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想象

吴丹

摘要：青年人是掌握话语权力和形塑老年群体公共形象的重要力量。研究邀请103名大学生以绘画呈现其认知和想象中的老年群体，通过对图画和参与者的回应分析发现，老年人的形象特质包括四个方面：慈祥的长者，衰退的身体机能，孤独且渴望联系，媒介使用的滞后者。大学生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和想象是刻板化的，他们倾向于将老年人看作缺乏个体性与主体性的同质群体，缺乏直接接触、媒介角色模型单一等是造成这种认知的可能因素，良好的传播生态是消除“老”的不确定性，营造尊老、适老的社会环境的关键。

关键词：老年群体；代际想象；图像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4513（2024）－01－056－08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加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1]，积累了诸多结构性的风险因素。老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生态也不甚乐观，以青年为主导的社交媒体中，老人多以缺乏主体性的弱者姿态呈现，他们是被报道的“失语者”或应对风险的意识、能力较差的“应声而倒者”。加剧的社会竞争和代际竞争让老的边界不断前移，微信、抖音等自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暧昧的鄙视链，以年龄为尺度，“形成了含混的等级制图式”[2]，由此营造出强大的语义权力场，延伸到现实层面的能力制约和综合制约（如婚恋、择业、养老等），加剧了青年群体的年龄焦虑和对“老”的悲观想象。这种现象不仅威胁到老年群体的生存图景，可能导致年轻群体对老龄化的刻板成见化和歧视，更会影响他们与老年群体的关系，进而内化为群体的隔离、无意义感和对未来的担忧[3]。

青年人是掌握话语权力和形塑老年群体公共形象的重要力量，但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个体对老年群体生存状态的认知，还是自身的年龄焦虑和衰老恐惧，多数情况下是中介化和碎片式的。从青年群体特别是正在成长的大学生群体的视角出发，探查年轻一代如何认知和想象老年群体？这种想象从何而来？又会产生何种影响？从源头思考如何塑造良好的“老”的传播生态，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关切。

二、文献回顾

（一）想象的“他者”与想象的接触

“他者（the other）”产生于认同，是与“我（the one）”相对应的概念。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他者即不确定性，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4]，斯图亚特·霍尔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或地方称为他者，“他者的神秘、相异性令我们目眩神迷，又心惊胆战”[5]。在动词的搭配里，“他者”常常是“控制”“比较”“描摹”的受动者，在将负面特点加诸他者的“他者化”过程中，主体获得自我满足感与优越感，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又“反过来‘滋养他者化的偏好”[6]。

大学生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想象：基于《媒介素养》课程的一项绘画分析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对“他者”的负面想象，本质上来自交往的间接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解释“民族”的时候认为，不论一支民族规模有多小，其成员都不可能直接接触大多数同胞，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们，但是“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7]。既然充分认识每一位内群体成员尚不可得，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就更加困难，想象的交往应该成为增进理解的辅助性工具。

英国学者理查德·克里斯普与瑞安侬·特纳（2007，2008，2009）也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当群体间直接接触难以实现的时候，通过想象与外群体的积极交往，可以获得对外群体的更积极的看法，降低群体间焦虑，减少刻板印象。其中，“第三人效果”也发挥了作用，“别人的故事”的影响更深刻——想象别人与外群体的交往比想象自己的外群体的交往更能促进被试的外群体接触[8]。同时，在想象接触之前，被试者需要拥有和对外群体焦虑成比例的知识，并且投入过足够的注意力，想象的接触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9]。想象地接触的积极作用往往适用于优势群体，弱势群体想象的群体接触会进一步增加他们所感知到的歧视，甚至强化他们的集体行动、社会变革的动机[10]。但想象的接触不能代替直接接触，直接接触产生的效应会更加稳定持久，两种接触方式结合起来才能持久地改变被试的情感与认知态度[11]。

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文化研究，特别是集中于文化环境与观念差异中的“他者想象”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或从文本生产的角度探讨修正个体意识、理解与书写他者的可能性与路径，而对同一文化背景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彼此想象、特别是对老年群体等弱势群体的想象的研究则较少。

（二）代际关系与代际差异

自曼海姆1928年将“代（generation）”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再到米德将整个人类文化分为“前喻文化”时代（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时代（晚辈和长辈的学习发生在同辈之间），“后喻文化”時代（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前辈）[12]，代与代际关系问题成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重点。我国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者将代际关系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究转型时期的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社会化）[13]。在家庭维度下，“代”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准划分，在社会维度中，“代”则“以某一（或某些）共同的自然或社会特征，并以年龄为识别基准划分的社会群体归属”[14]，代际关系的失衡和向下倾斜、子代主导和代际关系的理性化等问题受到学者更多关注。周晓虹将代和代际问题视作一个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性和全球化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牵连关系”[15]，探究其中的冲突与认同以及代际间的文化反哺。

