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知此事要躬行

张铁荣

谭汝为先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知识全面、功底扎实，为人幽默善良，对学问刻苦钻研、一丝不苟。数十年来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紧接地气，成果斐然。近年来，他老骥伏枥、勤勉不懈、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其重要的学术著作《汉语修辞学指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出版后，即得到了学界的首肯与好评，这本书是他学术著作中的代表作，必将成为我国修辞学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好书。此书既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及学术造诣，同时也是非常适合教学与阅读的教科书，又因其文笔稳健、风趣诙谐，使之成为一本举例生动、轻松活泼、适合各层次读者阅读的好书。

通读此书，以下三个特色，很值得称道。

扎实的理论阐释和学术造诣

作者谭汝为教授早年主攻汉语修辞学，取得丰硕成果，曾先后得到徐中玉、胡裕树、宗廷虎、刘叔新等前辈语言学家的高度评价，同时为学界所瞩目。这部《汉语修辞学指要》即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在汉语修辞学方面的理论贡献是新颖而独特的。

“修辞学”的概念何为、怎样为它定义、修辞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修辞学”按通常说法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使得语言文字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大家都知道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如果说得再具体、细致一些，就各抒己见、人云亦云了。针对这些问题，汝为先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总结出在研究界在定义理论上存在着的共同缺憾。如：定义指向侧重于文辞忽视语辞，使得修辞学研究对象趋于狭窄；把修辞过程局限于特定佳句，而不是着眼于策略实施的全过程；使用和研究对象局限于语言、词句本身，而未能注重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此外他还拓展思维定式，提倡利用得体的话语和书写体式激发接受者，使之达到互动互文和交往的目的意图。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总结，更贴近了修辞概念和定义本身，并给这个固定的概念注入了新的生机。

众所周知，修辞学属于语言运用方面的科学，是一门独立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它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盘根错节，包罗万象，一直为学界所重视。自古以来，关于修辞的理论与实践就在各类典籍中出现，前辈学人也是论述颇多。究竟怎样追根寻源、抽丝剥茧、答疑解惑、进而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它阐释清楚，确实是需要下大功夫的。

作者在厘清古今中外修辞学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五四以来修辞学研究十分重视。他非常推崇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书，重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严格说来，中国修辞学研究真正走向科学，是从《修辞学发凡》开始的。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而完整的修辞学体系，回答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使修辞学摆脱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已经走向成熟。作者指出陈望道的这部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修辞手法规律体系，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一座丰碑，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认为，其重要性还在于为中国修辞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谭汝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汉语修辞学指要》关注到语音、词汇、语法的三要素作用，同时强调修辞是对语言学三要素的综合艺术加工，是语言三要素在语用中的体现。没有修辞，语言即会寡淡无味。故而该书特别注意到修辞学理论建设的薄弱部分，如整体上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研究者关注点还在描写语言学阶段而对于修辞学重视不够、修辞学和多种新思潮新理论关系密切、规模宏大、概括困难等。他認为：“世界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的；语言也是多属性的，自然也应是绚丽多姿的”，所以应该“把语言的人文面貌，把语言的民俗文化面貌，在语言研究中反映出来”。作者的研究是继往开来又与时俱进的，他认为进入21世纪“修辞学应该有一个大发展”，并且“应该成为一门显学”。这便是理论的力量，同时也是一个资深研究者的底气。

适合教学与阅读的教科书

谭汝为先生是执教45年的中文教授，他知识全面、备课认真，在三尺讲台授业解惑、举一反三，致力于学以致用。这部书既是他的备课笔记，同时又是他的科研成果。展读《汉语修辞学指要》，在爱不释手之余，我们犹如走进了作者的课堂，听到他对修辞学由浅入深、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还不时为他那诙谐风趣语言而发出会心大笑……

全书共12章。结构严整，布局层递，逻辑性强。每一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例如第一、二、十章都是四节，这部分讲述的是修辞学的性质和词语修辞选择的要求和原则，每章用四个节段将问题剖析清楚即可；第五、七章各分五节，内容是文字应用修辞和侧重于形式的修辞，稍微扩充，即点到为止，使之恰到好处；而第三、六、八、九、十一、十二章则是六至十节，因为这几部分是学习的重点，需要学生们认真掌握，同时也是作者研究的出彩部分。

