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阐释及其时代价值

毕 秋

“物质变换”最初是一个生理学概念,主要指生物体内的物质分解以及生物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料、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的内容扩展为自然界内部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自身的物质变换三种形式,且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换言之,从生态维度看,马克思所指的“物质变换”主要是一个反映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社会历史概念,它是马克思成熟生态观的表现。在生态文明成为历史趋势的时代背景下,深入考察《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要义,揭示物质变换裂缝的现实表征、主要致因和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态危机的理论认知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自觉。

一、《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意涵: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生物关系,而是交互作用的现实的劳动关系或物质变换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物质变换”的生态意涵包含四个方面,它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必然性活动,也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协同性活动,还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耦合的互动性活动,更是受社会关系制约的具体性活动。

(一)开展动因:物质变换是生产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必然性活动

人与自然开展物质变换的目的是占有自然界的有用性以满足人的需要。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的二重性,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的普遍性活动,而且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发展性活动。

一方面,人的受动性决定了物质变换的必要性和永恒性。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是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受动的存在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阐发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或物质生产劳动的必然性,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人只有通过与自然界开展物质变换,才能获取使用价值、维持肉体存续。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历史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第一位、普遍性、永恒性活动。这一活动一旦停止,人的自然生命将难以为继,人类文明将由此中断。

另一方面,人的能动性决定了物质变换顺利开展的可能性和发展性。自然界作为外部世界本身与人的存在状态相对峙,它“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除了空气、阳光、水源等极有限种类的自然物可以直接或较为直接地满足人的需要,自然界更多种类的存在物无法直接构成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直接存在的物质形态,使之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自然”。此外,人总是试图突破自然界规定的既定范围,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满足更丰富、更高质量的需要。随着人的需要体系的扩大,真正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使用价值,是经过人的劳动加工与改造进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越频繁、越深入、越广阔,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就越充分,即物质交换发展史实际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史。

(二)构成要素: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协同性活动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非人对自然的单向“支配”和“控制”,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互促共生,二者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缺一不可。

一方面,自然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前提。水力、风力、地热能、太阳能等自然力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要素,是劳动的自然前提而非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原因在于自然界包含“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它不仅为劳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且本身是生产力的构成要件,对于财富创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人的劳动以自然界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没有自然界提供物质要素,人的劳动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人是物质变换的能动力量,往往能弥补外在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活跃因子,是劳动工具的创造、操作和维护者,是劳动对象的发现、开发和利用者,是劳动过程的规划、执行和调控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过于富饶的自然资源“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容易湮没人的能动意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创造性和属人性,人以合乎自身需要的形式改造自然,使“观念存在”变成“现实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蹩脚的织工和建筑师相比于灵巧的蜘蛛和蜜蜂,其高明之处在于,劳动结果在劳动开始前“已经观念地存在”(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于劳动者的脑海中。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原初性和潜在性,只有人类劳动对这种原初价值进行“再创造”才能产生现实的社会财富。自然界的“有用性”或“价值”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创造和实现的,没有人的活劳动参与其中,自然界本身只是死的物质,无法独立地创造社会财富。

(三)表现形式:物质变换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耦合的互动性活动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双向交流的过程,人在改变他身外的自然时,也改变他本身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具有内在贯通性,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自然的人化,即自然界成为内蕴主体目的的属人自然。动物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本质是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变换的自然性活动,与之不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获取生活资料的谋生性活动,更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创造性活动。劳动不仅耗费了人的体力,使身体的器官紧张起来,而且运用了人的意志和智力,需要“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参与其中,它是主体理性思考和自觉谋划的有意识活动,是人给自然界打上主体印记的过程。尤其是经过现代工业的改造,“自然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自在自然,而是内蕴主体意志的人的对象世界”(9)毕秋、王宇翔:《马克思自然观的三重内涵及其当代形态》,《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另一方面,人的自然化,即人内化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并向自然复归。人改造自然界,自然界也形塑人类。这种“形塑”表现在精神气质和能量循环双重意义上。在精神气质上,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为人从事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了“精神食粮”。在物质变换过程中,自然界的丰富面貌孕育人的审美品位,自然界的规律涵养人的逻辑思维,人的本质力量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能量循环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含“索取”和“归还”两个方面,二者大体保持平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期间借鉴了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中提出的“归还律”,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一个能量提取与归还的循环过程,人通过物质生产从自然界提取满足自身需要的物料,同时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废弃物投入自然界,经由自然界的降解、净化和更新,再转化为可用资源并重新进入生产和生活过程。如果生产和生活排泄物过多,突破了生态阈值,无法及时回归自然界,就会引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失序,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这正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社会批判性所在,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过对自然的返还,自然界对人的报复本质上是“自然界对人类这种否定性行为的一种反否定,一种压迫之后的‘反抗’,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剥夺剥夺者’的抗争”(10)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四)现实样态:物质变换是受社会关系制约的具体性活动

