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林下”进入文本深处

陈洪

一度显赫的“红学”，近年来渐趋冷清。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决定性的似乎要从研究路径方面寻找。所谓“红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根”，即作品的故事由何而生。索隐派到历史中、政治中按图索骥；考证派到作者家世中、经历中考察原型。两派一度势成水火，遂有新红学、旧红学之称（如同佛教之有大、小乘，乃后来居上者所派定）。不过，如果我们深入一层，新、旧红学在研究理路上实有高度吻合、会通的地方。简言之，两派都认为小说的故事是真实生活的“拷贝”，小说中的人物是现实中人物的“镜像”。区别只在于：是向历史中寻“拷贝”之原版、“镜像”之真人，抑或到作者身世中寻找。

毋庸讳言，两派皆有其合理性，但也皆有其合理之限度，但身处其中者往往当局则迷。而由于对所持方法之限度的忽视，以致花了大量功夫，路反而越走越窄。

其实，还有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个是文化/文学的血脉传承，一个是作者所在族群当下的生存状态（当然，前提条件要在创作主体的作用下方可体现到书写之中）。特别是对于长篇叙事文学来说，这两个前提和作品的关系可以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而文化/文学的血脉传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作家使用的语词上。

本文就尝试从文化/文学血脉传承的角度来对《红楼梦》的深层内涵做一探索。

壹

《红楼梦》阅读、赏析、研究中有一个百年大难题，就是如何认识、评价林黛玉与薛宝钗，也就是所谓“林薛优劣辨”。 清末，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

那个时代谈论《红楼梦》，没有什么“先觉”“叛逆”之类的视角或话题，所以“林薛优劣”几乎是人人要表态的问题。到了俞平伯的笔下，惟务折中，提出“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主张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

作品中是怎么描写的呢？我们不妨先胪列一下文本中的有关描写，然后，再来思考如何解读。

以作者口吻比较林薛二人，首推第五回的一段文字。这是薛宝钗刚刚来到贾府寄居之时：

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间之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

这一大段林薛比较，字面上全是薛优于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黛玉不及”，看似已作定评，但其实不尽然。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限定：“人多谓”。这句话怎么理解？作者在这里说的是“众人”的看法。于是，就有两层意思存在了：一层是薛宝钗确有很多长处，像“容貌丰美、品德端方”等，这是表面的意思，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一层是较为隐蔽的，读者会有感觉，但不细想便不显豁，这就是薛宝钗会赢得一般舆论的好评。

我国古代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个性与欲望，使行为合乎礼法的要求，也就是遵从社会通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提出的。但是孔子又强调，这一倾向走向极端就是“乡愿”，“乡愿，德之贼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论语·子路》

孟子对此有更为激烈的论述，说明不讲原则赢得舆论好评对于社会道德的危害：

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孟子·尽心下》

当然，不能说作者这里就是把薛宝钗判定为“乡愿”了——毕竟此时的薛宝钗还只是个少女。但文本的叙事口吻却略有把读者的感受朝这个方向引导的嫌疑，如“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得人心”“人多谓”，显然强调的是“人缘”。也就是说，薛宝钗一来，就在“人缘”上压倒了林黛玉。一般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对礼教反感的人、个性较强的人，都不会喜欢薛宝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种下。

不过，从整个文本来看，作者对待这两个形象的态度又不如此简单。后文的笔墨中，写薛宝钗善于笼络人心还有几处，不过贬斥的意味并不显豁。更多的毋宁说是刻画一个精明达理形象所必需。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回书中，作者写黛玉、宝钗的重点更多放到了对学识与才情的加意渲染上。如“宝玉悟禅机”，让钗、黛一起来与贾宝玉“斗机锋”，二人的才学与悟性不相上下。还有一段是结诗社，让钗、黛来显扬各自的诗才。结果，咏海棠二人平分秋色，咏菊花黛玉夺魁，咏螃蟹宝钗称绝。从这些小地方看来，作者对黛玉、宝钗都极为欣赏，是把她二人当作旗鼓相当的形象来刻画的。更有趣的一段是二十回的“俏语谑娇音”：

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黛玉忙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黛玉聽了，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