第三章介绍《语法应用修辞》共六节，对各种句式的修辞分析，从长短句、整散句、常变式句、肯定否定句、主被动句、直陈与拟问句等，通过例句分析进行指要，令人印象深刻，茅塞顿开。第四章《语音应用修辞》用六节来表述，介绍语音、节奏、声调、韵脚和双声叠韵，尤其是“人名的语音修辞”一节，读来别有情致，也颇为有用。第八章《修辞学与语言文化》也是六节，这一章的文化色彩颇为浓重，先后介绍了修辞在汉文化中的地位、对汉文化的影响、人名用典和地名虚指，还有汉文化中的崇玉、崇龙、辱狗现象，开拓了研究视野，将修辞学和文化研究冶于一炉，别具一格。

第十一章《韵文的修辞》总计七节，主要讲的是诗词曲的格式与修辞艺术。这一章对于诗词爱好者来说可谓开卷有益，特别是论及词曲中的“鼎足对”部分，作者纠正了王季思在《元散曲选注〈前言〉》中关于“像鼎足对，就是诗词中没有的”之主观论断。作者说：“我们在研读唐宋词作品时，发现并札录了大量的鼎足对例证。”他列举出《行香子》《柳梢青》《醉蓬莱》《国门东》《水调歌头》《眼儿媚》《水龙吟》等词牌中的句格，仅《行香子》中就列举了张先、黄升、苏轼、李清照等人的经典句式，这样的鼎足对例句就有23处之多。正可谓有理有据，令人叹服，不然岂能给王季思先生纠错正讹。汝为先生讲过多年诗词鉴赏课，他尚有《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诗歌修辞与鉴赏》《诗词读赏心解五十讲》等专著，昭示他多年来孜孜矻矻，熟读诗书的丰厚积累和扎实功底，令人钦羡叹服。

第六章《侧重于内容的修辞》共为八节，主要讲的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双关、反语、層递、互文等修辞手法。辞格是语言中提高表达效果的特殊的修辞方法，也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修辞格中的内容与形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修辞中的互文现象尽人皆知，但作为专门章节在教材中非常罕见，但这一章节的分类阐释，使人眼界大开，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第九章《汉语语汇的修辞特质》也是分为八节讲述，主要从修辞角度入手探究词语的比喻性、具象性、骈偶化、象征义、夸饰感、韵律美、比喻型成语的修辞阐释以及“虎”字成语的文化剖析等。作者的修辞学讲授是接地气的，该章第八节对“虎”的文化解释，他先从褒义和贬义说“虎”字，然后以四种语义论述民族心理，再介绍汉语语汇中以“虎”命名的英雄人物、与之有关的事务、地名等不一而足。他绝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就语言讲语言，而擅长于将修辞和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因而无论课堂讲授还是文章写作，都活力满满、生机勃勃、引人入胜。

第十二章《多角度研究修辞》内容丰富，是全书的收官之作，从模糊、变异、接受、社会心理、理据、阐释、心理学、得体、话语、语用等十个领域，集中介绍了当代中国修辞学界主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成果。读后使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作者对这十个方面的介绍绝非泛泛而谈，每一节中都有相当多的典型例句来支撑，讲解这些方面的修辞概念条理清晰，论点突出，既有他人的成果，也有自身的体会，每有不足之处，定有补充和纠正。在这部书中，除了介绍有关修辞学著作以外，作者还站在学术前沿，对新近发表的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与品评。

记得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谈到过他对北京大学学者的看法：

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这里指出他们的处事方式各不相同。人们常说讲稿不可轻易示人，学院派的学者最重视的是研究著作、论文，轻视教材建设。说穿了也就是自己的家底不愿轻易示人。谭汝为先生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敞开心扉的人，他尽心尽力、全心全意为了学生和读者，将一个真实的自己，将全部学术家当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对此我们除了钦佩之外，尚复何言？

