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验的集体化:技术化感知及其美学批判

王大桥 冯乐群

现代社会围绕技术来组织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技术驱动力不仅推动了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向超工业社会演进,更变革了个体经验的传递方式与主体性的构成。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前现代式的、人与世界共生的整一性经验出现断裂,个体经验在现代技术的渗透与中介下,逐渐抽离于具身性感受而沦为技术治理的对象,个体与他人之间可共享的感觉、情感关系与生存意义随之发生剧烈变化。现代技术带来的感知革命深刻改写了美学的理论形态与研究话语,技术中介后的感觉与意义问题成为当代美学的重要议题。批判理论反思机械技术、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对经验的不同塑造方式,力图揭示不断扩大的技术体系对感性的操纵机制。随着技术系统的加速更新,个体经验整合到集体体验的方式与程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性面向。三代批判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分别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超工业社会中个体经验的集体化问题进行了反思,为当代美学的技术转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一、工业时代:个体经验的标准化与集体化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传统经验模式的瓦解,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往往携带着个体散漫而私人的感性特质,而现代技术中介后的体验则指向即时性的短暂震惊效果。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聚焦现代性的经验转换问题,基于不同的问题定位展开对工业时代的社会批判,从经验向度反思现代技术对个体的冲击。本雅明以口传经验的丢失与艺术“灵晕”的消散描述现代经验的断裂过程,手工业时代经验的韵律流传于集体的叙述与重述之中,而这一刻写着个体化记忆的经验传递方式在现代技术中近乎绝迹。讲述者在回到过去的过程中不断重置未完成的过去,“把自己嵌入讲故事人的生活中去以便把它像经验一样传达给听故事的人”(1)[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张旭东校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3页。,眼神、手势、姿态等身体性表意连同叙述者的情感一起成为塑造经验的原材料。故事携带着叙述人特有的记号一同传达给听故事的人,邀请他们一同参与经验的生成,讲故事者的个体经验与听故事者的集体记忆融为一体。随着印刷技术、短篇小说与新闻报刊的大量出现,个体经验的存储方式不再是具身参与的“讲述”,“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可复制的“体验”替代了“口口相传的经验”。(2)[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载[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6页。面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个体化感知与意义的式微,本雅明侧重于从经验传递方式的变化入手,剖析现代技术对个体感性参与成分的剥离,并对主体与主体、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正在走向衰落。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裁减了精雕细刻的、日积月累式的手工艺进程,曾被集体所共享的经验遭遇阻隔与分化,经验结构的重组成为手工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换时期的典型特征。本雅明分析了个体经验的稀薄与贬值,阿多诺则据此批判工具理性带来的经验的集体化与均质化倾向。马丁·杰伊(Martin Jay)强调了本雅明与阿多诺在经验问题上的思想联系,指出“本雅明对生命体验的重视影响到阿多诺”(3)[美]马丁·杰伊:《经验依旧深陷危机?——对法兰克福学派哀歌的反思》,载[美]汤姆·休恩编:《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二者都关注到现代科技革命中经验内容的消逝与凋零。本雅明意在对技术中介下完整经验的丧失进行怀旧式的描绘,并由此寻找现代技术救渡的可能性。阿多诺则在本雅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技术如何阻滞了人们主观参与世界的能力。阿多诺强调异化劳动与生产力进步对技术体系的影响,并接续马克思的路径走向对工具理性及其虚假同一性的社会批判。其批判重心在于技术装配如何成为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以揭示技术合理性对个体经验的同化与统治逻辑,即技术理性中的非理性部分。经由对主客之同一性关系的非同一化拒斥,阿多诺将目光转向工业生产领域中经验的集体化与同质化倾向,旨在揭露技术理性构造的总体性幻象。

劳动生产领域的工业化伴随着经验的标准化,马克思剖析了机械技术对工人自主身体的去技能化过程,对工业主义的批判指向主体的异化,认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导致了自我意义的丧失。工业化生产带来了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明确转变,主体从控制和使用技术工具转变为被技术所掌控。工人被迫调整身体的运动节奏以适应自动化的、永不停歇的机器速度,其自主身体为外在的生产步骤所占据。机械在建构世界之理性结构的同时,使得工人从具体的、可感知的身体中抽离出来,完全服从于总体性的劳动,以集体化的劳动替代个体的感知活动。阿多诺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将“异化”概念理解为一个经验问题。他认为,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性的经验能力的丧失,而不是实际的认知能力的错位”(4)Anita Chari,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nses: Neoliberalism,Reification,Critiqu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156.。受到马克思对集体化生产及其剥削方式批判的启发,阿多诺进一步分析了机械技术与现代工业对人类经验的集体性塑造。技术理性对个体的掌控,从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物质劳动等实体层面转向对日常经验的规约。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由经验性的转换为工具式的,个体的感觉能力在生存需要的压制下被逐渐削弱,导致个体生命的感知能力被剥夺,只能融入集体式的工业生产过程之中,其行为只是一种震惊性的条件反射。

