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一种改变日常生活本身的政治规划

张一兵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变,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变。1976年,列斐伏尔写下《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1)Henri Lefebvre,L’espace : produit social et valeur d’usage,La nouvelle revue socialiste,n° 18,1976,pp.11-20.这篇文章首发于《社会主义新杂志》1976年第18期,后应美国学者弗莱伯格(J.W.Freiberg,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之邀,1979年英译刊发于《批判社会学:欧洲的观点》一书。Henri Lefebvre,“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J.W.Freiberg (trans.),in J.W.Freiberg (ed.),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s,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1979,pp.285-295.一文,这是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后对自己的重要理论发现的一个概括性宣告。1987年,列斐伏尔又发表了《走向一种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要》(2)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p.75-88.这篇文章应该写于1983年,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作。一文,这既是重申自己一生对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坚守,也是对一种革命的政治规划提出自己最后的观点。本文拟对列斐伏尔晚年的这两篇重要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初步探讨。

一、空间革命:取用与使用价值优先

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是在他的巨著《空间的生产》出版两年之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观点似乎更加清楚明了了,特别是对《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没有充分展开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进行了重要的补充说明。

列斐伏尔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地说,提出“空间生产”这样令人惊异的概念是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即“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3)[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这是我们从《都市革命》开始就已经熟悉的观点。显然,列斐伏尔这篇文章并不是讨论作为元哲学的一般空间生产理论,而是特设性地重点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本身的本质,这是与《空间的生产》一书很大的不同点。列斐伏尔说,由传统的“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dans l'espace)转变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de l'espace),当然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此时的列斐伏尔仍然坚守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production dans l'espace” (空间中的生产)主要是指发生在社会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而“production de l'espace”(空间的生产)则是空间本身的生产了。这也是他反复说明的从物的生产向空间的生产的转换。首先,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发展已经涉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我们知道,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也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相关,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当年所提及的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对象化还是空间中物的生产,而现在列斐伏尔所认为的这种知识的介入会转换为关于空间本身生产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观念性的空间表象(设计和规划)和复杂的表征性空间最终成为“总体性空间的信息”(information sur 'espace entier)。(4)[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L’espace : produit social et valeur d’usage,La nouvelle revue socialiste,n° 18,1976,p.11.请注意,此时列斐伏尔特别关注信息技术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他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内趋动力的主要着眼点,在1980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5)参见Lefebvre,Critiquede la vie quotidienne,vol. 3: Delamodernité au modernisme: Pourune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Paris:l’Arche,1981.中,信息意识形态和信息拜物教问题也成为他讨论的重要对象。其次,在这种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换中,物的生产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变为更多地依存于“一种流的经济(économie de flux):能量之流、原料之流、劳动力之流与信息之流等。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各单位之间,不再是相互独存与孤立的。这种转变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6)[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这就是说,空间中的生产也从对象性的物质生产转向非对象性的功能性流动能量的生产,比如市场的信息流和直接空间流转的巨大物流系统,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空间生产的本质恰恰是关系性的场境存在及其互动网络。列斐伏尔说,现在空间中的一切生产过程都不再是“相互独存与孤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客观的功能性交互作用的总体。

