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的所有制问题
——兼论“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

胡怀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9页。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想体系,“两个毫不动摇”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本文试图结合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理论回应,特别是西方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所有制问题,以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

一、引言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并渐次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化的政治法律秩序、人身依附的经济社会关系和行政权支配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如马克思总结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与之不同,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开放和扩张的社会,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拥有相同的政治法律权利、面对大致相同的经济社会秩序和市场交易规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70页。,人们得以更多地借助于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和自由平等的社会交往,更多地凭借个体努力改善自身境遇,并以此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进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在其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由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辟了一种更多表现为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式现代化路径。然而,即便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进,即便仅就经济现代化而言,“全球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就20多个,总人口10亿左右。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4)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也就是说,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西方式现代化迄今不过涵盖了10亿左右的人口,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只是涉及14亿多的人口;即便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全面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世界上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迈入现代化。面对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其所涉及的任何关键环节与核心问题,似乎都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审慎考察和深入回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5)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制问题几乎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核心问题,它不仅是决定着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是引发了诸多学术思考甚至激烈学术争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面对所有制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有必要结合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经验教训、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性反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化视域下予以系统梳理和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并推动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二、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及其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理论认识:以法国启蒙运动学者卢梭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斯密为例

就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盛,不断在边际上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不断为欧洲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积累着物质因素;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且推动了17世纪自然法的近现代转型,并由此催生了直接面向现代社会的18世纪启蒙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不仅分别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各自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具体路径,而且分别结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硕果;19世纪的马克思结合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路径及其经验教训,在批判继承西欧各国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为20世纪的中国成功开启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我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不仅成功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而且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17世纪的自然法转型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强调的,“对17世纪的哲学来说,关系始终显得不及实体那么可靠;人是实体,而社会则是关系。正是这种假定的个人优先性成了自然法理论所具有的最显著且最持久的品格,也是现代理论区别于中世纪理论的最为明确的地方。”(9)[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从相对封闭和相互隔离的传统社会转型为高度开放和扩张的现代社会,有必要借助于理论上的“个人优先性”突破传统社会的地域性限制、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而这正是17世纪自然法转型面临的时代课题。对此,自然法学者普芬道夫深刻认识到,“人是一种关心自己的生存、需要,没有同伴的帮助便不能自存,从互助中受益匪浅的动物”,但“同时又具有攻击性、挑衅性”,“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细致地[的]调整和控制”(10)[德]普芬道夫:《论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2页。。至于如何进行细致的调整和控制,格劳秀斯认为必须诉诸“正当的理性”或“合乎本性的理性”,并由此赋予了自然法新的时代内涵:“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11)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就“正当的理性”或“合乎本性的理性”这一基本出发点而言,欧陆启蒙运动学者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学者更为强调“理性”,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则更倾向于“正当”特别是“合乎本性”,并由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妨以法国启蒙运动学者卢梭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斯密为例予以简要梳理。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卢梭不仅以其关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等现代理念的深刻阐述为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其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理论探讨亦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重要启发。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开篇指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而平等则是自由的重要前提:“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1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页。按照卢梭的看法,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前者而言,“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14)[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就后者而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1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9页。卢梭以为,为了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状态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必须“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结合形式的集体的“每个成员,在集体形成的那一瞬间,便把当时实际情况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1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由此,通过“献给了集体”的社会契约并借助于集体的共同力量,人类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学者的理性建构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更倾向于在个体心理经验主义的人类“本性”或“天性”的基础上,探讨政治法律秩序、社会经济关系乃至所有权保护的自然演进过程。在斯密看来,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人们普遍参与市场交易和高频次社会交往的社会,是每个人高度依赖市场交换的商业社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19)[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另一方面,“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0)[英]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6页。,从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到普遍依赖市场交换的商业时代或现代社会,必然会对政府、法律及其提供的个人财产和所有权保护提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要求。按照斯密的说法,“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21)[英]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3页。,它必然随着市场交换的普遍化和社会交往频次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正因如此,斯密认为“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并强调“政府并不是像某些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起源于一群人之间的契约或合同,而是起源于人类在社会中自然的进步”(22)[英]斯密:《法理学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213页。。在斯密看来,“如果没有政府的压制,那些穷人们就会公然地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富人们的财富,直到大家在财富方面变得一样的贫穷。政府和法律阻止穷人通过暴力手段从富人那里夺取财富;它告诫穷人,要么永远保持贫穷,要么像富人一样通过合法的手段致富。”(23)[英]斯密:《法理学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也就是说,同相对强调平等自由并高度重视政治权利和所有制问题的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不同,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的斯密更为强调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换、普遍勤劳和“通过合法的手段致富”的重要性及其对政府、法律在财产和所有权保护方面的更高要求,并把它们视为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演进过程。对于政府、法律和所有权保护的自然演进及其造成的不平等,斯密持有相对保守但颇为乐观的态度:“在野蛮人当中,没有地主,也没有放债者,更没有征收员,每个人都自力更生,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因此,照理他们应该享有最丰富的东西”,“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野蛮人的贫困程度,远大于任何一个称得上文明国家最寒微的人”。(24)[英]斯密:《法理学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31页。按照斯密的看法,“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同时需要政府以正义的法律“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25)[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2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能力差异所产生的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有益的,理应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法律和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不受穷人的暴力掠夺,并以此维持因能力差异而自然和必定产生的有益的人类财产的不平等。”(26)[英]斯密:《法理学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与之不同,在卢梭看来,不平等不仅不是有益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甚至法律也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富人一旦“认识了统治的快乐,便立即鄙弃一切其他的快乐。……他们好像饿狼一样,尝过一次人肉以后,便厌弃一切别的食物,而只想吃人了”,“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2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6、129页。