三人斗嘴，薛宝钗虽不在场，却借史湘云之口使她出场——“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我哪里敢挑她呢”。这样，薛宝钗在同龄人中的威信，特别是“无懈可击”的人格特点，便又一次得到了强化；同时，也表明薛的影子始终笼罩在林的心头，她的形象，不论她在场与否，总是在她们这几个小朋友的生活圈子里存在，并发挥着影响。

这一大段文字，使得“双峰对峙”的意味进一步得到增强。薛宝钗身上的笔墨虽不多，但表现力很强。而林黛玉则“物极必反”，看似“小性”越来越厉害，其实从此开始出现转折，终至于“兰言解疑癖”“互剖金兰语”，而后林薛竟成知交。总体看，这三个女孩子的“群戏”，作者的笔墨生动灵妙至极，而于彼此之间大多数场合是没有轩轾的。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书中的主角，贾宝玉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是喜爱加尊敬，对林黛玉的基本态度是怜爱加赞赏。作者曹雪芹的态度如何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讲，贾宝玉的态度就代表了作者的态度，亦即：1.基本态度都是肯定的，2.各有各的长处，3.对林黛玉的欣赏、怜惜，乃至悲悯更多一些。

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薛宝钗、林黛玉，乃至史湘云等，是不是作者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我们知道，有所谓“红学家”认定《红楼梦》是严格的“自叙传”，所以得出了“曹雪芹最终娶了史湘云”这种类似关公战秦琼式的论断。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伪问题，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一定要认死理地问下去，那我的回答是：从曹雪芹生平遭际看，他不可能真实经历过大观园那样的生活；倒是在文化传统中会给他塑造这样艺术形象的启发与灵感。

实际上，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可以追溯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审美”传统。

《世说新语·贤媛》篇中有一段影响广远的故实：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与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谢道蕴——今按）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这一佳话也见于《晋书》的《列女传》，文字小有异同：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这里出现了两个相对待的人物：“王夫人（即谢道韫）”与“顾家妇”；同时也产生了两个相对待的评语：“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

这位被形容为具有“林下风气”的谢道韫，还有一段在民间知名度更高的故事，就是以“未若柳絮因风起”来咏雪，从而获得了“咏絮之才”的美名。而“咏絮”也把《红楼梦》与《世说新语》拉上了关系。《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观看《金陵十二钗正册》，见头一页上“有四句言词”，道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玉带林”显然是“林黛玉”的倒置，而“咏絮才”三个字便十分明确地把林黛玉与“林下风气”的谢道韫联系起来了；同时，前面两句以“咏絮才”与“停机德”相对举，也与“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的对举产生了类似“同形同构”的关系。

我们不妨追问一句：“林下风气”又是什么意思呢？

若仅从《世说新语》这一段文字看，“林下风气”就是“神情散朗”。可“神情散朗”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可意会难言传了。不过我们可以把视野打开一些，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来找答案。谈“林下风气”，离不开“魏晋风度”。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代表，而他们的另一称谓就是“林下诸贤”（《世说新语·赏誉》）。所以，“林下风气”就是竹林七贤们代表的风气。

“林”黛玉之“林”，经谢道韫而与“林下风气”有了关联，进而使得林黛玉的精神气质与“竹林”七贤有了若隐若现的关联。这里还一个重要的旁证，就是作品里安排林黛玉住到“潇湘馆”，又别号“潇湘妃子”，且反复渲染林黛玉喜竹、比德于竹（“潇湘”喻指斑竹）。这都使得林黛玉之“林”与竹林七贤的“林”更清晰地关联起来——这在古代文化人通常的语境中，可不是什么偏僻而需要索隐的话语。

稍早于谢道韫时代的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世说新语》形容嵇康是“爽朗清举”（与“神情散朗”相近），“ 若孤松之独立”，“肃肃如松下风”，也就是潇洒，脱俗，有独立人格。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观点，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他又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自己不愿入朝为官的意愿时讲，自己好比一头野鹿，“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长林丰草”，可以看作是“任自然”的象征性表达，与“林下”也有某种意味上的相通。劉义庆没有嵇康那么偏激，《世说新语》的《贤媛》篇赞美了谢道韫的“林下风气”，但也给“闺房之秀”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既称“闺房”，自然就不是“林下”的潇洒自在，一定程度上有“名教”约束的意味。刘义庆的基本态度是：高度赞赏谢才女的“林下风气”，但也肯定顾家妇的“闺房之秀”。