当青年一代在网络社会中逐步形成了与上一代相异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网络空间与媒介使用的代际差异、代际冲突和“数字代沟”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周裕琼以新媒体的采纳和使用为切入点，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祖代、亲代和子代三代，深入探讨了代际间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16]，也对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老年群体背后隐藏的系统性社会排斥进行探究，认为衰老不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而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是一种“习得性无助”[17]。正是这种习得性无助和较差的自我效能感造成了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差异与冲突。

（三）想象的接触与“老”的感知

想象接触法在外群体的衰老感知研究中较为常见。有研究观察了139名年轻人观看自己和陌生人变老视频时的反应，年轻人往往会否认前者视频的真实性，认为老年人是缺乏能力的，不会羡慕老年的自己[18]。阅读老年群体的叙事性新闻同样会增加对该群体的感知与同理心，进而激发更多的相关信息寻求行为[19]。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涉足青年群体对“老”的绘画想象，Barrett等人发现被试绘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20]，通过抽象的素描绘画，可以触发学生们的内隐年龄刻板印象，即无法通过意识与意图控制的对老年人的存在和行动所产生的想法[21]。Chih-ling Liou通过对比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善于运用皱纹、老视镜等辅助器材表现衰老，而美国学生会选择医院、疗养院与死亡来表现身体的衰弱[22]。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绘画心理学的图像分析方法，辅以深度访谈的方式探究青年人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想象。以往的研究中，衡量群体态度认知的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实验法等，近年来，基于绘画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方法在国外的教育学、美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已初具规模。韦伯和米歇尔认为，绘画可以表达那些不容易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不可言喻的、难以捉摸的、尚未思考的、潜意识的……”[23]，绘画不仅能够表示受试者直观的感受与认知，也能反映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24]。

研究者随机选取安徽省F大学在校的大一、大二各一个班级的学生，首先对参与者进行绘画测试，受访对象被要求画一幅画来呈现心目中的老年群体，方式包括手绘与机器辅助绘画，研究者同时收集绘画作品和参与者的个人信息。最终收集到104份有效样本。

随后，结合研究主题和绘画样本，研究者对画作内容进行了编码和视觉语义分析，将画作中的人物细部刻画、构图、各绘画元素之间的关系等作为分析项目，并做相关性检验（如表1），其中P>0.05时表示差异性不显著，0.01

1.人物性别。 男性、女性、以夫妻形象共同出现、兼具多个非夫妻关系的男性及女性和未明确性别的老人。104幅画作中，23.3%为老年男性，21.4%为老年女性，22.3%为老年夫妻（其中2个样本中出现了成年子女和孙辈儿童），6.8%的样本描绘了一个或多個男性及女性老人，其余24个样本（23.3%）中的老人性别未明确。其中，女性参与者更倾向于描绘女性老人和老年夫妻，男性参与者更倾向于描绘男性老人，在没有明确老人性别的24个样本中，女性参与者占75%。

2.人物数量。一人到多人。40.8%的参与者描绘了1个老人，其中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各占45%，参与者更倾向于描绘与自己同性别的老人。34%的参与者描绘了2位老人，其中女性参与者占88.6%，54.3%的女性参与者的画作主体为一对老年夫妻。13.6%的参与者在画作中呈现的老人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且多数未明确性别。

3.面部表情。 微笑（43.7%，p=0.177）、无表情（20.4%，p=0.339）、大笑（3.9%，p=0.343）、悲伤或忧愁（3.9%，p=0.936）、疑惑（2.9%，p=0.953）；

4.生理特征。 皱纹（33.9%，p=0.868）、胡子（21.3%，p=0.003）、头发白发，29.1%，p=0.045；秃头或脱发（25.2%，p=0.014）；卷发或盘发（15.5%，p=0.018）、驼背与腿部弯曲（20.4%，p=0.702）。

5.肢体动作。 站立（28.1%，p=0.501）、蹲坐（30.1%，p=0.886）、运动（16.5%，p=0.310）、散步（13.6%，p=0.492）、劳作（3.9%，p=0.492）、互相搀扶（8.7%，p=0）、躺着（3.9%，p=0.112）。