物质变换不仅具有普遍规定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与物质生产方式或社会关系休戚相关,“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一方面,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频次影响物质变换的水平。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从属于血缘共同体或地缘共同体,主体性尚未萌生,人把自然界(土地)视为最初的原料贮藏所和粮仓,主要利用自然界的直接存在物以满足肉体需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打破了各民族国家的封闭隔绝状态,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纳入世界体系中,建立了世界市场,大幅扩展了人与人的交往范围,极大提升了人与人的交往频率。与之相适应,人类的实践全方位、深层次地渗透进自然界,自然界被广泛纳入人类历史进程,“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物质变换的效果。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制度形式,“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工人出于谋生需要而开展物质变换,自然界的承受力完全不在其考量范围内。这表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生产力”的剥削与对“自然生产力”的掠夺具有同步性,“异化劳动”与“异化自然”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体两面”。与此相反,共产主义社会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和谐为基本特征,物质变换是“社会化的人”共同控制的计划性活动,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性活动,能够实现物质变换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物质变换裂缝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物质变换”不仅是一个阐释生物有机体之间能量交换的生物学概念,更被赋予了社会批判意义。“物质变换裂缝”是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批判的核心问题。“裂缝”提出于《资本论》第三卷,对土地的剥夺性利用和城市废弃物的急剧增多,使得由社会和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夺,并探索性阐明了减少生态污染的实践路径。

(一)物质变换裂缝的现实表征

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源源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其结果是“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外部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均面临枯竭危险。

一方面,外部自然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纯粹有用物。在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资本家不仅把自然资源视为“馈赠品”,掠夺性使用土地的自然力,疯狂攫取和无度开发森林、矿藏、水源等自然资源,而且把自然界视为“垃圾桶”,急剧增多的工业排泄物和生活排泄物违背了归还规律,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承载范围和自净能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衰败形容为“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在《资本论》中,他深刻揭示了生态破坏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性,“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马克思以造林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变换裂缝的必然性。树木较长的生产周期与资本对短期利益的渴求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这意味着资本家对森林养护做出微乎其微的贡献,而“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另一方面,人本身的自然异化为仅有肉体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资本家把工人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工人的需要呈现粗陋化和野蛮化趋势,甚至连空气、阳光、水、生活空间等最基本的自然需要也日益被剥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工人悲惨的生产和生活境遇。一是劳动内容的单调性。工人被束缚于固定工位,是机器这一“死机构”的“活的附属物”,劳动是毫无创造性的单调操作。二是劳动时间的无间断性。为了保持机器的昼夜运转,资本家突破了工作日的自然和道德界限,零敲碎打地剥夺工人维持身体健康的时间,吃饭时间是类似给锅炉加燃料的间歇,休息时间是恢复体力所必需的几小时麻木状态。三是劳动环境的危险性。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极力节约“非必要”的资本投入,如安全帽、口罩、安全指示牌、机器操作说明等。对此,马克思控诉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它本质是劳动者的殉难过程。四是生活环境的脏乱性。因城市人口激增而堆积的生产和生活废弃物挤占并污染了工人的生活空间,“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页。。

(二)物质变换裂缝的致因剖析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变换裂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论自然观、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四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后三重原因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在思想根基、作用机制和生活方式三重维度的呈现。

其一,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界的无止境索取。资本逻辑是资本不断增殖和疯狂扩张的逻辑。资本的唯一生活本能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无休止地谋取利润。在资本这一“普照的光”的统摄下,整个社会以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准则,一切存在物都是可购买、可交换、可转让的商品。资本家持续扩大再生产,不断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产的加速性与生态系统更新的缓慢性、欲求回报的短期性与生态循环的长期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随之发生。可见,生态危机本质而言是社会制度危机,“只要资本逻辑占有统治地位,只要是为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24)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其二,征服论自然观将主体需要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不合理开发自然的实践背后是征服论自然观在作祟。这一观念割裂了主体需要与自然规律的内在一致性,单方面强调主体需要的至上性、唯一性、绝对性,将自然界视为牟利对象而加以剥削,罔顾自然资源本身的边界性和人的自然依赖性。这一征服论自然观或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埋下了思想祸根。

其三,科技异化为统治人和自然的敌对力量。科技本身并无对错,但“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性质”(25)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机器和大工业”章中,马克思详细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变质为剥削人和自然的异己力量。机器本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的标志,但其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它不仅没有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甚至使劳动毫无内容。(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页。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下科学技术不仅不是提升人的幸福感的助益力量,反而是强化人的痛苦感的异化力量。

其四,消费异化为被物奴役的肉体享受。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不是展现其类本质的目的性活动,而是异化为满足肉体需要的谋生性活动,与之相适应,工人的消费不是发展自由个性的有益活动,而是异化为追求物欲享受的虚假活动,精致的、虚幻的欲望代替了人们的真实需要、本质需要。究其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9页。,是受制于资本的社会操纵活动,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愈益加速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消费的数量和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消费的刺激又会加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进而突破自然资源更新能力的底线。

