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立言”的文化机制与文学意义

蒋寅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浪潮席卷中国学界，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但浏览这些成果，姑不论那些将文学作为材料的文化研究，就是那些取文化视角而立足于文学的研究，也只是将文化当作理解文学的参照系。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将文化视为文学的生长环境，就像栽花的花盆，没有意识到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文学的发展就是文化的生长。在文化史的早期，文学的发展甚至就是文化生长的主导形式。

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应该是个常识性问题，但以前我没意识到，是读了胡大雷教授的新著《先秦“立言”文化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版）才引发上述反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至迟到春秋时代，人们已将“立言”与人生价值联系起来，视为堪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的不朽依据。“立言”作为写作的初始形态，既孕育了后来的文学写作，同时也承担了王朝文化的建设。因此，它绝不是文化养育的幼苗，而是文化建构的主力，它就是文化本身。胡大雷教授的细致阐述，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

书的第一章“‘立言文化的生成与士的担当”，首先由此确立全书的逻辑起点，从文化建设、太子教育、文的身份定位及“君子九能”四个方面阐明“立言”的本质及其文化功能。然后以两个章节分别就王官、诸子的“立言”展开讨论：王官包括巫祝、史官、行人、乐官等不同身份，诸子涉及儒、墨、道、法各家学说，从政治实践到学术话语，仔细爬梳了各种色人等的话语生成、各家学派的学术脉络，从先秦时代纷繁多歧的文化建构中勾勒出贯穿其中的“立言”意志，使“立言”在文化生产和生成中的主导作用醒目地凸显出来。

“立言”的意义既然遍及文化建构，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先秦时代，“立言”与文学的关系显然较后代更为广泛也更为直接。第五、六章基于先秦的文学状况，提炼出几个敏锐的问题：（1）屈原“自伤悼”以辞赋立言而“不朽”；（2）宋玉从政治“立言”衍生文学话语的“微辞”；（3）君主、王官、卿士三大“立言”群体与文章学传统的雏形；（4）“立言”中的“土宜”因素与文学的风土意识之萌生；（5）“谈说之术”与“文以气为主”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已涉及“诗可以怨”的讽谏传统，涉及文体学、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观念乃至修辞学和风格学的一些理论命题，相比古希腊、罗马时代留下的学说，可能显得有点零散和碎片化，但所涉及的问题之丰富、广泛，我觉得并不逊色于后者。

通过这番细致的梳理，胡大雷教授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先秦君主、王官、卿士三个群体虽各有“立言”，但“立言”对于士人意义尤为重大。它是士人“死而不朽”的依据，所以也是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立言”为他们提供了上升的空间与希望，成为士人身份定位的标志。其次则是通过分析王官与士人“立言”的不同特点，总结了先秦“立言”由政治实用转向学术化的子学经验。最后是揭示了先秦“立言”对文学、文章学的诸多影响。这些论述不仅对理解先秦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认识后世文学的流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对先秦文学、文化这样一个久经深耕的学术领域来说，一部新著是不可能做到从头至尾全为创新的，事实上本书作者也征引了相关的前出成果。但从一个独特的同时也未受到重视的角度提出问题，围绕“立言”的制度因素和生产机制重新对先秦文化和文学展开全面的阐释，全书还是对上古文化建设和文学发生的历史脉络作了更清晰而有机的勾勒，同时也使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和命题如“君子九能”“文以气为主”“江山之助”“哀怨起骚人”等，获得水到渠成的解释，这是该书很重要的贡献。

胡大雷教授是我在广西师大读硕士时的师兄，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来我一直通过阅读他的论著了解中古文学研究的进展，从诗赋、骈文到小说，从文学集团到文体学、文学批评。他撰写的系列專著，覆盖了整个中古文学。近年他的研究拓展到先秦文学和文化，打通了上古、中古文学。相比他之前出版的著作，我觉得这部新著视野更闳通，思理更缜密，运用文献、谈论问题，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显出更成熟的理论思辨力和历史洞察力。这种炉火纯青的境地，是与他勤奋的阅读、孜孜不倦的写作分不开的。到这个年龄，还葆有如此旺盛的学术热情和原创能力，真令人衷心钦佩。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阐述古人“立言”之旨的新著，也是胡大雷教授自身的“立言”。正是通过这种“立言”，学者部分地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建设职责，塑造了理想的生活样式和精神价值。这不只是学者自身的事，它也关系着文化的命运和前景。有一天，当全社会都能理解这种“立言”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就拥有了文化的此刻，并可期待文化的未来。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本文系作者为《先秦“立言”文化与文学》一书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