6.辅助物品。 拐杖（34.9%，p=0.886）、凳子/摇椅/沙发（25.2%，p=0.555）、活动器材（18.4%，p=0.709），眼镜（13.6%，p=0.645）、帽子（12.6%，p=0.042）、媒介产品（10.7%，p=0.380）、宠物（5.8%，p=0.112）、菜篮子（2.9%，p=0.085）、烟斗（1.9%，0.195）、麻将（1.9%，p=0.302）。

最后结合画作进行访谈，由参与绘画测试的学生根据个人情况作答，以期在画作的基础上使大学生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和想象有更充分和深入的探查，明确这种想象的现实依据。

四、研究发现

（一）慈祥的长者

在参与者的画作中，老人的面部表情以“微笑”为主（43.7%），且“微笑”或“大笑”的表情主要出现在包含2个以上老人的画作中，其中又以夫妻关系出现的老年形象最多（14.6%），女性老者其次（11.7%）。他们存在于有伴侣、家人和朋友陪伴的关系场景中。在参与者看来，老年人在社交场景之中较为愉悦，且老年女性的愉悦程度高于男性。有20.4%的画作中老人无明确表情标识或无表情，以单独出现的老年男性为主（9.7%），样本中6.8%的老人出现惆怅、悲伤、疑惑等表情。

面部表情的性别差异与Barrett等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老年女性更多地参与了抚育孙辈的工作，这使得祖母在孙辈中是更加和蔼的样子。另一种解释是，这体现了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即他们认为，女性更加温暖、富有同情心，而男性往往扮演着冷硬、刚强、不苟言笑的形象[25]。在儒家文化之中，长者是凝聚家庭成员，促进集体协作的支柱力量。在现代中国社会，老人哺育子女，协助抚育孙辈，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传递给年轻的家庭成员，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此，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老人的形象往往是慈祥、和蔼、任劳任怨，并且有威慑力的。

（二）衰老的身体

参与者以人物生理机能的衰退为标志描摹衰老，具体表现为人物面部的皱纹、眉毛、胡子，头发和身体状态上的弯腰、驼背等，如 “一部分老年人眼睛是睁不开的，很像黏住了一样，眼皮没有了活力。走路也赖赖歪歪，一步一步颠着走，慢慢走（编号64）”，“一个老奶奶，脸上皱纹沟壑不平，头发花白，嘴上有一颗痣，因为年迈的缘故身子佝偻着，拄着拐杖”（编号23）（如图1）。一位参与者这样解释自己的画作：“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和另外一位老人说话。但另外一位老人却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编号40）”。33.9%的样本中老年人的脸上有皱纹，女性和男性没有明显区别，胡子和白眉毛则主要用于描摹男性老人。而对头发这一生理指征的描绘则显示出高度相关性和多样性，其中29.1%的老人是白发，男性老人多数以“秃顶”或“头发较少”区别于女性老人，女性老人则以卷发、盘发和短发等多种状态出现，这种区别在老年群体以夫妻形象出现时对比最为明显。

在老年人的活动场景中，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站立和蹲坐是他们主要的肌体状态，室内的凳子、沙发和摇椅及室外的长椅也成为主要的辅助性设施。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老年群体会选择散步（13.6%）或跳广场舞、舞剑、打太极等户外运动方式（16.5%），这些意象的出现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伴随着生理机能的衰退，还有拐杖、眼镜、帽子等辅助物品的出现，画作样本中“拐杖”出现的频次最高（34.9%），其中男性老人更多使用拐杖，特别是当画作中出现2个以上的老人时，拐杖是区分人物性别的关键符号。其次是代表视力衰退的“眼镜”，在眼镜的使用上，样本中的老年群体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显示其“身体较弱、需要防风和保暖”的“帽子”也成为典型的描绘老年群体的物品。

（三）生活单调，渴望联系

样本中的老年人主要活跃在三个主要的空间和场景中：（1）相对封闭的室内空间，即家中（14.6%）；（2）介于室内与室外的中间场景（11.6%），如家门口、院子和院落前后的菜地等；（3）室外空间中的公园、广场、小区活动场所和旅游景点等（47.6%）。少数参与者将老年群体与商场、学校和养老院等场所相联系（5.8%）。

在室内场景中，老年人的活动相对单一。他们总是形单影只：“独自在家看电视（编号8）”或“坐在软垫沙发上捧着冒着热气的茶杯假寐（编号70）”；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建立在想象和期待中：“深夜难以入眠，想念着自己的子女儿孙（编号32）”，期盼“逢年过节的时候，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孩子回来看她（编号67）”；具备劳动能力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则会承担买菜做饭和协助子女养育孙辈的任务。