随着《世说新语》在士人阶层的广泛传播，“林下”逐渐成为了常见的文化符号。如“林下”这一意象，便在《全唐诗》中出现了246次。著名诗人多有吟及“林下”意象之作，如太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縁。永辞绣衣客，千载方来旋。”乐天《老来生计》：“老来生计君看取，白日游行夜醉吟。陶令有田唯种黍，邓家无子不留金。人间荣耀因縁浅，林下幽闲气味深。烦虑渐销虚白长，一年心胜一年心。”《狂吟》：“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贵身。但恐人间为长物，不如林下作遗民。”宋人同样喜用这一意象，如司马光《野轩》：“黄鸡白酒田间乐，藜杖葛巾林下风。”邵雍《初夏闲吟》“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等。其中意味大体相同，都是表现文人雅士疏离礼教羁勒、摆脱利禄枷锁、向往潇洒人生的情怀。

而《世说新语》设立的“林下风气”及“闺房之秀”这两种相对比的理想女性类型，其影响在后世逐渐超出了“贤媛”的范围，甚至形成了更普世的二元“文化/审美”模式。

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王世贞评论赵孟頫的书法作品道：

褚妙在取态，赵贵主蔵锋；褚风韵遒逸飞动，真所谓“谢夫人有林下风气”；赵则结构精宻肉骨匀和，“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这显然扩大了“世说”的“林下风气”的适用范围，而使其有了二元对待的一般审美模式的意义。

把“林下风气”继续用于人物品评，特别是用于杰出女性品评的，我们可以举出明末沈自征的《鹂吹集序》。《鹂吹集》是叶绍袁的夫人沈宜修的诗集，沈自征则是她的弟弟。《序》云：

吾姊之为人，天资髙明，真有林下风气。古来女史，桓孟不闻文藻，甄蔡未娴礼法，惟姊兼而有之……独赋性多愁，洞明禅理不能自解免……良由禀情特甚，触绪兴思，动成悲惋。

此文可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从“林下风气”的角度来赞美一位自己崇敬的女性，其次，作者把“林下风气”与“天资高明”“赋性多愁”“触绪兴思，动成悲惋”的形象联系到了一起。更可注意的是，作者虽高度称赞女性的“林下风气”，却又对“礼法”不能忘情，于是有“兼而有之”的理想。该文收辑在《午梦堂集》中。清前中期，《午梦堂集》因沈自征的外甥叶横山的刊刻，以及叶横山弟子沈德潜的揄扬，在文士中有相当广泛的传播与影响。

更有說服力的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眼儿媚》：

林下闺房世罕俦，偕隐足风流。今来忍见，孤鹤华表，人远罗浮。

中年定不禁哀乐，其奈忆曾游。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欲去还留。

这是一首悼亡词。纳兰深情回忆自己的心上人，认为她是无与伦比的——“世罕俦”。而她的不可企及之处就在于“林下”与“闺房”的兼具并融。惟其如此，方成为“偕隐”的理想伴侣，才会有“足风流”的人生。考虑到纳兰性德对曹雪芹的多方面影响，“林下闺房”“偕隐风流”对于理解《红楼梦》的宝、黛、钗形象实为有力之启示。

就在曹雪芹的时代——乾隆朝的中前期，朝廷推出了一部大书《石渠宝笈》，其中收有永乐名臣姚广孝的一篇跋文。跋文是题在赵孟頫的夫人管道昇所绘《碧琅庵图》上的，文曰：

天地灵敏之气，钟于文士者非奇；而天地灵敏之气，钟于闺秀者为奇。管氏道升，赵魏公之内君也。贞静幽闲，笔墨灵异，披兹图，捧兹记，真闺中之秀，飘飘乎有林下风气者欤！

这里，既是以“林下风气”来赞美脱俗的女才子，也是把“林下风气”作为一种普适的审美标准来使用了。其中还有两点可注意，一是他提出的“天地灵敏之气所钟”的话语，至少可与《红楼梦》中贾雨村“天地清明灵秀之气所秉”的话语发生互文的关系；二是同时使用“闺中之秀”与“林下之风”来评价同一个女性，也就是所谓“灵异”与“贞静”同时体现于一个女人的身上，这典型地表现出男人们对“兼美”的期待。