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此处所讨论的社会空间概念的特殊规定,列斐伏尔回到“元哲学”的层面说明了这样一些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反复强调的重要学术构序点:一是列斐伏尔所讲的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场所概念,如果我们用自然空间来表示社会空间的历史性起源和一般客观基础,那么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这种“自然空间(l'espace nature)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éloigne)了。虽然它当然仍是社会过程的起源(l'originel),自然现在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opéré)的物质了”(7)[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如果说在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生存主要依托外部的自然空间中的物质条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依靠日益复杂的人的生产力量和社会关系生成的新型社会空间,过去作为人类自然生存的条件不再起到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而沦落为被支配和控制的对象。然而,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空间观中,“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但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它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8)[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将社会空间关系场境误认为物性对象堆砌的自然空间,这就是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出现的空间拜物教意识了。其实,按照我们上面的讨论,这可以区分为反对实体论的认识论误认和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意识形态两个层面。二是他特别强调了社会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历史地看,这既包括人自身血缘关系的生产,也包括人的“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他说,社会“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9)[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这也是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的理论主旨。三是从更深一层看,空间的生产都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历史性地进行,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的“怎样生产”的观点。列斐伏尔用他特有的话语说:“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方式架构(cadre)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modelait)了空间。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inter-action)里指定了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10)[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这是一个有着复杂叠层的学术构境,如果将这种过于形而上学的话语通俗地解释一下就是:第一,每个社会的空间生产都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架构”之中的,或者说,总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结构为基础进行空间生产,有什么样的空间生产方式就会塑形、赋型出何种性质的空间存在,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观点在空间理论中的延伸;第二,空间生产是由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但历史性的特定生产方式生成的空间条件又是空间实践的前提,空间实践与空间的历史性存在是一个辩证的互动过程。

当然,列斐伏尔这里想聚焦的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即“资产阶级所管理和支配的社会的空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是一种交换价值居统治地位的抽象空间(l'espace abstrait),这是我们在《空间的生产》中已经熟悉的观点。

“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néocapitalisme)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politique)。这个抽象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énorme réseaux)。我们也可以看到高速公路(autoroutes)、机场和信息的网络(réseaux d'information)散布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性空间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城市——急速地扩张了。”(11)[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L’espace : produit social et valeur d’usage,La nouvelle revue socialiste,n° 18,1976,p.13.客观的“l'espace abstrait”(抽象空间)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中最难理解的概念。如前所述,这里的抽象空间的构境背景不是观念性的主观抽象,而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基于商品交换活动的价值关系的客观抽象。当然,列斐伏尔在这里把资产阶级的商品交换的价值抽象放大到整个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维度上来了。抽象空间是用来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特殊本质的概念。在前述引文中我们看到如下一些重要的观点:一是抽象空间是传统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本质;二是从国际与国家的总体性层面看,这种交换价值的客观的抽象基于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金钱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这三个空间关系层面都是不可直观的实践关系,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商业交换和金融系统整合起来的“énorme réseaux”(巨大网络),交换关系在市场中的空间轨迹是无形的,抽象的资本力量成为统治力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是“中性的”形式合理性的无人的统治,列斐伏尔甚至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三是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空间设施层面,高速公路、航空与信息网络构成了商品和人在交换体系中的流动,它们保证了看不见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四是作为资本与知识积累的摇篮、财富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创造性实践的原发地,具有历史性空间性质的中心城市现在通过急剧膨胀的无形都市化支配网络控制了全部社会空间存在,列斐伏尔对此还专门提醒说,“城市、都市空间以及都市现实(reality),不能被认为仅仅是消费货物的地方(商业)与生产的地方(企业)之总合”(12)[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因为资本主义的都市化本身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支配关系。对此,列斐伏尔惊叹道,今天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存在本身已经被交换价值结构化和商品化了。“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被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13)[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可以看出,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空间不完全是上述作为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空间,而是包括自然空间在内的所有空间,所有这些空间都被资产阶级变卖了,大地成为房地产生意的基础,空中飞行航道成了交换的商品,甚至光线都构成了生产财富的能力。与上述第三、四点一致,城市的港口、车站等所有物性设施都成为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都市化支配的网络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交换价值的生产工具。

列斐伏尔说,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存在也是一个突现的总体存在,这种看不见的抽象总体也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或者生产资料(moyen de production)。他说,这种“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构成空间的那些交换网络与原料和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间所决定。生产资料自身也是产物,不能与生产力、技术和知识分离;不能与社会劳动的国际分工分离;不能与国家及其他上层结构分离”(14)[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这三个“不能分离”至关重要,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交换价值的生产离不开以科学技术等知识为内趋力的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劳动的国际化分工,离不开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布展。当然,列斐伏尔还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离不开”,即离不开资本的国际化空间布展。