工业时代以来的技术装配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形式,劳动、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总体性逻辑带来了个体性的瓦解,大众文化缔造了经验层面的集体主义社会。阿多诺力图揭示技术合理性对个体经验的同化和统治逻辑,指出工业技术已将个体经验从一般主体的内部转向外部客体的筹划功能。他批判性地指出,工业社会中的客体决定了主体所占有的感性材料,外在于主体的工业技术重新塑造了主体,感性与切身感受被技术所建构。“主体根据他在感觉中所投射的外部事物的迹象,来创造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的同一性”,阿多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由此指责文化工业对个体功能的剥削,人被迫进入工业技术铸就的新型“毒气室”,沦为集体社会中的抽象个体。(5)[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87页。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从客观世界延伸到主观的经验世界,人们的体验与感觉能力遭遇新的集权主义式操纵,难以自主地感觉。正如马尔库塞在《启蒙辩证法》中所看到的:“最基础的经验不再是具体的经验、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实践,而是由技术组织起来的受管控的实践。”(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黄晓伟、高海青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7页。工业社会不仅发展了个体感性的一体化与总体性趋向,更压抑了人的否定性、批判性与超越性潜能,不断地将抵抗和自律的个体转变为顺服和适应的个体。

在工厂这一集体组织之外,20世纪初出现了以市场营销与大众媒体为主的技术统治方式,大规模的文化工业扩展了经验的均质化范围。本雅明不无贬义地表述了脱离生活之深刻性的量化经验,同时反思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经验交流方式的极度萎缩。新闻报道将鲜活的经验转化为非积累性的、缺乏相互联系的同质化信息,个体在其中获得的只是消遣性的观看体验。这一分心状态下的视听感知替代了沉思式的观看形式,通过去除围绕作品的此时此地性与特殊时空层,创造出更多私人领域之外的集体观照空间。与此同时,缺乏个体交流的均质化空间也导致了不同经验之间的疏远与分散,即“集体社区向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的过渡”,现代技术重塑了集体社区与个体经验的关系,本雅明将这种新的主体称为“集体主体”。(7)[韩]康在镐:《本雅明论媒介》,孙一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3、14页。与这一观点相对应,阿多诺则分析了工业化的大众生产如何让个体经验转变为同步化的集体经验,从而创造出缺乏独特性的公众。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成为新的感知钝化工具,赋予个人以群体的感知方式和总体性的经验,具有吸引并麻痹大众感官的特征。最终,在文化工业的麻木中,个体成为服务于集体权力的工具,感性的、欲望的身体转变为消费的身体。

阿多诺对爵士乐这一技术逻辑之变异体的批判正是基于此,音乐工业体系让个体感性滑入技术理性的危险统治之中。由于技术与技巧“使个体意识沉入到一种大众性的自我催眠的艺术中去”(8)[德]特奥多尔·W.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梁艳萍、马卫星、曹俊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工业模式的音乐始终缺乏感觉的参与。感觉的机械外化导致了“听的退化”,因此阿多诺极力反对技术程序在艺术中的合理化。个人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替代了体验,而各种音乐技术的罪责在于对工业成品与日常生活间紧张关系的消除。在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中,阿多诺激进地指出,感知主体已不再对感觉起决定性作用,甚至不再出现在感觉过程中。(9)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文化工业的总体性之于个体经验的差异性,正如虚假的普遍对于被剥夺的特殊一样。大众文化生产在极致追求效率的同时,夷平了个体化向度与拒不妥协的特征,使之符合于同一套虚假程式。趋同逻辑充斥于整个日常生活世界,对个体实施无差别的统治,私人经验与文化工业间的裂缝被填满,感官的复制品占据整个感性世界。(10)参见[德]特奥多·阿多尔诺:《阿多尔诺基础文选续编》,夏凡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通过技术、劳动与设备的过度整合与同化,大众媒介制造了大众的催眠化体验时刻,建立起盲目的集体,个体的感官维度因此变得麻木而被动。

