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奇书”与朝鲜君主

孙勇进

壹

1776年，朝鲜，汉城。

这一年是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英祖即位的第52年，这一天旧历三月初二，黄昏，酉时，庆熙宫集庆堂，左副承旨吴载绍、假注书柳孟养、记事官朴佑源李心渊等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御座上的英祖。几个月前，这位83岁的高龄老人已病逝沉笃，时常昏迷妄语，不知这次君臣召对，有什么重要的教令要传下。而就在这次君臣召对三天后，据朝鲜王朝官修史书《承政院日记》，三月五日，“卯時，大行大王昇遐于庆熙宫集庆堂”，英祖与世长辞。那么，三月二日这一天，朝鲜英祖这位高龄君主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日，在不多的神智清明回光返照之际，召见臣子，有何玉旨纶言？

《承政院日记》清晰地记录了这次召对内容，英祖谈到了官员任用问题，此外，还谈到了三部书，三部每一个中国人能非常熟悉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世称三奇书，岂特本书，谚解命读亦然。”这是《承政院日记》用汉文记录的英祖之语。是说《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世间称为“三奇书”，读来引人入胜，不但汉文原书如此，即使是朝鲜文译本，令人读来听，也很动人。这里提到的《三国志》和《水浒志》，实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书加上《西游记》， 英祖又称其为“三大奇书”。在上述这场君臣召对数日前，二月二十六日，同据《承政院日记》，英祖与当时的领议政金尚喆之间，曾有如下对话：

尚喆曰：“世孙今日，承命奠酌关庙，殿下之所冀望，臣等亦取必矣。”上曰：“三大奇书，予常好矣，而于《三国志》，尤熟览矣。”尚喆曰：“虽以中国言之，处处尊奉关王矣。”上曰：“曹操之杖杀伏皇后，无状矣。”尚喆曰：“然矣。”

这段对话，由世孙奉英祖命祭拜供奉关羽之关王庙一事而起，君臣对话间谈到了《三国演义》，谈到其中曹操杖杀伏皇后这一情节。而英祖于言及《三国演义》之前，先提到“三大奇书”，并曰“予常好矣”。此处所谓“三大奇书”， 即数日后列举的“《西游记》《三国志》《水浒志》”。而此“三大奇书”之说，当自中国晚明以降“四大奇书”之说而来，只是少了一部《金瓶梅》。虽然有确切材料可证《金瓶梅》当时也已流入朝鲜，但无论英祖本人是否接触过《金瓶梅》，以儒教立国的朝鲜王朝朝堂之上，君臣都不可能公然表达对《金瓶梅》的欣赏。因此，在英祖这里，来自中国的“四大奇书”减去《金瓶梅》一书，变成所谓“三大奇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最后数日内，英祖两次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大奇书”，且自道“予常好矣”，传达出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

贰

朝鲜英祖与中国“三大奇书”结缘，始于其少年时期，而后这一缘分跨越了大半个世纪，贯穿其一生。

据《承政院日记》中英祖本人回忆：

予少时，见妇女读《三国志》，至麦城事，有涕泣事矣。

少年时的英祖，在王宫中见有妇女读朝文译本《三国演义》，至关羽走麦城事而涕泣。

又據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三年（1707）二月十三日，君臣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丙申/御昼讲。知事李寅烨启曰： “今番观武才，以骑枪交战落点云，武士辈枪技不熟，枪刃交举之际，必多致伤之患，何以则为好乎？”上曰：“今若去其锋刃，一人衣白，一人衣黑，交马之后，以白黑决胜负则好矣。”寅烨曰：“此事见于《水浒传》，当依此为之矣。”

这里实际上间接谈到了《水浒传》中杨志与索超大名府比武的情节，对话中的朝鲜肃宗，正是英祖之父，发生这场对话时，英祖14岁。有韩国学者据此推测，肃宗对《水浒传》并不陌生，若此说成立，那么英祖少年时，宫廷里同样可见《水浒传》。

