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辩证逻辑及其实践要求*

彭 陈,李玉竹

(1.厦门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2.福建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文化治理是指统治者通过各种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政治生活参与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一种治理机制。[2]宏观层面,文化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以文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中观层面,对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治理既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微观层面,“文化治理是指政府、各类文化机构和个体参与文化活动、文化管理诸多方式的总和”[3],文化治理现代化涉及主体、目标、尺度、立场等方面。新发展阶段下,对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认识,需要从辩证逻辑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准确认识文化治理现代化,深刻揭示和全面把握文化治理现代化中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这是新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视野和观念前提。

一、党群融合: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

文化治理现代化,主体为何?这不仅体现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也反映着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利益立场。从实践历程来看,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而生。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遵循历史规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治理。文化治理现代化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还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因此,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的关系,让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一)党的坚强领导是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政治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主体辨析的首要依据,自然也是文化治理现代化主体辨析的首要依据。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同时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一方面,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必然包含对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另一方面,文化治理现代化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则会失去科学理论方向和实践指引,必然走向弥散和失序。质言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4]。为了全面推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始终保证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正确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需要时刻洞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现实生活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治理的方针政策,既要适时提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内容和重要举措,还要通过各种载体和多元路径增强文化治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中提炼出符合人民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和知识水准的思想精华和价值观念,切实将抽象复杂的文化治理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日常用语和行为模式。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姓党”底色不忘本,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二)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化,生产力短期大幅提高的背后是资本为攫取高额利润对劳动者不择手段的压迫,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此截然相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永恒追求,党领导下的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环环相扣,而且在实践过程贯穿始终。作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参与主体,人民群众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因此,要充分激发最广大人民的创作热情,使文化治理现代化成为人民群众劳动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加强人民群众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作研发热情不仅是现实可行的,而且是现实必要的和现实紧迫的。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需求者,更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唯有人民能回答人民之问,唯有人民能了解人民所需。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打造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就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治理全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让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

二、协同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终究是人的现代化,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也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文化治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坚持个人全面发展和要素均衡发展的统一中稳步推进,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一)文化治理现代化旨在追求个人全面发展

西方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拜物性、盲目扩张性等基本特性容易带来拜金主义、虚无主义、倦怠社会等“现代性精神症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要极力规避和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基本目标,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文化治理现代化应当注重物质与精神的整体性发展,充分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成果的权利。文化是知识生产、文明形塑的“人化”与“化人”之物,具有潜移默化的感化作用。纵览人类对生活方式的自省和反思,“人是一种以意义为生存目标和行为指向的高级动物,人们总是在追寻一种确定性的、可以把自身安置于其中的精神家园,以达到终身稳固、安定的生活支点和获得价值关怀”[5]。马克思将社会进步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紧密结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奋斗过程。思想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也是个人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其所掌握的自由时间密切相关。因为文化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省劳动时间,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有助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升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

(二)文化治理现代化注重要素协调均衡发展

现代化不仅是对经济活动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系统性把握,还是对现代化生产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内在组合的整体性思考。若将国家治理能力体系视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文化治理作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框架内的关键一环,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性支撑力量。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并非单一层面的治理,而是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内容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的集合体。文化治理现代化、经济治理现代化、生态治理现代化等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具体展开和现实呈现,都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以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增长。其中,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的关键内容和重要抓手,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领域的复合关系,以国家治理大局的稳定保障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推进。

三、古今联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间尺度

对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认识,需要从历史传承和时代创新的视野中出发,既要在历史长河中分析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把握文化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还要把握时代方位、立足本国国情。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可以分为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2012年、2012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体现了文化治理现代化从历史传承中汲取合理养分,第四个阶段体现了文化治理现代化从现代发展中增强内生动力。由此可见,文化治理现代化既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回溯治理历程,还要遵循客观规律、展望时代进路。

(一)文化治理现代化从历史传承中汲取合理养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开始对文化治理进行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我国文化治理创设条件、打下基础。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的主题是文化发展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李大钊等早期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从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中凸显出来,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为文化治理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建设新的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伊始,一穷二白不只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呈现,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真实写照。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文化治理开辟了新的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革命胜利前夕所作出的计划,将我国文化治理的伟大事业稳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治理政策、文化管理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该时期的文化政策更为直接地体现国家层面的意志,文化服务于且从属于政治。以发展福利型的文化事业、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来培育文化消费市场,成为新中国文化政策发展与文化治理的新特征、新标志,同时为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文化治理进入加速推进阶段,即文化治理更为体系化、系统化。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的主体力量日益苏醒,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快速推进。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的解放和文化生产能力的提高使人们对文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生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性地将文化治理现代化融入世界文化市场体系的进程,逐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

(二)文化治理现代化从现代发展中增强内生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文化治理不断纵深推进,其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开辟了我国文化治理的新阶段和新境界。文化治理机制的复杂性、整体性决定了文化治理路径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需要在主体、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有所提升、增强作为。党和政府进一步减少对文化领域的行政干预,并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和推行公私合作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政策导向上,我国加快构建和完善足以匹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文化治理体系和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更是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种种成就充分表明,“软性”的文化力量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保驾护航,这样方能在现代发展中获得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实现国治民强的良好局面。

