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高 健,许艳艳

( 沈阳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70)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文化建设任务艰巨,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毛泽东围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社会治理的主体、原则和方法,明确治理的客体和目标,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这一思想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社会治理主体: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

毛泽东认为,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互动与共同参与的过程,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也要注重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力量。

（一）党政主导

党的领导是我国进行社会治理实践的最大保障。毛泽东指出,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305,社会治理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惩治土豪劣绅,结束了剥削人民的封建土地关系,让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带领人民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2],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党还不断推进自身建设,不断提升领导水平,做好人民公仆,“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3]1427,探索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治理道路。

政府在治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治理所需要的公共资源,有效协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直接管理,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实行统一调配。党和政府从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出发,组织各种力量,调配各方资源,根除旧社会遗留的顽瘴痼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掀起大规模的救济灾民与失业工人的行动,构建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二）社会协同

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团体,认为“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4]228。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工会、妇女联合会等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与治理。农民协会一方面帮助党和国家推进土地改革,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帮助农民开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工会组织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帮助党和政府筹措善款,进行社会救济。妇女联合会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与宣传,参与妓女、舞女的改造,参与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和爱国节粮等运动的宣传。各社会团体心系群众利益,履行政府委派的职责,并通过人民公社、合作社、居委会等把社会成员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三）群众参与

毛泽东曾无数次告诫全党同志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1031。社会治理从根本上是服务于人民的,必须依靠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151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我们党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充分调动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如在土改工作中,引导群众自己推翻地主阶级,使其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过程中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通过竞赛的方式吸引群众参与,使其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枫桥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经典治理实践,毛泽东曾批示 “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6]。

二、社会治理客体: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广大群众生活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客体。

（一）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

新中国成立之前,受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国民素质普遍较低。为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毛泽东努力推动改善文化教育。

第一,开展扫盲运动。一方面,党中央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对扫盲对象、标准、教材等方面制定规则,如1957年教育部发出《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通知》,对扫盲运动进行具体部署。毛泽东还“亲自制订了七年扫盲计划和1500-2000 字的识字标准”[7]101。另一方面,全国逐步建立开展扫盲运动的组织管理机构。1952年,中央专门成立了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扫盲工作专门机构;1956年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创办速成学校和职业学校,设立各种文化扫盲班,推广速成识字法。

第二,注重教育公平。毛泽东倡导的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权利和机会的公平。一方面,重视教育普及程度,倡导开展工农干部教育、军队扫盲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扩大受教育人群范围,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反对教育特权,把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写入宪法,平衡教育资源。政府为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教育补助,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第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8]毛泽东非常注重工农教育,倡导创办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提高工农成分的学生占比。同时,他要求改革旧学制,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院校,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性人才,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从1949年到1956年,全国扫除文盲二千二百多万人”[9],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二）扩大就业规模,促进人民就业

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以及社会经济改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商业发展面临极大困难,“城市有400万待业人员,还有旧社会留下的数百万公务人员需要重新安排工作”[7]93。为此,党和政府积极采取了多项就业措施。

第一,完善就业政策。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对旧公职人员进行统一调配,将其分配到建筑、工矿、运输等行业,妥善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国家还动员部分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或开展家庭副业。毛泽东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鼓励广大劳动者向自然界进军,依靠土地实行自然就业。

第二,增加就业机会。党中央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加快生产力发展。并对工商业领域进行调整,使工厂能够尽快复工,进而增加工作机会。同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支持私营企业发展,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扩大经营范围,增设就业岗位,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第三,开展失业救济和职业培训。一方面,各地政府成立失业救济委员会,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有步骤地对失业者进行救济;建立失业救济金,帮扶尚未就业而生活困难的人员,保障其生存权。另一方面,各地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班,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其再就业能力,更好地适应新工作岗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记载,从1950年至1952年,有220万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机会,就业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

（三）重视社会保障,关注人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从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出发,逐步建立起以国家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生活。一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毛泽东批评了苏联不注重社会福利事业的态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集体福利事业”[10]。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解散、改造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旧福利机构,创建符合人民需要的新福利机构,保障弱势群体日常生活。二是实行全国性的社会保险。1951年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工伤、医疗、生育、养老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使职工的劳动得到保障。国家还创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三是加强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优抚。根据不同的标准给革命烈士、已故军人家属发放抚恤金,通过修建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来纪念革命英雄。

