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在海外播迁散记

郭熙

中国人走出国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移民次数很多。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大概它们可以分成五个阶段：（1）发轫阶段（秦至隋）；（2）自发阶段（唐宋元明）；（3）过渡阶段（明末清初）；（4）高潮阶段（晚清）；（5）持续阶段（民国时期）。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跟中国整个的社会发展是连在一起的。从华语传承的角度出发，前边几个阶段，秦到隋，唐宋元明甚至明末到清初，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更关注的是从晚清放以后的移民情况上。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与当今语言传承话题有关的主要集中在晚清以来的移民身上。

晚清以来，中国大体上发生了5次较大的向外移民潮。一是晚清开始，民国持续，主要流向为南洋、北美、南美。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从大陆和台湾流向北美、南美。三是香港回归前从香港流向欧洲和北美。四是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进修，主要流向北美和欧洲。五是全面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商务劳务流动，流向世界各地。

这一次次的移民，形成了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海外华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华商型；（2）华工型；（3）华侨型；（4）华裔或再移民型。其中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洋地区。“南洋”，在中国传统上主要是指南洋群岛（现称马来群岛）地区。历史上大批华人移居这里，经过一代代华人的努力，中华语言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南洋华语社会，区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南洋华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来源来看，新马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福建省及广东省。较早大规模进入马来西亚的多为福建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移民，大约占37%。客家人占22%，广府人（或广东人，来自广东粤语区）19%，潮州人占12%、海南人占4%，另外还有广西人、三江人（包括江西、江苏、浙江）等。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有：槟城、吉隆坡、柔佛、霹雳，此外还有登嘉楼（丁加奴）及吉兰丹等。其中福建人最多的是槟城和马六甲。广东人最多的地方是吉隆坡、怡保和沙巴的山打根等；潮州人集中在新山和麻坡等地；客家人则分布很广，主要聚居在东马的沙巴和沙捞越（当地华人写作“砂劳越”）。我们还发现了不少来自中国北方的华人，住在东马的沙巴，下面会专门介绍。

考虑到历史的因素，我们先从马来西亚的槟城说起。传说早在1405年，郑和曾踏足槟城。槟城又称槟榔屿，中心城区又称乔治市（因英王乔治三世而得名），位于槟榔屿的东北。岛上40%的人口居住在这里，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城市。华人在槟城的定居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8世纪后期。当时的华人为数不多。公元1790年前后，当地的华人不超过200人；到了1804年，槟城12000人口中，华人占五分之二，华人多聚居在市区，1821年，槟城的华人数为7558人。由此可见华人增加的速度。槟城出现华人有三个高潮：一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时期；二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

槟城华人有移民华人和土生华人之分，土生华人又可以分成兩类：一是华人后裔，一是早期移民华人同当地人通婚者的后代，即所谓峇峇（baba）和娘惹（nonya）。后者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日常生活中也保留了一些华人的传统，他们相当注重华人的传统礼节、风俗和信仰。由于他们并不向马来民族认同，马来社会也不接受他们为马来人，而仍旧把他们看成华人社会的一部分，华人社会也接受这一点。

中国话落地全球

中国人在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把中国话带到了世界各地。

从晚清开始的移民以劳工为主，多无教育背景，基本上都说自己原来的方言，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方言。他们把所谓“福建话”“广东话”以及客家话等，带到了新的环境；下一代也自然地习得掌握和使用这些南方方言，形成了当时华人社会语言使用的一大特点：方言流行。

当地主要方言有福建话（马来西亚华人对来自福建厦门、漳州、泉州一代的闽南方言的指称。以下的汉语方言名称，均为马来西亚华人习惯称呼）、广东话（指广东粤语）、客家话、潮州话（指广东潮汕平原一带的潮汕话）、海南话（指海南闽语）、福州话、莆仙话、广西话（指广西粤语）。由于福建人较早进入马来亚，而且人口在华人中也占优势，所以他们的方言成了马来亚最强势的汉语方言，其次是广东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香港粤语电影、电视、歌曲等的不断涌入，学习和掌握广东话的华人越来越多，在40岁以下的人士中尤甚。福建话在槟城、新山和巴生等地区有自己的天地，而广东话在吉隆坡和怡保比较通用。与马来西亚一水之隔的新加坡，主要方言是福建话，而菲律宾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广东话，后来的方言也主要是福建话。在印尼，主要流行各种福建话，包括福清话、闽南话；在西加里曼丹，情况则类似于马来西亚沙巴、沙捞越的情况，广泛流行客家话。

