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浪漫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

张继栋

与启蒙主义和德国观念论在哲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浪漫主义思潮往往被视作一场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运动。因此,学界在评价浪漫主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时,往往将其限定为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文学兴趣。近年来,随着浪漫主义的哲学意蕴逐渐被发掘,反讽、综合、感性等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讨论之中,浪漫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受到重视。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既包含了追求进步、科学的启蒙主义方法,也融入了重视感性活动、强调人性发展的浪漫主义方法。(1)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浪漫主义与生态学》,冯瑾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7期。其实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共享着应然与实然对立的时代问题,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人的自然或本质、人的发展和完善的方式以及人能实现何种自由等问题有着不同理解。因此,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拓展“启蒙主义叙事”未曾关照到的思想面向,还有助于发掘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与历次理论转向背后的浪漫主义线索,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马克思哲学思考的理论特征,探究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

一、反思启蒙:浪漫主义的理论特征

诚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亦参见Isaiah Berlin,The Roots of Roman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1.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涵盖诗歌、音乐、绘画、雕塑乃至文学、美学、历史学与哲学等诸多领域,前后持续时间近百年,席卷范围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乃至丹麦、挪威的思想运动,对其做出精准而全面的定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困难,甚至可能会让原本已显复杂的思想脉络变得更加混乱。但如果以马克思思想发展为中心,我们仍可以对论及的浪漫主义进行描述性的界定。据此,本文所讨论的浪漫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独特的思想视野,源自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发生于德语思想界的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以及施莱尔马赫等思想家。他们对康德哲学所开启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应,形成了与德国观念论相交映的重要思想流派。1798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出版,该书前言中说道:“在人借以形成自己的学术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以把这些获得的知识和技巧用于世界为目标;但在世界上,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3)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亦参见Immanuel Kant,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康德哲学的出现开启了德国观念论的大门,也为浪漫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后来曾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施莱尔马赫作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实用人类学》出版之后迅速对康德提出的挑战做出了回应。

浪漫主义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审美与表现来实现人性的整全自由。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德哲学无疑是浪漫主义的重要对话者。浪漫主义认为,康德哲学中自我立法的自律性自由是精神性的自由,压抑了人的感性能力与感性活动,“在感觉中由于自然的片面强制以及在思维中由于理性的全面立法,恰恰是剥夺了人身上的这种自由”(7)[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0页。,而只有审美才能实现整全自由的目的。审美和美学教育是早期浪漫主义者的重要理论诉求,后者试图在有限的感性对象中以直观的方式把握“总体”和“绝对”,从而在碎片化的现代世界中建立起精神的艺术王国。施莱格尔等人将浪漫派的这一方法称之为“反讽”。所谓“反讽”,就是从人的内在情感需要出发,采用语言或是纯粹的想象等创作方式,以纯粹的“否定性”的形式来消解外部世界,从而达到“绝对的对立的绝对综合”(8)[德]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5页。。

审美回答了人对精神世界的总体关系,表现活动回答的则是如何评判个体的价值立场与方法。与“审美”这一浪漫派提出的概念不同,“表现”是后世学者在总结浪漫主义关于人的看法时所使用的概念。伯林将“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或译“表白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基本内核(9)参见[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所谓“表现主义”,首先是指表象先于且合于本质,无论一个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应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本质。如果这一链条出现断裂,那就意味着限制、压迫与异化。其次,人总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表现活动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群体和民族,因此,一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既是他所属历史和群体的产物,又是他本人艺术天性的独特创造,对二者之间联系的强调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征,以至于伯林认为其孕育了“历史主义与进化论”的思想发端。(10)参见[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二、浪漫主义、文学习作与马克思波恩时代的思想图景

