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李煜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古代注杜、编杜、论杜的成果蔚为大观。古人占据时代优势,提出了大量的创见,奠定了后人对杜甫的基本认知。学界善于分析、评点这些创见,但对古人杜诗学的另一面——古人论杜也存在相当的疏失,则大多一笔带过、未加重视。实际上,这些具体的疏失或导致这些疏失产生的方法与观念,常作为暗线被承袭下来,深刻影响了今日的研究。因此,实有必要正面检讨古人的疏失问题。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重要的文人,在史学和文学上均有卓越成就,前者之代表是《廿二史札记》,后者则可举《瓯北诗话》。赵翼论诗颇具特色,蒋寅称赵翼为“一位诗歌研究者”,认为“他从事的是诗人兼史学家式的诗歌研究,他的诗学显示了乾隆实证学风在诗学领域的影响”[1]。学界已围绕《瓯北诗话》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总结出赵翼诗学思想主要在创新、爱古不薄今以及史与诗结合三个方面[2]1-7,其诗歌创作也实践着这些方面[3]。《瓯北诗话》大体以诗人为目展开,针对其中涉及的人物如李白、韩愈、元好问等的论说[4-6],学界也有分析。《瓯北诗话》卷二专论杜甫,吴中胜指出赵翼论杜的重心一是在肯定杜甫的创新,二是通过比较凸显杜甫的特色。[7-8]张东艳在清代“性灵派”的视角下分析了赵翼论杜的“创新”“天才”“独尊”“考证”等方向,在大量列举《瓯北诗话》原文的基础上,指出赵翼有明显的尊杜学杜倾向。[9]程蒙对赵翼的杜诗接受及其意义做了考索,其中涉及赵翼诗话中的杜甫,认为赵翼论杜的特色在于采取史家的眼光,并力主杜甫超拔卓绝,充分阐述了杜诗的创新意义。[10]

《瓯北诗话》论杜的内容的确颇有创见。如《瓯北诗话》卷二第15条以独有的史家眼光,对涉及杜甫的小说逸闻加以分析,探查史料的来源,辨析记载的真伪与可能性;第17条跳出诗学观念,对所谓的“穷而后工”之说进行反思;第16条对杜甫的干谒行为也有着“了解之同情”。这些创见,学者已多有标举,说明学界对于赵翼论杜的成就已有充分了解。不过,《瓯北诗话》论杜内容存在的疏漏和舛误尚未得到重视。由《瓯北诗话》之疏失,亦可得见古人论杜时的局限性,警醒今日之研究者。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苛求”古人——我们固然不能以今日之学术标准要求古人,但在“了解之同情”之后,今日在利用古人之论为己张目时,倘若不检讨古人的论据、论点和论证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承袭古人之谬,将难免导致结论瑕疵或甚至存在“溃于蚁穴”之虞。彻底地对古人之论进行辨析与反思,实乃今日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一、赵翼杜诗编年论的问题

杜诗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重点工作在于杜诗与杜甫行止的系年。在北宋,随着杜诗搜佚编集的完成,为杜诗编年和撰作杜甫年谱日渐兴盛。北宋末至南宋,出现了力图将所有杜诗一一精确编年甚至系月的杜集。

《瓯北诗话》中对这些编年行为和成果有所反思,认为“北宋诸公,搜罗掇拾,汇为全编。吕汲公因之作年谱,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颇得大概。黄鹤、鲁訔之徒,乃又为之年经月纬,一若亲从少陵游历者,则未免穿凿附会”[2]40。赵翼所提及的人物中,吕汲公即吕大防,他编纂了目前可知的第一部杜甫年谱;鲁訔、黄鹤则都是力图将所有杜诗精确编年之人。赵翼的批评确实符合我们现在对杜诗编年的大致认知。杜甫短暂停留(一年之内)之地所作之诗,如秦州诗、同谷诗确实可以精确系年。但是,诚如谢思炜所言:“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作品只能大概确定作于某一时期,前后可能有一两年或两三年出入,长安、成都、夔州、湖湘等地有不少作品即是如此。”[11]前言6杜甫生前名声不显,缺乏可供分析行止的外部佐证,导致杜诗既是编年对象,又是编年所能依据的最重要的材料,其早年行迹特别是天宝九载(750)以前,更是因留存杜诗较少而存在相当的模糊空间,强为编年难免穿凿附会。不过,接下来赵翼的分析则凸显了他对杜诗认知的局限性。