经过或者从中国台湾出去的移民，主要使用“国语”，而从香港出去的移民，无论在欧洲、北美还是澳洲，基本上是使用粤方言。总体上看，这两类移民受教育程度已经比较高。他们在书面上更倾向于使用繁体字。

改革开放后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主要是研究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被选派出国学习或进修。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基本都会说普通话，英语也非常好，在下一代教育方面跟历史上的移民表现出很大不同：家庭中多使用普通话，书面上使用简体字，不少地方也形成了普通话言语社区。

二是新时期的劳务商务移民，主要是务工人员，还有一些经商者。教育和语言背景复杂多样。这些移民形成了海外华人社会新的语言景观：主体方言由传统的闽粤客3种转为其他，其中说浙江温州方言的为多数。许多温州人的下一代多曾在温州家乡上学，既会温州话，也受过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我们对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华人社会实地考察发现，温州移民或侨民是当地华人社会的主体，温州话也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华人社区甚至可以看作是温州一些地方的整体搬迁，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跟当地人接触，甚至不会使用当地语言。北美也有类似情况，而南美一些国家，这种情况甚至更普遍。在巴西，新“华二代”在中巴两国之间流动，是比较典型的“流动生”。在他们的观念上，华语地位高于当地主流社会语言，家长们正在为下一代学不好当地语言焦虑。

几种海外“中国话”

中国人把中国话带到世界各地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下面选几种有历史和地域特色的做些简单介绍。

1.印尼的“爪哇华语”

爪哇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重要区域。爪哇岛是印尼的主要岛屿，面积仅占印尼全国 7%，人口却占比 55.34%，达 1.45 亿之多。爪哇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爪哇岛上的主要城市包括雅加达、万隆、泗水、三宝垄、梭罗等，它是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早就有华人移民爪哇的记载，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超过五分之一的印尼华人居住在雅加达，整个爪哇岛居住的华人超过印尼华人总数一半（51.8%）。

爪哇华人与当地民族不断融合发展，为当地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 世纪中期，中国对印尼的华侨教育是“国语”教育的延伸，各科目大都采用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地区编著的教材，比如新华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香港文化供应社版等。因为地理和历史等因素，爪哇岛和外岛在华语传承方面有不小差异。1965年以后，爪哇岛受到禁华政策影响最深，爪哇华人大都放弃了华语，而当地的华语也因此被“冷冻”起来，长达 32年，直到1998年“解封”。它使爪哇华语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华语的“活化石”，一笔“失而复得”的重要研究资料。爪哇华语使用者的华语习得是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现在说出来的是那个年代印尼华人使用的口语。就我所看到的资料，世界上曾有过著名的语言“复活”案例——以色列的希伯来语。二战后，以色列复国，希伯来语被定为官方语言之一，作为口语在犹太人中“复活”，逐渐取代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

爪哇华语解禁后重新恢复活力，重回华人的语言生活，当年学习使用华语的人成了当今华校的骨干，而系统掌握这种华语的人已经不多。他们的华语不同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唯一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得到发展的华语。那一代华语的书面文献或许可以通过当时的报纸或文学作品找到，但“口头语言”只能通过实际搜集才能获得，其价值不用多说。

2.马来西亚的“居銮华语”

所谓“居銮华语”，是一种带有四川口音的华语。居銮（Kluang）是一座山城，位于西马来西亚南部，属柔佛州，据最新人口统计（2020），人口大约30万，其中华人占35%（历史上曾经约占50%），客家人最多，其余依次为福建人、广府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居銮开埠上100年，“居銮华语”则有80多年的历史，被当地人称为“山城一怪”。居銮华语大概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得到快速扩大，在市中心区毛申大道以南，华族人口聚居的地区，除客家话外，是人们日常最通用的语言。

