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主体性:风险治理中社区共同体的塑造机制

阮涔梓,谭丽

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呈现出以下面貌:不断加快的城镇化速度、高速流动的人口、趋于原子化的个体……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面临的问题与需求也和以往迥然不同,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正在角落中悄然积聚,时代呼唤着社会管理方式的更新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了社会治理的关键目标、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还提出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高度关注。无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还是基层治理共同体,都突出了人民主体的重要地位和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理想形态的期望。

1 研究背景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内容和微观实践,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场域,社区共同体的塑造有利于培育居民公共精神、打破集体行动困境、优化社区资源和抵御社会风险。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社区共同体呈现出空心化、形式化、表层化的特点,面临着邻里情感难以重构、主体性缺位等诸多难题。但在三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扰乱和冲击下,社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呈现出强大韧性的治理能力,因此构建具有广泛力量的社区共同体,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价值诉求。

以现有研究来说,学界基于社区共同体所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有关社区共同体的内涵论述。滕尼斯把共同体的本质归纳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与滕尼斯基于亲密关系形成的共同体概念不同的是,帕克及其芝加哥学派更加侧重共同体的地域性,趋向于现代所说的社区[2]。在中国,学者费孝通认为都市社区是由许多小社区组成的,小区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3],这通常被认为是共同体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实践。随着共同体与社区的关系日益紧密,产生了许多具体化、细节化的研究,如重视社区精神的精神共同体[4]、着重人民生活领域的生活共同体[5]和关注公共利益的利益共同体[6]等。这些不同视角的共同体概念彰显出中国社区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现代社区共同体的意蕴所在。

二是社区共同体的影响因素与构建困境。杨志杰和钟凌艳强调社区共同体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因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存在而实现利益最大化[7]。胡晓芳认为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困境在于公共空间和公共交往缺乏[8]。张丽华和鲍宗豪认为资本逻辑和互联网盛行消解了传统共同体的基础,加上人们崇尚个人利益最大化,造成了社区共同体的营造痛点[9]。

三是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方法与优化策略。江小莉等学者认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应涵盖制度环境、治理能力素和成员理性三方面元素[10]。刘淑妍和吕俊延还引入微基建概念,从技术、机制和主体三个角度向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赋权来建立共同体[11]。王世强认为社会共同体要基于身份、利益和文化三个维度来形成有机聚合、彼此协调的共同体形态[12]。

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社区共同体的内涵、构建困境以及营造进路等方面。很少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社区共同体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对社区共同体在风险治理中的塑造机制及其居民主体性如何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等缺乏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面对长达3年时间的新冠疫情,社区呈现出了强大的治理韧性。基于此,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究社区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形成真实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对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风险治理中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诉求

2.1 复杂多元的风险社会呼唤社区共同体精准应对

风险与社会的现代性息息相关,亨廷顿便早有洞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3]。不可否认,“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4],政治动荡、科技风险等潜在风险正蓄势待发,“黑天鹅”“灰犀牛”等重大突发事件也频频释放出危险的信号。过去习以为常的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靠性的秩序,也将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秩序所取代[15]。因此,以政府为主要角色的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共存的风险社会,更无力应对公共风险突发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此严峻的背景下,亟需我们竭力摒弃政府大包大揽的思维,督促政府主动将社会角色由控制者向引导者转变,以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为支点,探索更具包容性、适应性、韧性的治理新模式以适应现代化风险不断积聚的社会。

现实已经证明,强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参与社区风险治理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有助于精准化解风险和保障全体居民的安全健康。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将社区作为应对新冠肺炎的重点阵地。社区不仅高效完成政府的政策部署,而且还充分唤醒了社区内各类主体的自治意识,为各类主体自发形成合力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了机会与空间。由此可见,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唯有动员社区最广泛力量,群策群力,方可筑牢社区居民安全的防线。

2.2 个体原子化亟需社区共同体予以情感回应

城市空间的重组和个体流动的加强改变了社区最初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等关系建立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由来自不同地域、强调个体化的人们共同组成社区,促使社区由人情味充足、邻里交往频繁的熟人社会向情感淡化、邻里关系疏离的半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过渡。在高速流动的社会下,个体逐步从亲缘、阶层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他们不再是镶嵌在共同体之中相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分子,而是沦为了游离于共同体以外的互不相干的自由原子[16]。

