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仅仅是一本修身之书吗

李静

我们“学”《论语》，而《论语》第一篇的第一条章句就是讲的“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学”成什么呢？这条章句的最后落在了“君子”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以，當我们以今人对“君子”的理解来定位《论语》的时候，常常会把《论语》简单地讲成一本关于“个人修养”的书。虽然这么讲也不能说错，但是却没能真正地“立其大旨”，没能从根本处理解《论语》的义理。那么，《论语》中所讲的“君子之学”是什么，君子“修身”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按照儒学自身的讲法，《论语》应该是一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如果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说，《论语》应该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论语》中提到“君子”，有的时候强调的是“有德者”，有的时候强调的是“有位者”。但是，放到先秦的历史语境中，《论语》中的“君子”更多的是“有位者”。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误解《论语》只是一本修身之书呢？那是因为先秦儒学一直强调的是“有位者”须“有德”，应该“德位相应”，才能实现“纳上下于道德”（王国维语）的政治理想。例如：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一条章句出自《论语·子张》，能“劳民”的自然是“在上位者”。但是，“在上位”的“君子”只有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才能让百姓心甘情愿地去做事，不然百姓会认为是在位者凌虐自己。

《论语》一共20篇，最后以《尧曰》收束。朱子在《论语集注》中曾引用程门弟子杨时的话说：

《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这段话说的是，杨氏认为《论语》一书以尧舜汤武，以及施之于政事者为终篇，表达了孔子于《论语》中所传之大旨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论语》中的“学”“孝”“仁”，乃至于“君子”这些概念，都要放在“政事”这个大前提大主旨之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论语》在讲什么。

举一个例子，《论语·学而》的第三条章句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是一条大家都很熟悉的章句，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条普通的言行训诫的条目，当然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放到儒学的话语系统中，我们联系先秦相关的典籍来理解这条章句，就会更为恰切。如《诗经·小雅》中有一篇作品就是《巧言》：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

祸乱初生，是因为谗言受到宽容。祸乱再次发生，是由于君子听信谗言。《尚书·皋陶谟》里面也有一句：

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治理者有智慧且能普惠民众，何必担心驩兜的扰乱，何必将三苗流放，何必畏惧花钱巧语的佞人呢？结合《诗经》和《尚书》里面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巧言令色”在政治生活，而不仅仅是在个人品德中的破坏意义。

如果大家对“巧言令色”这一条章句的解读还未完全信服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钱穆先生对“夫子温良恭俭让”那一条章句的解读：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论语·学而》

子禽问子贡，夫子每至一邦都能与闻（参与）其国的政事，夫子是如何做到的呢？是他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求教于他呢？子贡回答道，因为夫子具有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逊的品德，所以别人会主动求教于夫子。钱穆先生解释说：“亦知人间自有不求自得之道。此与巧言令色之所为，相去远矣。”所以，“巧言令色”与夫子之“温良恭俭让”对读，可见出章句背后“为政”的指向。

因此，把《论语》放到先秦的历史语境中，放到儒学的思想背景下去理解，才能更深入地把握《论语》的义理。如果把《论语》讲成“心灵鸡汤”，其实是像买椟还珠一样可惜的事情。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小试验，读者可以先去看《论语·微子》这一篇，如果只强调“个体修养”，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微子篇》的意义，无法理解孔子为什么会“怃然而叹”的。

《论语·微子》篇中记录了许多德行高洁的隐士与孔子（或孔门弟子）的对话或交流。如果只是把《论语》当做一本讲“个体修养”的书，我们就完全无法读懂《微子》篇的教义，无法理解孔子为什么会做出与那些德行高洁的隐士不同的人生选择。听到隐士的规劝，孔子只能“怃然而叹”，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

我不是小鸟不是野兽，所以不能与小鸟野兽同群为伍，以维系自我品性的高洁。我是人，就应该与人为群，这是“人”的必然性。现在天下大乱，道德沦丧，怎能坐视百姓有倒悬之忧，而不奋起拯救呢？“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不能为了一己德行的清洁而忘天下，这恰恰是儒学的道德选择，即其“仁心”之表达。基于此，钱穆先生才会说：“本篇所记古之仁贤隐逸之士，皆当与孔子对看，乃见孔子可去而去，不苟合，然亦不遁世，所以与本篇诸贤异。”所以，如果将《论语》只理解为单纯的个体修养之书，是不能理解儒学的高度与宏阔的。

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常常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国家”对立起来。但是，在儒家看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群之中，“人”的一部分属性是要在“群体”中才能表达出来。同样的，个体的幸福与德行也只能在“群体”中才能达成。如果只强调“个体德性”，如果没有对“国”与“天下”的理解与关怀，“个人修身”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免走入偏狭与干枯，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

当然，要理解到这个层面，改变大家原来的想法，需要我们将《论语》严谨地放到儒学的思想系统中，尤其是“经学”的系统中去进行理解，一点一点地深入到《论语》的文本与章句中去慢慢体味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