这些，对于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来说，难免不引起你更多方面的互文性联想。上面提到，曹雪芹在宿命性的判词——《金陵十二钗》正册第一篇中，便把林黛玉比做了有“林下风气”的谢道韫，“林下风气”与“林”黛玉之间的关联，应是毫无疑义的事情。而沈自征在以“林下风气”赞美自己崇敬的女性同时，又使用了“天资高明”“多愁”“悲惋”的形容词，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为林黛玉量身定制的。可以说，沈自征的“兼而有之”与《石渠宝笈》里“闺中之秀兼有飘飘乎林下风气”所表现出的价值观，便不失为解开曹雪芹“兼美之想”的一把钥匙——这都是流行于《红楼梦》同一时代的著作。

贰

如果说，我们从《红楼梦》第五回的判词入手，通过互文的追索、分析，为小说中林黛玉的形象以及林薛相对待的关系，找到其文化/文学的血脉的话，那么，循此思路，继续通过互文研究的方法，就还能找到孳乳《红楼梦》的更多文化/文学的渊源。当然，这种方法的延伸几乎可以是无穷的，本文只能举出一些最为直接、最为明显的例子。

我们举出的第一部书是前面提到的《午梦堂集》。这是崇祯年间苏州吴江的叶绍袁所编的自家眷属的诗文。叶绍袁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才情过人的诗人，但皆红颜薄命。女儿叶小鸾最称有才，17岁临出嫁前早夭。随后其姊叶纨纨、其母沈宜修皆因哀伤过度而谢世。《列朝诗集小传》中并收母女三人的事迹。《午梦堂集》收集了叶绍袁一家的诗文，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妻女的诗词集六种。该书于崇祯九年初刊后，至清末的不足三百年间，便有不同的刻本八种，抄本一种，传播很广。八种刻本，其一由著名诗话作者叶燮（叶燮即叶绍袁第六子）编刻，其一由乾隆年间文坛领袖沈德潜作序刊出，其一由晚清名士叶德辉刊刻，这几位都是能够影响文坛的人物，该书的流行与影响即此可见。这部书除了张扬女性的才华、惋惜她们不幸的命运之外，还有一部分奇特的内容，很可能对《红楼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这就是其中详细记载的金圣叹的“无叶堂”构想。

叶小鸾去世后，叶绍袁无比哀痛，亟思能召回灵魂再见一面。当时金圣叹正伙同几个朋友热衷扶乩。叶绍袁便请来家中，为叶小鸾等招魂。金圣叹先后多次到叶宅，导演了几位亡灵到场“对话”，其间发明出了“无叶堂”等话题，对当时及日后都有相当的影响。这些经过与金圣叹的话语均载入《午梦堂集》。读者虽大多不知与金氏有关，但他降神时托名于佛门“泐大师”却更容易耸动耳目。《红楼梦》的女性观以及若干具体笔墨，都可以看出金圣叹观点以及叶小鸾事迹影响的印痕。

《午梦堂集》中九次提到所谓“无叶堂”，如：

无叶堂者，师于冥中建设，取法华无枝叶而纯真实之义。凡女人生具灵慧，夙有根因，即度脱其魂于此，教修四仪密谛。注生西方，所云天台一路，光明灼然，非幽途比也。俱称弟子，有三十余人。别有女侍，名纨香、梵叶、嬿娘、闲惜、提袂、娥儿甚多。

此是发愿为女者，向固文人茂才也。虔奉观音大士，乃于大士前，日夕廻向，求为香闺弱质。又复能文，及至允从其愿，生来为爱，则固未注佳配也。少年修洁自好，搦管必以袖衬，衣必极淡而整。宴尔之后，不喜伉俪，恐其不洁也。每自矢心，独为处子。嘻！亦痴矣。今归我无叶堂中。

