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一师期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特点

高梦佳　程梓恒

【导读】毛泽东是我们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典型代表，其调查研究思想滥觞于一师期间的社会调查实践，该时期初步萌生的调查研究思想有以下鲜明特点：在调查研究地点的选择上，朝向农村去；在调查研究过程的把握上，为着启蒙去；在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踏着见闻去；在调查研究目的的指向上，奔着问题去。这些特点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和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坚信“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渴望“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请校友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走了九百多华里，游历了长沙、宁乡、益阳、安化、沅江五个县的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了解地理概况和风土民情。有了第一次“游学”的经验，这年寒假，毛泽东借着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以及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探望的机会，对那一带及周边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第二年春①，毛泽东又邀请同学蔡和森共同游历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的浏阳、湘阴、岳阳、平江等县的农村。1917年10月，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毛泽东组织校友会同学举办工人夜学。通过夜学组织和教学实践，毛泽东也更坚定了一种理念：“只有深入到实际中去，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师期间是毛泽东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起步阶段，该时期初步萌生的调查研究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调查研究地点的选择上，朝向农村去

毛泽东虽十分推崇和渴望遍游名山大川，但在付诸实践、开始“游学”时，并没有计划前往繁华热闹的通都大邑，而是将视线首先投向贫苦闭塞的农村。这一举动着实令人惊奇，其中缘由更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是生于农村、长在农村这一生长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常说，自己是从农村中长出来的孩子。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位克勤克俭的农民，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位严苛固执的军人。毛父想让毛泽东沿着自己的路“向上”走，且容不得毛泽东反抗。在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的时间，毛泽东都是在农村生活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回忆：“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父亲的指挥下，穿梭于田间地头和店铺账房，除草、耙地、种植样样在行，甚至有的时候还就干农活和家里的长工一较高下。长期的农村生活以及和农民亲密接触，使得毛泽东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村甚是熟悉，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亦感亲切。在“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人生信条的指引下，毛泽东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农村，进行一番考察。

其二，是受到考察農村、帮助农民这一深切感情的驱使。1893至1911年，在毛泽东生活过的湖南农村曾发生过两次农民“暴乱”，这两件事深深地震撼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第一次是在1910年，湖南闹粮荒，饥民们涌到衙门要求巡抚平粜阻禁，但是农民的这一呼吁换来的却是巡抚傲慢无礼的回复。巡抚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饥民们，他们一起冲进衙门，砍断了官府旗帜，巡抚吓得落荒而逃。但后来，饥民们的暴动受到血腥镇压，出现了城门悬首的惊人场面。第二次是在一年之后青黄不接之时，同样是闹粮荒，饥民们纷纷组织起来“吃大户”，毛父准备运到县城粜出的大米也被饥民们劫走了。对此，毛父十分气愤，但当时的毛泽东并不同情自己的父亲。以上两件事让毛泽东深深体会到农民们生活的艰辛与困苦，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不堪的事实和黑暗的社会。为此，毛泽东真切渴望更深一步探访农村，了解农民生产和生活情况，希图在“察看河山千万里”的过程中进行“如何整治寻本源”。

二、在调查研究过程的把握上，为着启蒙去

如前所述，农民生活极其艰苦，终日难以果腹。同样，其时的工人生活也极其艰难，受尽资本家的欺负。如何帮助农民和工人理解现存境况、打破社会的不平等是毛泽东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弄明白的问题，也是他想要给农民和工人讲清楚的问题。

其一，帮助农民破除封建迷信，启迪农民联合的斗争觉悟。在铁炉冲和农民们谈心的时候，有部分农民将自己妻离子散、世代受苦受难的悲剧归结于自身“八字”不好，祖宗坟头不贯气，等等。闻此，毛泽东帮助农民们分析，他们终年劳作还难得温饱，是因为有部分不劳作者“偷”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这部分不劳作者就是人民的统治者。这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毛泽东为农民们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农民们联合起来对社会中的这种不平等进行斗争，捍卫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帮助农民写信、写字帖的过程中，鼓励农民们联合起来，与地主豪绅作斗争，争取自身的受教育权。毛泽东认为“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帮助农民破除封建迷信以传播科学道理的同时，还注意启发农民争取受教育权。这里也显露出毛泽东注重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发展乡村教育的思想。

其二，给工人们讲授历史课，培养劳动者的斗争精神。当时工人夜校开办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和常识三门。国文和算术课程的开设皆是应工人之需，因为他们都是“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而开设看似无用的常识课的意义在于开阔视野，改变思想。在创办工人夜校之前，毛泽东常与学校工人们攀谈，他发现工人抱持着自己无用、无以改命的思想。因此，毛泽东觉得必须帮助工人们改变这一思想。而这一意愿的达成需要重视精神的常识课，因此，毛泽东通过11月5日至9日的教务会议议定：常识课采取专人任教、连贯性强且较长时期的教授方式，目的是与工人“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毛泽东负责教授历史常识课，在授课时，他并不是单纯向工人们灌输史实，而是借由讲述“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向工人们讲清楚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激发工人的斗争精神；并且借由阐述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来培养工人“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三、在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踏着见闻去