在介于室内与室外的中间场景中，老人的行为不具备太多实质性含义：“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安静地晒太阳（编号71）”或“在一个有花有草的院子里，躺在摇椅上打着瞌睡（编号103）”；更多的样本显示，老人通过这一中间场景获取外界信息或建立情感联系。

在描绘室外场景的49幅画作中，老年人多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主要的活动场所为公园和广场，活动形式为散步、聊天、晒太阳和开展文体活动。行为活动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老年女性偏爱广场舞，老年男性为下棋、打太极、舞剑、钓鱼等。室外场景的客观元素中，出现夕阳与落叶两个意象，标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部分样本展示了一些 “非典型”活动场景。如一群老人在接受传销组织推广产品，“当前老年人很容易被一些所谓传销组织的特效药给吸引从而上当受骗，而家人的话又不信”（编号46），呈现老年群体的养老困局，“老人在养老院办理台前排队，显示床位已满”（编号75），或运用更為抽象的黑白符号表现老年人的孤独与联结中断的情况，“白色的部分代表老年群体，黑色的部分代表周身环境。老年群体之间是孤独的不相通的”（编号29）。

（四）媒介接触和使用的滞后者

2023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至2022年12月，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1年12月的26.8%提升至30.8%，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拓展。同时，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44亿，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占比37.4%，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设备不足和年龄因素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本项研究样本中出现的主要媒介仍为电视、收音机和手机（10.7%），“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成为独居老人的典型生活状态，广播主要作为一种伴随性媒介为老年群体提供新闻信息和戏曲等娱乐节目。在老年人与电视或收音机共同出现的画作里，参与者的情感态度并不明显。当老年群体与智能手机同时出现时，参与者会强调其媒介接入的滞后、易受不良信息误导的特征。

新技术给年轻人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塑造了一批媒介使用的弱势群体，老年群体首当其冲。由于身体机能退化、学习能力减弱、文化水平较低、无人指导、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等原因，老年人在接受新科技的时候会遇到种种困难，也更容易成为信息诈骗、隐私侵犯的首要受害者。这种认知体现了青年一代“数字原住民（digital migrants）”对老年一代的“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的典型想象，青年群体也通过将老年人刻板化地想象为媒介使用的弱者，实现自我赋权，获得自我效能感与代际间权力地位的提升。

五、结语

从整体来看，大学生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和想象是刻板化的，他们倾向于将老年人看作同质的群体，而忽略老年人的个体性与主体性，这可能和参与者缺乏与老年人的直接接触相关，我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很少接触到老人，中途搬家所以和邻里关系基本上是不接触、不认识，能接触的老人真的太少了。“我和家里老人不在一个城市并且老人年龄很大了，我尝试用电话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让老人完全理解我（编号45）”。随着子女长大、迁徙，老年人退休、身体机能退化，退出广阔的公共场景，与社会的联系日渐衰弱，时常被刻画为被帮扶的弱者形象，活动场域会逐渐压缩至家庭、医院、社区和较小范围的公共空间之中，加之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差异，除了共同生活、工作或志愿服务外，青年人很难有机会与老人保持直接且持续的接触，更多依赖偶发的人际交往、媒体信息等间接接触对老年群体进行评价和想象，社会转型期的老龄化趋向和老年群体地位下降等，都是加深刻板认知的可能因素。

“被想象”的老年群体被迫只能出演单一的主体角色，在社会资源占有和社会角色身份上自我退让，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群体的标签化与刻板印象，青年群体也只能根据相对固定的角色模型再认识和理解老年群体，“如果它们是正向的参考群体，就会导致彻底的理想化，或者如果它们是负向的参考群体，就会导致无限的谴责”[26]，这将进一步加剧老年人的刻板化形象，进而给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埋下思想的危机。最后造成家庭、社区、企业、政府、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对老年人资源和机会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老年人尊严的丧失[27]。

正如福勒（Craig Fowler）等人提出的成功老去的传播生态模型（Communication Ecology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所提出的，“良好传播生态的塑造是成功老去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传播就是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通过交流行为建构一种变老的体验可以得到优化的传播生态。”[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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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typical Perception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lder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Paint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Media Literacy Course

WU Dan

（School of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  Young people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holdin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shaping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elderly. The study invited 103 college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perceived and imagined elderly groups through paintings. The analysis of paintings and participants responses revealed that the image of elderly groups includes four aspects： benevolent elderly， declining physical function， loneliness and eager for contact， and laggards in media use. The lack of direct contact and the single role model of media are possible factors for this perception. A good communication ecology is the key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of “old” and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respects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imagination; image semantic analysis

（责任编辑：范松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