面对工业技术中介后的感性经验,阿多诺与本雅明意见不一。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分析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技术持坚决的敌视态度时,本雅明和马尔库塞则在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民主的潜能”(11)[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工业剥夺了个体感觉的多样性,本雅明并不对这种经验的大规模分化感到完全的遗憾,转而致力于寻找新的技术手段来承载集体情感的交流。本雅明认为,电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集体共时接受和共同记忆的形式。内森·罗斯(Nathan Ross)提出,本雅明在电影中发掘了“‘同时集体接受’的可能性”,并强调“电影丰富了‘我们的感知领域’”。(12)Nathan Ross(ed.),The Aesthetic Ground of Critical Theory: New Readings of Benjamin and Adorno,London: Rowman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2015,p.91.电影的救赎功能在于激发集体记忆和非工具性的感性经验。西蒙·库珀(Simon Cooper)同样指认了本雅明将重塑经验的重任寄托于无线电、摄影、电影等新媒介上,认为“影院揭示了被掩藏的主体集体记忆的潜能,由此构成了本雅明所指涉的集体接受的感觉”(13)Simon Cooper,Techno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62.。对于本雅明而言,从个体视觉到集体触觉的感知转变丰富了集体主体性的模式,现代技术为实现同时接受的感知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相比之下,阿多诺对于由技术导致的个体经验贫乏持极度悲观的态度,正如马丁·杰伊所言,阿多诺坚持“当下想要复活多样性的、活生生的经验的做法,注定无功而返”(14)[美]马丁·杰伊:《经验依旧深陷危机?——对法兰克福学派哀歌的反思》,载[美]汤姆·休恩编:《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作为个人的主体只能在艺术的自为存在中寻找摆脱“社会总主体”之奴役的避难所,然而受技术浸染的艺术在集体压力与刺激的影响下,已陷入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统治之中,难以远离并反抗主体性的转变。

经由对工具理性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反思,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进入了美学维度,旨在发掘文化工业如何以审美的外衣掩盖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统治。安德鲁·皮尔斯(Andrew J.Pierce)指出,早期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批判了技术理性通过审美中介与政治权力媾和,在个体生活的感性层面施展技术政治的统治。(15)参见Andrew J.Pierce,“Aesthetic Med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re) New (ed) Strategies for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Critical Horizons,Vol.15,No.1(2014),p.1.经验被视为可以用于生产的、可操纵和可替换的原料,其内在潜能与特殊性受制于资本主义机器的运作机制。阿多诺据此分析了集体与个人经验之间极端尖锐的不协调关系,并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成了追求同一理想的集体化主体”(16)[加]黛博拉·库克编:《阿多诺:关键概念》,唐文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页。。基于对非同一性原则的持守,阿多诺以极具否定性的姿态批判技术理性与政治机器的合谋,力图揭露文化工业以审美为包装的合理化伪装。在对现代启蒙神话及其技术理性的解读中,阿多诺发掘了集体统一性对个体独特性的阻塞和压抑,大众文化以“虚假的快感”(17)[德]阿多诺:《论音乐中的恋物特征与听的退化》,刘斐译,《外国美学》2019年第1期。麻痹个体的感官,让自我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能力服从于理智的同一性目的。主体进行审美享受的自主性逐渐退化,最终陷入现代技术为其营造的趋同性与一致性之中。

