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关仁山《白洋淀上》解读

郭雅娴,翟崇光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关仁山,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90年代其创作方向从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与何申、谈歌一同被称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其笔下的文学世界大致可以分为“雪莲湾风情”和“冀东平原”两种,相比较而言,关仁山在后期创作的具有浓郁地域风情的平原系列小说更引人注目。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同时也加剧了生态危机,关仁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对人类中心主义纵容人类过度索取资源,从而造成的生态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并对男性与女性间的伦理关系进行了重构,体现出对所有“他者”的关怀,为女性和自然的双重解放提供了必要的启示和可能的途径,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具有强烈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意蕴的作品。目下,关仁山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首次提出,是环境运动与妇女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父权体制下人类对自然的侵略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同质的,这种二元思维与等级价值观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这一思维,宣称宇宙间没有等级之分、万物平等;男女之间也应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同时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作用,更具备领导环保运动的能力。

关仁山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是作者生态书写最为独特的地方。然而近年来,学界对关仁山的研究更倾向于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农村题材写作,对小说创作中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有所忽略。鉴于此,本文试图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白洋淀上》进行解读,分析其中蕴含的生态价值,阐发关仁山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价值追求。

一、关仁山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成因

关仁山小说中鲜明的生态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契合,但这并非代表关仁山系统地学习过这一理论,而是作者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与巧合。生长环境的影响、满族“万物有灵”和尊崇女性的文化传统、道家“天人合一”和贵阴柔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生态和女性的双重维度,关仁山受此影响,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学作品。

(一)生长环境下的思考

关仁山曾回忆,他小时候是在美丽的煤河岸边长大的,并且常常到煤河里洗澡,“走在煤河畔,仿佛是在欣赏一幅立体感极强的风景画。小河幽幽,起伏绵长,河水清澈,淙淙流淌。一切都那么自然淳朴,没有假饰的天真”[1]。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丰南煤河畔的企业快速发展,然而资源过度开采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正如作者在《麦河》里描述:“如今生态变了,上游地表沙土流失,麦河变成了一条浊浪滚滚的泥河,水位下降许多,有时干枯,两岸伤痕累累。”[2]曾经美丽的麦河变成一条泥河,冀东平原也不再是作者童年记忆中的样子,原本的小村庄被林立的工厂所取代,清新的空气被烟囱中散发的黑烟遮盖,绿色广阔的平原变成沙化的土壤。

“故乡唐山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是情怀,是我生命中的重要养分。”[3]唐山作为故乡是作者创作中的重要素材来源。为深入社会生活,关仁山曾两次主动要求到农村挂职锻炼。两次挂职经历使关仁山更加深刻地注意到,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使人们逐渐被物欲蒙蔽双眼,放弃了对淳朴乡村的坚守,生态原本的平衡被人类中心主义行为打破,故乡也变得支离破碎,物是人非。这促使作者反思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从而对现实中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度书写。《大雪无乡》中作者揭示出乡村企业的污水排泄对土地、河水造成了严重污染,进而导致稻田大面积减产;《天壤》中写出了美丽的乡野被垃圾所玷污丑化的惨状等。由此,故乡的环境危机可视为作者生态书写的动机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仁山还曾阅读过《红楼梦》和孙犁的很多作品,这种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仁山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

(二)满族文化的信仰

关仁山生长于满汉杂居的冀东农村,从满族文学流变的角度来看,其作品中的土地崇拜情结,合乎满族作为渔猎经济民族业已服膺于农耕经济文化的事实。但这并不可笼统判定作者与满族文化疏离。反之,关仁山对满族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麦河》中瞎子与鬼魂对话,预测未来的特殊才能,似于满洲先民原始宗教的神职人员萨满[4];人们对神鹰虎子的崇拜[5]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思想以及苍鹰崇拜习俗相暗合;《日头》中梨娘误认为元彻死了而伤心欲绝倒在地上时,乌鸦扇动着翅膀唤醒梨娘,这一情节设置和满族的“乌鸦救主”[6]故事相似;《苦海》中面对年轻人用枪打海狗时,老扁却用生命努力捍卫海狗的尊严等符合满族文化[7]。由此可见,关仁山小说中有着鲜明的满族精神特质。

