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故事在德国的译介与启示

李阳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儿童文学界刮起一股“反权威”之风，巴希斯出版社（Basis Verlag）在此中褎然居首，译介一系列富含哲理的中国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在德国语境下被重新讲述和赋予革命内涵，跨越时代与国界，引发中德革命精神共鸣。

【关键词】中国寓言故事；德国；译介与启示

中國寓言文化意蕴深厚，凝练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智慧与价值观念的重要窗口。1971年，德国作家扬·迈尔（Jan Meier）翻译一系列中国经典寓言故事，汇编为《愚公移山：中国古代革命寓言十九则》（Yü Gong versetzt Berge. Neunzehn revolution?re Parabeln aus dem alten China；以下简称《寓言十九则》），增添毛泽东思想及泥塑《收租院》插图，由德国巴希斯出版社发行。这些寓言在联邦德国特定的时代语境里被征引阐述，在原有的劝谕讽刺性质之外，生发出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教育特质。

本文以扬·迈尔译介的《寓言十九则》为中心，抉发其推崇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首要动机，立足文学性、革命性和艺术性三重维度探析译介内容的合理与误识所在、毛泽东思想与其中七则寓言的勾连呼应之处，以及泥塑《收租院》插图的互文补充之用，以期为中国故事的译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

一、出版背景与动机：“反权威儿童文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资本主义与反官僚体制等为主题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几乎席卷全球各地各领域。受1968年学生运动（68er-Bewegung）的影响，联邦德国儿童文学也开始向政治化积极迈进。传统儿童文学所倡导的“服从与顺从的道德观念”遭到强烈抵制和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众多激进主义者成立新的出版社，专门发行以反抗权威、文化革命等为内容的儿童读物，“反权威儿童文学”由此逐渐成形。玛蒂尔德·莱维克（Mathilde Lévêque）评价彼时西德儿童和青少年读物的形式、主题和功能发生新的“断裂式”变化。

“反权威儿童文学”的拥趸者分为两个派别：改革派和反资本主义革命派。前者倡导平等对待儿童与成年人，尊重儿童权利。后者则以“最敢于在儿童文化方面传达普遍社会主义目标”的巴希斯出版社为主要代表，推出大量含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读物，开辟新的题材领域：社会冲突、权威问题和对经济进步的质疑等。为此，出版社重拾童话、寓言和纪实文学等传统形式，作家们结合各种体裁，进行文学拼贴，运用漫画、海报、波普和摄影等艺术手段合力表达反对顺从与压迫的主题。

成立之初，巴希斯出版社聚焦儿童插图故事，如经典之作《五个手指是一个拳头》（Fünf Finger sind eine Faust，1970）等，摒弃对“理想儿童世界”的描述，旨在让儿童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环境、冲突及其成因。该出版社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农民反对封建主、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历史，亦发行许多译自其他国家的历史性和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的书籍。面对陷入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危机的西方文明，巴希斯出版社也试图从中国先哲处寻法问道，以推动本国人民的解放，正如《寓言十九则》前言所述：“我们的解放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寓言故事中汲取经验”，并希望“古为今用，中为吾用”，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使之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强权和现代压迫的有力武器。

二、寓言故事集的文学性书写

《寓言十九则》共包含十九篇中国故事：“好沤鸟者”“卜妻饮鳖”“扁鹊治病”“目不见睫”“朝三暮四”“滥竽充数”“屠龙之技”“纪昌学射”“自相矛盾”“井底之蛙”“失斧疑邻”“杨布打狗”“日喻”“烛理”“张助斫李树”“守株待兔”“涸辙之鲋”“愚公移山”“白毛女”。其中多数故事可追溯到蕴含先哲智慧的《列子》《庄子》《韩非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对比文言文与后记提及的译文参考不难发现，扬·迈尔惯于在故事结尾处或通过词汇翻译抒发对寓言的个性化见解。有些属于寓意阐释类，譬如作者在“好沤鸟者”译文中从海鸥视角揭示寓言哲思：“海鸥们因此学会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而在“滥竽充数”译文末尾追加反问：“这难道不是百姓常说的：谁不工作就没饭吃？”传达一种天道酬勤的朴素人生哲理。也有一些涉及统治者与百姓间关系的诠释，如“卜妻饮鳖”的原文中并未点明寓意，作者则在译文末加以议论：“此鳖不知感恩，难道是此妇还不够善良？不，因为此鳖不正像百姓，而此妇正如同统治者一样？这两者间哪存在善良和感恩呢？”在“屠龙之技”中，迈尔对主人公名字中的“漫”和“益”做如下解释：“他拥有的太多”“他索取的太多”，这与序言中的“皇帝、诸侯和所有上层阶级的贪得无厌是百姓被迫节衣缩食的根源”互为联通。此外，亦有蕴含辩证思想的观点，例如作者在“自相矛盾”译文之后，解释抽象德语词“矛盾”在中国语境下的具象化表达，并声称韩非子对于什么是“矛盾”的回答就隐含在“自相矛盾”的语言游戏中。故事“烛理”原意为“考察事理”，与物的关系密切，迈尔却将其译作“使理性之光闪耀”，拉近与人的关联，体现中西方对“理”的迥异理解。再者，作者特意在一些寓言中提及中国，比如“扁鹊治病”中，扁鹊“逃到秦国”被译为“离开并迎接新中国去了”。在“白毛女”的译文结尾，迈尔指明故事出处：“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并在“1949年革命后被创作成歌剧”，以此篇故事作为整部译著的终章，实际上也反映其对中国寓言故事发展脉络的独得之见和宏观认识。