二、后工业时代:作为信息的身体与群体主体性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电力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个被称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新时代来临,其运作系统由印刷、广播、摄影等机械复制技术转向电子媒介的信息交换。(18)关于20世纪后半叶技术主导下的社会形态,不同理论家基于自身的问题视域给出了不同的划分与命名方式。例如,刘易斯·芒福德称控制技术出现以来的社会为“巨型机器时代”。(参见[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3页。)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基于信息元的传递速度与交换频率,将20世纪划分为“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参见[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以工业技术的性质为依据,将20世纪后期以重大技术变迁为特征的电力时代与信息时代一并纳入“后工业社会”的范围。(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本文倾向于以“后工业时代”的概念指认20世纪后半叶以电力技术与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技术时代,强调其与工业时代、超工业时代在工业技术性质方面的区别。各种电子化代具扩大了信息接收与处理的范围,开启了全新的体验模式。通过借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技术机器”的定义,德勒兹认为,继帝国机器、动力机器之后,数码与信息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三时代。(19)参见[法]吉尔·德勒兹:《游牧艺术:空间》,载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五辑·德勒兹机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广告、无线通信、公共电视业以及紧随其后的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共同创造了新的体验模式,作为集体商品的“信息”不断入侵私人经验领域,以瞬息万变的方式对个体进行持续的输入与输出,生成多重身份的、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信息技术对个体感性的控制不再局限于集体式的机械化与异化劳动,而是由集中的工业景观转向去疆界化的综合景观模式,趋向于更加细密和分散的微观权力运作。后工业技术的影响,已经从生产与传播领域扩展到了更为普遍的公共生活领域。不同于早期批判理论对机械技术与文化工业的批判方式,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批判理论呈现出碎片化与去中心化的进路。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后批判理论家从差异和非集中化的视角考察信息集成体的集体控制机制,将研究重点由机械化的工作制度转向感知、欲望、语言等领域的微观组装。身体与机器交互的主体化过程替代了人的自然身体,主体不再是技术的工人或使用者,而是信息改造与交流的组成零件。信息技术控制下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作为重要观测向度之一,构成德勒兹切入技术化感知问题的独特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各种类型的控制论机器乃至计算机出现,信息技术对个体进行更加普适化的调频,并试图将一切异质的个体情感纳入可控状态。阿多诺关注启蒙辩证法吸纳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单向过程,对个体经验服从于技术理性的理解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扩充。与之相区分,后工业时代的技术装置对个体经验进行掌控,其方式不再是阿多诺意义上面向社会总体性的集权模式,而是过渡到超越集权制的微观权力运作。正如德勒兹对技术编码的描述:“一方面只有一种编码存在,即技术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编码都不再具有覆盖整个社会场域的能力。”(20)[法]吉尔·德勒兹著,[法]大卫·拉普雅德编:《〈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董树宝、胡新宇、曹伟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伴随着信息集合装置的统治蔓延至个体的非劳动时间,技术对经验的操控转向更为普遍化的微观层面。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基础上,德勒兹在控制社会与计算机之间建立了联系,并预言式地阐发了控制社会中机器的集体配置:“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论和电脑。”(21)[法]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2019年版,第238页。从福柯的“规训社会”向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转变过程触及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向度,随着机械技术到信息技术的控制模态发生转变,主体不再是“无法承载经验的、自我相同的主体”(22)Anupa Batra,Experience,Time,and the Subject: Deleuze's Transformation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10,p.132.,而是随时向着新的经验系统开放。

即时性信息传播与持续性的身体控制取代了工业社会中零散的时间节段,这一更为公开和全面的控制形式作用于社会空间中的身体功能。对于控制论作用下身体的机器性维度,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分析道:“信息和通讯的技术机器运行于人类主体性的中心,不仅运行于人类的记忆、智能的深处,而且也运行于人类的感性、感受与无意识幻想的深处。”(23)[法]菲利克斯·加塔利:《混沌互渗》,董树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控制论主导下的技术机器既超越了以往的工业体系,又超越了有机体组织的器官性身体系统,将肉身性器官简化为“人工生命”的形式,并逐渐合并入社会的器官之中。身体从流动的差异性经验情境中抽象出来,被重写为集体功能的计算模式,诚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是代码重叠的效果,是出现在符号之境中的幽灵”(24)[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在技术程序的调配下,身体不断迎合着集体的欲望,并沉浸在短暂的集体式迷狂和自恋之中,其主导模式之外的差异则被遮挡、粉碎和清除。整体性自我转换为可分离的、可增加的自我,德勒兹据此区分了两种主体性的概念:“重复出现的、可逆转的‘人—机系统’取代了旧的两种因素之间不可重复的、不可逆转的从属关系。”(25)[法]吉尔·德勒兹:《游牧艺术:空间》,载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五辑·德勒兹机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控制技术让身体逐渐成为与机器相融合的肉体,人不再是主体、工人或使用者,而是技术中介后的离散性经验系统,成为被集体过度编码的机器的组成部分。

在工业生产系统中,个体不仅被总体的技术理性所异化和操作,还被各种装置所摆布的机器性接口所控制,从而沦为技术理性的一部分。德勒兹将这种去除个性化的身体称为“信息的身体”,即一个受到控制的“分体”(dividuals)、一个由集体编码的机器部件。(26)[法]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戴陆译,《世界美术》2022年第1期。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Galloway)认为,德勒兹以“分体”概念指向个体化的对立面,个人身份消散在分布式的信息网络之中,大众由活生生的个体演变为样本、数据或市场。(27)参见Alexander R.Galloway,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 The MIT Press,2004,p.12.信息社会以更全面的控制方式代替了个体化的具身经验与接触,随着处理信息的机器成为“第二个自我”,由技术编码的集体装置向更多的社会身体扩展,同一化和模式化的个体不断转换为群体性主体。换言之,技术“既使人个体化,也使人群体化,也就是说,将其行使权力的对象构成一个整体,并塑造了这个整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体性”(28)[法]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戴陆译,《世界美术》2022年第1期。。分体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了集体化的控制机制,而个体的感知和体验方式也被重新整合到新的平滑空间。个体性化约为集体内部的一种个体化功能,连同技术装置与机器部件一并被置于群体性的集合体中。

