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筵讲义特点及影响赜谈

陈汶文　甘桂琴

【导读】经筵是中国古代专为帝王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是一种兼具教育、政治与礼仪功能的制度，而经筵讲义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本文以杨时的《论语》讲义以及《尚书》讲义为例，对杨时在经筵讲义中所阐发的儒家思想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宋代经筵讲义的特点及影响。

经筵即经书讲席，是中国古代专为帝王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讲官身份特殊，既是讲读者又是传道者。为了增加讲授的可行性，经筵讲官会将经典文本从书面语编为口头语，形成文本讲义，即经筵讲义。经筵制度是一种兼具教育、政治与礼仪功能的制度。因此，从经筵制度形成的文本讲义——经筵讲义这一视角入手，可以很好地窥测经学时代对经典含义自上而下的发挥。

近二十年来，关于宋朝经筵制度和经筵讲义的研究比较多，但研究多以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朱熹《朱子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或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宋代的经筵讲义进行数量、内容上的整理，再进行总结与归纳。而本文则以杨时所作的《经筵讲义》为例，概述其中所阐发的儒学思想，并借此分析宋代经筵讲义的特点以及经筵讲义会对当下及后世产生的影响。尽管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他的讲义仅有《尚书》及《论语》讲义流传下来，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仍可凭此来总结宋代经筵讲义形成的背景、特点及影响。

一、宋代经筵讲义兴起的背景

（一）经筵的缘起

关于经筵的缘起，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汉、唐时期，古代帝王便已设置了御前讲席。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经筵制度萌芽于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并把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作为经筵制度之始。但清代学者秦蕙田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是经筵有固定场所的开始，至少在周武王时期已经有类似的仪式存在。若是从经筵内容的角度出发，经筵所讲的“经”一般指儒家经典，而在三代时期儒家经典仍不能称之为“经”，所以经筵的出现只能在“经”“史”成立以后，至少得在秦汉以后。学者张帆从经筵性质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汉代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等会议中，皇帝并不是以学生的身份受学，作为召集者，将儒臣召集起来集体讨论经义。因此，张帆认为汉代的经筵只有教育帝王的功能，缺乏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性质，不能算是真正的经筵。总而言之，虽然古代帝王的御前讲席早在汉、唐已有设置，但是史学界一般认为“经筵”之称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开经筵听讲义是宋代皇族的“祖宗家法”。

（二）经筵讲义的形成

宋朝在承袭汉、唐旧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经筵制度。主要表现为：第一，讲官常设。常设的讲官有“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等官职，专门主管机构称“讲筵所”，并制定有专门的《讲筵仪》；第二，讲期固定。讲期大致在一年中的二月至端午日，八月至冬至日；第三，有专门的制度和仪节。宋代经筵不仅有“会讲”和“日讲”，还包括进呈讲章等皇帝需要学习的内容。

讲义的内容广泛，学习的书籍教材既有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前朝政治书籍或史书典籍，也有本朝的政治书籍。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第一，宋代帝王重视对经旨义理的体悟，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宋朝开国以后，帝王勤学好问，希望从上古圣贤帝王的故事中获取为君之道和治国之要的启发，君主自己也学习经学典籍，这促进了经筵制度的完善与帝学的兴盛。第二，士大夫经筵讲义注疏的进呈。宋仁宗之前，经筵官讲学只是口述，没有文字的记录。至宝元二年（1039年），开始出现经筵官撰写讲稿或记录进呈的记载。宋仁宗为了方便学习，要求经筵官将口述的内容整理为“经注具疏”的形式进呈。第三，经筵官由尊“注疏”的学术风尚向尚“义理”的学术风尚转变。宋朝重视文教，统治者全面推行文治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这极大激发了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及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这样一来，就促进了传统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出现在北宋元丰年间，是适应帝王欲通经史而明治道需求的产物。与这种帝王教育相适应的新经学体例，也是当时学术转型的结果，并广泛运用于经筵讲学之中。经筵讲义为士大夫借助经史义理的诠释从而影响帝王与政治的行为提供了契机。