英祖在31岁时，以王世弟的身份即位，即位第三年，与臣子间有如下一场对话：

丙午六月十八日，上御时敏堂。夕讲入侍时，……黄梓读，自《孟子》“王者之迹熄”，至“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上曰：“庾之抽矢扣轮去金射之义，可尚矣。”……洪锡辅曰：“此终不如关羽义释曹操之事也。”上曰：“其言好矣。”

在《承政院日记》的这条记载里，可以看到，英祖与众臣夕讲，讲读儒家典籍《孟子》，在评论书中庾公之斯不忍射杀子濯孺子一事时，特进官洪锡辅拿《三国演义》虚构之华容放曹一事做比，称“终不如关羽义释曹操之事也”，英祖不但没有斥责臣子在讲读儒家经典的庄重场合引小说入议论，且称“其言好矣”，那么这时的英祖，至少应该知道洪锡辅说的是什么，本人应该也已读过《三国演义》。

同据《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巳正，上御仁政门，……。右副承旨李秉泰曰：“自清州贼变之后，湖西一路，举皆骚扰……”……光佐曰：“彼小丑，何足深虑？不过与水浒用兵样相似……”

这一年朝鲜党争中一些激进派发动叛乱，于三月十五日攻入清州。三月二十二日，君臣商议对策，领议政李光佐认为叛乱者“不过与水浒用兵样相似”。这条记录说明，李光佐这位朝鲜职位最高的大臣读过《水浒》，且知英祖亦读过《水浒》，明了所谓“水浒用兵”为何指。

至于英祖本人直接言说《三国》《水浒传》之记录，《承政院日记》中更不胜枚举。姑举数例：

（英祖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申时，上御兴政堂，召对入侍，……进读《宋名臣言行录》……寅宾进读张咏传，自“公自金陵”，止“社而稷之也”。……明谦曰：“张咏，诚高于人矣，末年因欲免祸，买田宅以自掩晦，而能清俭持身，三年畜置之婢妾，犹尚以处女在焉，则此尤人之所难也。”上曰：“此与关羽之明烛达昼同矣。”

（英祖十三年）丁巳八月初十日未时，上御进善门亲鞫。……上曰：“待命诸臣，亦可笑矣。……十九下敎之后，诸臣，犹为三分五裂，终不摆脱于时象，时象，渠之父乎？吕布之生父养父，合为三父，而今日朝臣，视时象无异其父，此亦与吕布之三父，何异耶？ ……”

（英祖二十二年）丙寅二月初十日午时，……羽良曰：“周宣王、汉宣帝，皆知民间疾苦，故能致中兴之业，民受其惠。……我国家今至四百年，宜殿下一心勅励，一新世道，俾将多于前功，岂可如此乎？”上曰：“诸葛亮六出祁山，只是此心也。心存王室，故一出再出，终至鞠瘁而后已。心不存，则何以为事耶？”

（英祖五十二年）丙申二月初八日未时，…… 上命书传敎曰：“……尝见《三国志》，须多者操，故剪其须，无髯者操，故裂其旗裹其颐云，曾闻此人乱须云，乱须乱心而默乎？卧其厅而日睡何哉？今一事观也，附子即予惜者，而特命加入，其惫可知。因予精神，至于十贴，昏亦知也。……乱须乱心而然乎？可谓庸医。特赐名曰李庸敷，令渠知悉。”

上引数条，分别关涉到关羽秉烛达旦、吕布于生父之外先后认丁建阳和董卓为义父、诸葛亮六出祁山、曹操因马超追杀割须弃袍等事典。这些事典，均非出于陈寿《三国志》正史，而均见于《三国演义》。引出《三国演义》人物及情节典故的语境，亦各自不同，略解说如下：