德勒兹和加塔利据此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集体机器如何建构欲望的生产过程。他们指出,个体欲望只能在组装或装配成机器时才存在,即是说,我们不可能构想一个独立于集体组装之外的个体及其自发性欲望。单个器官功能与感知仅作为机器的组成零件之一,而机器内部则在不断地制造欲望,集体化的配置早已占据了主体的全部位置。主体本身连接着不同的普遍性功能,其作用只在于标示出配置,也就是将个别性向度与群体性欲望相连接,而非差异性的感知内容本身。信息系统使之不再服从于个体经验的复杂性与差异化过程,而是以社会性的公理系统建构了一种更加密集的混合体。作为“分体”的主体既在制造欲望也在迎合欲望,被操纵与自我操纵同时进行。这一由人—机搭建的聚合体既具有同质性,又具有无限性。它不再涵纳个体性元素与特殊性,不再是德勒兹指认的差异的多元体和集群,而是仅仅为了“连接”功能而组织起来的相互关系,即加塔利所言的“模块化的主体性”(29)[法]菲利克斯·加塔利:《混沌互渗》,董树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不同的机器彼此交织、汇聚,构成了一系列不可数的无限集合。这种集体配置的框架压制了身体异质性的感性面,使个体生命流动的多元感知与欲望变得封闭而抽象,成为信息处理与转换的众多接口之一。更为隐蔽的是,自我关系被权力关系所攫取,并整合进不断变形的集体个体化模式中,主体化过程转化为权力系统的屈从关系,“内在个体处于被编码与重编码状态,且进一步成为权力争夺的筹码,从而被图式化”(30)[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个体的身体沦为信息生产的媒介,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自身与集体的关联作用。

信息的标准化、调制与建模的程式作用于个体感知和欲望,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服从于集体性的、非人化的欲望机器,集体由此成为人类要素和非人类的机器要素互通融合的聚合体。在德勒兹看来,信息和通信技术塑造了主体性与集体装置的新形态,信息社会中的个体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或被奴役者,而且是大型机器的内在构件。区别于文化工业所生产的自我相同的“封闭主体”,德勒兹提出了一个不断向新的经验系统开放的主体概念,差异化的感性构成了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复杂面向。此外,个体与集合体之间并非简单的构成与被构成关系,转化与交换的环节由人—机交互系统共同完成。通过将主体扩展为社会集体的欲望机器,德勒兹与加塔利设想了一种没有组织化中心的主体构造,个体的身体感受性只有与另一个机器相连接时才能运作。身体的自我经验被抽象的信息装置与统一的个体化过程所消解,力比多则投注于非人部分的集体行动之中。无中心、去边界的机器不断扩展集体的外延,预设了共享的“我们”,建构起主体的“超验性平面”。(31)[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在信息存储和传递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自动装置和控制论机器使个体处于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网络中。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后批判理论发掘了技术系统的转变特征,以及技术中介后主体结构的转变。信息技术进一步溶解了人类的主体经验及其独特性,这一巨型机器对人机聚合体进行超编码,以至于个体被多个集体身份所包围,陷入主体化的复杂交错之中。“个体—群体—机器”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多个维度的交流,德勒兹将这一过程中的主体称为“无器官的身体”,即一个组织了世界却没有参与其中的身体。(32)[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时间性的终结》,李芳凝译,《上海文化》2018年第6期。个体经验从属于机器,但又不完全受其支配,人自身也成为多部机器的构成部件。信息控制机器及其处理系统深入到人类的感性、感受与无意识幻象之中,导致个体经验的复数性和特殊性被抹平,生命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个体成为服务于自身的系统功能,其个体化过程服从于信息传输系统的集体化,从而形成新的“世界性的主体化的过程”(33)[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660页。。在信息论与控制论的统摄下,主体陷入“集体性的主体化”进程,个体经验不断抽象为可供传输的“机器主体性”。随着集体性的控制网络变得无孔不入,个体化的塑造已完全受制于集体装置,由此诞生了无数个去主体化的“集体自我”,以及“无人称的”个体化体验。