关仁山作为满族作家,其受原始宗教即萨满教的文化影响极大。萨满教,诞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早期的萨满教神灵大多是女神,如满族的星辰女神卧勒多妈妈,雪神尼亚其妈妈等,在萨满教中,妇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很多描写氏族和部落祖先的神话传说都表达了对繁衍子孙立下汗马功劳的女祖先的无限崇敬。关仁山在其作品中展示出了独特的女性观,乔麦独自创办种子研发基地、杜梅努力办服装厂、杨玲玲一心钻研科技研发等,独立女性形象的塑造映射出关仁山对满族文化推崇女性的深切认同。同时,萨满教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山川、河流乃至整个自然都具有灵魂,具有灵魂的事物都可奉为神灵。关仁山受这一思想熏陶,在作品中艺术地呈现出对生灵的尊重与崇拜,试图唤起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满族文化浸润在关仁山的创作中,使其小说形成极具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

(三)道家思想的滋养

关仁山在《麦河》的扉页题记里提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日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秉承道家思想,行医济世、追求人人平等的杜伯儒形象,这些明显表明关仁山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浸染。

克里斯托夫·希珀认为,“着意倡导对女性、儿童的尊重,对所有动植物的尊重,对土地、山川、合流、森林的尊重,并致力于对其加以保存和养护”[8]149。这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某些倡导相一致。关仁山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了对道家文化的话语思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语境中,“天”具化为大自然,天人合一即人类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与自然共生,不能因个人欲求破坏自然,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心灵相通的理想境界。在《白洋淀上》,乔麦像对待孩子般养育鸭子,主动亲近融入自然,鸭子仿佛人化,懂得主人的伤悲并陪伴在乔麦身边。《麦河》中的“我”经常沿着河堤疯跑,跑累了便直接躺在麦垛里,麦垛便静悄悄的耸着,为了不打扰“我”休息而不发出一点声音。作者赋予麦垛以人的情感和心思,生动地写出人与自然的亲近性。另外,关仁山笔下,乔麦的“种子情结”和曹玉堂的“土地情结”,本质上也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具有暗合之处。同时在作品中,关仁山还写到自然是人们的最终归宿,人只有返回自然才能得到慰藉。如《九月还乡》中的乡村少女九月、孙艳等人到城市出卖肉体,遭受各种挫折后返回乡村。

道教也有尊崇女性的传统,如道教中庞大的女仙阵容、完备的女性修炼理论以及道经中载录的女冠事迹等,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9]。老子在描述道的形象时,将之喻为可以指代女性的“牝”和“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道教的文化特色和价值倾向。关仁山在道家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二者相融合的特质下,写出了自然与女性的密切联系,进而对生态问题做出了完美的艺术注解。

二、《白洋淀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呈现

关仁山的小说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也进行了批判。这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在小说中是通过自然与女性的物化、自然与女性的崛起、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进行展示的。

(一)自然、女性的物化

按照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来说,人是万物之灵长、世界之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应以人为尺度进行衡量。人与自然构成二元对立关系,人是主体,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主导二者关系并掌握极大的话语权;自然是客体,是由人类随意开发利用的对象和失语的他者,处于被支配地位,其不具备应有的生命力,更不可称之为一个整体。这种男权体制同样体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女性和自然一样处于被掌管的地位,属于为男性服务又需要男性保护的“第二性”。在自然与女性共同受到压迫的这一套统治逻辑下,生态女性主义倡导“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8]9。关仁山在《白洋淀上》鞭辟入里地剖解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矛盾,展示了男权统治下自然与女性的物化特征。

小说情节围绕白洋淀新区建设展开,其开篇便抛出了水污染问题。为治理环境,政府积极号召民众配合下游放水、黄河引水计划,要求污染企业关停。对于笊篱村鞋厂的工人而言,鞋厂是整个村子的支柱产业,如果关闭,将会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并认为国家目前应该先发展、后治理,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去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由此,自然作为人们手中换取利益的工具被完全物化。在国家扶持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众多民营资本与村干部勾结,骗取国家种粮补贴,甚至抵押土地以牟取暴利。在筹划“淀上升明月”项目时,姚力英(因经常用皮带抽人,人送外号“腰里硬”)为私吞350万的拆迁费用,擅作主张拆掉木桥,破坏了王家寨的泄洪水道,甚至对孩子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在小说中,关仁山不仅指认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更是沉重地批判了人类在社会变迁下的精神沉沦。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卡洛琳·麦茜特曾说:“随着‘科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驾驭自然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10]人类站在中心,视自然为工具,一味地驾驭与索取,这种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也体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上。