综合其内容，金圣叹发明的这个“无叶堂”理想可以描述如下——这是凡尘之外的一个女性乐园，进入者都是有佛缘的才女之魂灵；主持其事的是半佛半仙的“泐大师”，她既是乐园诸女性的精神导师，又是沟通女魂们与凡间的联系人、桥梁（实际是金圣叹幻想中的化身）；无叶堂排斥男性，即使生前有亲属关系的“男魂”，也只有住在外堂的份；这个无叶堂还带有处子崇拜的色彩，对于叶小鸾则强调其婚前去世而来至此地，对于叶纨纨则强调“琴瑟七年，实未尝伉俪也”；无叶堂中，诸才女魂灵都有婢女服侍，过着舒适的生活。

类似这样专为的女性设立的世外天堂，此前似乎没有见诸过文字描写。而在此后清代的长篇小说中，却先后出现于《金云翘》《女仙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作品里。特别是《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上述无叶堂的特征几乎全都有所表现。考虑到林黛玉的形象与叶小鸾诸多相似之处（才高体弱，能诗，婚姻不谐等），考虑到《红楼梦》与《午梦堂集》其他方面的可比性，认为太虚幻境的构想很可能从无叶堂中得到过启发，恐怕也不能说成无稽之谈吧。

另外，“无叶堂”的构建（想象之中的）强化了两性差别的观念——不过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强化的（男性只能停留在“外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叶堂”观念的提出与传播，对清代文坛的“才女崇拜”潮流具有很强的“加温”作用，这也是影响《红楼梦》“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潜在因素。至于说其中表现出的处女崇拜，更是与《红楼梦》中褒处女贬妇人的“怪异”见解遥相呼应了。

这里举出的第二部书是《平山冷燕》。这是一部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文学史上至多算是二流半的作品。但在我们这个话题里，却有其特别的价值。自从曹雪芹借贾母之口贬抑才子佳人小说以后，人们多把《红楼梦》看作这类作品的对立面，是“拨乱反正”之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换个角度看，曹氏的议论恰好说明他读过不少才子佳人小说，对这类作品相当熟悉。其实《红楼梦》的直接源头之一恰在这些不起眼的作品中，只不过是化蛹成蝶，有了质的飞跃而已。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指出另一篇“才子佳人小说”《吴江雪》里的雪婆乃是《红楼梦》刘姥姥的“前身”。对于我们这个话题来说，《平山冷燕》有三点可注意：第一，不是一般地赞美少女的才情，而是一定要让她们“压倒须眉”。才女山黛才学不仅压倒满朝官员，还压倒了“才子”状元。作品写天子赐她一条玉尺，成为衡量天下人才分的“裁判长”。作者还借“才子”燕白颔之口叹服：“天地既以山川秀气尽付美人，却又生我辈男子何用！”第二，以两个隽才美女来对写，让二人才、美俱在伯仲之间；而其一名山黛，其一名冷绛雪——《红楼梦》则为林黛玉与薛宝钗，而薛宝钗的图谶以“雪”指代“薛”，薛宝钗又嗜服“冷香丸”。第三，书中有一小丑似的纨绔子弟张寅，作诗出丑，与薛蟠作诗有隐约相似处。

第三部是《金云翘》。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其中流露的清初汉族读书人“身辱心不辱” 的复杂心态。这里提出它来，一则因为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一个女性命运贯穿全书、以一个女性为唯一主人公的小说，而这位女性又是才情过人、性格刚毅，却又历经磨难的悲剧人物；二则因为其中有些笔墨似与《红楼梦》不无瓜葛。书中第二回写王翠翘梦遇刘淡仙，刘淡仙托断肠教主之名，请王翠翘题咏十首，为《惜多才》《怜薄命》《悲歧路》《哀青春》《苦零落》《苦相思》等，一一编入《断肠册》中。每一首均是对一个女性永恒之悲感主题的诠释，从而布下此一部“怨书”的基调，也成为王翠翘一生的预言。《红楼梦》的“太虚幻境”“警幻仙子”，以及“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思路，与此何等相似！