同时,毛泽东关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他强调,“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1]78他在推动发展经济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也关注群众对衣服、纸张等日用品的需求。他带领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出 “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并亲自去各地调研卫生工作开展情况。1965 年,毛泽东在 《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应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通过建设赤脚医生队伍来弥补农村医疗卫生人员的不足。此外,他还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推动建立灾难民、乞丐的收容所,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供养和保障。

三、社会治理目标: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平等、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紧张的国内外局势,毛泽东认为社会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争取实现社会平等和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稳定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严峻的社会问题,包括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严重的卖淫与赌博现象、经常发生的偷窃和抢劫事件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以下社会治理目标:

第一,镇压反革命势力,促进社会安定。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他们勾结土匪恶霸等势力进行策反活动,掀起武装暴动、放火抢劫、暗杀干部等骚乱事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对此,毛泽东指出,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11]117。党和政府通过采取收留战后散兵、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军事打击、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恶霸势力等措施彻底清除反革命势力,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使社会保持安定有序。

第二,治理“黄赌毒”问题,净化群众生活。毛泽东要求严格管制娼妓业,关闭妓院,清查娼妓馆中的阴暗交易;针对赌博问题,取缔地下赌场、颁布禁赌条例等;针对旧社会遗留烟毒痼疾,通过颁布法令和成立专门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帮助有毒瘾的人戒毒。经过我们党长期努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问题被基本禁绝,社会风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第三,革除封建迷信陋习,建立社会新风尚。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依然浓厚,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使其认识到封建腐朽文化的危害,从根本上消除封建价值观念。党中央通过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颁布法令保护妇女权益,提倡婚姻自由;通过批判封建文化,宣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群众性文化事业,净化文化环境;通过教育改造巫婆、治理民间信仰组织来破除封建迷信陋习,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

（二）实现社会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构建公正平等的社会作为治理的理想目标。一方面,提倡男女平等,杜绝性别歧视。号召广大妇女勇于反抗,进行自我解放。鼓励女性平等地参与到受教育的行列,并在教育活动中担任职位;反对封建的婚恋观,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1]458;发动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并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到1952年,全国女职工人数已达184.8 万人,比1949 年净增124.8万人[12],基层选举女代表占17%[4]151。

另一方面,主张干群平等,建立新型干群关系。毛泽东认为,影响干群平等的根源是官僚主义作风,“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13]。毛泽东推动多次开展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对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权、摆官架子的作风恨之入骨,果断严惩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同时,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以防止某些干部脱离群众,从而确保干群关系的和谐。

此外,他还主张民族平等,主张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倡导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平等。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5]857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原则,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一,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帮助群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各地调研,走进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与群众密切交流,解决他们切实关心的问题。他认为人民来信是联系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11]164。他经常拆阅群众来信,并尽可能回复,以亲身行动为全党做表率。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高度重视人民来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为人民谋利益,相信和依靠群众。毛泽东把人民利益作为国家制定各种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1096他重视人民参与治理实践,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为工人谋利益;召开群众座谈会,让大家都参与到社会风气治理中。

第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勤政廉洁。毛泽东指出,开展社会治理需要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但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有缺点,也 “不怕别人批评指出”[5]1004。他非常重视民主监督,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强调领导干部在治理实践中要坚持民主作风,不作秀,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做好人民公仆。

四、社会治理原则:实事求是、统筹兼顾、与时俱进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局势,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统筹兼顾、与时俱进的治理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

社会治理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治理道路。具体来说,就是要抓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各方面发展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减轻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毛泽东做出客观判断,推动实事求是地进行抗灾救灾。一是变消极救灾为积极救灾,颁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等条令,要求各部门全力做好抗灾救灾工作;二是要把抗灾救灾和长远防灾减灾相结合,如在江河治理方面兴修水利工程等;三是保证灾害中不饿死、冻死一个人,大规模调粮拨款,保证受灾人员的吃住,并鼓励他们生产自救。此外,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物价飞涨、工矿企业的把头问题等,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统筹兼顾原则