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些矛盾主要是:“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érisation)与科学技术大尺度处理空间信息的总体化能力的矛盾、全球化中资产阶级都市中心与被奴役边缘地区的矛盾、抽空空间生产中出现的“均质化(l'homogénéité)的逻辑和重复策略(stratégie du répétitif)”与官僚空间(espace bureaucratique)自身的条件和结果的矛盾。(15)参见[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这一切已经开始悄悄地生成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自我爆炸。

列斐伏尔认为,更重要的是空间生产中加入阶级斗争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坠落,这是因为只有阶级冲突才能够阻止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抹除所有的空间性差异(espace de différence)并向全球蔓延,“只有阶级行动能够制造差异,并反抗内在于经济成长的策略、逻辑与系统”(16)[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列斐伏尔非常乐观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质疑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消费者运动”,可能就是他所说的介入空间生产的阶级斗争的最新形式。这些运动表明“空间不仅是经济性的,并非所有的部分可以相互交换且具有交换价值”,空间也不是资产阶级“用来均质化社会之各部分的政治工具”。与之相反,“空间是一个模型,是一个使用价值的永恒原型(prototype perpétuel),它在均质化国家的权威下,抵制了资本主义中的普遍性交换与交换价值”(17)[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当然,列斐伏尔认为这种自发的运动是没有前途的,应该引导这种运动“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列斐伏尔以前在否定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同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问题。而在这里,列斐伏尔作了必要的补充。

二、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第一,列斐伏尔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这种转向,因为“我们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光照下,将其修正以应用到特殊情境,否则无法分析世界的种种现象”(18)[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透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但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的词句,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生前遇到过的事情,所以列斐伏尔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光照”是经过修正的结果。他这里所说的“修正”具体指的是:“虽然《资本论》并未分析空间,某些概念,诸如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今日却可以应用在空间上。现在我们必须做一个马克思未提及的区分——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与对自然的取用(l'appropriation)。这个冲突在空间中展开:在被支配的空间与被取用的空间中。比起马克思的时代,自然在当前更加是所有使用价值的来源。”(19)[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证伪“支配自然”的观念可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关于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的反思缘起于列斐伏尔1962年出版的《现代性导论:序曲》一书(20)Henri Lefebvre,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 Préludes,Paris:Editions de Minuit,1962.,在此书的第九前奏“自然与对自然的征服”(Nature et conquêtes sur la nature)中,列斐伏尔具体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概念仍然是基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自然征服和控制的理念,而这正是造成今天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交换价值战胜和替代使用价值的根本性问题,所以,对自然空间的存在论地位的认定应从占有性的征服和控制转换到非占有性的取用关系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消除当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交换本质,从而进入社会主义新型的空间生产方式。

第二,社会主义的新型空间生产的本质必须是取用优于支配,使用先于交换的逻辑。列斐伏尔说:“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le passage de la domination á l'appropriation)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le primer de l'usage sur l'éxchange)。”(21)[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这是上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过修正后在空间生产中的具体落实,也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着意突出的观点。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将世界‘翻转过来’意味着颠覆支配性空间,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22)[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仍然以支配自然的经济增长和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空间生产从本质上绝不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第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是一个差异性空间。列斐伏尔认为,资产阶级抽象空间是“量化与愈形均质(généralisation et d'homogénéité)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échangeable)因而能互换(interchangeable)的商业化空间;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倾向于汇合一起,而消除所有的差异”(23)[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而社会主义的空间则是改变这种由交换价值的抽象导致的同质化存在状态,真正实现空间生产的差异化存在。

第四,社会空间的改变方式将是自下而上的空间生产自治。对于所有西方左翼学者来说,批判资本主义其实并非最难的,真正困扰他们的难题是从资本主义现实中解放出来的具体道路。列斐伏尔在这里给出的社会变革的措施是社会普遍性的自我管理(l'autogestion général)。在他看来,“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完成各单位与生产程序的管理”(24)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5.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自上而下”是指资本的力量从上统治和支配空间的交换性生产,而“自下而上”则是指由劳动者自己取用自然和使用空间。