在《白洋淀上》,关仁山提到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换亲”。所谓“换亲”是双方父母各以其女交换为子妇,或男子各以其姊妹交换为妻。“腰里硬”与乔麦的婚姻便是建立在换亲基础上的。乔麦自幼聪颖漂亮,其本应嫁给一个好男人幸福生活。然而她的哥哥乔木长得又矮又黑,常被村里人称作武大郎,如果乔麦不接受换亲,哥哥便要打一辈子光棍,父母也会为此发愁焦虑。无奈之下,乔麦含泪嫁给莽汉“腰里硬”。换亲制度背后的本质实则是男性与女性地位的不对等,在男权体制下,女性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她们没有选择权和话语权,只能任由别人支配。乔麦和“腰里硬”结婚之后,便陷入黑暗的深渊。在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浸染下,“腰里硬”经常无缘无故地抡起皮带抽打乔麦;甚至在他的好兄弟泥鳅死后,将其媳妇雁子接入家中明目张胆的作为第二个“妻子”宠着,丝毫不考虑乔麦的感受。最过分的是“腰里硬”明知道羽绒服厂长对乔麦图谋不轨,还故意让乔麦替雁子送鸭毛,为的就是以女人讨好厂长,进而达成合作关系赚取高额利润。女性未婚前,是男人换亲的工具;女性结婚后,是男性发泄情绪的垃圾箱,更是用来求得金钱的普通商品。

这种带有压迫性的“男性中心”在二巴掌的身上也得到了艺术化呈现。王决心通过婚姻介绍所给二巴掌找来了很多女孩,相亲的女孩抓阄排队等着挑选。二巴掌盘腿坐着,腰板挺得很直,用色迷迷的眼睛扫来扫去,看到不满意的便晃一下巴掌,直接跳过,一个个进行筛选。值得注意的是,关仁山的这部作品以2017年至2020年白洋淀的乡村建设为创作背景,然而在这种极具现代性的社会环境下,作者却为我们展示了封建帝王选妃般的相亲形式,这种形式是作家有意设置还是真实存在,这值得商榷。而在一个个女孩上台展示后,二巴掌终于相中了一个姑娘。当女孩羞涩地提出让哥哥走两步时,二巴掌却因盘腿双脚变麻,一头栽到了椅子下面,摔了个嘴啃泥,脑门也跌青了,女孩见状以为是残疾人,吓得赶忙离开。二巴掌一出场的盘腿姿势表现出对女性极大的不尊重,其最终也因盘腿造成脚麻而在心仪女人面前出丑。这一细节将男权体制下女性被物化的情形展现得淋漓尽致,深层次表现出关仁山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展示出作者对现实严肃的思索和态度鲜明的针砭。

(二)自然、女性的崛起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在父权制主导的男性社会中,女性与自然始终处于被排挤的“他者”地位,二者应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人类中心主义”。在《白洋淀上》,关仁山通过自然对人类的警示和女性群体独立地位的崛起深度阐发了二者压迫后的觉醒意识。

政府在治理白洋淀水污染时受到重重阻碍,最为致命的是鞋厂为谋求物质利益仍旧排放废水,造成白洋淀水严重恶化。面对人类无休止的索取和一意孤行的改造,自然从一个沉默的失语者开始觉醒,发出警告以此惩罚人类。白洋淀里的鱼虾被污染便是自然反抗的突出表现。文中提到“最近有十多个拉痢疾的,严重脱水,估计跟水污染有关”[11]81。迫害自然,人们反过来也会受到危险。在“腰里硬”带着兄弟和笊篱村协商关闭鞋厂的过程中,泥鳅为堵住鞋厂的下水道,跳进淀里。然而不幸的是,河堤被扒开了大口子,泥鳅也陷了进去。“腰里硬”和王决心立刻跳下去救泥鳅,按照二人的水性,他俩完全可以将泥鳅成功解救,但是出乎意料,泥鳅被滚滚奔流的污水吞没。而当王决心和“腰里硬”只能划船将其打捞上来时,泥鳅脸色苍白,先是吐出满口的脏水,然后口吐白沫仓促死去。自然有着无穷的力量,它既可以哺育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当人类过分汲取自然资源时,自然便会绝地反击。通过这种方式,自然希望人们能够深刻反思,与之和谐相处。