浪漫主义是马克思离开家庭后最早接触到的现代思想流派之一。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波恩大学是普鲁士王国建立的第六所大学,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重镇。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之中,听了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关于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讲座等。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波恩大学的浪漫主义气氛中,马克思受到了浪漫主义的潜在影响,甚至通过现代艺术史的课程系统地了解过浪漫主义的思路和框架。证据之一,便是他当时高产的诗歌创作。仅从马克思流传下来的诗歌数量来看,仅仅在1836年10月到1837年4月的半年内,他就创作了95首诗歌。即便除去若干首重复收录以及收录在他姐姐索菲娅·马克思纪念册中的1835年创作的诗歌,平均近两天一首诗的创作速度仍然是非常惊人的。而根据马克思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书信,这些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批诗歌与文学创作的草稿都被马克思本人销毁了。从马克思提及的部分文学创作来看,他显然深受浪漫主义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早年诗歌创作中已经包含着浪漫主义的三个重要主题:对整体和“大全”的渴望、对异化现实的批判以及对超越异化的努力。(11)参见[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页。

其实,在诗歌创作时期,浪漫主义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主题,而且使他自觉地运用这一思想资源来反思近代以来哲学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不仅仅限定于浪漫主义“总体—异化—扬弃”的三段论主题之中。近代以来,如何理解人的处境主要包括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即建立在“我思”基础上的反思性人类观以及建立在机械因果律基础上的力学式人类观,马克思在诗歌创作中对这两种人类观多有批判。概而言之,反思性人类观抽象地把握了人和世界,忽视了感性所具有的生命活力,从而导致了科学和艺术的分裂。在马克思创作的《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中,他用了长达24印张的篇幅来综述启蒙哲学以来相互分裂的审美艺术领域与哲学领域,试图在“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除此之外,《访问》等主题同样集中于如何理解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和对立。力学式人类观从感性经验的确定性出发,试图在物理学的意义上统一人性与世界,却抹杀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这一人类观认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13)[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身体不是别的,就是一架钟表,而它的新的养料就是钟表匠”(14)[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页。。以拉·梅特里(La Mettrie)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界一样,都处在机械因果律的支配之下,人的情感和性格都是由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饮食习惯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拉·梅特里在其代表作《人是机器》一书的献词中,表明此书是为了献给一位医生而作,而马克思对力学式人类观的批判恰恰同样以《致医生们》为题。

学界在讨论马克思诗歌创作中的思想发展时,常会以《给父亲的信》为节点来认定马克思的思想转向。但笔者认为,不应高估此转向的思想意义。从1837年11月开始,马克思停止了文学创作这一浪漫主义的主要活动形式。在以往的解释模式中,这是马克思的法学建构和浪漫诗学走向终结、哲学思考逐渐登场的理论节点。其依据在于马克思在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开始研读黑格尔哲学,并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比较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原则。然而,这次理论形态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性而非思想性的。

首先,马克思的主要专业是法学,本应作为兴趣爱好的诗歌创作已经占据了他大量的精力。如前所述,文学创作势必要影响到马克思的专业学习,因此,他才会在《给父亲的信》中表示,写诗不应该占据太多时间,而应仅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

其次,马克思此时受到了来自父亲和友人的劝诫,后者引导马克思建立了与文学创作无关的职业规划。从马克思父亲给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推断,截至1837年9月初,马克思仍然在从事文学与艺术创作。马克思似乎向他的父亲表明了出版一期戏剧评论杂志的愿望,而他的父亲对此表示宽容和理解,但也提示马克思需要注意到今后从事此类职业可能存在的困难。而根据马克思父亲对他实际出路的建议,马克思在前一封信中应该谈到了将诗歌创作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的想法,因此父亲才建议他加强学习财政、税收等:“一个吟诗作赋的政府顾问,对我来说,比一个吟诗作赋的法官更其自然。”(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1页。而在1837年11月的通信中,马克思表明他新近认识了一位陪审推事,从而了解到,先通过司法考试成为财政法领域的陪审推事,再加上博士学位,就可以很快在大学中获得兼职教授的职位。(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这份可能的工作无疑让马克思动了心,从而放弃了诗歌创作。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青少司，校园足球相关管理权限移交给了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其主要工作职责是：指导和推进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工作；制定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有关政策、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草案；指导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工作；制定青少年业余训练的相关制度，指导体育运动学校、体育传统学校以及各种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的建设和文化教育；指导青少年的体育竞赛工作等。