三、超工业时代:感性的“超共时化”与集体个体化

在以单向性信息接收为主的信息时代之后,当下的社交媒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虚拟现实等一系列数字技术推动社会进入互联网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社会或网络2.0时代。(34)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互联网大规模商用的时代指认为互联网数字时代,其特点是“非正式、灵活和分散的劳动形式”。(参见[美]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马小龙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13页。)尼克·斯尔尼塞克(Nike Srnicek)以“平台资本主义”概述当下社会的技术特征,认为提取和控制数据的平台成为数字变革的核心。(参见[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当前网络2.0时代的显要特征是用户作为集体智慧,以社区的形式创造了数据与服务共享的丰富性用户体验。(参见[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体批判导言》,赵文丹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本文使用斯蒂格勒的“超工业时代”的概念,指认继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之后以数字化网络技术为中心的当下社会。通过自动化网络与数字界面,我们可以实时处理经验材料,从而产生了同步化、非具身性、去背景化的体验方式,感性的塑造方式由模拟式转变为数字式。面对技术体系的更新,斯蒂格勒指认道,德勒兹面对的“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超工业社会”(35)Bernard Stiegler,“Suffocated Desire,or How the Culture Industry Destroys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to a Theory of Mass Consumption,”trans.Johann Rossouw,in Parrhesia,No.13(2011),p.54.。与单向性的被动接收模式不同,超工业时代以瞬时的信息接收与平台化的资讯获取为主要特征,远程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观看或聆听方式,提供了远程在场的即时性体验。多样化的网络界面更加“与热衷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性的个体‘用户’紧密相关”(36)[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倾向于通过高性能的计算与数据集成系统与用户产生情感联系,并实时追踪用户多样化的情感反应与共情体验。相较于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当代批判理论聚焦于数字技术主导下感性的新变,思考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化感知问题。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以“竞速学”提出实时传输对于时空感知秩序的颠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则聚焦于网络空间对虚拟化身体感知的塑造。不同于其他当代批判理论家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斯蒂格勒延续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观点将美学界定为广泛意义上的感性学,并进一步聚焦于被朗西埃所忽略的感性的技术性维度,关注数字技术如何以“超共时化”的方式对个体感性进行控制,以及感性的新型组织模式如何创造更加集体化的经验。个体或集体独特性的丧失是斯蒂格勒技术批判思想的重要向度之一,在技术的个性化设置背后,算法逻辑是否真正服务于个体的独特性,抑或以数据的收集、同步、分析与反应功能应用于感觉的工业化与集体形式,构成了斯蒂格勒理论思考的关键问题。

技术造成的“个体经验的集体化”问题,从工业社会、控制社会,贯穿至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超工业社会。在数字化时代,斯蒂格勒延续了批判理论对个体经验之集体化问题的思考,并从感性的“超共时化”与“超可复制性”出发,探究数字程序对同质化感知经验的创造,以及感性经验的同质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超工业”将控制社会带到了数据系统所搭建的“超共时化”平台,一整套自我生产、自我采集和自我发行的自动化体系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机制,经由个性化的数字管理系统实现对个体感性的统治。斯蒂格勒揭露被写入数字系统中的集体化的个人体验,个体之间通过形式化的互助生产数据浏览装置。这些形式化效果以所谓的个性化访问程序为伪装,实则掩盖了独特性减少的事实。数字媒介以分散化的受众群体制造个性化假象,在网络社交的互动性与私人信息服务的表象之下,暗含着程序化的精心设计。在数据程序的批量生产中,个人参与和创造力消失,经验的所有面向都被想象成与集体经验是可兼容和相互连续的。个体“在世界之中”的知觉经验被缩减为预先设定好的反应程序,不得不服从于数字系统的个性化设定与自我管理。