关仁山在作品中不仅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反抗,并对男权中心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白洋淀上》中塑造的突出形象——乔麦,她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进行全方位抗争的整个人生经历,是女性对男权社会拆解的生动写照。乔麦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腰里硬”家暴的痛苦中度过,苇秆儿的懂事乖巧是其仅有的快乐,可他却因一次车祸突然离去,这使乔麦丧失了对生活的希冀,十分忧郁。而后在孙小萍的劝说和启蒙下,乔麦女性意识慢慢萌发,她开始意识到听天由命是没用的,女人就应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独立欲望的回归,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乔麦果断地和“腰里硬”办理了离婚手续,逐渐从男性的附属品、服务者转变为统治者,从被压迫的他者向权力中心靠拢。离婚后,乔麦努力寻找个人价值,和博野进行项目合作,流转一百亩土地种植树苗;还积极参加千年树林建设活动;最后成为北洋村种子科研公司的董事长,带领大家致富;并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淀上升明月”旅游景区开发计划,同时参与项目实施,为王家寨开拓了新的产业链,促进白洋淀开发建设。

自古以来,男性普遍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用传统的婚姻观念牢牢束缚女性,并用主流价值观教育女性要无限地忍受与奉献,这使女性成为丧失独立人格的弱势群体。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女性的思维开始发生改变,她们不再将家庭和爱情作为中心,而是努力从原有身份框架中解脱,以谋求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乔麦作为企业的董事长,其经济地位远远高于作为普通工人的丈夫王决心,这一细节的巧妙设置蕴含了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另外,王德在出轨后向杜梅下跪剃发的情节本质上也是对“男权中心”的反抗。关仁山笔下活生生的生态画面和具象的个体生命过程,为我们呈现了混沌而又迷乱的世纪末生态危机图景,表现出作者密切关注现实的艺术品格。

(三)自然与女性的亲近

凯文·哈钦斯指出:“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女性的社会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8]15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人类利用、征服、统治自然的历史,也是男性压迫、统治女性的历史,即自然与女性都是被物化剥削的对象,这使得二者天然就具有一种亲近性,因“同病”而“相怜”,自发结成命运共同体。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女性比男性更亲近自然,更容易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女性在与大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也会收获更多鲜活的生命体验与感受。

乔麦起初是个养鸭女,她在丧失儿子后一直难以走出悲伤,每日以鸭子为伴,鸭子似乎也懂得主人的痛苦,“伸出蛇一样的脑袋,拿红色嘴巴安慰她”[11]68。乔麦视鸭子为孩子般细心呵护,鸭子由此长得十分健硕,其养鸭技术还得到了郑继刚副县长的欣赏,并被讨教经验。后来,乔麦打算将鸭子卖掉,运输中由于路途颠簸笼子敞开,一群鸭子都跑到了灌木丛里,但当乔麦“嘎嘎嘎嘎”的叫起来时,奇迹出现了,爬到垃圾山上的鸭子都扭着屁股回到了乔麦身边。鸭子与乔麦存在感情,两者惺惺相惜,这令旁边的管师傅十分敬佩。

乔麦参与博野树苗培植计划和千年秀林项目等,展现出女性在促进自然环境改善中的强大作用。而在北洋村的种子科研过程中,女性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建设种业基地最初,乔麦遭遇了众多挫折,很多村民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愿将土地流转,或是不相信她一个女人能够担当此任。乔麦真诚发言,并大胆指出地下水超采、土地沙化碱化等生态问题需要引起人类重视,要想成功,“首先投资高效农田,养护土地,敬畏土地。我们只有对土地好,土地才能对我们好,才能产优质粮食”[11]692。我们敬畏自然,自然才会回馈我们更多的财富,人类欲望只有和生态平衡恰当地对接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生态环境。这种生态意识在乔麦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是具有超前性的,也正因此,乔麦在种子研发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淀上升明月”的旅游开发项目起初是由“腰里硬”负责,但频频出现事故,先是将泄洪水道破坏,进而危及孩子安全。最后几经周转,项目重回乔麦手中,并在乔麦的带领下顺利完成。在男性手中办得一塌糊涂的项目最终在女性手中才得以完成,暗示出作者对女性身份价值的认同。在文中,作者除了多次着墨书写乔麦与自然的亲近外,还写到了其他女性与自然的亲切关系,如赵晓薇在半个身子都陷进湿地沼泽时,依然坚持双手托着受伤的朱鹮鸟,直到成功将鸟儿救下。