对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恩格斯曾深刻地论述道,“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7—88页。;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卢梭等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高度重视平等自由、政治权利和所有制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理性”剖析,不仅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概念和重要理念,而且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扫除封建残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但它不仅没有推动法国顺利开启现代化进程,反而使得法国陷入了长期的社会扰攘和政局动荡。与之不同,斯密等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相对更强调政府、法律和所有权保护的自然演进过程,试图围绕“正义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换”构建某种“通过合法的手段致富”的普遍勤劳的整体性框架,其有关学术思想相对保守并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但却推动英国率先以工业革命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次飞跃。不过,尽管以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为思想基础的英国式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却没有推动人的发展,甚至造成了普通民众的普遍困顿,如按照恩格斯的观察,“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页。面对西方式现代化早期的理论困局和现实困境,马克思在对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不仅创立了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为开辟一种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的现代化路径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所有制问题同样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超越:从“纯粹私有制”到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按照马克思的回忆,“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21、583页。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切经济社会关系几乎都带有共同体性质,不同所有制形式或多或少都拥有某种“共同体的外观”,它相对适应于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和相互隔离并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生存型需要,但不适应于人们普遍参与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不同要素通过自由流动不断优化配置的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不同所有制形式逐渐抛弃共同体外观的历史过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之所以成为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制形式在抛弃“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转向“纯粹私有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冲突和新矛盾。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权利而又受习惯保护的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权利而只受习惯保护的人却处理不当”(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页。,特别是那些受共同体保护的底层民众的习惯权利,往往在形成“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法律时缺乏足够的立法依据进而无法得到现代法律的保护,这就决定了“这些立法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权利都是来自某些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些所有权既不是绝对私人的,也不是绝对公共的”(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这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核心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为了回答这一时代课题,马克思结合西方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教训,在对启蒙运动及其主要理论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创立了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例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理论成果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考察和批判性反思,并结合物质财富的积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初步构建了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限于篇幅,不妨仍主要以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例,重点结合马克思对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论超越,重新审视马克思试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及其对现代化和所有制问题的理论思考。正如前文分析表明的,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试图围绕“正义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换”构建某种促进普遍勤劳的整体性框架和“通过合法的手段致富”的现代化路径,并特别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另一方面,国民财富的增加“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36)[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315—316页。。马克思则进一步认识到,“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它们不仅没有像斯密所认为的那样“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反而导致了较为普遍的人的不发展,特别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在理论上系统阐述、英国在实践中充分展开的现代化路径,固然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无法实现人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现代化路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超越这种现代化路径。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更为重视政治权利和所有制问题的法国启蒙运动自然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但当经典作家系统考察法国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以及法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时,发现其同样存在严重问题。以所有制问题为例,就法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而言,以法国启蒙运动为思想基础的法国大革命推动了“纯粹私有制”的形成,但不仅由于所有权的绝对化等因素造成了要素流动的新障碍并使得法国迟迟难以顺利地以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进程,而且造成了法国小农的普遍困顿并引发了严重社会问题。具体而言,正如作为法国大革命重要制度成果的《拿破仑法典》指出的,“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40)[法]拿破仑:《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0页。,法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纯粹私有制”和“绝对所有权”为法国乃至欧陆国家突破各种封建关系、特别是抛弃各种封建义务等“共同体外观”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重要的制度基础,但“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所要求的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的人。……除了他活动的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总结说,“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70页。。就法国启蒙运动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设想而言,他们寄予厚望的“社会契约”或“公有制”往往流于理性的浪漫或理论的空想而缺乏现实的土壤。对此,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他们认为“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也就是说,高度重视“正义的法律”和“普遍的交换”并鼓励“通过合法的手段致富”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英国率先开启了以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它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高度重视政治权利和所有制问题的法国启蒙运动,其在实践中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与“纯粹私有制”的形成,不仅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造成了现代化的新障碍,其在理论上催生的“公有制”设想则因缺乏现实的土壤而流于空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它本质上是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实运动,是对西方式现代化路径的超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实的前提产生的。”(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在经典作家看来,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深刻认识到资本的自由运动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但无法实现人的发展,马克思结合西方式现代化特别是英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对资本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经由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变革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4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7页。马克思主义是结合西方式现代化的早期实践对作为西方式现代化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及其理论成果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论超越,是对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路径的理论阐述。与启蒙运动学者各有侧重的理论阐述不同,马克思试图构建的是一种整体性框架,它“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并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1—592页。