英祖十二年七月六日条，记载的是英祖命几名大臣进读宋人朱熹撰《宋名臣言行錄》，记事官李宜宾进读其中的“张咏传”，随后，君臣讲论时，检讨官赵明谦称赞张咏，“能清俭持身，三年畜置之婢妾，犹尚以处女在焉，则此尤人之所难也”，英祖就此评论：“此与关羽之明烛达昼同矣。”

英祖十三年八月初十条，记载的是英祖至进善门亲自问案，痛斥群臣在王命屡下之后，只以“时象”（时局状况）为借口，拖延再三，令英祖不禁发问：“时象，渠之父乎？”于此生动一问后，英祖接下来思维跳跃，联想到《三国演义》中数易其父之吕布，斥曰：“吕布之生父养父，合为三父，而今日朝臣，视时象无异其父，此亦与吕布之三父，何异耶？”

英祖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条，记载的是，在臣子表达了祈望英祖能一新世道而成一代圣主之期待后，英祖借《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只是此心也”為喻，强调发心的重要，也算是对臣子的答复。

英祖五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条，记载的则是，英祖因深疑医官李春敷医术昏聩而恶之，遂由此人乱须，联想至《三国演义》里割须弃袍而逃之曹操，将乱须与乱心关联起来。

仅据上引数条言及《三国演义》之记录即可见，从英祖十二年（1736），至英祖五十二年（1776），时间跨度达40年之久，如果从英祖二年（1726）赞同臣下“此终不如关羽义释曹操”之论这条记录开始算起，则时间跨度达50年，即半个世纪。而《承政院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远不止上举数条。综合来看，英祖联想并言及《三国演义》中人物或情节事典，并不限于讲论历史人物或朝廷政事的庄严或重大场合，而是随机触发，且联想有时呈现跳跃性。这种随机触发且不时呈现跳跃性的联想，也确实在如英祖自道“于《三国志》尤熟览矣”的读者那里才会发生。

《承政院日记》中英祖言说《水浒传》之记录，同样呈现出上述特点。姑举数例：

（英祖二十年）甲子九月十六日未时，……上曰：“每见世道之变，常有欲走之意也。”寅明曰：“此是殿下治心之工未至也。虽寻常宰相之事，犹曰鼻吸三斗醋，人君一日万机，岂无咈意之事乎 ”上曰：“虽梁山泊群盗，犹能令行，故能得啸聚。予则身为千乘之君，令不行于其臣，终不入于陶匀中矣。”

（英祖二十九年）癸酉三月二十五日巳时，…… 上曰：“顷者城内明火贼事，类同水浒而甚可虑矣。”

（英祖四十五年）己丑五月十一日辰時，……上曰：“于予建功，若造物有猜矣。昔之梁山泊一百单八，今有一千八百之儒，怪矣世道，不可恃矣。”

在英祖二十年那条记录里，英祖因其所下政令往往不能被臣子很好贯彻执行，自觉尚不如“梁山泊群盗”“犹能令行”，故有感慨。说明《水浒传》中梁山武装的高度组织化，给这位朝鲜君主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英祖二十九年，君臣讨论“城内明火贼”一事时，英祖认为“类同水浒而甚可虑矣”。的确，《水浒传》中写到过梁山好汉进城放火大开杀戒，如为救卢俊义在大名府中的行动。

英祖四十五年，朝鲜岭南地区（今韩国庆尚南北道）儒生1800人联名上疏，对英祖一些政令举措提出激烈批评，英祖面对集结成反对力量的儒生集团，想到了梁山泊武装。

英祖五十年，81岁高龄、病体昏沉的英祖，不满于众医官医术，下教斥责，称若严令务必施术见效，众医官必将狼狈而窜，英祖此刻联想到的是《水浒传》中花荣大闹清风寨时的情形。

这几条记录，从英祖二十年（1744）到英祖五十年（1774），时间跨度亦达三十年之久。若从前引英祖四年（1728）听领议政李光佐言及“不过与水浒用兵样相似”这条记录开始算起，亦有46年之久。从这些记录来看，触发英祖对《水浒传》联想之语境，也非常多样化，同样不乏跳跃式发散联想。联想隐含的价值评判，也不尽相同，正面、负面皆有，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一个对《水浒传》十分熟悉且喜爱的接受者身上。