通观译文，扬·迈尔基本按照文言文的故事情节译介，同时作相应的归化翻译，使之更符合德语受众的阅读习惯，但其中仍存在少量数字方面的翻译错误：“扁鹊治病”原文中的“十来天”均被译作“十来年”，而在“井底之蛙”中也出现类似情况。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文化知识的缺欠导致的误译，譬如在“目不见睫”中庄子被错译作“农民哲学家”，但事实上，庄子属于没落奴隶主贵族阶层，并非出身平民。“滥竽充数”中齐湣王的“湣”是古代谥号用字，同“闵”或“愍”，在后世谥法中的定位是在国逢难、使民折伤和祸乱方作，迈尔却将“湣”译作“人民”，二者意义相差甚远。“愚公移山”中太行山被译作“大生意”，然而太行山之名含义实际为一系列高大的山脉，作者在此将“行”理解为“行列”的引申义“行业”，偏离山脉的本义。

综而观之，尽管译介文本细节存在一定程度不足，仍较为准确地复现了寓言较强的故事性，叙事层层推进，人物个性鲜明。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论及先秦诸子寓言时将其手法特色概括为“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善用比喻或寓言说理，不仅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亦展示强大的文学张力，而这一传统也体现在后世散文和叙事文学中，含蓄隽永。扬·迈尔在翻译和重释时亦将事象寓于虚构叙事中，并以独特视角理解和阐明寓意，在体现寓言故事的哲理内核与特色的同时，为其增补与时偕行的文学内涵。

三、中国寓言故事的现代革命性阐释

本文通过对《寓言十九则》译介内容的耙梳，发现其中七则故事均由毛泽东演讲、诗词和文章特别引出。笔者认为扬·迈尔或在接触毛泽东思想后，觉察其中包蕴的古代先哲智慧，从而据此挖掘和选编中国寓言故事。第七篇“屠龙之技”讲述朱泙漫费尽心力终于学会屠龙技艺，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的故事。正如此则寓言的前引——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朱泙漫仅仅在理论层面完成“学”，却从未亲身实践如何“干”，如此“学习”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由此可见，古代寓言哲理依然适用于当下，扬·迈尔意在借毛泽东讲话呼吁处于欧洲“反权威”运动中的民众，要将口号切实有效地落于行动。

第八则寓言“纪昌学射”中的主人公纪昌是一位勤学苦练的射箭能手，扬·迈尔以毛泽东于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一段节选引入这则寓言。在论及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联系起来时，毛泽东举以“有的（靶）放矢（箭）”的例子，说明两者犹如箭和靶的关系。没有认清中国革命实践之靶子定位、“无的放矢”者只会败坏而无益于革命发展。回归寓言本身，纪昌成为神射手的关键在于其找准目标，才能有效射中靶子。在扬·迈尔看来，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实践作为“靶子”的重要性，正是“纪昌学射”哲理性精髓的现代演绎。

毛泽东于1937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如果两物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会用“自相矛盾”表示。即《寓言十九则》中第九则故事：楚人声称自己售卖的矛和盾同属世上最坚硬之物，构成矛与盾的对立冲突。扬·迈尔以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观”引出“自相矛盾”的寓言，意在说明毛泽东矛盾思维的具象化对应正是上述“自相矛盾”的故事。

第十则寓言“井底之蛙”的主角是一只久居枯井浅水中孤陋寡闻的青蛙。故事原意比喻见识短浅、思路狭窄的人，规劝人们要开阔视野、增广见闻。而扬·迈尔在这则寓言之前增补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毛泽东通过类比“井底之蛙”的寓意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部分”“整体”的辩证关系，生动阐明中国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程中所要遵循的理论策略。

第十一则故事“失斧疑邻”中的李樵夫在斧子丢失后，从主观偏见出发无端猜忌他人，违背了客观事实。而在《寓言十九则》中，这则故事是由毛泽东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引出，强调注重客观实际的重要性，称像“‘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作风“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扬·迈尔在此融合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失斧疑邻”的寓言，彰显中国古今智慧哲理的一脉相承。