经验的程序化伴随着主体身份和独一性的丧失,面对超工业时代的控制模式,斯蒂格勒尖锐地指出数字技术塑造的新型控制方式,并由此预言了一场大规模的“感性的灾难”。德勒兹曾将控制社会构想为“分体”的整合机制,斯蒂格勒则以“蚁穴”隐喻当下的数字世界。如果说德勒兹所批判的控制社会生产了人—机结合的主体性结构,那么数字时代的个体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标准化和去肉体化,直至沦为彻底没有个性的“反应的因子”,即不再经由个体私密感觉参与的“超个体机体”。当技术装备代替了象征与感性的表达形式,电脑工业的全息记忆阶段生成了第三持存的记忆载体,甚至以外置化的感知自动生成记忆系统,这导致个体经验变得空洞和均质。网络所承载的“超共时化”消除了延迟的时间性模式,感知与记忆被交付给自动投映的单元,在扩展人的统觉能力的同时,也造成了感觉的技术控制或控制感觉的技术。个体生命时间被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价值,内在价值被去独特化和去个体化。斯蒂格勒据此批判作为共时化意识之总和的“社会时间”,我们在网络的共时系统中重新结合为一种动物性的社会组织,个体以细胞的身份存在于集体中,并臣服于超个体有机体——“蚁穴”。(37)参见[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120页。

作为“超可复制”的工业,数字技术实现了在个体生命之外对个体经验进行传输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过去的记忆不再仅限于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情感投入,经验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而是可以通过冰冷的数字代码被迅速复制。面对个体记忆的“超可复制性”,斯蒂格勒认为数字化技术开启了一个巨大的持留复制体系,其中包括模拟、处理、研究、实验和投映等可能性。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超工业社会将个体感性这种难以工业化的东西进行了工业化,去象征的、去想象的、去个体化的文化消费主义造成了感知的短路,感性自主参与的维度则走向消亡,造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美学和象征参与的丧失。“蚁穴”的隐喻预示着一个极具悲剧性的人类未来,在这个未来,“不再有个体,而只有聚生的、部族化的特殊体,这些特殊体似乎导向一个类人的(anthropomorphe)社会组织,认知甚至激活因子(agents cognitifs etréactifs)的组织,就像一群蚂蚁。他们趋向于生产的不是象征,而是数字外激素”(3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张新木、庞茂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页。。电子义肢替代感性参与的象征活动,个体不再能够个性化,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般性的群体。与此同时,群体抽离了感性的共享维度,既失去“我”的记忆,也失去“我”所归属的“我们”的记忆,从而转变为一系列反应功能的数据集合。

被数字技术所编织的感性携带着去个体化的功能,导致了感性的无产阶级化,并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象征的贫困。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认为,斯蒂格勒“通过技术对‘人民’概念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新定义,这些技术同时剥夺了公民权,甚至可能抹去了作为‘人民’的任何集体感觉”(39)Dominic Pettman,Infinite Distrac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Media,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p.24.。斯蒂格勒从虚假的个体化中发掘了共时性的接受机制,当文化的超工业化代替了象征时,个体的个性化维度会被削弱。数字网络创造同步化的集体接受,社会现实的经验变得扁平化并成为一系列破碎的微观事件的集合,同质化的数字空间分散了主体的注意力。而另一方面,原子的集合导致了聚集与隔离的悖论,网络空间所制造的公共领域并未创造出一个真正的集体,反而加剧了特定集合中个体之间的孤立与分离。正如齐泽克所描绘的数字时代图景,“赛博空间越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使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任何人进行‘实时’交流,就越产生隔离,将我们还原为只会盯着屏幕的个体”(4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页。。电脑辅助生产的社交网络取代了友爱,数码显示屏取代了亲密接触时的亲近感,感性的非分享与非个体化属性日益凸显,身体的特殊经验以及感官的相互作用消失。感性经验的去个体化转向集体的个体化,交予机器代管的操作程序使人们丧失了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经由钝化的个体感觉所生成的集体经验,与前技术时代经由共同的情感交流与认同所构建的集体有着本质区别,超工业社会的集体成为抽离了经验之个性化维度的空洞集合。正如工具的承载者——机器剥夺了工人成为技术个体的潜质那样,数字时代的共同体也不得不走向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或“大家”,即单向性接受的“我们”。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去个体化的批判启发了斯蒂格勒,后者进一步将个体经验的集体化问题作为技术批判的核心,阐发工业时间客体与超工业技术对感知方式的塑造。与阿多诺将感性经验归因于资本主义异化的先验机制不同,斯蒂格勒不仅指出了数字化时代中第三持存所塑造的经验已迥异于文化工业的生产模式,同时也反对阿多诺将经验界定为工业的共识化与标准化产物,强调个体与集体经验是代具性的,即人的经验与技术一同产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离不开技术的塑造。工业图示遮蔽了感性的丰富性与流动性,将感性完全置于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对立面,而“当代批判理论以多元化的问题导向直面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裂变,以更具批判性和介入性的姿态回应总体性问题”(41)漆飞:《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共同体思想及其限度》,《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帕特里克·克罗根(Patrick Crogan)指出了斯蒂格勒批判阿多诺观点的原因,并认为二者对经验及内部结构的理解不同。阿多诺赞同“大众媒体有能力剥夺个人形成自己理解经验图式的能力”,资本主义对个体经验的编码构成了另一种先验的工业图示,阿多诺由此对生产经验的技术力量做出超验的阐释;而斯蒂格勒对技术的理解则更多地受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他提出,人类通过一系列去远化代具来看、感觉和思考世界,技术在构成感性能力的压抑机制的同时,也是个体与集体记忆的载体,这些载体的程序“外延”也在不断地介入记忆本身。(42)Patrick Crogan,“Experience of the Industrial Temporal Object,” in Christina Howells and Gerald Moore(eds.),Stiegler and Technic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112.斯蒂格勒并非经由心理记忆,而是以技术记忆的形式来理解感性:“构成外在化过程的裂变的实质在于记忆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意味着记忆的新载体的出现。”(4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建立在超工业技术上的个体感性构成了一种“踪迹的工业”(4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经由过去的集成关系开启了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全新体验,从而诞生了新的记忆出口。