再看下面两条记录：

（英祖四十九年）癸巳九月二十一日辰时……命书传教曰：“……曾见小说，其文本则心猿意马，故灵台方寸之称，意盖此也。……”

（英祖五十年）甲午二月初一日夜初更……上命书传教曰：“……自春初予知熟矣，其近晦日，兼得六气之感，初则谓以若前，其日诚难，仍命直宿，心自喜曰，呜呼，此日若唐小说中几日魂游乃返，……噫，彼唐太宗，其魂荒诞，嗟哉，今予似梦非梦，犹免其诞，初若昼梦，而噫，近者岂特气衰 自知者深。”

《西游记》文字尤其是回目中，有多处以“心猿”指代孙悟空，以“意马”指代白龙马，且第一回中猴王访道，见菩提祖师所居乃“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另外，《西游记》中也有唐太宗魂游地府而回的故事。因此，《承政院日记》上引两条记录所云“小说”“唐小说”，应即指《西游记》。

叁

“三大奇书”等中国古典小说，从英祖的少年至其暮年弥留之际，伴随其走过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这些小说，已成为其生活相当重要组成部分。据《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二年（1746），六月二十七日，这位朝鲜君主对臣下讲过这样一句话：

病中消日之道，或以小说，或以杂技， 而予则不为此二者，果难于消日。命儒臣读而听之，犹胜于昼寝， 卧内引接，亦无所妨矣。

英祖这里谈到的“小说”，当不只是中国小说，也包括朝鲜本国创作的小说，比如，《承政院日记》中也有英祖谈及本国小说《九云梦》的记录。但考虑到朝鲜当时的小说创作远没有中国发达，且《承政院日记》中英祖言及中国小说的記录远远多于谈及本国小说者，因此可以认定，作为英祖“病中消日之道”的小说，大部分还是来自中国的小说。这些小说，当时皆已译成朝鲜文字，所以才能“命儒臣读而听之”。

也许就是通过这类方式，朝鲜英祖在其漫长的50余年执政生涯里，于日理万机之际，仍能时不时接触“三大奇书”等中国小说。这些小说，其情节，其思想，也渐渐浸入英祖精神世界，如前所述，于日常事务中，不时引发联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有时还会成为英祖理政之参考，甚至一定程度影响到王朝政治运转。

如据《承政院日记》，英祖十七年（1741）正月初六，君臣间有如下对话：

礼曹判书闵应洙起伏曰：“……第目今关西盗贼肆行，闻捕厅所囚贼徒，亦是三登余贼云矣。”上曰：“其夜气甚惫，未暇详问，而其根抵颇不寻常矣。”应洙曰：“此贼所闻其来已久矣。非但关西，黄海道谷山一带，颇有屯聚之渐云者，自前已有所闻矣。”上曰：“向日欲问于总戎使而未果矣，贼徒果有屯聚处乎，或别立名号云耶？”应洙曰：“民之贫困者，不过相聚为盗耳，散则混与平民同，合则作党行贼，虽有识良民，或多混同诱入矣。虽然，渠辈岂能张大，自作名号乎？”上曰：“良散中，亦或有知人事识事理者，如《水浒志》梁山泊中，亦有宋江类矣。”应洙曰：“关西北、海西诸处，此贼倘皆连络矣。臣亦于待罪关西时，按治之，故判书朴师洙按道时，亦力加捕治矣，即今捕厅所囚，亦臣曾所按治之一条，故臣亦略知其形势，而其时兵使，以一讨捕加设之意，状请者此也。臣向在郊外，平安兵使尹宅鼎来见，故臣亦语之矣。”上曰：“尹淳辞朝时，予以眩气，不得引见，而其人于一道旬宣之任，固恢恢矣。俄以梁山泊事言之矣，宋时花石纲敛怨，小人排布于朝廷，而时君昏庸，故宋江辈因民愁冤，相聚为盗，而其中亦多英豪人矣。予于顷日，亦以监司守令善于怀拊镇安则可化为良民之意下教矣，在上者不能拊摩，则赤子之化龙蛇易矣。”