第五,将社会空间生产的目标重新规定为社会的真实需要。列斐伏尔说,这一要求恰恰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定义成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这些社会需要大部分关涉到空间: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等。它们扩展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范围,同时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其产品。这样做有助于日常生活的转变,有助于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25)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6.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与资产阶级空间生产中的交换价值的虚假需要不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也是要满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发展需要,也就是说空间不是用来变卖的,而是让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取用的。空间生产的革命目的当然是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列斐伏尔1987年发表的《走向一种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要》一文,实际上是他晚年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做的小结。在此文的提要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成功地完全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去保持它的潜能:帮助我们理解同时彻底改变这个完全商品化的现代世界。”(26)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5.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在这里,列斐伏尔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即资产阶级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奴役,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用新的概念才能透视这些新的问题。这正是我所说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

第一,列斐伏尔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战士。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声明。当然,他明确拒绝对马克思思想的各种曲解:一是反对割裂马克思的文本,这是特指“主要围绕着阿尔都塞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倾向,即拒绝马克思的青年著作并将之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难道马克思主义仅仅只能通过科学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来定义吗?”(27)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6.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是他一辈子与之作战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立场在他的表层意识中始终都没有改变。列斐伏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本主义话语。二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反对教条主义,但又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分界线(line of demarcation)”,如用存在主义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图解马克思等等,这是列斐伏尔不能容忍的邪路。他始终认为:“整个20世纪的所有思想都从马克思主义孕育而出,甚至是那些反对它或者背离它的那些思想,例如熊彼特与凯恩斯都难以逃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8)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6.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断言,这是与萨特关于“马克思的思想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思想旗帜”,德里达所指认的“我们都是马克思的负债者”的观点相近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发生的诸多重要转型正是受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凸显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运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这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幸存的可能性空间。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活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武器,这应该是列斐伏尔越来越清晰的理论态度。他明确地说:“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和发现的工具(instrument of research anddiscovery);它只有在我们使用它的时候才是有效的。马克思的思考不能够被当作一种‘纯粹’知识对象; 它也不是一种对对象的认识论反映,甚至也不是一种智力游戏中的解构和重构的小工具。它只有在人们试图理解在现代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并且人们试图去为之标定方向并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是有用的。”(29)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是完全正确的观点。列斐伏尔拒斥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也不是什么外部世界的反映结果。他也反对西方马克思学,因为西方马克思学将马克思的思想当作纯粹知识的把玩对象。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不是一种体系也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指南”,是一种“使用它的时候才有效”的、去透视现实社会并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萌生这种新世界观时就确立起来的基本哲学原则。

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发展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所以列斐伏尔认为,作为活的方法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要认识和改变世界,而世界是变动不居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研究和应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似乎也是列斐伏尔自认为自己一直在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原子内核(nucleus)、一粒生命顽强的种子、一种世界的概念的要素,这个世界概念的发展不得不遭遇整个完全差异的(entirely different)事业,就像弗洛伊德与尼采一样。在现代世界,这种发酵素在世界之中并通过致力于(contributing)世界的改变而对其产生作用(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唯一要素)”(30)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马克思的思想是我们思考和改变世界的科学方法,它就像可随时爆燃的原子核,但它的作用总是会遭遇发生了变化的新现实,我们必须“重新回想一下过去的整个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差异化的问题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自身,这是正确的论断。我觉得,以上这三个方面是列斐伏尔晚年一直坚守的学术底线,表明了他作为后现代狂潮中晚期的马克思主义旗手的身份。