最后,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自己的诗歌并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解释了自己创作诗歌的初衷,称这些诗歌是为了宣泄主观情感,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意的创作。马克思的诗歌既表达了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批评,又抒发了由于与燕妮异地恋而产生的情感波动。然而这些诗歌缺乏“富于诗意的思想”(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这可能是导致马克思在写作这封信的前夕销毁所有诗歌的原因之一。

但是理论形式的转变不意味着哲学基础的断裂,马克思本人在《给父亲的信》中已经给出了提示,浪漫主义为马克思打开黑格尔哲学的大门提供了基础。因此,即便没有布鲁诺·鲍威尔的指引,马克思同样会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考与批判。而且恰恰是由于思考出发点的不同,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布鲁诺·鲍威尔基于思辨神学的自我意识乃至黑格尔哲学本身都存在差异。通过比较三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浪漫主义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与影响。

三、自我意识、青年黑格尔派与浪漫主义

随着与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交往的加深,马克思开始接触并研究黑格尔哲学。兹维·罗森(Zvi Rosen)等人认为,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在鲍威尔的主导影响下形成的。(18)参见Zvi 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135.其实,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接续了波恩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线索,如对“感性”“自由意志”“个体实存”以及“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等的强调,这使得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不同,我们需要明确后者使用“自我意识”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论旨趣。1837年,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出版了《耶稣传》,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施特劳斯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发现,耶稣本人的生平是晦暗不明的,而福音书作者对其生平的记载仅仅能够通过对福音书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来理解。施特劳斯坚持了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上的基本看法,认为以亚历山大学派为代表的时代精神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实体性环节。施特劳斯的主要结论是,虽然福音书是当时人们的“虚构”,但符合当时人们对“弥赛亚”的普遍渴求,因此代表了罗马世界逐渐形成的精神“实体”。(19)参见[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耶稣传》第1卷,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页。但是鲍威尔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基督教的诞生理解为早期基督教会的无意识编造,否则所谓的精神“实体”就会取代宗教成为一个新的异化对象。他指责施特劳斯的“实体”概念具有“有限性”和“局限性”,并认为他的历史批判法过于武断,只有从自我意识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基督教的本质。(20)参见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自1837年开始,鲍威尔逐渐发展出自我意识哲学的三个不同领域,即福音书批判、宗教哲学批判和政治法学批判。在与施特劳斯的论战中,鲍威尔不仅否定了四部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认为它们是文学作品,甚至将这一结论推进到了《使徒行传》之中。福音书批判只是鲍威尔与施特劳斯论战的即兴之举,宗教哲学批判才是自我意识哲学最核心的领域,也是鲍威尔最为着力的地方。鲍威尔认为,宗教的发展阶段取决于自我意识的完善程度,自我意识的不同活动阶段构成了宗教的不同特征。鲍威尔将自我意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犹太教为代表,由于此时自我意识较为低级,不具有把握绝对的能力,因此自我意识被人类自身外化出来的上帝所支配;第二阶段是以《新约》为代表的基督教,它代表了自我意识所要求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在承认宗教精神的情况下,人们在上帝面前实现了自由和平等,因此矛盾就发展为自我意识与宗教之间的对立;第三阶段是宗教批判的阶段,对基督教的扬弃意味着自我意识对于宗教的胜利和人性的解放。(21)参见Zvi 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Hague:Martinus Nijhoff,1977,pp.85-90;李彬彬:《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67页。