“居銮华语”的成因有多种说法。根据我们的调查，比较可信的是，该地早期的华语（当时称为“国语”）教师来自中国四川，当时教师的国语语音带有“川腔”，也就传给了学生，进而影响到当地的语言生活，发展成为另一种日常市井语言。在居銮，后来形成了两个华语社区，一边带四川口音，一边不带。在毛申大街以南地区流行“居銮华语”，而大街以北的哈芝马南区，大部分人不会讲居銮华语，会讲的只是极少数的女性。这种华语整整影响了两代人，成为一种代际华语。再往后来，“居銮华语”成了一种社会语言变体，只有一部分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说。如今，这种华语已经式微，只有少数人，主要是中老年华人还说。

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邱克威曾经对居銮的华语进行过深入的调查。我们也于2019年3月对居銮华语的使用者进行了实地访谈，通过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调查方法，综合居銮华语的声韵调系统等，确认了它的来源是四川话。“居銮华语”对于我们认识华语在海外的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与此相似的华语曾在印尼棉兰的先达地区发现过。

3.婆罗洲的“山东村话”

婆罗洲是加里曼丹岛的旧称，这里沿用旧称，是因為当地华人所念念不忘的是先人们当年是如何南下婆罗洲的，用这个称呼更有历史纵深感，更有文化韵味，更能反映出这些“语主”的心境。所谓“山东村话”，是我们在海外看到的海外华人使用人口最少、历史和发展过程最短的一种中国北方方言，它的使用地域在婆罗洲的沙巴。沙巴是今马来西亚东部（东马）的一个州，首府是亚庇，又称哥打京那巴鲁。亚庇人口以华人为主，通行客家话。一个说北方话的“山东村”，如何会在沙巴的客家话环境中出现呢？

“山东村”其实名不副实。村中真正来自山东的没有几户，他们实际上多来自天津、河北等地。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先人们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才敢公开说自己是华北人、天津人或津侨，还渐渐地将“山东村”改为“天津村”“津侨村”。“山东村”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聚居型村庄，而是一个分散居住的区域。《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会族谱》真实地记录了当年 108 户华北乡亲南下婆罗洲的历史。据记载，根据当时英国公司跟中国政府的协议，1913 年 9 月 20 日，山东村的祖父辈108 户 439 人来到亚庇修铁路，把中国北方话带到了这里。目前，这种北方话还在部分“村民”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第四代津侨有一些会说天津话，但更多的是说客家话和华语了。在跟我们的交谈中，被调查人甲必丹本人仍然说沙巴的北方话，而他跟当地人交谈时，时而客家话，时而当地的杜顺话。今天的山东村话中仍然存在天津话的影子，例如普通话开口呼零声母前加 n，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不分等。“山东村话”也受到当地华语和客家话的影响。村民已经失去了保留这些家乡话的兴趣，而客观上的散居，跟外村人的通婚，都导致了北方话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的后代正在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墓地称为“义山”，而天津村的墓地则明确显示为“津侨坟地”，而就在津侨坟地的旁边，还有一片墓地“津侨回教义山”，墓碑上清晰地刻着祖籍河北天津等字样。墓碑上逝者的来源地各种各样，例如天津沧县、山东省凌县（应为陵县）、河北独留县、河北省天津文安县、河北固安、河北省深州县、河北静海、河北省北京宛平县、河北天津县等字样。这些都成为“山东村”和“山东村话”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录。