《瓯北诗话》云:

然常熟本开卷即以《赠韦左丞》为第一首,谓“此首布置最得正体,前贤皆录为压卷”云。然此诗乃诣京师考试报罢,将出都之作,则天宝六七载事也。王洙本则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龙门在河南,公游东都,在开元之末,则此诗自在前。然公先在其父闲兖州官舍,有《登兖州城楼》诗,云“东郡趋庭日”,则又在游东都之前,自应列在卷首;而以《望岳》《游南池》《宴历亭》诸诗次之。今王洙本亦仍在《奉先寺》后。又《前出塞》为秦陇兵赴交河而作,尚是开元中事。《后出塞》为东都兵赴蓟门而作,末章明言安禄山将反,先脱身逃归,则是天宝十四载之事,此当在首卷《兵车行》之后。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诗内,谓在秦州时追述者。此有何据耶?皆编次之误也。[2]40-41

这一段的主旨在于批评“王洙本”和“常熟本”(钱谦益《钱注杜诗》)的杜诗编年,并对一些诗作的编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赵翼看似举证充分和逻辑顺畅的论述,实则问题重重,可以从文献、逻辑和理解三个层面加以辨析。

在文献方面,赵翼对“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编年把握不足,存在误解。赵翼称“王洙本则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首先要辨明的是赵翼所称的“王洙本”究竟为何。

“王洙本”本质上应指由王洙在北宋宝元二年(1039)搜集编纂完成的杜集,被视作目前所有杜集的祖本。“王洙本”完成后并未刊行,至嘉祐四年(1059)由王琪进一步校勘处理后才上板刊行。学界或将由王洙、王琪先后处理的版本称作“二王本”,或笼统地称作“王洙本”。“二王本”今已无完本,不过上海图书馆藏的所谓宋本《杜工部集》,当是由南宋初期翻刻的“二王本”与另一种本子(疑似南宋吴若本的翻刻本)拼合而成,尽管在异文和卷内细目上需要谨慎对待[12-13],但编次与二本编次一致[14]24-34。据宋本《杜工部集》可知,集中第一首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并不是赵翼所说的《游龙门奉先寺》。

《瓯北诗话校注》称“今传四部丛刊景宋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题为王洙集注,开篇为《初月》,非瓯北所云之《游龙门奉先寺》,当为不同版本”[2]42。校注者是将赵翼所谓的“王洙本”理解为某种由王洙所注的杜集版本,并认为实质上是指《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首先要明确的是王洙未曾注杜,“王洙注”实为“伪王注”[15]。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可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只是将“王洙注”作为“集注”之一种,“集注”的工作并非由王洙完成,也无所谓“题为王洙集注”的情况,循理不可能将此种杜集理解为“王洙本”。同时,《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并非系年编次,而是分门别类,第一类即月类,故以《初月》为首章。该书卷九录《游龙门奉先寺》时也未点出“王洙”将此诗定为首章。因此,即便赵翼是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王洙本”,也不可能据此判断系年。无论如何,赵翼所谓的“王洙本”都不应是指《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在目前存留的可以上溯到宋代的杜集版本中,以《游龙门奉先寺》为杜诗首章且具有编年意义的,当属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不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在清代已呈散佚状态,赵翼未必能参考。《杜工部草堂诗笺》是题“嘉兴鲁訔编次,建安蔡梦弼会笺”,也未见得多引“王洙注”。今已不存的能够与王洙发生关联的乃《王内翰注杜工部集》,此即伪王注之本,也早在赵翼之前亡佚。因此,赵翼所谓的具有编年性质的“王洙本”实不能明确。不过在排查了上述诸多版本后可以定论的是,无论是真正的王洙本,还是存有较多伪王注之本,都不是以《游龙门奉先寺》为首章。