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变革则是沟通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键环节;当然,由于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重点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对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严重制约,但同时也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作出了初步的理论设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未来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进一步指出,未来社会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兼论“两个毫不动摇”的历史生成和理论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5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制问题,特别是结合马克思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有关阐述深刻认识到,所有制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但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方面,“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54)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变迁中、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历史生成中,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制问题以及“两个毫不动摇”的历史生成过程;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5)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所有制形式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绝不能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独立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为准确地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并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页。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以大规模工业化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5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对此,列宁曾特别提醒说:“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58)《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页。正是面对这样的具体国情,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亦经历过严重曲折;从某种程度上讲,“两个毫不动摇”正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5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并正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国家,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持续较快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由于相对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所有制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度经历了严重曲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一方面,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必须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它必然拥有某种“社会性”而绝不会是“纯粹私有制”或法国启蒙运动学者设想的某种“绝对权利”;另一方面,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有助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必然拥有某种“个体性”而绝不会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观臆想的“纯粹公有制”。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又存在不少教条式理解,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误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60)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3页。,并高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片面地、孤立地、僵化地看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等等(6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4页。。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6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且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特别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一项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3页。。正是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两个毫不动摇”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我国成功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6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并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6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阐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并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两个毫不动摇”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如“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等等。(67)《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9页。党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全面阐述和战略部署,特别是强调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等(6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6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3页。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者,其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需要并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自由运动的理论分析简单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而必须深刻认识到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机统一。特别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7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3页。,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长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民营经济,目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7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进一步强调,“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7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我们是否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议论。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73)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从经济发展到人的发展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环节,所有制问题则是这一关键环节的核心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的雇佣劳动者和“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的资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的不发展并必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崩溃。与之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证人民享有广泛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不再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且意味着资本也不再是“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的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规范和保护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和资本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更是一种时空上的错乱。

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经指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77)[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我们显然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特别是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批判“纯粹私有制”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纯粹公有制”;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一定具有某种“社会性”以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一定具有某种“个体性”以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8页。,所有制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决不能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独立地发挥作用,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更是不能脱离经济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和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者,决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而必须深刻认识到二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