之作,《通俗资本论》对《资本论》的国际传播极具现实价值。李季认为《通俗资本论》“既为民众所能读的书,则民众万不可不读”。[24]12李季所译的《通俗资本论》在五四时期帮助很多进步国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彭德怀、[25]黄克诚[26]徐向前[27]等革命先烈在回忆中都指出,《通俗资本论》在其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27年10月,上海民智书局推出戴季陶、朱执信、李汉俊合译、胡汉民补译与校订的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该译作耗时7年才得以问世。戴季陶在该译作中对《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突出而充分的阐释。戴季陶自诩该译作是“最先介绍马克斯经济学于中国的译本”,[20]1(序)但事实上,早在1919年下半年,《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就栏连载了陈溥贤据日译本所译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译本应当比陈溥贤译本更加准确。一方面,该译本译者中李汉俊和戴季陶的日文水平很高,另一方面,译者在参考日文底本的同时,补译中又参考了德文版原著。

李季、戴季陶、陈溥贤等五四精英通过对易于被读者理解的经典诠释本的译介,将《资本论》以通俗易懂的姿态展现于国人面前,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进步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提供了极为便利而重要的资料保证,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助力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转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在报刊刊文介绍、评论与节译强化《资本论》传播广度

五四时期,传播面广且极具思想引领作用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是最具思想文化传播力的媒介。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是传播《资本论》的重要渠道。[3]82[4]100-101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等报刊为武器,通过在报刊刊文介绍、评论与节译,有力的强化了《资本论》的传播广度。

李大钊主持下的《晨报》副刊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开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拉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序幕。[28]1919年6月2-11日,《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渊泉(陈溥贤)转译的日本学者译自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系统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李大钊赞助下陈溥贤以《晨报》副刊为平台对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的介绍与评论,开启了《资本论》中国传播的历史新篇章,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深远。1919年7月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了《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资本论》进行了简要介绍。“自马克斯氏出……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29]1919年9月刊出的《新青年》6卷5号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专号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李大钊在篇首对《资本论》进行了隆重的介绍。在该文“八”“九”“十”部分,李大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资本论》的核心思想——“余工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集中说”进行了介绍,并节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阐释。李大钊在该文中对《资本论》的译介准确、完整而系统。刘秉麟在专号上发表的《马克思传略》一文中对《资本论》进行了极为突出的介绍,强调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的奠基性地位,指出马克思的声望“实由于《资本论》之传布。按《资本论》之价值,实为近世经济学中开一新纪元。”[30]1919年11月到1920年6月,《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至第3卷第1期连载了戴传贤(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该译文是继陈溥贤在《晨报》副刊发表《马氏资本论释义》之后,对《马克思经济学说:通俗的叙述和阐释》进行中国化努力的极具影响力的又一部译作。

《建设》杂志在1920年8月的第2卷第6号上刊载了苏中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对作为《资本论》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专注而隆重的介绍,并再现了原作以语录体的形式摘录的《资本论》中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1920年10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3号刊载了费觉天翻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既《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第1版的序言,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资本论》序言部分的中译文,开拓性的将《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以原初的姿态呈现于国人面前。1922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6号发表的《马克思学说》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资本论》核心概念之一的剩余价值的介绍几乎占据了该文一半的篇幅。陈独秀在篇首指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为《资本论》的核心所在。“《资本论》里面所反覆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31]

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精英以当时最具思想文化传播力的《新青年》等报刊为武器对《资本论》的介绍、评论与译介,实现了《资本论》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转向极具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籍赞助研究、演讲、与进步力量互动等举措强化传播深度和力度

五四时期,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思想压制下,《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中国传播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历史境遇。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在革命动员驱动下,积极通过组织研究团体深入研究、举行演讲和讲座、给学生授课及和进步个人及觉悟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互动,有力助推了《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深度和力度。

李大钊1918年底组织成立并于1920年3月正式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旨在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必要的理论储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但当时国内没有完整的《资本论》译本,资料匮乏。为解决《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研究资料匮乏问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组织成员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典籍。研究会所设翻译室的德文组在李大钊和陈启修(1920年在北京大学根据《资本论》的体系进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教学工作)指导下,艰难的翻译出了《资本论》第1卷。该译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译本。“我们德文组还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是李大钊先生号召我们翻译的。”[32]“《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3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成员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匮乏问题。罗章龙回忆研究会的活动时说:“我们一面翻译,一面研究,慢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提高了……”。[34]90

除组织译介并研究《资本论》强化其传播深度外,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精英还积极进行演讲、讲座、授课,强化《资本论》的传播力度。作为五四旗手和精神领袖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经常应邀做演讲和讲座。李陈在不同的演讲与讲座中,对《资本论》的核心要义进行了大力传播。1922年,李大钊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邀请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对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阐释,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在同年4月23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演讲中对《资本论》核心概念之一的剩余价值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李大钊等五四精英把大学讲坛视为传播《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阵地。在向学生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时候,李大钊告诉学生,马克思的历史观通称唯物史观,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都运用了这些原理。[35]中共早期发起人和创建人之一的李季1925年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任上海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社会系主任,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事业。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材,“当时系里同学差不多人手一册”[36]。《通俗资本论》被列为课程教材对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进步学生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事实上,不仅上海大学是当时的红色学府,李季所在的社会学系是该校学生人数最多且党团员最多的系。李季及其翻译并被列为教材的《通俗资本论》功不可没。

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五四精英还通过积极指导觉悟社等进步社团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进步个人学习与传播《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化了其传播力度。五四时期,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邓恩铭组织的励新学会,均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目的,积极组织学习马克思学说,宣传《资本论》思想。[3]82上述团体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与帮助。“觉悟社”创社伊始就邀请李大钊等人到社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即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邀做了关于十月革命胜利意义的演讲,并与大家座谈,建议觉悟社社员们好好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刊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后,周恩来组织社员学习、传阅《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及《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觉悟社社员第一次有组织地正确接触和演讲马克思主义。[37][38]李大钊、陈独秀对进步社团的指导与帮助,提高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在进步力量中的影响,有力助推了进步知识分子革命觉悟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确立。周恩来等人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积极投身于传播《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周恩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后,在狱中积极宣讲《资本论》。“六月七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39]

《资本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经和指南,“没有《资本论》的翻译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40]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精英多元互补的翻译赞助,使《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使《资本论》在五四时期进入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有力助推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转向。

总之,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精英在革命动员驱动下对《资本论》采取了多元互补的翻译赞助举措,以助推其传播力建构。通过赞助推出简明的阐释性文本强化《资本论》学理的易解性,在《新青年》等报刊刊文介绍、评论与节译强化传播广度,赞助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的研究活动、演讲、授课及与进步力量积极互动强化传播深度和力度,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精英使《资本论》的中国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为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和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指南。五四时期《资本论》传播力建构的翻译赞助之道,对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极具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