举例生动、适合自学的绝好读本

这部书的突出个性还体现在知识性和趣味性上。语言类著述本人收藏不少，但像谭汝为先生这样写得生动活泼的却实在不多见。这部书收录的参考文献著作类就有65部，各类学术论文达数十篇，各章之中所举的例句更是排山倒海、不胜枚举。

该书引用例句，作者属于古今中外派。他饱读诗书、娓娓道来、为我所用，使得章节之间高潮迭起、亮点突出。比如在《语音应用修辞》一章中，就列举了姓名谐音从古至今的切身利害。举例说道光年间的殿试一甲名曰“史求”（死囚），因名字不好而被皇帝朱笔勾去，改为第九名的“戴兰芳”（代代兰芳）。进而还举出了现代人因起名不好带来的尴尬无奈，如：纪丹（鸡蛋）、章欣（脏心）、尤炳（油饼）、朱逸群（猪一群）、夏建仁（下贱人）等，这些细细罗列起来定会令人哄堂大笑、忍俊不禁。他举出几个朝代的“测字”，既巧妙讲述了文人的机智，又象征性地指出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如在第五章《文字应用修辞》中，用史料说话，给我们陈述了清末林纾《畏庐琐记》中的福建讥讽楹联；《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汉献帝时期京都童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中关于“苏黄迁谪”的故事；伊士珍《琅嬛记》中记载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夫婿赵明诚的天作姻缘；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里面的政治笑话等等，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脉清晰，情节生动，文字耐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论及汉文化对修辞的影响时，作者常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甚至不避俗套引用报章上发表的新闻稿，比如标题：《上午是包公、中午是关公、晚上是济公——浙江两干部结伴嫖娼》，谈到三个时间段和三个人物，作者进而说：“上午是包公（道貌岸然），中午是关公（酒酣面红），晚上是济公（丑态百出）”；作者还说：“对于这种采用特殊修辞手法而形成的语义内涵，如果仅从语言学角度入手，恐怕无法进行透彻的分析，但如果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原来的疑惑就可能迎刃而解。”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解释。此外，关于“吃豆腐”来龙去脉的解析也很有意思，这是结合民俗文化背景对具体词语的说明，使人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析字与文艺创作”一节中，从诗词、小说、戏曲中的析字入手，使我们诗兴大发，许多名诗名句名唱词纷至沓来，映入眼帘、沁人心扉。此外还引申出了“取名用字的讲究”。在这里，作者从利用字体变化、人名与偏旁、追求字的形体美、用字忌冷僻等几个方面如数家珍，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读后使人受益匪浅。在《修辞与语言文化》一章中，作者还特别增加了“人名用典修辞”一节，详细列举出源于《诗经》、《楚辞》、孔孟老庄、史书典籍、唐诗宋词和成语中的名字，使读者获益匪浅。

当论及“变异修辞学”的研究时，作者认为在生活中有一些偶发性的词语，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给我们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一时间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期间所产生的舆论余波，许多国家商人借势制造销售商机，中国也出现过相关的情况。据报载，广西的一家饭店老板在店门口竖起了一个大的广告牌，号称新开发出来一道特色菜，名曰：“克林炖莱温斯鸡”。路人见之无不掩口而笑，有好事者一打听，原来就是普通的炖鸡块而已，然而真正去品尝的人却很少。通过这个戏谑的方式，给商家制造了轰动的卖点效应，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时代记忆，语言学在这里与国际政治学相结合，达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也形象地解析了变异修辞学的原理。

此外，书中还举出近年来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的，所谓“新新人类”惯用的谐音词语，比如“特困生”（白天特别犯困、昏昏欲睡的学生）、“精英”（神经质的苍蝇）、“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柴可夫斯基”（经常用自行车接送女友的司机）、“偶像”（令人作呕的形象）等。如果没有长期的大学校园生活、不去接近当代大学生、没有进行过问卷调查的话，又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多年轻人专用的、谐音别解的变异修辞语言呢？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汉语修辞学指要》是谭汝为先生出版的一部力作，是他潜心数十年苦心孤诣研究修辞学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他教学四十余年给学生们授课的真实记录。捧读此书在获益良多的同时，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幽默性格和人文情怀。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