对话中所谓“关西”，是指朝鲜王朝境内摩天岭以西地区，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平安道和黄海道北部一带。这里在英祖十七年出现所谓“盗贼横行”问题，于是有了上述君臣对话。

在这些对话里，既可见出朝鲜英祖对《水浒传》中梁山聚义以及主要人物宋江的看法，亦可见到，这种看法如何影响到其应对现实民变时的决策。从上引文字来看，英祖认为之所以有梁山聚义，是因“宋时花石纲敛怨，小人排布于朝廷，而时君昏庸”，即所谓乱自上作，而后才有“宋江辈因民愁冤，相聚为盗”。正因英祖认为《水浒传》中梁山聚义系朝廷压迫所致，故对梁山中人不无好语。如上引日记中，英祖称“良散中亦或有知人事识事理者，如《水浒志》梁山泊中，亦有宋江类矣”“而其中亦多英豪人矣”。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水浒传》对水浒英雄之成功塑造，英祖对《水浒》中的梁山聚义和水泊中人，怀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

这种理解同情，对英祖具体的理政决策亦产生一定影响。英祖十七年面对现实民变时，没有下令严厉镇压，而是教令招抚：“予于顷日，亦以监司守令善于怀拊镇安则可化为良民之意下教矣，在上者不能拊摩，则赤子之化龙蛇易矣。”

上条记录所载，是《水浒传》影响朝鲜英祖理政决策的典型例子。而英祖读过的中国小说，其实远不止《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大奇书”，据《承政院日记》相关记录，英祖至少还读过《西汉演义》《东汉演义》《皇明英烈传》《平妖传》。在这些小说的阅读记录里，同样可以看到对英祖理政决策的影响，如英祖五十年（1774）旧历五月十六日，据《承政院日记》：

备忘记，传于沈翔云曰：“噫！今年亢旱，八旬初见，曰以焦闷，其亦歇后语。古人云，于三人〈行〉，必有我师，昔汉几百年基业，其本三老董公，其虽演义，《西汉演义》一题目，曰‘谕父老汉王布德，图其像，亦云‘黄耉乞言，舍此何先，然耆老何登殿陛 予于今日祗迎处当见，莫问士庶，可以致身者，皆令来待。”

结合《日记》上引文字前后记录可知，是年朝鲜大旱，英祖谓“八旬初见”，即81岁之高年首次见到如此严重旱情。英祖十分焦虑，想到了《西汉演义》“谕父老汉王布德”中的情节，于是传旨，当日前往祈雨祭所时，于臣子迎候处，“莫问士庶，可以致身者，皆令来待”。《西汉演义》是中国明代钟山居士甄伟所撰历史演义，该演义第四十四回回目即为“谕父老汉王布德”，其中有汉王刘邦接见百姓父老的情节。81 岁高龄的朝鲜英祖不但能准确引述小说的回目文字，且受其情节影响，将小说中人物一些做法，照搬到了现实国政处理过程中。

肆

1776年，朝鲜英祖在生命倒计时的几天内，提及伴随了其大半生的中国“三大奇书”。不知于此前后，英祖有没有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一幕人伦惨剧，想起被其下令关入米柜活活饿死的儿子，原定的君位继承人，思悼世子。思悼世子有一点酷肖其父，即，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狂热爱好者。

在思悼世子留下的文集《凌虚关漫稿》中，可以看到《画帖题语》一篇。世子命宫廷画师以中国小说题材绘画并汇集成册后，题写了这篇文字，其中说道：

命绘士指授写意可以鉴戒者。森然尺幅之中，而凛然千古之上。如汉高之中矢扪足，伯牙之援琴会心。卫公之轩鹤，项籍之乌骓。诸葛之西城，黄盖之赤壁，文彦博之除妖。或狃胜而之败，或知音而许己，或玩物而丧志，或拚义而底死，或以正胜邪，或以诚感天……