列斐伏尔说:“自马克思去世至今已经一个世纪多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仍旧保持原样,尤其是所谓的社会关系。既存在进步也存在倒退。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给马克思的理论和词汇(vocabulary)补充一些东西。”(31)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列斐伏尔自豪地说,按照上述原则,他自己在过去的一些年中也为马克思的理论宝库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常”概念。他说,他198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LeMonde)的论文(32)Henri Lefebvre,Le Monde,Sunday,Dec.19,1982,pp.IX,X.专门“对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daily life)];日常[Ie quotidien (the everyday)];日常性[la quotidienneté (everydayness)]这三个概念作了区分。让我们简单地界定一下日常生活,它总是存在着,但是被价值和神话所充斥。而‘日常’这个词意味着日常生活进入了现代性:日常作为一种规划的对象,它的展开是由市场的等价系统,通过营销和广告来强制推行。对于‘日常性’而言,它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同质化性、重复性和碎片化”(33)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8.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是列斐伏尔晚年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核心概念最重要的界说,也像是一个小结。这里面包含三个不同的构境层面:一是我们每天都遭遇到但不能透视的被神秘化的“la vie quotidienne”(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哲学意味上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列斐伏尔就试图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指认出神秘化背后的社会关系支配。他承认:“当我第一次重新思考日常的时候,超现实主义已经试图想办法在平庸无奇之中召唤非凡与神奇。”(34)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8.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二是日常生活进入现代性后生成的特定的“Ie quotidien”(平日)。列斐伏尔专门指认:“英文的单词‘everyday’是对法语单词‘la quotidienne’ 不太完美的翻译,后者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重复。”平日特指被资产阶级现代性所规划,被市场的等价赋型和制造欲望实现的虚假消费建构起来的日常存在,这是他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新认识。三是“la quotidienneté”(日常性)的质性即被资产阶级抽象化空间通过同质化、重复化和碎片化碾出的存在特性,这是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一直到《空间的生产》等论著中的观念深化。转换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视角上,列斐伏尔说:“我曾经也有过如下表述:‘日常’,在现代世界中,不再是一种‘主体’(丰富的主观性的主体),而成为了一种‘客体’(社会组织化的客体)。”(35)Henri Lefebvre,La vie quotldlenne ans Ie monde modern,Paris: Gallinard “Idees,” 1968,p.116.这是说,今天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人的主动的生存活动,而成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存在,即列斐伏尔意义上的人所创造出来却无法左右的“第二自然存在”。

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哲学中,似乎形而上学就是在形而下的感性日常生活之上的非日常之道,“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将自身置于日常性之上,并将之排除在思考的范围之外”,马克思可能也过多地关注了工人的“劳动、工作和生产活动”,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工人不仅拥有工厂生活,他们还有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他们有在劳动领域之外的生活经验”。(36)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8.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盘剥已经浸透到劳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之中。忽视日常生活存在,忽视存在的日常性,恐怕是整个传统哲学存在的偏差。这是列斐伏尔努力将哲学从抽象的天上拉回地上和我们身边的具体生活的思之缘起,或者说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生成的历史原因。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列斐伏尔提出日常概念的现实原因是当代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入侵。在这一方面,列斐伏尔进行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在他看来,日常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日常生活还基于自然存在的节奏,使用价值还是世界的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与自己的夫人凯瑟琳·雷居利耶—列斐伏尔合写了《节奏分析计划》(37)Lefebvre,Catherine Régulier-Lefebvre,“Le projet rythmanalytique,” Communications 41,1985,pp.191-199.一书,刻意凸显节奏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这还是“日常仍旧与自然连为一体,即与直接的给定的东西连在一起”的时期。依他所见,在这个阶段,“生活的节奏还无法与日和夜、星期和月份、季节和年份等自然节奏(rhythms of nature)区别开来。这种日常生活仍旧孕育在宗教之中,并且使用价值(use value,马克思意义上的)仍旧占据主导。机器几乎无法与工具区分开来。城市也无法与农村区分开来,它还是一个巨大的农村,或者是农村的扩大。在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还只是忙于建设火车头、轮船和大炮等等,但是它还没有涉及日常生活”(38)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9.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