由于赵翼对“王洙本”和王洙注的把握不清,他依据“王洙本”对钱谦益《钱注杜诗》的批判便成了无的放矢。更何况《钱注杜诗》的编次本身,也并非依时间顺序展开。学者指出:“《钱注杜诗》号称承袭吴若本而来,其实暗地里已依据宋人鲁訔编次与黄鹤系年,对吴若本原编次有极大改动。”[14]24吴若本的编次与“二王本”一致,钱谦益虽然对底本编次进行了改动,但也有相当程度的保留,卷一开头的诸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送高三十五书记》《赠李白》《游龙门奉先寺》《望岳》便仍是维持了“二王本”编次。从这一角度来说,《钱注杜诗》还是继承了“二王本”,而不是刻意地违背系年顺序。

逻辑方面的问题体现在赵翼对时间意义上的杜诗首章的考察。关于现存杜诗在时间意义上的首章,学界焦点在《望岳》《游龙门奉先寺》《夜宴左氏庄》三诗(1)近年学界相关讨论参见以下诸文:袁书会、管莉莉《也谈〈游龙门奉先寺〉为杜诗第一首》,《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第9～15页;李煜东《杜甫〈夜宴左氏庄〉系年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9年第3期第88～91页;刘泽华《试论〈游龙门奉先寺〉的编次问题——兼谈对该诗的理解》,《中国韵文学刊》2020年第3期第36～41页。,由于缺乏决定性证据而无法定论。因此,从事实的角度上无法断言赵翼的分析,从逻辑的角度则可辨析。一是《游龙门奉先寺》的系年。赵翼判定《游龙门奉先寺》早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依据是“龙门在河南,公游东都,在开元之末,则此诗自在前”[2]40。事实上,杜甫本就居于洛阳和偃师,更有别庄在洛南陆浑[16],他随时可游龙门奉先寺,从杜诗《龙门》“往还时屡改,川水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来看,他的确多次从龙门往返,而且杜甫在天宝中后期仍曾返回洛阳、偃师;所以赵翼的这一逻辑不能成立。二是《登兖州城楼》的系年。赵翼进一步说《登兖州城楼》“又在游东都之前,自应列在卷首;而以《望岳》《游南池》《宴历亭》诸诗次之”[2]41。然而,何以判定游兖州诸诗当“在游东都之前”?孰谓《游龙门奉先寺》不能是杜甫在前往兖州之前所写?因此从逻辑上看,赵翼对《登兖州城楼》的判断亦存在问题。

赵翼对杜诗的理解问题,主要是读诗不精导致的。一方面是未能充分把握诗作涉及的人物并循旧注而导致的系年舛误。赵翼认为《登兖州城楼》应列在卷首,并“以《望岳》《游南池》《宴历亭》诸诗次之”。这四首诗是杜甫漫游齐赵的作品:《登兖州城楼》《望岳》《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作于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漫游齐赵时,《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则作于李邕天宝初改任北海太守之后。因为开元末天宝初杜甫一度返回偃师居住,所以这些诗作显然并非完成于同一连续的时段,不能相次编排。自宋人为杜诗编年和编纂杜甫年谱起,便有不少重要的成果误将杜甫两游齐赵之事混作一事,源头或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和鲁訔《杜工部诗年谱》上[17]。不过,赵翼在此段中着力批评的《钱注杜诗》实际上已经将杜甫的两游齐赵区别开来,不知何故赵翼并未借鉴。

另一方面是未能通会全诗而导致的系年舛误。赵翼对《前出塞》《后出塞》组诗的系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并非如钱谦益所言作于乾元时期,而是作于开元、天宝年间。《前出塞》九首其一确实提到了赴交河之事,但其九却云“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11]459,落脚在“中原有斗争”上,当指安史之乱。而至于《后出塞》,更是明言“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11]471,是安禄山已反而非赵翼所说的“言安禄山将反”。因此,这两组诗都应系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综上可见,在《瓯北诗话》中,对《钱注杜诗》等有关杜诗系年的评判分析,几乎每一处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赵翼对诗法的分析或有他的独到之处,但就杜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言,则颇不精密。