即使个体原子化社会的到来疏远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需要从关系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这是现代境域下,现代城市人内心涌动的一种情绪和需求,也是培育共同体意识,孕育认同感、归属感和身份感的人性源泉”[17],以一个共同体来提供保障和安全感,进而接纳个体情绪与需求,已成为现代人发自内心的呼唤与期待。尤其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侵蚀社区时,更需要居民形成团结友爱的社区共同体。

2.3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实现需要依托社区共同体的探索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和社区”。社区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以社区这一基础单元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业已成为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伴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更迭,职、住分离已是常态,加之城市小区的产权日益多元化和住户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社区内部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型社会。但是社区成员虽居住在空间意义上的同一个区域内,但成员对社区参与完全无感。传统的交往模式不断受到冲击,半生人社区、生人社区的走向并不利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有责即社区内各主体承担责任,尽责即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各模块,享有即所有主体共享社区发展成果,这三者共同指明了新时代社区的发展方向。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的具化,消解重区轻社困扰,既是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和试验田。

3 主体性缺位:社区共同体构建的阻力审思

以马克思的语言来说,人始终是主体,并且作为主体的人是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居民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性的自我认知以及主体性发挥的效果,是社区共同体能否成功塑造且存续的关键所在。回到社区的视野中,资本的权力、原子化的个体使得居民的主体性发挥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严重阻碍社区共同体的塑造。

3.1 原子化社会弱化情感联结

情感联结指的是社区居民在相互信赖、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形成的情感纽带,情感联结的强度大小是社区共同体形成的评判维度之一。社区居民间情感联结强度越大,社区愈能往社区共同体靠近,反之则愈来愈疏离,但现实中建立或增强居民间的情感联结却面临着诸多梗阻。

其一,个体的流动削弱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依赖感和归属感。现代社会的流动除了是物理空间意义上个体位置的迁移外,还涵盖了社会资本、价值取向、文化等方面的流动。当单位制社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个体的自由和空间得到极大程度的释放时,这些流动的个体渐渐组成了陌生人的空间,商品房小区等新型社区成为了主流。这些新型社区缺少了原有在单位制社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如此一来,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减少,居民之间人际关系逐渐疏离、淡漠,更谈不上对社区存在归属感和依赖感了。其二,原子化的个体不再关心附近。附近由人类学学者项飙提出,即世界上每个个体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和个体与社会进行情感交互的情感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组成社会日常网络联结的所在,而社区正是附近。对附近的好奇与关注,能够使个体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和稳定感。但当现代个体都以原子化状态生活其中时,使得个体只关注家庭与世界,将家庭的日常琐碎和远方的宏大叙事看得无比重要,毫不在意链接家庭与世界的社区事务,就会导致个体与附近的完全割裂,难以进行情感联结。

3.2 居民参与动力不足导致社区自治的空场

中国的社区形态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但在社区制的转型过程存在着社区管理制度的更新滞后于社区结构形态更替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社区自上而下的集权式体制使得居民缺少培育自治意识的土壤。自古以来,强而有力的国家权力渗透了整个中国社会,这种影响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现实中居委会往往被认为是政府的延伸,他们承担政府助手的责任,把完成政府的指令当作首要任务,行政色彩极为严重。这种以管为主的单方面治理模式使得社区居民习惯于服从命令的思维,自主去参与治理更是难上加难,就此一步步消解了居民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居民本身与社区的存在利益弱关联。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居民社区不在场情况凸显,对有职业的社区居民而言,社区仅仅是一个满足居住功能的休息场所,政治、社会交往等功能是由其他空间来满足的,像居民的利益如工资待遇、职称以及职级评聘等主要来源于生产空间[18],加之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施压,都使得居民无暇参与邻里交流和社区事务,因此社区居民与居住空间利益关联不强。除此以外,奥尔森困境也是集体行动中亘古不变的难题[19],居民普遍存在搭便车的想法,如果社区居民付出更少甚至完全不用付出努力,仅凭他人的劳动成果就能够共享到回报,导致社区居民在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动力日渐式微。

3.3 公共精神的流失阻碍主体性生成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指出,公共精神是形成公民共同体和开展有效行动的重要因素,社区共同体的塑造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人们在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伦理角色及拥有良好社会道德的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遵守公共规定,主动关注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积极的情感、意志和思想”[20]。对于社区而言,公共精神具体表现为社区各主体对社区共同规则的遵守、对社区声誉的维护、对社区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等。但是,当前社区公共精神流失,诸多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社区共同体的困境。