(三)弥合物质变换裂缝的实践探索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物质变换裂缝这一现实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创性地展开了保护生态、变废为宝的理论思考,探索了弥合物质变换裂缝的实践路径,彰显了超越时代的真理光辉。

一方面,超越资本逻辑,坚持物质变换的人民导向。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根源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唯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越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代之以人民至上的生态理性,对物质变换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关于未来社会物质变换的理想图景,马克思指出劳动摆脱了生存必然性和利己主义的束缚,由奴役人的异己活动转变为解放人的自由活动,这一活动的“自由性”体现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实现“两个和解”或“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价值旨归,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的深层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物质变换的生态效能。生态系统的失序源于人对自然“索取”与“归还”的失衡。马克思前瞻性地认识到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仅要在源头处提高生产效能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还要生态利用已产生的废弃物,实现变废为宝、变害为利。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生产排泄物的利用”一节中提出了改进技术以降低能耗和循环利用排泄物的观点。一是在农业方面,如果将大量城市人口的消费排泄物转化为农业肥料归还给土地,不仅能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能改善土壤肥力和提高农业产量,“如果损失掉的土壤成分……以粪肥的形态得到补偿,我们就能改良坚实的重粘土”(29)《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二是在工业方面,科技发展有助于发掘物的多重属性和发现“废料”的有用性,“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某一生产环节的“废料”可转化为另一生产环节的“原料”,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如机车制造留下的铁屑积累起来可作为原料供应给制铁部门。而且,科技发展还能改进机器的效能,节约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可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已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真知灼见,内在包含了循环经济思想,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早期有益探索。

三、《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时代价值: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尽管是反思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飞速发展衍生的环境破坏问题的理论成果,但它“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3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具有跨越时代、超越国度的思想力。基于前述物质变换裂缝的四重致因,《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辩证分析资本的二重性,坚持利用资本与驾驭资本相结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基因上的反可持续性、反和谐性、反生态性,从而说明“资本本身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存在”(33)钱智勇:《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的双面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是必须恶而远之的“洪水猛兽”。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的同时,也肯定了资本的文明性和进步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极大地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和人对自然的改造,打破了“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马克思对资本所具有的野蛮性和文明性的双重面孔的辩证分析,启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利用资本”和“驾驭资本”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利用资本激活经济动力,为环境保护提供物质支撑。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不足的产物,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破除人对自然的利己主义态度,也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利用资本和发展市场经济,肯定资本和市场的效率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弃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占有资本的文明面,放弃了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远离了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警惕资本无序扩张对环境的掠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指向。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权力,而在我国则是创造财富的众多生产要素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始终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它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换言之,我们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限制资本的逐利性、扩张性、贪婪性,将其限定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合理范围内,降低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

(二)摒弃征服论自然观,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阐明,征服论自然观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在征服论自然观指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短期利益为目标、以生态系统失衡为代价的黑色现代化道路。与这一畸形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价值基点、以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目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特征的绿色现代化。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关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的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命运与共、互促共生,自然环境不是人类单向征服和统治的外在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家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3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9、50页。这就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的实践活动要合理控制开发自然的力度,给生态系统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坚守生态保护的人类整体主义,始终以人类整体而长远的生态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考量,反对“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短视立场。这就既超越了屈服于自然必然性的“生态中心主义”,也超越了以特定集团利益代替全体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

(三)破除科技发展的资本导向,走兼顾生产发展与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异化现象,“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为资本服务,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影响自然资源再生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肇因。工业时代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异化使然。与西方国家“科技服务于资本”的导向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科技运用的人民导向,强调要通过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兼顾速度、质量、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以满足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3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清洁化,对新时代新征程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是《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关于循环经济思想的当代发展,特别强调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改善环境的抓手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转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规模扩张、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建立“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结合的生态经济体系。一方面,要支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和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能耗,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推动产业结构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快形成绿色的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让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四)抵制消费主义,践行绿色低碳、简约文明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是无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虚假消费,也是加速自然资源消耗的反生态性消费。如今,工业文明时代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特征的直线式生活方式,正面临着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严峻挑战,证明了马克思《资本论》对异化消费本质的揭露的真理性,也对中国开展生活方式革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3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汇聚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把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全体民众的自觉行动。一方面,在思想上,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消费仅仅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非人的幸福的真正源泉,认识到我国资源存量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的严峻形势,在内心深处认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自觉树立环保意识和绿色观念。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引导广大民众切实改变消费方式,倡导简约文明、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珍惜自然资源,尊重劳动成果,反对炫耀消费、奢侈消费、铺张浪费,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全社会树立节俭环保的绿色风尚。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物质变换理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他不仅在一般维度上阐发了物质变换的生态要义,而且在具体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生态批判,揭露了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夺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更创造性探索了摆脱物质变换裂缝的实践路径,展望了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开展物质变换的生态愿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物质变换理论本质是以人与自然和解为价值旨归的生态批判理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先驱,而且对于中国反思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弊病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4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