这里就提到了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多部中国小说。思悼世子对《三国演义》的热爱，更有其诗为证：

舳舻龙骧赤壁东，水中飞火动云虹。

北人顿足南人笑，谁识星坛有卧龙。

（《苦肉计》）

风雨襄阳百里开，梨花秋气拥城来。

常山阵势浑如此，虎掷龙骧一试回。

（《题长坂护主图》）

如果这位世子不死，十几年后继承君位，朝堂上不知是否还会延续其父英祖时期形成的热读中国小说的氛围。

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英祖父子对以“三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的热读，实与朝鲜王朝庙堂文化一贯传统相违。

不妨先看《朝鲜王朝实录》中一段记载。宣祖二年（1569），因17岁的宣祖在给臣下的教书中，有“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引起臣子奇大升强烈不安，于是——

奇大升进启曰： “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敎内 ‘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 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又启曰：“……《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王者导民，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古之人君，间有嗜词华，而崇艳丽，故英明之主，天分甚高，则后世或有流传之升，而如隋炀帝、陈后主者，偏着留意，终致亡国。人主之专意词华，言之亦可愧也。”

奇大升此处所言《三国志衍义》，即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奇大升的总体看法是“杂驳无益，甚害义理”，对朝鲜国君于教书中引用该小说事典，表现出强烈不安，乃出言劝谏。在奇大升看来，有悖于儒家正统的书籍，都应禁绝，国君更应作为臣民的榜样，禁绝“不正之书”，因为“不正之书”为害，与小人无异。古代君主，有因为嗜好艳丽辞藻而亡国的，作为国君，专意于诗文华彩亦为可愧之事，那么，循此逻辑，奇大升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亲近《三国演义》这种小说，那就更等而下之，后果堪忧了。

百余年后，历任兵曹判书、右议政之朝鲜文臣李颐命（1658-1722），对后来英祖所耽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留下了如下评论：

明末小说之盛行，亦一世变。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最为大家。其役心运智于虚无眩幻之间者，可谓极劳矣。世传作《三国演义》者，病喑而死云，诚不无此理。其诬诸葛以怪神者，亦足受此罪矣。至于《水浒》，则极形容群盗猖獗横行之状，故明末流贼悉效此，其标立名称以“闯天王”之类，即梁山泊“玉麒麟”“九文龙”之遗法。其弊已明著矣。近闻清人发令禁小说云，果然则此必有所惩者而然矣。

李颐命之后，生活年代稍晚的李宜显（1669-1745），在其文集《陶谷集》中，对《水浒传》《西游记》有如下评论：

至如《水浒传》《西游记》之属，虽用意新巧，命辞瓌奇，……大抵皆演成史传与男女交欢事也。演史出而正史事迹汩乱，本不当观。男女之事，又多猥鄙淫媟，尤非庄士所可近眼。而近来人鲜笃实，喜以此等小记，作为消寂遣日之资，甚可叹也。

值得注意的是，留下这段评论的李宜显，在英祖即位后，曾多次于经筵时入侍，且一路官拜至右议政、领议政，位极人臣。英祖之耽读小说，李宜显亦当深知，而私下却有“而近来人鲜笃实，喜以此等小记，作为消寂遣日之资，甚可叹也”之说，此中消息，颇堪玩味。

事实上，就在英祖一朝热读中国小说之风臻于鼎盛之际，反弹的力量已在积蓄，在英祖五十年七月初十，其时文臣沈定镇为王世孙（即思悼世子之子、英祖之孙）讲解《续资治通鉴纲目》时，有如下对话：