一方面,社区成员间缺乏共同的价值认同。由于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有些社区成员所持有的观念和言语于其他人而言则是负面、落后的观点,也有一些成员的看法在其他人眼中则是创新的象征。这些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很难在短期内达成认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还催生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在个体利益最大化价值观念的引导下,社区成员无法形成利他即利我的价值共识,对与自身利益无关的社区事务持消极态度,利他观念的匮乏使得社区成员难以对协作、信任、奉献、担当等理性意识表达认同,社区公共精神也无法得以培育。

4 主体性回归:社区共同体的塑造机制

居民主体性的发挥,即居民不再游离于社区之外,而是在社区活动中充分展示自身的自主性、主观性、自为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新冠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加速了现代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社区居民在抵御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不断发挥主体性,以互帮互助的情感机制、休戚与共的利益机制和居民参与的共治机制,塑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4.1 情感机制:互帮互助的邻里情感重构

一方面,社区居民在集体抗疫行动中促进了集体认同感和信任感的生成。国家反复提到要把社区作为抵御新冠肺炎的关键场域,社区力量也因此得以激发。社区居民自发成为志愿者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在一次次的社区核酸检测、物资团购中,邻里之间相互熟悉和了解,交往逐渐频繁,建立起新的私人关系。

另一方面,邻里互助使居民重返附近。新冠肺炎发生前,居民之间的边界清晰、情感淡薄,俨然没有任何社区共同体的迹象。但在社区封控下,居民社区在地时间增多,生活的主要场域也从工作地点转移至社区,在社区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参与各类邻里互助活动。封闭的楼栋、静默的管理方式、物资的紧缺使得所有居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情绪共振:紧张、畏惧、无助等。在这种特殊的危急情境下,私人的需求上升为群体的需求,居民之间开始交换物资、疏解情绪、提供援助等等,疫情推动着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中相互依偎,这些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4.2 利益机制:休戚与共的命运

人类社会天然是利益共同体,新冠肺炎期间社区居民有着命运与共的切身体验。一方面,切断传染链是控制疫情蔓延的有效举措[21],一旦社区核酸筛查中出现阳性病例,整栋楼乃至整个小区将面临完全封控、无法自由出行的可能,自身的感染风险也会急剧上升,因此原先那些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居民也变得重要起来。此时,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暂时性地脱离了传统的差序格局,与社区个体有关的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推开的那一圈圈水波纹”,而是他人即自我,身边的社区成员与自身有着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在严峻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居民们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不仅自身会更加严格地遵守社区防疫规则,而且还会对邻里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避免居民做出不符合社区防疫要求的行为。正因如此,保障全社区的安全成为所有成员的共识。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们的惊恐情绪和害怕心理得以缓解,使得社区成员对防控工作的认识不断加深,也更加理解社区设置严格防控措施的立意何在。如此一来,更加激发社区成员的责任感和公共精神,促使社区成员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积极地参与到防疫工作中去。

4.3 共治机制:居民的出场

在社区常态化管理下,普遍居民都对社区事务不关心,在治理角色中更是处于隐身与无声状态。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无法单靠居委会这一单一主体进行解决。因此,居委会也让渡出部分治理权,还权于居民,居民们由被动化主动,以社区主体的身份深度参与社区共治。如社区居民自发成立志愿者队伍共同承担起核酸队伍维护、抗原发放等事务,或是自告奋勇承担起团长,利用个人资源联系物资供应商补给生活用品,更有社区居民利用无人机来帮助社区减少监控盲区[22]。居民的能动性得到激发,从社区的失语者转变为决策者和行动者,并且决策权和行动权实现了从零到有的飞跃。

社区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居民参与共治的又一必要条件。当公共卫生危机毫无预感地降落在每个人的身边时,所有人都处于风暴中心:防控措施限制居民出行、居民感染情况的更新滞后引发焦虑情绪等。诸多潜在风险导致居委会的压力倍增,倒逼居委会转变社区管理方式,通过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机制,搭建网络社区等交流平台,派驻专门工作人员回应居民疑惑。正因社区信息的公开透明,居民才因此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去发掘应对风险的可能性。

5 结论

在个体化日益张扬的时代,共同体所赋予人们的归属感、安全感和依赖感依旧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情感元素。它不仅是接纳人们情绪的心灵港湾,还应是风险社会的安全避风港。社区共同体塑造的关键,就在于将社区居民缺位的主体性找回,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下,社区居民摆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发挥主体性,以情感、利益和共治三个机制相互作用来塑造社区共同体。当新冠肺炎的阴霾散去后,社区共同体的延续同样要把社区居民作为重要着力点,让每个社区居民都真真正正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