自我意识哲学的政治法学批判是宗教哲学批判的逻辑延续。在19世纪的普鲁士,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是两条并行的战线,由于无法直接批判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现实,政治批判往往以宗教批判的结果呈现出来。在鲍威尔看来,与基督教相对应的国家形式是普鲁士的君主制国家,自我意识哲学所要求的就是消除等级制和特权阶级的普遍民主制。他通过考察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从普遍性的视角来审视自我、国家和社会,对这些概念进行逐一批判,从而实现最终的个人自由。(22)参见Douglas Moggach,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鲍威尔的政治法学批判,既不是基于洛克式自然权利学说的发挥,也不是对赫尔德式民族主义的演绎,从其理论旨趣与批判方法来看,确乎是极为德国式的、观念论式的激进推演。

福音书批判、宗教哲学批判和政治法学批判构成了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三个不同领域,也是其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我们下一步需要追问的就是: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相比,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有何显著差异?

第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在于,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带有浪漫主义的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特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则是沿着黑格尔宗教哲学向前推进的结果。因此,与其说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乃至政治批判是对普鲁士现状的具体反映,不如说它是一个由神学思辨得出的抽象结论。其实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准备笔记中,就已经对此表示了不满。他指出,总体性哲学的时代是哲学理解世界并建立形而上学的时代,而自我意识哲学的时代则是哲学反对现象世界的时代。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更为注重理论批判的限度。在博士论文的附注中,他对神学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指出逻辑上的证明与感性世界中的证明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而这正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所在。(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285页。在博士论文的“笔记本五”中,马克思含蓄地指责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他以宗教批判的逻辑来指责基督教的异化性质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真正的对立不是思辨中的主体与异化的对立,而是感性世界与思辨的对立。(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140页。

第二个关键性的差异在于,马克思与鲍威尔在政治批判的方向上存在分歧。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表示不满,认为他们过分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思辨,将现实世界不断肢解为“自我意识”“唯一者”等抽象概念。因此,马克思不仅拒绝了许多青年黑格尔派学者的文章,还亲自在《莱茵报》上发表社论,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脱离感性世界的做法。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提醒道,真正能够对普鲁士王国乃至现代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等词句,这些概念是不能从思辨中推导出来的。对于马克思而言,柏林“自由人”团体不仅在实际工作中影响了《莱茵报》的出版,而且其思想立场与浪漫主义重视感性功能、感性对象的原则背道而驰。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最终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它唯一的任务和功能就是从事理论的批判,对于鲍威尔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情感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第三个关键性的差异在于,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对待黑格尔哲学上的不同。在1841年出版的《对无神论者、敌基督者黑格尔末日审判的号角》中,鲍威尔假扮成一个反对黑格尔哲学的神学家来为黑格尔哲学辩护,将黑格尔哲学解释为无神论和反宗教的哲学。(26)参见Bruno Bauer,Die Posaune der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Leipzig:Otto Wigand 1841,S.6.但马克思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却有意识地与黑格尔哲学保持着一定距离。这首先体现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不同判断上。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第一个环节是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代表了理性与反思的原则。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哲学的原则是感觉与个体,从伊壁鸠鲁学派出发无法通往哲学体系的大厦。黑格尔甚至对伊壁鸠鲁著作的遗失幸灾乐祸:“我们对于这些著作的散佚实在不必过于惋惜。感谢上苍,这些著作已经不存在了!否则文字训诂学家又要花费很大的气力。”(27)[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但是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感性原则是能够弥合主观自由与客观世界相互分裂的理论钥匙。他先通过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之口表达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欣赏,因为卢克莱修懂得“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黑格尔认为的斯多葛学派,而是伊壁鸠鲁学派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才是哲学的真正出发点(2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把握世界的出发点,不是思辨对象和精神活动,而是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将外部世界不断精神化的辩证法,其意图是构建起总体性认识的体系。而马克思发现,“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哲学在决心创造世界后,则把自己的眼睛往后扔……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136页。。他认为,哲学不能仅仅作为精神性的活动,而是要下降到现象世界之中,成为把握和扬弃现象世界的能动性力量。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的怀疑论暴露出他不相信感性对象,认为感性对象“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主观的假象”(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但他又不得不以感性对象作为知识的起源,这一点与黑格尔的做法非常相似。但是自我意识哲学却认为,现象世界就是感性对象的世界,现象世界形成的秘密就在于原子偏斜的活动之中,原子一旦下降到现象界,就下降到了物质的基础,成为现象界的承载者和负荷者,自我意识也就从抽象的自由下降到了定在中的自由。