初十日召对。……又教曰，予未尝看小说，若《三国志》《水浒志》如何耶？春坊曰云云。臣曰，是不必看，如邪味可近。邸下曰，小说亦有益于文乎？有益于意思乎？似无益也。臣曰，六经长智，故古者宋人不分送经书于外夷者，以其长智故也。且六经义理之中，亦自文章。朱子称孟子好文章，非但孟子，凡圣人之文，莫非文章。虽以《大学》言之，经一章八条目中，表出修身二字，示以表準。其下本字上，对说末字，又其下末字上，分厚薄字，此亦好文章。臣仍起伏曰，切不可留意于杂文。

两年后，上引对话之一方王世孙即位，即朝鲜正祖。正祖即位后厉禁中国古典小说，并倡所谓“文体反正”，固有其深刻背景及复杂原因，然其远因，在英祖在位最后三年的这一番对话中，或即已种下。

伍

正祖在即位第二十四年（1799），夏日的一天，对臣子说道：

予自来不喜看杂书，如所谓《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亦未尝一番寓目。燕闲之所尝从事者，不外乎圣经贤传。

如此言说，与乃父乃祖真成鲜明对照。不过，纵然如此，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小说，不但在朝鲜知识基层和民间继续广泛流行，即使是后世朝鲜君主，仍有受其影响者。

1867年，朝鲜高宗四年，据《承政院日记》：

丁卯八月十一日辰时，上御重熙堂。进讲入侍时，讲官金永爵，……记事官金永珯，各持《小学》第五卷，以次进伏讫。……永爵曰：“……庞德公，三国时人庞统之犹父也，庞统名字，殿下曾或记存否？”上曰：“知之”。永爵曰：“凡学问，虽以闾巷幼稚言之，能知着味，然后方克成就，此所谓心诚好之欲罢不能者也。殿下进讲课程之暇，翻览书籍，期有着味之效，是臣区区之望也。……殿下既知庞统名字，则《三国志》一番乙览甚好。臣愚惶恐，《三国志》，稗也，筵中陈奏，极涉猥妄，而《三国志》虽曰稗书，实与正史无异，且浅近着味，无过此书，纵知惶恐，有此仰达矣。后日登对，殿下必以间阅某书下敎，则臣当敷陈为学蹊径，驯致于诚正修齐之道。伏愿后日筵席，幸赐教示焉。”上曰：“当依奏矣。”

在讲读《小学》之场合，讲官金永爵为激发时年15岁的朝鲜高宗读书兴趣，推荐阅读《三国演义》，并为此辩护道，按说《三国演义》乃稗书，不该于此庄重场合提及，但该书虽为稗书，“实与正史无异，且浅近着味，无过此书”，因此“纵知惶恐”，也要向高宗推荐。高宗当即表示，“当依奏矣”。

17年后，1884年，即朝鲜高宗二十一年，阳历十一月，朝鲜末期文臣尹致昊日记有如下两条记录：

（晴，慎，廿四日） 诣阙，上亲教所志事于前使，前使有不平之色。读《三国志》三顾草庐、五关斩将、博望用兵、当阳奋勇数回，三殿俱有悦听之色，晓归家宿。

（晴，慎，廿六日）夜诣阙，读《三国志》舌战群儒、智激周郞、苦肉计、连环计、借箭等，至华容义释，时已晓三时， 告辞归家宿。

曾留学日本并学习过英文的青年文臣尹致昊，两次入宫，一次还是在夜里，为朝鲜高宗诵读的却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这一年朝鲜在近代历史剧变以及持续的政局动荡中已风雨飘摇，苦闷的朝鲜君主，也许希望能从中国这部古典中获得一点精神力量。

当然，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不过，这些经典，经数百年传播，也已在半岛人民的精神生活里扎下了根。如今回望数代朝鲜君主的中国小说接受历程，可以看到，作为王朝权力中枢的这一群体，其阅读接受活动，不但凸显了个人审美趣味，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王朝政务处理，形成立体复杂的传播景观，值得特别关注。而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文明交流互鉴，也往往就体现在这种种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细节中。

（作者系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本文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YB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