二、“诗史”与“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

“诗史”与“无一字无来处”是杜诗学中两个重要且影响很大的概念。自五代孟启《本事诗》总结杜诗具有的“诗史”特性后,这一称号为杜甫和杜诗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构筑了更深刻理解杜甫和杜诗的桥梁。古往今来,关于杜诗“诗史”的论说汗牛充栋、面向复杂,但其核心一直都是强调杜诗与历史的紧密贴合。不过有时过犹不及,僵化地将杜诗的记载视作绝对精确,一定反映了某种历史事件、现象,就会导致争议的产生,如著名的杜诗记录成都武侯祠树木宽高及唐代酒价的问题[18]便是代表。认为杜诗句句写实,本质是抹杀了诗歌的文学特质。

“无一字无来处”源自黄庭坚“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9]之语。谢思炜近来指出,在黄庭坚的本意中,“来处”包括了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各类词语,并非特指典故。[20]不过,理论的后续发展往往不受理论提出者的控制,强调“来处”与典故关联,是宋以后论杜者普遍的理解。这些典故既可以是文献中的旧典,也可以是当朝的新事,由此便与“诗史”说相结合。然而,此种结合带来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解读。退一步而言,即便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也不能由“无一字无来处”反推事事都应该呈现在杜诗之中。

赵翼身处古代杜诗学的洪流中,且他本身在史学、文学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论杜就深受“诗史”与“无一字无来处”的束缚[21]。《瓯北诗话》卷二第9条在论及杜诗《杜鹃》时称:

集中咏杜鹃共有三首,其编在入蜀后者,王洙及常熟本,皆以为感明皇被李辅国迁居西内而作。其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末云:“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固似为明皇而发。而夔州以后又有《杜鹃》二首,亦道其前为帝王,死后魂化为鸟,生子不自哺,寄百鸟巢,百鸟犹为哺之,而叹其昔年曾居深宫,嫔嫱左右,如花之红,与前一首同一意也。此已在大历年间,明皇崩已久,岂又为之寄慨耶?说诗者未可逞己意而好为议论也。[2]60

赵翼在此体现了他克制的一面,认为将杜甫夔州时期的《杜鹃》二首视作与唐玄宗有关的传统观点过于牵强。不过,他仍是在是否与唐玄宗有关这一框架下来辨别杜甫的多首《杜鹃》诗,未能迈出“诗史”说,而且接下来,由于受到“诗史”与“无一字无来处”的束缚,《瓯北诗话》出现了不够克制的论说。

杜甫《八哀诗》中有一首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瓯北诗话》卷二第10条评此诗云:“但言其立朝孤介,及出镇荆州以后,专以风雅为后进领袖,而不及其他。”这里的“其他”专指安禄山早年在张守珪帐下时,张九龄便识破其反相之“功绩”,“不知杜诗中何以遗之”[2]62。《八哀诗》为何不记此事的缘由无法得知,但赵翼此论其实隐含了要求杜诗事事记录的先决观念,犯了自己所反对的“说诗者逞己意而好为议论”的毛病。

类似的束缚还体现在《瓯北诗话》卷二第18条:

杜诗:“蹉跎金蝦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而笑,王母不肯收。”按:唐人陆勋《集异志》:“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蝦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于苑池。”《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事实。可见唐人小说,非尽无稽。[2]78

赵翼所引诗句出自《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唯个别字词略有不同:“坡陁金蝦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遣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11]138注家学者分析此句时多附会玄宗、贵妃之事,但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内容又与诗句叙述不太相合。那么赵翼所举《集异志》之事是否相符呢?赵翼时代能看到的《集异志》恐为伪书[22],类似的故事可见于与原本《集异记》编纂时间相近的《潇湘录》。《潇湘录》在“帝命放于苑池”后续云:

宫人遂别择地穿药炉,方深一二尺,复得前金色蝦蟆。又闻于上,上恶之,以为不祥,命杀而弃焉。至其夜,其修药宫人与宦者皆无疾而卒。后武后竟革命。[23]

然而此事颇怪异,且与杜诗所叙不甚相合。故事的主角是高宗而非玄宗,发生之地也与“汤东灵湫”骊山并没有关系。就具体内容而言,高宗将“金色蝦蟆”的出现视为不祥之兆,没有发生“至尊顾之笑”的情景,还被后世看作武后革命的先兆。另外,这首诗乃奉和之作,“郭纳亦为朝中显宦,此奉和之作固不应横生枝蔓”[11]144。“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的理论内在要求着注家寻找更为贴合的故事,并加以引申,但有些本事可能早就无法判别。赵翼充分展现了他的史学功夫,在文献上找到了一处渊源,但其实仍是此种桎梏的产物。

三、余论:“了解之同情”之后

与其他诗话相比,《瓯北诗话》的确风格不同,颇有历史考据的味道。蒋寅甚至使用了刘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这一“史家三长”概念加以称赞。《瓯北诗话》卷二论杜甫的18条表现了赵翼对唐史和各类文献的熟悉程度,也展现了他的文才与史才。耐人寻味的是,以史学考据和分析见长者在处理材料时本应更加谨慎,尤其是作为晚年的沉淀之作,但在实际呈现中并非如此。赵翼论杜,在涉及杜诗系年时不仅在文献和逻辑上均存在一定问题,而且并未通读所利用的杜诗便加以分析;同时又反受史学的影响,延续了旧日杜诗学在方法上的问题,未能从“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赵翼论杜中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时代本身的局限性,如考古资料。赵翼认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是天宝六载至七载(747—748)所作,这是古代注家学者普遍的观点,显然是源自《旧唐书·韦济传》“天宝七载,又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的记载。实际上,根据二十世纪所出《韦济墓志》,韦济天宝七载任河南尹,九载(750)才迁尚书左丞[24],此诗最早也就只能作于天宝九载——实际上当在十一载(752)[25]。但更多的问题还是其在具体分析时不够全面、精当所致。

赵翼论杜所出现的问题提示我们,在进行杜甫、杜诗研究时应着重注意以下方面:文献上,需要明确底本问题,并明了各本渊源;逻辑上,论证过程需要考虑各种潜在的可能性;理解上,应该通会杜诗,不仅是对个别作品或组诗,而且需要融汇整部杜集;理论上,既需要联系杜诗学的传统,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讨论古人之成就与疏失时,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常被引用,乃至成了为古人辩护或不得“妄议”古人的“护身符”: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26]

实际上,陈寅恪此说主要是针对哲学史,大有侧重于思想方面的倾向。思想具有主观性,且必然与时代环境、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故而必须对思想的提出者作“了解之同情”。至于存在一定客观标准的内容,就如本文所论的杜集版本、推理逻辑,则可有更为客观的评判标准。况且,陈寅恪也并非认为古人之说不可批判,他接下来就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26]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提出疑问、明确问题、警醒当下,才能推动研究的进步。

本文指出赵翼论杜存在的问题,并非要否认赵翼“才学识兼备”的特点,也不是要否定《瓯北诗话》;而是因论者往往着重于《瓯北诗话》的贡献,不阐明其疏漏,这既不利于加深对赵翼本身的理解与研究,也不利于杜诗学的发展。赵翼论杜的一面是在钱谦益的延长线上,继承《钱注杜诗》对宋人注杜编杜的批判。但这种对前人的反思,又因为对杜甫、杜诗把握不足而产生谬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明了其疏失之处方能使后人更加警醒,而且赵翼论杜时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并非他所独有,亦可为我们进一步反思古人论杜奠定基础。我们固然不能以今天的学术标准要求古人,但在利用这些脱离了现代学术标准而产生的结论时,必须仔细检讨其论据、论点和过程,避免那些“不可为”的方向[27],不再重蹈古人之“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