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长时段,因为它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的早期。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人的生活节奏还是基于自然的节奏,这是由于根本改变自然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的工业生产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人的生命存在还无法脱离自然存在的节奏,这是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早期工业社会的生活存在的质性。二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质点,即巫术和神学支配的日常生活和使用价值主导着生活存在,在整个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生产活动还是以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产品的使用价值仍然是生活的直接条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曾经是人的生活目的的使用价值的观念,会以哲学上的取用(appropriation)概念取代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成为衡量今天日常生活本质关系异化——交换价值和金钱节奏的篡位的历史批判尺度。这近似于马克思后来在《大纲》中发现的初始劳动交换关系的“曾有”(Gewesenseins),这是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的先在现实尺度。三是进入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期后,资产阶级还在忙于工业和商业王国的基本建设,尚未将手伸向日常生活。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用交换价值战胜和取代使用价值并全面入侵日常生活的时期。依据列斐伏尔的判断,这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的。这一阶段日常的根本特点是,“一股强大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的潮流袭来。交换价值战胜了使用价值(Exchange value prevails over use value)。商品、市场、货币以不可调和的逻辑(implacable logic)占领了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扩张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the slightest details)之中”(39)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9.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显然与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一个错位,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在社会生活中交换价值还没有彻底战胜使用价值,资产阶级还没有将支配和奴役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资产阶级已经让交换逻辑支配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层面。我认为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总体上是对的,但下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即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进行本质批判的时候,从劳动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以及货币—资本关系“抽象成为统治”,已经是离开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对“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了。所以,列斐伏尔这里的观点只有将逻辑边界回缩到交换关系对日常生活的完全入侵才是合法的。列斐伏尔具体地分析说,现在“需要与日常生活都成为了被程序化的(programmed);技术进入日常生活。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庞大的跨国公司通过日常生活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它们生产洗涤剂、衣服和所有日常消费品。此时,技术革命本身替代了社会与政治的革命,然而,资本主义占领了那些大部分曾经逃离它的视野的土地:日常生活”(40)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9.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里的关键词是入侵了日常生活的资产阶级程序化、跨国公司和技术革命:一是当资本控制的技术全面入侵日常生活后,人的生活就开始被科学意识形态技术化管理和编程,日常生活将不再是人自身的自主活动;二是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开始控制和生产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消费品,“技术官僚操纵着一切;它们通过操纵广告和媒体操纵着日常生活”,资本统治和盘剥开始使日常生活深深地殖民化;三是今天的技术革命就是最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正是通过世界的技术化重新占领了全部日常生活。

第三阶段是消费被大众传媒操控的时期。列斐伏尔说,今天的“日常不仅是被程序化的,而且它完全成为被中介的和大众媒介的(entirely mediated and mass-mediated)。营销可以允许预测达到十年之久。日常不仅是被控制的,它完全就是被操纵的(manipulated)。它是被管理和治理的(managed and administered),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对其进行巨额投资”(41)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79.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是列斐伏尔原先那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的升级版,应该说,这与列斐伏尔已经看到的信息技术被资本所利用相关,而信息传播是资产阶级控制的大众传媒生产景观的关键性工具。