二、杨时《经筵讲义》中阐发的儒学思想

宋朝时，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孔孟道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以佛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建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了宋代理学。杨时师承程颐、程颢，倡二程学术思想，曾多次在经筵侍讲。但是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杨时所作的《经筵讲义》只有《尚书》及《论语》讲义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流传下来的篇章也足以供我们分析杨时所阐发的儒学思想。

其一为进德与修身。子贡将孔子的修养准则概括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五种德性。杨时认为，这五种德性不是靠简单的表面功夫就能养成的，更多是靠自己的体悟和长期的实践。温和指人的性情温和、温厚，待人处事就像水一样，恰到好处；善良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恭敬指处世庄重、思虑周全。一个人平时向他人展示的精神面貌是不可能长期伪装的，而这样的精神面貌也不可能通过短期的培训而成就。

杨时在讲义中也就君子应该如何进德修身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除了自身的自觉规范，也可以以人为镜，借助他人的劝诫规范自身。看到对方身上有好的地方时，可以告诉他，让对方发扬优点；注意到对方的不足后，可以劝诫对方改正。政治上同样适用，贤臣可以通过指出君主的缺点，辅佐君主改过从善，使之成为一代明君。

其二为治国之道。中国古代多以天地为尊，认为天地是万物的父母。杨时继承了殷周时期天命神权、敬天保民的思想。讲义中提到，人类社会的君主因为足够聪明所以能够当天地的继承者，替天地管理人间的民众，君主继承了天地对万物的责任，在享受万物对天地的尊荣的同时，也需要对他的子民尽责。这也提醒了君主身在其位，須谋其职，使民众寒有衣、饥有食。

不仅如此，杨时还将儒家“仁”的观点与政治相联系。君子志于儒道，食不追求饱腹，居住不追求安逸，方能安贫乐道。杨时认为，若是刻意追求饮食和居住条件，便会欲求不满，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仁”。君主进德修身，亦离不开儒家所说的“仁”，从这一方面来看，君主的仁需要比普通人思虑得更多，不仅要考虑个人的温饱，更要重视黎民百姓的温饱。由己及人才能够勤政爱民，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

杨时作为二程的继承者，其编写的讲义虽留存不多，但富有层次，内涵丰富，且立于仁义，维护孔孟之道，将经书中的基本观点与治国治民相联系，以此劝诫君主勤政爱民，明辨是非，任用贤能。

三、宋代经筵讲义的特点

（一）发挥经旨义理

不同于宋仁宗早期的经筵官解经，经筵讲义并不拘泥于字词章句与名物训诂，而是注重发挥经旨义理。君主学习经学典籍的目的不在于读书识字，而在于从尧舜之道中得到治理国家的启示，这就导致经筵官在讲解经学典籍时，不能单纯停留在解读字词、章句释义的层面，而是要向君主进一步阐明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义理，为君主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和指导。

（二）与实际相联系

经筵讲义专为君主所作，因此经筵官在解经时多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将经学典籍中的内容与君主面临的实际相联系，以此对君主进行劝诫。经筵讲官的经筵讲义层层递进，由字词章句和名物训诂到经旨义理的阐明，最后再与实际相联系，事实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在杨时的讲义中曾用商纣王的事例警示君主，若是学习只停留在致知这一层面，而没能明辨善恶与是非，那么就容易受奸佞小人的影响，国家的安定不会长久。商纣王之例是历史上惨痛的一次经验教训，以此来劝诫君主学习不应只停留在前两个层次上，能增加威慑力。这样的经筵讲义既将经学典籍与君主的实际相联系，又能够影响君主的立身行事，具有针对性和劝诫性。

（三）讲义语言通俗，形式自由

经筵讲义将经学典籍由书面语转换为口头语，并整理形成了文本讲义，类似于现今的说书稿，不过更具鞭策性和针对性。“讲义”便是讲论经义、讲说义理。因此，经筵讲义作为儒家士大夫在经筵讲学活动中的教学讲稿，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篇章的大意以及蕴含的哲理，而不是用文绉绉的语言讲授义理。经筵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经筵讲学的形式类似于现今的课堂讲学，采用经筵官先讲说经义，君主提问，经筵官根据问题再进行进一步的解答和讲解的形式。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使经筵讲义语言更加偏口语化。