4.中亚的东干话

东干话是汉语陕甘方言在中国境外的域外变体，通行于中亚一些国家的东干人中间，学界统称东干语。今天的东干话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东干人是19世纪末迁移到中亚的中国原陕西、甘肃（包括今天青海和宁夏）及新疆的回族后裔。他们认为自己与中国回族同源，称呼自己为“中原人”“中国西北老回回”。1924年，苏联在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时以“东干族”给他们定名，目前总人口约10多万余，分别生活在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俄罗斯诸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大多数东干人都讲东干话，语调中仍带有浓重的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伊犁方言和一些北方汉语成分。食品大多也保留着原来的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胡椒等。词语方面，主要融会了俄语词语，也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部分词语。近年来，由于和中国交流的增加，也吸收了不少当今的中文词语。例如把“风船”（东干语自造的新词）也叫“飞机”，“特拉克托尔”（俄语音译借词）也叫“拖拉机”，此外还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取代了原来的俄语音译词语。他们还用普通话统一原来的方言词。例如“火柴”一词原来陕西籍的东干人用“取灯子”，甘肃籍的东干人用“火挖子”，有人来中国后认为应该以现代汉语的普通话词语为准，现在一律称“火柴”。一些东干人就把自己学到的汉语新词语在东干人中宣傳，并在报纸、广播、电视中率先使用。如原来东干语广播中在节目最后用东干话说“好在的”，现在改称“再见”。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开始出现大批东干语文学作品，亦成为其语言的语法规范。近年在东干话研究方面成果颇多。最近，林涛等中国学者编纂的《东干语词典》正式在国内问世，值得一读。

5.马来西亚槟城的“峇峇话”

与上面几种中国话不同，峇峇话是一种综合中国闽方言和马来语的混杂式语言。“峇峇”泛指东南亚一带的“土生华人”（peranakan）或“侨生”，包括称为峇峇（baba）的男性和称为娘惹（nyonya）的女性。峇峇的最大特征是讲峇峇话，但在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却十分中国化。槟城的首任华人领袖（甲必丹）辜礼欢是辜鸿铭的祖父；辜鸿铭是槟城出生的峇峇。

峇峇话是中国福建人与马来人接触的结果。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100年间，它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专家认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独立性语言，也有人觉得它是马来语的一种方言，还有人觉得是另一类汉语方言。事实上，峇峇话有不同的类型。按照钟天祥的研究，槟城的峇峇福建话属于汉语方言，它没有峇峇马来话那么混杂。当然，槟城峇峇们创造出来的峇峇福建话跟中国闽方言也存在不少差异。南京大学的钟天祥在他的硕士论文中举了如下的例子：

讲到我那位伯呀，真者舌六甲，唐山来到实叻坡，就来郎邦在我阿爸的吉黎店。吃到胡聋大了，还真须甲和人尖薄，峇鲁来不多久，就和一个娘惹交寅。达比交寅了后，一日到晚常常起牙路，吵到我阿爸不搭旱，只好叫伊两个自己出外找路万。找呀找，找到惹兰勿杀对面的巴刹里，就在那里开打北。后来不知买到什么沙拉货，政府即派发给伊人一张三万，达比伊人无勃柳利。结果妈打、大狗、暗牌和清丁，全部来勃利沙。两个沙妈干乃搭旱外，又再妈苏罗呷，最后得密查拉，查拉密输了，两个沙妈中乌公。因为无镭还，最后得民踏我阿爸替伊人丹公。

翻译成华语，就是：“说到我那位伯父呀，真的是糟糕，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就到我父亲的杂货店去寄宿。吃到年纪大了，却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刚来不久就和一个混血女郎结婚。可是婚后却整天吵架，令我父亲无法忍耐，叫他们自己到外头去自寻机会。寻找后终于找到大马路的菜市场，就在那里开摊档。后来不晓得买到什么非法货物，政府即派发一张罚单，可是他们并不理会。结果警察派一批人前来检查。两人一齐被捕，又关进监牢，最后得受审，而且输了，两人都遭罚款。由于没钱，最后得要求我父亲替他们担保。”

全篇文章216个字，有32个马来语借词。这种混合式语言，除了槟城峇峇，在槟城的一般福建人也能听懂。实际上，在钟天祥看来，在今天华人人口占七成的槟城，峇峇福建话跟槟城福建话几乎混为一体，是公认的中国闽方言一种，唯一差别是彼此混杂马来语的程度有多少。它成为槟城福建话的特色以另一种变体语言继续流传。

顺便提一下峇峇文化中的汉字。峇峇文化中使用一些汉字，但并不使用汉语，只是一种文化符号。

上述几种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中国话”，是一笔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它是观察中国人在海外播迁的历史见证，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真实记录。至今仍然活跃的各地华语，则是华人对历史上的华语传承、使用和发展的结果。它们是不同文明互鉴的产物，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成功实践。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