透过复杂的哲学分析,马克思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感性对象和感性活动的领域重建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对比希腊世界和现代世界,揭示了哲学家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和限制。在那个时代,哲学家的存在基于其所处时代的实体性,即自然的宗教和法律。哲学家的活动无法深入到现象世界之中,苏格拉底的悲剧正是自我意识与实体的冲突。但是在当前的时代,人类的力量前所未有地成长起来,从而使得哲学家下降到现象世界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拒绝前进而停留在精神领域的哲学家就会像德谟克利特那样陷入苦恼意识之中。面对新的任务,构建一种新的哲学成为势在必行之举。虽然马克思当时尚未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在浪漫主义开启的视野下,马克思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四、重审浪漫主义对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意义

实践活动,即“感性的人的活动”(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是唯物史观中的关键概念,也是马克思从理论批判转向实践批判的哲学动力,这与浪漫主义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浪漫主义批判了近代以来人性论的抽象根基,将人性自由发展的方法奠定在“表现”活动的基础上。虽然浪漫主义的“表现”活动是针对启蒙主义的反论,但它仍将对人性的讨论拉回到感性的、综合的视野之中。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吸收了浪漫主义中重视“表现”的合理方法,但是将表现的内容从道德和艺术实践转向了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曾写道:“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页。因此,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服从于必然性的活动,更以自由表现的形式孕育了真正的解放空间。

浪漫主义对“分工”的批判,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话语。浪漫主义强调人性尊严高于一切,主张人的发展应当是精神自由与感性能力并重,并统一在审美活动之中。它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现代分工扭曲了个体能力的发展方向,片面地发展了某一特定方面而忽视了整体的统一性。浪漫主义的这种分析范式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抨击了近代法学理论的局限。他指出,“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看出开明的立法是如何片面地对待并且不得不这样对待贫民的习惯法”(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启蒙主义以来的法学体系用抽象的理智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然而这也使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不同的法学范畴,“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而且它的重要的职能就是使世界成为片面的”(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值得注意的是,“分工”这一概念是斯密等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强调的是分工对生产物质财富与扩大民族间交往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最初接触这一概念时,展现了负面的理论态度。他在《巴黎笔记》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由此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分工”一词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治经济学或“生产力”概念的借用,它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活动,还蕴含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维度。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甚至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摘引勒蒙泰的言论对蒲鲁东进行批判,而他所摘引的内容恰是浪漫主义对分工的典型批判。(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1页。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是马克思早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之一,构成了自我意识哲学、理性国家主义乃至异化劳动理论等数次哲学转向背后的思想一致性。