毛泽东将统筹兼顾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原则,强调“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4]228。他主张根据实际情况, “学会‘弹钢琴’”[3]1442,十个手指协同合作,既把握中心工作,又协调各方做好其他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群众 “切实利益问题”和“生活问题”方面,始终遵循统筹兼顾原则。如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党中央既关注到了城市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采取恰当措施帮助他们,也关注到农村里农民的失业问题,提出农村劳动力的出路还是在农村,把各个群体的利益都照顾到,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各得其所,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之中。

（三）与时俱进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紧抓时代主题,把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基本国情相结合,积极探索治理规律。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以苏为鉴,引进和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治理技术、方法和经验,但也暴露了国民经济社会各部门比例失调等问题。毛泽东及时调整方针策略,提出“走自己的路”“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对社会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矛盾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保证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的顺利进行。毛泽东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强力推动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提出建立新型的家庭婚姻关系,倡导对工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大力整顿宗教组织等,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

五、社会治理方法:协调利益关系、推进法制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实践顺利进行,毛泽东提出协调利益关系、推进法制建设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三种治理方法。

（一）协调利益关系

第一,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毛泽东强调“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1]136,这是集体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他提出要确保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给予企业等更多的自主权,使生产单位发展更加活泼,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同时,个人要艰苦奋斗,积极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国家也要关心群众生活,不断满足群众物质生活需要。

第二,协调人民内部利益。一是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实现产业结构和谐发展,协调农民与工人间的利益。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协调干部与群众间的利益。三是团结民主党派,协调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利益。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协调文艺工作者间的利益。承认并保证人民的利益,使各主体在相对均衡的条件下实现有序发展。

第三,协调区域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沿海地区相比,内地发展较为落后。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就平衡工业发展,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利用发展沿海工业底子支持内地工业发展、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等主张,来改善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他及时调整区域发展的思想,倡导统筹各地区利益,调动各地区发展积极性,使沿海和内地发展更加平衡。

（二）推进法制建设

毛泽东主张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彻底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严惩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法制总方针,展现社会主义法制鲜明的人民立场。党和政府针对社会领域颁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如新中国首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从法律上保障妇女和子女的权益,推进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和自由;《劳动保险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劳动法律法规有效保障了职工权益,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党和政府依法打击破坏社会建设的各种活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有效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了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严惩了各种腐败分子,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净化了党内风气;相关部门依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查处了工商户的违法案件,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此外,党和政府注重法制工作的宣传,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活动,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实践的保驾护航功能。

（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重视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客观条件制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较低。为此,党中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教育人民,是 “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4]。对工人主要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对知识分子则系统讲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不断完善政党学习,偏重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相结合[15]。

第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一是毛泽东主张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全力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运动,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等;二是主张发展国防,增强国力。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打破美、苏的核武器垄断;三是领导制定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始终狠抓生产建设,使新中国初步繁荣发展,促进社会治理实践有序开展。

第三,注重榜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两大历史重任,毛泽东非常重视树立先进典型、注重精神鼓励、发挥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先后选树了申纪兰、马万水、李景禄等各类劳模,并对其进行嘉奖;通过报纸、报告会、讲话、题词等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宣传榜样人物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学习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境界,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也对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奠定理论基础

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启发。如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践为我国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理目标科学回答了社会治理是为了谁的问题,有利于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以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为多元治理主体,在遵循以民为本、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德法共治、科技支撑的治理方法,满足民生需要、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安全风险,从而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善治、治理现代化[16]。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其内涵更加丰富,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客体和方法更加与时俱进,治理目标和原则符合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二）有利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践,解决民生治理难题,推动社会平等,为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7]共建是治理的基础,强调合力合资,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共治作为治理的过程,强调协作集智,本身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共享则是治理的根本目的,强调互利共赢,主要表现为结果分配,以确保治理成果能够普惠广大人民群众。三者共同贯穿于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立场,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与合作来调动各方主体积极参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断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治理成果。

（三）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

毛泽东在开展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提出协调利益关系、推进法制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三种方法,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方法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统筹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遵循毛泽东社会治理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坚持源头治理,合理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社会有序发展。如在脱贫攻坚战中,充分了解贫困地区特点和贫困人口需求,因地制宜,将扶贫与扶智结合,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面对公众多样化需求,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治理实践,推动治理方式朝着智能化、专业化方向前进,坚持科技赋能治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蕴含着党和人民丰富的治理智慧,明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为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