第十七则寓言“涸辙之鲋”叙述的是家贫的庄子向富有的监河侯借粮却遭戏耍一事。庄子假托鲋鱼之口，痛斥吝啬与伪善的“霸主”监河侯。穿插在此则寓言之前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于1963年创作的一首反霸权主义诗词，与“涸辙之鲋”的反抗对象具有一致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首诗词凝聚着中国人民反帝反霸的思想意志和决心，扬·迈尔藉此表达了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展望。

第十八则故事“愚公移山”中，愚公带领子子孙孙坚持不懈挖山运石，表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顽强毅力。而这一寓言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因于毛泽东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对“愚公移山”的化用：“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毛泽东在此淡化神的作用，坚信如果全国人民共同坚持“移山”就一定能成功，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扬·迈尔将毛泽东思想阐释下的“愚公移山”与《列子》中的故事原型并置，表明“愚公移山”中樂观、奋斗精神的传承性和与时俱进性。因此，“愚公移山”的故事不仅在过去，在当代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闪烁着耀眼的中华民族精神光芒。

《寓言十九则》中选取的语录展现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与立场，其中关于叙述革命策略、辩证与主体性思想的部分同以上七则寓言的精神内核相互照应。扬·迈尔的突出贡献在于发现其中的耦合之处，对其予以融通阐释，赋予中国寓言以新的革命意义，借助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话语从意识和文化观念层面重塑人们思想，激发德国儿童、青少年，甚至成人读者的“反权威”与“革命”意识。同时，扬·迈尔对文学文本的革命性理解与诠释也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开辟新路径，提供更为多元化的译介视角。

四、泥塑《收租院》插图的艺术性互文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诸多寓言故事前后附有泥塑群雕《收租院》的系列插图。泥塑本身以原大邑封建地主刘文彩残酷压迫农民的不耻行径为原型，展示地主在收租过程中对农民群体惨无人道的剥削情景，最终以农民反抗夺权推翻地主达到高潮。作为一件兼备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泥塑作品，《收租院》在情节上具有连续性，在技艺上既有西方传统写实主义雕塑语言的影子，又兼具中国民间传统雕塑的深厚修养，最初包括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反抗七个部分。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热潮的高涨，《收租院》被认为革命精神不足，未能体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而不得不四次调整修改，变动最大的是第二次：人物总数由原作的114个缩减为99个，内容改为“逼租”“验租”“过斗”“算账”“迫害”“造反”“夺权”等，在最后增添“高举红旗跟党走”“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几组塑像。1968年，以这一版本为主体的《收租院》被北京外文出版社用多种外文编译成画册，传播于世界各地，外国读者多从这本画册知悉《收租院》。《寓言十九则》中的十一幅泥塑插图正来源于这一画册，扬·迈尔重点撷取“算账”和“夺权”两部分的泥塑插图，使之与革命寓言叙事构成一种相生相映的互文关系，进一步演绎巴希斯出版社反对资产阶级“权威”、要求自由解放的核心思想。

国内外对《收租院》这一兼具政治教育与审美意义的雕塑，均给予高度评价。雕塑大家与美学家王朝闻切实肯定作品的思想性：《收租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在美术创作上的重大胜利……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在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收租院》画册开始在联邦德国流行，许多德国艺术家深受此影响，将《收租院》作为解决艺术大众化问题的典范：“《收租院》为农民和文盲明白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收租院》因其不俗的艺术性而在海外获得盛誉，亦生动地显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胜利。

在故事集《寓言十九则》中，扬·迈尔一方面通过征引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和诗词，向大众展现中国古代寓言哲理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的现代沿用，另一方面借助泥塑插图为读者展现一幅生动的反封建主义互文图景。但后者作为更易于为普罗大众接受和理解的艺术形式，其图像带来的审美冲击力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寓言故事的深刻内核。扬·迈尔在此将二者结合并用，跨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两个范畴，既有效扩大革命思想与抗争精神的影响力，也为中国寓言故事译介拓宽思路。

五、结语

扬·迈尔与巴希斯出版社通过整理和汇编十九则中国寓言故事，以别具匠心的译文再现寓言深于比兴的风貌，实现中国寓言在文学维度的异域书写，虽存在细节上的短缺，仍不失为寓言类文本译介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思想与寓言故事的交融相通，拓展寓言等文本类型的阐释内涵，在革命性维度发掘其精神价值，呼吁儿童、青少年，甚至成年读者作为历史实践主体参与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从而改变西方现行不公的资本主义秩序与由此造成的客体困境，也有效拓宽寓言在不同年龄段和群体的传播范围。而泥塑《收租院》的插图则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在艺术性维度满足中外读者的审美需求，也为中国故事的译介研究提供多样化范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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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20JZD046）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