浪漫主义一个常被忽视而又重要的影响,是促使马克思清算了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的抽象思辨,转而接纳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黑格尔逝世之后,普鲁士王国政府为了清除黑格尔主义在柏林大学的影响,聘请了谢林前往授课。众所周知,谢林在其青年时期与耶拿浪漫派交往甚密,常与蒂克、施莱尔马赫出入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家中,其思想也与浪漫主义有诸多交叉之处。而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接触了谢林的自然哲学和同一哲学。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人类学课程的授课教师亨利希·斯特芬斯(Heinrich Steffens)就是谢林的学生,也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人物之一。尽管斯特芬斯本人具有基督教神学背景,但他试图将“自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旨在实现人类的充分发展。(39)参见Eduard von Hartmann,Geschichte der Metaphysisk Zweiter Teil,Leipzig:Herman Haacke Verlagsbuchhandlung,1900,S.305.除此之外,斯特芬斯还是一位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这可能也影响了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所使用的“矿物学”比喻。尽管马克思对谢林晚年的神秘主义和天启哲学持批判态度,称其为“吹牛大王”,“是德意志联邦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但是他也赞扬了谢林早期的努力,认为青年谢林试图调和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努力是“真诚的青春思想”(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谢林在其青年时代就已意识到费希特将全部哲学理解为知识学的困难,因此转而从客观性的方面发掘了自我意识与自然、历史的同一性。可以想见,马克思在写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时提起谢林也正是基于这一目标。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青年谢林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并未被老年谢林完成。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写道,“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马克思认为,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已经使思辨达到了它所能容纳的极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将目光转向感性的外部世界。“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从而在感性原则上重建哲学的基础。费尔巴哈的哲学努力与马克思一拍即合,前者所继承的是欧洲的经验主义传统,其理论内核是围绕直观和感性对象发展而来的感性唯物主义。“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的原则。”(44)[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断定,“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45)[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5页。。

费尔巴哈的哲学目的是重建一个以人道主义原则为核心的哲学宗教,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丝毫兴趣。相反,马克思仅仅借鉴了后者批判德国观念论的理论方法来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的思考和结论。显然,马克思的思维深度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这首先体现在二者对“感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上。费尔巴哈将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是以感性和审美的形式对绝对者的把握,因此费尔巴哈做出论断:未来哲学的基础在于“直观的秘密,感觉的秘密,爱的秘密”,进而“所有存在的秘密只在爱中显露,而不在抽象思维中显露”。(46)[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7页。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仍然没有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范围。但马克思指出,感性意识的意义不在直观,而在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正是感性活动为感性直观提供了对象。因此,费尔巴哈所强调的“爱”的类本质,也必须以对象性活动为前提条件。即便在被认为是最具有费尔巴哈色彩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也明确表示:“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这表明,马克思始终与费尔巴哈哲学保持着一定距离。与其说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改造纲要》与《未来哲学原理》引导马克思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不如说马克思以费尔巴哈哲学为镜像,理论化了其原有的浪漫主义因素。

浪漫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也参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这一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判断上。浪漫主义认为,自然为人的创作提供了所需的创作对象和材料。在斯特芬斯等人看来,自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历史”的,而人通过自己的审美活动赋予自然以意义,从而创造出“诗化自然”或“神化自然”。(48)参见[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其实,浪漫主义所面对的“自然”的破碎状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调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承认,人与自然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自然界的形态为人们提供了劳动的对象和工具,并影响着生产发展的不同形态。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是浪漫主义的“诗化自然”,而是以感性活动为中介的“人化自然”观。

浪漫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还体现在对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判断上。浪漫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持有“归属”的观点。浪漫主义认为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即民族,理解作家的作品必须结合其民族精神,因为民族共同体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决定了人的精神发展程度。因此,浪漫主义主张翻译的真正方法不是将一种文化作品介绍到另一民族的语言之中,而是将读者“带入”作品的文化语境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讥讽鲍威尔等人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525页。人们在从事“批判的批判”或理论生产时,同样“归属”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则是由“分工”所决定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正是生产方式的不同阶段在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和艺术形式,甚至决定了文化再生产的社会条件。浪漫主义的审美直观仅仅看到了自然对人的影响,却忽略了生产方式改变自然条件的方面。因此,从分工和交往形式的角度来看,个人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只有在废除了私有制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

统观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历程,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反思启蒙现代性的理论思潮,与观念论哲学等思想因素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帮助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中保持了理论自觉,而且其强调感性、生命活动与生命表现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影响了马克思初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的基本立场。此外,浪漫主义的人类观和社会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马克思吸收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此,重新审视浪漫主义的理论遗产,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