此时列斐伏尔取得的重要理论进展是,他在讨论日常、日常生活和日常性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不再以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为前提,而是将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批判性透视奠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当然,列斐伏尔并不是完全不提及异化,他还是会谈到异化现象,不过这时他那里的异化已经成了妇女被压抑的不开心的主观情绪。(42)列斐伏尔在一个注释中这样写道:“异化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转移到文化之中,失去了其完整性和力量。例如,年轻的妇女可能会说她们不愿意要小孩,因为小孩代表着自我异化。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反对你自己的意志的孩子,那就构成异化。但是如果你想要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异化不是由妇女的条件所决定,而是由其意志和欲望的行为所决定。”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4.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他说日常是一个复杂的现象(complex phenomenon),但是“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形态(modality)。因此,我的分析是生产方式分析(analysi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本身的实际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包括财产关系确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修正”(43)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0.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他声明“我的分析是analysi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生产方式的分析)”,这当然是一种方法化自觉。这的确是列斐伏尔思想方法从《都市革命》到《空间的生产》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虽然他还不时地在口头上反对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坚持自己的异化观念,但一旦深入到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时,面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切新情况、新变化,他却都是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这正是晚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和立场。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定在中的“日常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形态(modality of administering society)。在这两种意义上,它涉及到重复的、时间中的重复性的支配性地位。这种重复性的统治是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它是剥削与统治的基础。但它也是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44)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0.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

再回到形而上学构境中,列斐伏尔这里的当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日常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而且是不经意地通过不断的生活重复巩固社会统治的治理形态,它可以上升为人与资产阶级世界的基本关系。

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再一次回到他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即马克思和列宁都预言过的“资本主义行将崩溃”(capitalism was going to die),而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但没有死亡反倒获得了发展的悖论上来,这是为了在政治层面上显摆自己超越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这也是他的《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的主题。列斐伏尔承认卢森堡是第一个对“capitalism was going to die”(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结论提出反思的人,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却是他自己。“我曾经试图延续这一思考的路径,不仅要回答资本主义是如何幸存的,而且要回答资本主义是如何增长的。我曾经强调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在工业中建立起来,它便会整合工业。它就会将农业整合进来,将历史的城市、将空间整合进来,并且它还会生产我所谓的日常性(la vie quotidienne)。”(45)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0.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

很显然,这是列斐伏尔再一次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幸存的问题上来,不过这一次他直接将空间生产与日常性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的社会革命“不能仅仅是改变政治部门和机构;它必须要改变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殖民化(literally colonized by capitalism)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46)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0.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这就是日常生活革命,这当然也是一个新的革命目标。

列斐伏尔提出,必须制定一项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全新的政治规划(project),这是不同于资产阶级那种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量化的发展模式,“完全区别于那种数量化的增长,也就是说,那种纯粹的和简单的经济增长”,它将“改变生活”的口号具体地实现在日常生活的质变之中。“这是一个缓慢而又深刻地改变日常生活的问题——身体,时间与空间、社交性等的新的使用的问题;它意味着一种社会与政治的规划;更高的民主,例如在城市中实行直接民主;一种新市民的定义;去中心化;自治(autogestion)的参与;等等——这是一种社会规划,同时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规划。”(47)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p.86-8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

这就是列斐伏尔的具体政治行动规划:一是他也意识到,日常生活的革命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会是一个使日常生活本身缓慢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二是这里涉及人的身体的使用,即将身体在空间生产的作用从交换逻辑中脱型出来,使人与自然的取用关系重新成为时间与空间生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社交性的本质。三是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与政治规划,这种政治规划必须体现“更高的民主”,比如城市空间场境关系中的“直接民主”,塑造做回自己的“新市民”,在都市空间中采取“去中心化”的战略,消除中心对边缘的奴役和支配关系,真正实现人的自治。在列斐伏尔眼里,这将是一种关涉整个“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规划”。

当然,列斐伏尔最后不会忘记自己嚷嚷了一辈子的乌托邦式的更新的人本主义。他说:“它们隐含在马克思那里,在一种更新的人本主义(renewed humanism)的意义上来说。借自于黑格尔的术语,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的一个总体的人(total person),作为一种身体、作为在感觉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发展。这些学术研究接近于一个超越古典哲学的最高和最后的问题。”(48)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他忘不了自己的哲学旧招牌,但可笑的是,他也知道这种想法会是一个乌托邦(utopian)。“它是乌托邦吗?是的,因为乌托邦思想关乎到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与行动有关的所有思考都有乌托邦的成分。”(49)Henri Lefebvre,“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Eds.in 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e,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87.中译文参见鲁宝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