普遍技术及其工业化并非意味着感觉世界的终结,承载个体感觉的不确定性经验同时也构成对个体集体化倾向的抵制。与阿多诺拒斥文化工业之总体性目的的极端否定性姿态不同,也与德勒兹从抵抗而非发明的角度来构想控制艺术的观点不同,斯蒂格勒直面“在解构主义之后,如何面对进步要求与生命意义等价值问题”(45)陈晓彤:《悲剧与脆弱性伦理:玛莎·努斯鲍姆伦理美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1年第1期。,通过返回“艺术”一词的“技艺”意涵,提出对抗“熵增”的可能性策略。第三持存的新形式能够短路感性的跨个体化循环,同时也能让个体基于这些感性记忆的踪迹而形成新的集体性个体。数字构筑的现代存档模式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式来处理人与未来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个体与集体的记忆综合方式。斯蒂格勒重返“技艺”及其独特性的感觉经验,让艺术再次成为一种技术,“技术地或技术学地去发明,而不只是艺术地去发明”(4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在数字化社会中,艺术不仅承载着社会批判职责,还具有了新的功能,蕴藏着颠覆并解体自动化情境的潜能。这与本雅明将新的技术产物作为集体接受场域的乐观态度相一致,经由第三持存的跨个体化艺术,被共享的感觉及意义重新生成,并象征着去自动化的新理想。艺术的跨个体化过程邀请人们参与新的象征活动,承载感性的艺术经验,成为斯蒂格勒诊治个体集体化的美学方案。技术重启感性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暗藏对经验世界的转化,也激发了新的救治,由此创造的集体蕴含着感性共同体的潜能。

四、结语

“个体经验的集体化”问题贯穿现代技术发展的始终,并在批判理论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多重面向,为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介入性的、激进的批判话语。随着当下社会的技术系统不断更新迭代,数字技术再度颠覆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我们置身其中并被这一斜坡式、指数性的趋势所裹挟。与现代主义文化所许诺的自我张扬的主体性相背离,技术社会将身体感觉溶解为抽象的数据记录,“身体降格为神经生理层面的数字机器,感知、经验以及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逐渐弱化”(47)王大桥、刘晨:《数字化时代个体的感觉新变与意义共振》,《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数字技术制造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悖论,一方面,均质化的体验替代了具有个性化与差异性的个体经验,主体服从于数据的收集、同步、分析与反应功能,成为顺服与适应技术的自我持存,在感官的麻木与钝化中逐渐丧失了抵抗与否定的潜能;另一方面,由于界面化的虚拟分身替代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具身经验,数字技术生产的集体沦为无数个“数字分身”的集合体,这导致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逐渐丧失,人们难以实现感性经验的共享,个体因此成为孤立的原子化存在,感觉的共享与共同体的建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碍。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及其社会管理体制的阐发进路,批判理论基于对感性问题的关注,剖析技术中介后日常经验与身体感觉的重塑问题,对技术化感知的思考走向一种美学维度的重审与批判。通过反思技术发展现实对个体与集体经验的塑造,批判理论观照感性的具体性与独特性向度,批判技术社会中个体感受的日益稀薄与集体化倾向。在激进的批判视角之下,批判理论仍试图在感性丧失进程中激活一种美学的抵抗,探索如何在“个体—群体—机器”之间重建身体的社会存在方式,为当下社会中个体生命的感觉与意义问题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