一师期间的毛泽东并没有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然也就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对立统一等方法运用到其调查研究实践中。因此，当时毛泽东并未明确社会调查的方法，仅仅通过细心的观察和耐心的聆听获得调查材料，加以用心分析，综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寻到解决的入口。

其一，眼睛不停歇，思考不停步。一师期间的周末或者闲时，毛泽东常和亲近的同学走出校门，到田间地头或工廠宿舍甚至在街角路口观察民众生活，了解民众苦难。回到学校后，再就观察到的情况进行交流总结，畅谈个人感受。1917年暑期与萧子升在沅江县又目睹了洪水泛滥成灾、房屋倒塌、民众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后竟知这一冷酷无情的“天灾”其实是当权者造成的“人祸”，是当权者只知贪污腐败，不事河道修理的后果。毛泽东当时就坚定了必须改变现今之社会，改造当今之政府的信念。1917年暑假在铁炉冲，细心的毛泽东发现村子里有些山坡地杂草丛生，没有被利用起来，当即就建议农民种上板栗树，后可得到果实和木材，借以稍补日常开销。当时的毛泽东看到农民们生活至艰至苦，自己虽有救国救民之理想，扶危济困之抱负，但还是学生的他并没有能力瞬时改变这一现状，只能多为农民寻找支撑生存之道。

其二，聆听不间断，研究不迟滞。毛泽东在游历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谦虚和善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姿态，与农民攀谈时也会随他们讲农家话。在宁乡县毛泽东询问了两户佃农租种的田地的来源、数量、租金等问题，听佃农讲述他们租种东家的田地，辛勤耕作了一整年，却只能得到收成的三成，常常难以糊口。通过聆听佃农的讲述，毛泽东深切感到农村社会中佃农和东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不平等问题。1917年暑假的这两次与佃农交心正是毛泽东之后关注佃农问题、关注农村土地革命的发端。毛泽东不但会聆听单个人的讲述，还会聚集一些人聆听他们的交流发言，进行探讨总结。比如在夜学招生工作不畅之时，会召集同学们将收集到情况进行交流发言，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在夜学上课效果不佳之时，会找到工人们询问对于教学的感受和建议，立即实验新的教学方法。这种集合众言、汇聚众智的调查方法正是后来形成并运用较多的开座谈会法，毛泽东对这种方法评价很高，称“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四、在调查研究目的的指向上，奔着问题去

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漫无目的的调查获得的材料，就是一篇“狗肉账”，对这种材料的研究也毫无意义和价值。一师期间毛泽东所作的针对农民和工人的调查研究，皆是奔着分析问题去，向着解决问题去。在举办工人夜校过程中，这一调查研究特点凸显。

第一次找工人进行调查，是为明了招生效果不佳之因。1917年10月30日《夜学招生广告》印发出来之后，过了一个星期，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于是，又改将广告用大字纸书写，且贴在通衢大街的显眼处。这次稍有效果，不过也只有九人报名而已。这让毛泽东十分着急，他急忙召集几位同学找附近的工人了解情况。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个中缘由：招生宣传没有深入到需要夜学的工人中间。调查明了招生效果不佳之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带着印好的白话文广告，分头到工人工作的地方、工人宿舍区以及贫民区等多个地方，为民众细细解释招生广告上的内容、夜学的具体情况。正是由于毛泽东奔着“招生效果不佳”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才弄清楚了具体原因，对症下药，最终报名人数大大超过应招人数。

第二次找工人进行调查，是为清楚听课劲头松懈之故。经过前期的招生宣传和课程安排，11月9日，工人夜校终于顺利开学了。刚开始，工人们对这种夜学甚感新鲜，教员“教授两点多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但是，没过几天，来夜学上课的工人日渐减少，工人们听课的劲头也逐渐松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疑问，毛泽东找来了他平时比较熟悉的工人，利用课前和课后的时间，询问他们对夜学的意见和要求。在交谈中，毛泽东弄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夜学的年轻“先生”们还是习惯于旧学校的教学方法，这种枯燥且低效的教学方式严重打击了工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于是，毛泽东就和其他教员审视和研究教学的方式方法，并加以改进，在讲授过程中使用循循善诱的通俗语和简明易懂的白话文，终使得夜学课程生动活泼，深受工人欢迎。

注释

① 关于1918年游历的具体时间，不同著作对此记载不一，有“1918年春”和“1918年夏”两种说法。其中，《毛泽东与调查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与理论的历史考察》《毛泽东足迹考察记（上）》等记录的是“1918年春”，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毛泽东纪事1893-1976》《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等记录的是“1918年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陶永祥.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 （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 杨庆旺. 毛泽东足迹考察记（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唐振南，周仁秀.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