第四部是《纳兰词》。我把这部书提出来，是有点风险的事。因为把纳兰性德与《红楼梦》联系起来，很容易被正宗的“红学家”讽为“索隐派”，讽为“荒诞不根”。清人传说乾隆皇帝指《红楼梦》所写为“明珠家事”，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由此把纳兰性德与《红楼梦》的关系彻底割断，却也属因噎废食。纳兰性德作为清初影响最大的词人，又是著作宏富、交游广泛的学者，曹雪芹若是对他一无所知，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纳兰与雪芹祖父曹寅有过从，有相赠诗词留存。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纳兰作品中表现出的个人气质——看淡功名，多情哀怨，肝胆交友，忏悔人生，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颇有可比之处；二是其作品中与《红楼梦》意境乃至词语，相似、相同之处多多，假如理解为曹雪芹熟习纳兰词，深入骨髓，无意中自然流注于笔下，似乎也无甚不妥。

这样的例子颇多，我们只能举其中几个。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纳兰词》，自己看看，再做出判断。如《摊破浣溪沙》：

林下荒苔道蕴家，生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以“冷雨葬名花”与“林下道蕴家”相关联，其中“葬花”“冷雨”“林下”“道蕴”等意象，以及整体的境界，与《红楼梦》之互文关联，有目者皆不待繁言也。其他如前面引述的《眼儿媚》：“林下闺房世罕俦，偕隐足风流。”《摊破浣溪沙》：“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红楼梦》“情不情”之说）“方悔从前真草草，等闲看。”（《红楼梦》开篇忏悔之语）《念奴娇》：“人生能几？总不如休惹、情条恨叶……愁多成病，此愁知向谁说？”《贺新郎》：“便决计、疏狂休悔。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如此等等，境界、意味也都与《红楼梦》有相通之处。而集子中，“葬花”凡两见，“红楼”凡三见；其中更有将“红楼”与“梦”相关联者一处（“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别意》六首之三）。

有鉴于此，王国维曾有一精辟论断：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然詩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

静安先生对《红楼梦》的理解超迈群伦之处甚多，可惜一蔽于繁琐之“曹学”，二蔽于庸俗社会学，三蔽于炫奇索怪的“秦学” 之流。

我们要举出的第五段文字是：

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对夫人大嚷大叫道：“养的好不肖子！今天吃徐知府当堂对众同僚官吏，尽力数落了我一顿，可不气杀我也！”夫人慌了，便道：“什么事？”李通判即把儿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来，气杀我也！”说道：“你拿的好贼！他是西门庆家女婿。因这妇人带了许多妆奁、金银箱笼来，他口口声声称是当朝逆犯寄放应没官之物，来问你要。说你假盗出库中官银，当贼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对众数说了我这一顿。这是我头一日官未做，你照顾我的。我要你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点般大板打将下来。可怜打得这李衙内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夫人见打得不像模样，在旁哭泣劝解。孟玉楼立在后厅角门首，掩泪潜听。当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吩咐左右押着衙内：“及时与我把妇人打发出门，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节。”那李衙内心中怎生舍得离异，只顾在父母跟前哭泣哀告：“宁把儿子打死爹爹跟前，并舍不得妇人。”李通判把衙内用铁索墩锁在后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场，年纪五十余岁，也只落得这点骨血。不争为这妇人，你囚死他，往后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通判依听夫人之言，放了衙内，限三日就起身，打点车辆，同妇人归枣强县家里攻书去了。

熟悉《红楼梦》文本的朋友一定会感到惊讶：这段文字和《红楼梦》中“宝玉挨打”一段太相似了！父亲为官场受窘而痛打儿子，儿子为“情义”甘愿忍受，母亲苦苦哀求——不但基本故事情节相似，连“年纪50余岁，也只落得这点骨血。——你囚死他，往后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的语言也相似乃尔。

而李衙内的故事影响到了曹雪芹，还可举出一些旁证。如孟玉楼嫁入李府后，李衙内原来的通房丫头玉簪瞧不起她的出身，加以嫉妒，便骂闲街挑衅，而孟玉楼一味容让。这一段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和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与秋桐的关系有几分相似。再如孟玉楼为了自保，设计陷害陈经济的情节、情境，与王熙凤算计贾瑞一段，颇有神似处。