经筵讲义形式自由，不受字数、篇幅的限制，讲义的篇幅长短也不一，视讲解经义的需要而定，有的是九篇，有的可能只有一篇。

（四）经世致用

宋朝开国以来，国家重视文教，全面推行文治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极大激发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经筵官在设置初期，便具有顾问的功能。因此，经筵官在从经学典籍中阐发义理的同时，也会对国家政治积极献策。杨时的《论语》讲义中的“君子食无求饱”章，由君子不注重温饱而在意精神需求的满足，引申至君主应该考虑更多人即黎民百姓的温饱，承担起源自天地的责任，不让百姓忍饥挨饿才能稳定社稷。在“贫而无谄”章中，由孔子赞赏贫穷却乐于道，富裕而又好礼之人，引申到君主虽然拥有天底下最多的财富和资源，但是也不应该骄纵，更要克制自己的物欲，进德修身，以礼待人。这些都体现出经筵讲义求索治世、致力社会民生的功能。

四、宋代经筵讲义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帝王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学识涵养、品德修养以及思想观念都会影响国家的兴衰。经筵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用讲述经学典籍中的哲理的方式，春风化雨般提高帝王的学识涵养和品德修养。经筵讲义可以帮助帝王明理去弊。孔子认为，人有“六弊”，这是前几世留下的习气，生生世世积累下来的习气很多，所以要通过学习修正自己，去掉障蔽，恢复本性中的本善。帝王通过对经学典籍的学习可以明白道理，从而去除品德养成的障碍。

经筵讲义帮助去弊后，还可以提高帝王的道德修养。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的弊端，也可以成为人的榜样。在杨时《论语》讲义“夫子至于是邦也”章中，孔子身上所蕴含的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五种德性，被视为君主的理想品德。在“慎终追远”章中，杨时又提出孝道不是在父母去世后为未尽之事悔恨，而应在办丧事时全心全意尽孝。这些经筵讲义都能促使帝王形成正心修身和孝悌爱亲的品德。

（二）政治方面

经筵是宋代士大夫切入政治的有效途径，经筵讲义则是其阐发义理、建构帝学的重要载体。从经筵讲义的特点中可以看出，经筵官在讲解义理的同时，也会对国家政治积极进言献策。第一，经筵官通过对经义的阐发而介入国家政治中。神宗时，针对变法问题，司马光与吕惠卿在经筵辩论多次。司马光在讲“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尊何故规”时，借用《荀子》的话语阐述“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的观点，以反对新法的推行。而吕惠卿则借讲《咸有一德》，以“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等帝王的故事，阐述“法不可不变”之意，拥护新法的推行；第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或牵制君主专权。宋史记载，宋代经筵官除讲筵 “开陈经旨”外， 尚有经筵面奏、经筵札子、留身奏事等“救正阙失”的职责。在杨时的《尚书》及《论语》讲义中，多次提醒君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并且以历史上亡国的教训告诫君主敬天保民，承担起源自天地的责任。除此之外，杨时还将儒家“仁”的观点与政治相联系，鼓励君主为百姓考虑，实现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这些话语间接地对帝王治国理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帝王从经学典籍中获取有利于治理国家的哲理，并运用在管理国家的实践中。

五、结语

在承袭汉、唐旧制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经筵制度，发挥着教育、政治以及礼仪等多重功能。经筵讲义是一种适应帝王欲通经史而明治道需求而生的产物。宋代的经筵讲义具有由章句训诂向发挥义理的转变、与帝王的实际相联系、语言通俗自然、形式自由以及经世致用等特点。经筵讲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君主阐明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义理，为君主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和指导。经筵讲义作为一种帝王教育制度的产物，可以使帝王明理去蔽，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同时，它作为建构帝学的重要载体，可以使帝王从中获取有利于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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