四、和合共生: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6]。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多元思潮文化和各类价值理念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养成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此,文化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和合共生的鲜明立场,依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凸显中国特色,以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独特经验推进全球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

(一)文化治理现代化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是立足本国国情、解决现实问题的治理之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必然是建立在本国基本国情和思想文化习俗基础之上的。文化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必须以历史既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作为根本依据和发展基础。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和深层文化基因,包括“民为邦本”的民本理念、“其命维新”的变革思想、“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等等,都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创造的璀璨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理想信念、思维观念、道德理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超越了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利益至上的价值逻辑,在千年的代际更迭和时空变迁之中,时时刻刻濡化着中华儿女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异于西方的文化治理新模式。总之,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式、苏联式的移植和翻版,而是扎根中华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化治理现代化深刻改变世界文化治理模式

无论中外,文化治理现代化都是现代化道路必不可缺的构成部分。纵观世界文明流衍,一个文明体愈是开放兼容,愈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不曾中断,也正是因其所具有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开放包容的先进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迈入高速发展新阶段,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交、互鉴互促。这是推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并在比较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始终秉持面向世界、走向全球的人类视野和价值关切,积极探寻世界文明的和谐与圆满,力求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除此之外,推进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7]。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扬弃和超越了资本运转中固有的弊端,不断实现由物到人、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由物质到精神的完美蜕变和质的跃进。[8]

五、新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新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蕴含丰厚深刻的辩证逻辑,基于主体、目标、尺度、立场等4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可以归纳总结与之对应的实践要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

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条坚持党的主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治理道路。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权威性的领导力量。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文化治理现代化才有了坚实可靠的“主心骨”。进一步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回顾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治理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总结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大势,坚持不懈推进文化建设,切实推动文化治理的时代进程。另一方面,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现实文化诉求只有实实在在落到日常生活中才能算真正实现。比如,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要求和价值导向,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无缝对接。再如,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各类文化企业要均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肩负好服务人民群众先进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总而言之,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久久为功、行稳致远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又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

(二)坚持重点突破与统筹兼顾相统一

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条坚持重点突破与统筹兼顾相统一的道路。“重点突破”是指准确把握文化治理现代化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采取针对性举措解决突出问题和重点难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应当处理好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全面厘清文化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时代机遇和困难挑战,使文化治理现代化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文化需要和精神文化追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元化、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兼顾”是指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活动,需要运用文化建设的总体性思路、综合性措施、长期性规划和持续性政策,既要有理念层面的设计,又要有实践层面的落实,还要有制度层面的保障,为新时代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要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等领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总体部署、宏观调控,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有序推进依赖于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形成作用合力,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比如,在经济建设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保障。在政治建设上,通过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效能,以切实有效的治理举措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体系保障。总而言之,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诸多组成部分和要素彼此关联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和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握重点,聚焦和解决关键问题,又要统筹兼顾,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水平。

(三)坚持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

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条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统一的治理道路。“历史传承”是指我们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要从以往文化治理的历史演进中汲取合理养分和有效方法,大力挖掘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优秀传统,厚植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底蕴和民族底色。“时代创新”是指打破思维定式、敢于突破常规,坚持与时俱进、秉持创新精神,不断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和实践活力。这就要求及时总结和归纳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实践范式,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原创性治理理论,根据时代特征和发展实践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特质,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更加丰富、精神特质更加突出、现实价值更为凸显,为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不断增添新动能和新活力。例如,构建文化治理体系和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总而言之,新时代以来文化治理的进程表明,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既要从历史传承中汲取基本经验和吸收合理养分,又要从现代发展中总结时代特征和推进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水平,不断开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和新阶段。

(四)坚持民族内生性与世界开放性相统一

新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必然是一条坚持民族内生性与世界开放性相统一的治理道路。就坚持民族性而言,要根植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国情。中华民族拥有勇于创新的民族禀赋和强大的文化创造能力。[9]推进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和现实国情出发,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时代愿景。与此同时,要稳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明晰方向,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强而有力的精神支撑。就世界性而言,中国文化治理现代化与经济市场化的时代进程相伴而生。当前,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要着力培育并适度引导市场力量,确保市场引导文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比如,文化产业的宣发营销需要充分发挥其市场属性,借助市场规律发挥中国文化产品自有的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特别是影视、出版、艺术类的文化产业项目想要摆脱以往西方主导下的弱势地位,更需要在市场上进一步发力,谋求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总而言之,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和艰巨性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不是封闭保守的,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要在根植本国国情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他国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具体做法。

六、结 语

系统探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辩证逻辑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事业领域理论层面的系统阐释,而且是对其实践层面的全面考察。诚如前文所述,文化治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文化的中观和微观视角,还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基于主体、目标、尺度、立场的多方位辩证逻辑阐释和实践路径探析,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发展必然性、制度优越性、内生创造力,这些都将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领域的精神动力和动能优势,助推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