更有趣的是李衙内的名字——李拱璧。“拱璧”即“宝玉”，如王世贞《题〈宋仲珩方希直书〉》：“百六十年间，学士大夫宝之若拱璧。”而类似用法历代不可胜数。

这些完全可以解释为“偶合”，尤其是“拱璧”与“宝玉”。但是，多重“偶合”叠加到一起，意义就不同了。特别是就大端而言，《红楼梦》借鉴于《金瓶梅》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李衙内的故事，李衙内的人物形象和贾宝玉的多方面近似就不能简单视为偶合了。

在中国小说史上，李衙内本身是个甚为微末的存在，但如果瞻其前观其后，从“互文”的视角看去，却又会发现他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指出这些，并无意说曹雪芹抄袭了《金瓶梅》，而是要说明，所谓“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其真实含义恐怕要超出人们通常理解的程度。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部作品——弹词体小说《天雨花》。《天雨花》成书于顺治前期，作者陶贞怀是江南才女。书成后，流传甚广，社会评价甚高，晚清时甚至有“南花北梦”之说，将其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该书也有若干情节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红楼梦》来，如第十回《游春院公子赋新诗》中，写几位贵介公子诗酒聚会：

秉衡公子开言道：“弟等专来赏妙文，伏望四兄披彩笔，速题佳句显才情。”凤城春便忙凑趣，先请王臣公子吟。王臣便不来谦逊，欣然入坐便高吟。诗曰：“小子王臣身姓周，今朝拨马闯红楼，丫头妓女都垂手，老鸨乌龟总磕头。妙矣清歌呈妙舞， 佳哉辣酒进金瓯。直须吃得昏昏醉， 睡足兰房始罢休。” 礼乾一见哈哈笑，楚卿永正笑难停，一齐都道“真佳作，字字珠玑吓死人。”王臣妤不心得意，哈哈大笑说缘因：“小弟这一首诗，虽不算作佳章，却也煅炼。所以中联切当，就前后也去得。”

这与《红楼梦》二十八回，薛蟠作诗出丑情境颇相似：

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来。”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当忘八，他怎么不伤心呢？”众人笑的弯腰说道：“你说的很是，快说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说道：“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绣房撺出个大马猴。”众人呵呵笑道：“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说着便要筛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才罢了。

同是胸无点墨之人来作诗，同样写得鄙俗不堪，同样把“烏龟王八”一类写到了“诗”里。而且都被在场通人嘲讽，但本人毫不羞愧。

《天雨花》中的左维明与《红楼梦》中的贾政，在方正而近迂上有一二分相似，书中他也因儿子狎邪嫌疑而行家法。先是有一小人来进谗，然后左维明暴怒痛打：

且说，帝臣不免礼来行，口称：年伯容听禀：小侄无端不造门，只因用九兄多事，特来府上诉分明。正芳惊向何缘故？帝臣——诉其情：左年伯也同在此，秉衡兄亦到来临，今朝小侄人四个，只为留宿共相争。小侄不敢虚言语，亲笔诗词可证明。言罢袖中来取出，正芳接了细观明，果是三人亲笔迹，两公俱各怒生嗔——公子心惊曲院事，低头失色不开声。——御史听了心增怒，叱令永正跪埃尘——：“左门家法从无此，名教全无堕畜生！尚敢支吾为抵赖，少迟不说立施刑。”公子一听惊呆了，问爹此语出何人？维明冷笑舒袍袖，掷下诗绫示秉衡：“此诗却是谁人笔？”楚卿、永正各惊心：两诗怎得归爹手？令人不解半毫分。——言罢之时即起身，手携戒尺为惩戒，书房一众尽心惊。秉衡只得低头受，忍痛无言不则声，打了十数难熬住——致德前来与说情：——维明回说：难饶恕，祖训谁人不凛遵？畜生胆敢逾闲走，九死难容剩一生！二弟不必多言语，回身举手再施刑。公子伤痛无地入，致德从旁莫理论。——将来若再这般行，立时毙汝于杖下，宁可吾宗绝后人！断不留你淫邪子！

显然，文本之间的联系是多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互文的“血脉”往往是意义可以相互发明的网络，而非简单的线性传承。

叁

一切文本都具有与其他某些文本的互文性，一切话语表达也都必然具有互文性，这已经是常识性的命题。但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之中，如何通过互文性的视角展开工作，以期取得更有启发性的认识，却还是见仁见智颇有不同的。

首先，对于“互文性”的认定，就有着宽狭不同的主张。而这几乎是运用这一理论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有的学者把互文性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直接引语，或是重复出现的词汇、意象，也就是明显或有清楚标记的“互文”；第二是典故，其出处指向“互文”关系，也就是较为隐蔽的“互文”；第三是照搬，就是局部采取迻录、抄袭的手法，但不加以任何说明。持不同见解的理论家，则批评这种分类不当，第三种情况根本不能算作“互文。”

其次，利用“互文性”进行文本分析，终极目的何在？与中国传统的笺注之学、“无一字无来处”的阅读方式有何区别？

再次，这种批评、研究的意义与后现代的文本颠覆、作者死去的思路有何異同？它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哪些“正能量”？

本文不可能对这些话题做全面的讨论，却应该，也必须说明自己的选择，以及选择的理由。

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主要的不是表现为自身形式的优美，而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本文采用的“互文”视角乃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互文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由创作主体知识结构之形成及其创作使用语言符号之特性决定的。从这一视角观察、分析，不是去发明“互文”，而是要揭示“互文”，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2.对于文学研究中，“互文性”的表现可以借鉴热奈特的说法而有所修正。也就是采取核心明确、边缘弹性的“广义互文”界定。“互文”的核心是相同语词、相同意象之间的关联。如前文揭示的“林下”“红楼”“葬花”等。稍微间接一些的则是通过典故发生的关联，如“潇湘+林”与“竹林”之间，便是由舜妃的典故连接起来。而更边缘一些的则是某些情节单元、结构方式的互仿，甚至某些“创意”的袭用。如“无叶堂”之于“太虚幻境”，一系列“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相对待的结构模式等，在本质上都是与意象、语词的“互文”并无二致的。

3.“互文性”视角的运用，绝非是“掉书袋”式的炫学。其目的应是为了给文本找出赖以滋长的文化、文学血脉，从而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内涵，当然也给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更为鲜活、具体的材料。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来说，这一视角的运用还有特殊的意义。

如前所论，长时间以来，《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这一点，有见识的红学前辈也颇有自省之词，如俞平伯先生，如周策纵先生。周先生更是直接以《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为题写成专文，指出：《红楼梦》研究，如果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浪费无比的精力。事实正是如此，红学家们用的大部分气力都是在为小说寻找现实生活中的“底本”。索隐派是如此，考证派也是如此，甚至最近热闹起来的作者“新探”，其隐含的目的也指向生活底本问题。而近百年的努力，并不能让“底本”变得逐渐清晰，而是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怪圈，如作者的年龄、阅历与作品的故事情节不“匹配”，各种“底本”之间的互相冲突等。甚至出现了《红楼》的“底本”与“侠女刺雍正”相交集，或是推演出类似“搜孤救孤”式的桥段。至于小说本身的艺术得失、思想文化内涵，反而被视为“红外线”嗤之以鼻。现在，我们从“互文”的视角看过去，原来《红楼梦》中的偌多内容——人物的关系、性格的基调、情节的设计、意象的营造等，都可以从文学的、文化的长河中找到血脉之由来。这便给沉迷于索隐、考证之中的朋友们一个有力的提示：“底本”绝不是全部，《红楼梦》的基本属性毕竟是文学，而非“自传”，或是“他传”。

说到这里，《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似乎已无賸义。不过，有一种有趣的现象还可附带讲两句。对《红楼梦》的“互文性”观照，为这部作品找到了向上的文学史、文化史关联；而循此思路，又可把类似的关联向下延伸，突破人为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鸿沟。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红楼梦》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我们从“林下之风”与“闺房之秀”的对待中看到了历史的脉络；而这一脉络却又向下伸展，如林语堂便把这种“各有各的好处”的观念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创建了一种“双姝模式”——《京华烟云》中的木兰与莫愁，《红牡丹》中的牡丹与素馨，《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与韩沁等，让每个男主人公都享受到“黛玉做情人，宝钗做妻子”的“人生至乐”。

这种上下前后血脉贯通的现象，无疑对于我们深入剖析文本，以及讨论文学的传承流变，都是很有意义的材料。

（作者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政府首席督学、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