在关仁山笔下,女性亲近自然,自然也会回馈和治愈女性,自然与女性相互依赖,相互慰藉,构成一个整体。乔麦在博野基地工作中,有一次门没关好,公鸡和母鸡上了床,搞得满床都是鸡毛绒,乔麦收拾后,身上也有了鸡粪的味道,同时还夹杂着树和青草的味道。“夜里睡觉还是这个味道,乔麦憋出了笑声。”[11]603虽然在男权社会中,乔麦会感到失意,但她可以投入自然的怀抱得到抚慰。正如沃伦所说:“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12]生态女性主义在女性与自然之间架起桥梁,它呼吁自然与女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男权社会。关仁山在作品中的深度书写,体现了作者对这个时代深切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索。

三、关仁山生态女性主义书写的意义

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众多作家纷纷将笔端伸向生态领域,创作了众多生态文学作品。其大致分为三种:呈现自然风貌,描写自然环境;借助神话情节,将动物人化;直接批判人类对自然的压迫、掠夺。而关仁山除了上述三种书写形式外,还在文本中将女性与自然巧妙连接,倡导非二元对立的生态观,并对现代文明下人们的精神生态做出了纵深挖掘,由此开拓了生态文学书写的新向度,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反思。

(一)生态文学书写的新向度

在生态观念上,关仁山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体制对自然和女性造成的压抑,从而进行主体性反思,跳脱出人类中心主义视域,将非人类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畴,指出自然与女性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女性较于男性更容易为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关仁山笔下的女性形象立体饱满,《麦河》中,桃儿为母亲治病无奈成为妓女,之后创建保洁公司,努力追求幸福;《九月还乡》中九月在城市卖淫,精神堕落,后为自赎回到农村做了很多善事,成为圣母。关仁山对女性群体始终保持关注,其新作《白洋淀上》可看作是一部有意识地以女性为主题,生动描写女性奋斗史、创业史的作品[13]。关仁山在作品中对女性话语的传达与女性精神的表现,有利于消解男性话语霸权,是生态文学史上的一抹奇异光彩。

另外,在世界普遍关注生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作家虽在创作中融入了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但其却无意间在作品中产生激进的环境主义,过分强调绝对的物种平等。而关仁山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则体现出一种适度原则,从根本上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中心主义的对立,非二元对立的生态理念为当下生态危机提供了一剂良药。

鲁枢元曾指出:“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或许是人的精神危机,环境的污染源于人的内在心性发生了病变,自然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改变人类自己的精神状态。”[14]关仁山在创作中,不仅揭露了当今社会面临的环境危机,更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态进行了深刻探询。《苦海》中海子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为了快速获取钱财而选择用火枪猎杀海狗;《醉鼓》的鼓生在生存本能下,放弃祖辈信仰与肩负的传承重任,向金钱缴械投降,迷失自我;《太极地》中渤海湾沙岸与泥岸衔接处的太极地因盛产矿物泥而成为各种矛盾的胶合点,引发官场争斗、民工与外商对抗等。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精神逐渐萎缩,这是世纪末的复杂矛盾。关仁山认为:“文学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社会问题与矛盾,……在社会大背景下的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人性的张扬与扭曲。”[15]关仁山做到了这一点,其小说创作始终与当代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异质同构状态。作品对社会黑暗的勇敢揭示,呈现出作者对当前生态危机的深度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

(二)促进生态文明反思与建设

关仁山的生态书写将女性与自然建立联系,采取一种非二元论思维,试图解决女性与自然被压迫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平共处。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思索当下生态文明问题,这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当下,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了人们改造与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并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人类的道德精神却不断退化。在人类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背景下,生态系统日益恶化,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逐渐显露。关仁山在作品中将生态危机置入整个白洋淀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揭露出现代文明中人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引人深思。小说暗示人类与自然应建立一种身份认同感,即人类要对自然负有一种责任与义务,要融个体生命于大自然中,像爱护自己一样去关注自然、认同自然。关仁山的生态书写指出,只有改变以人类利益为原则的思维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消解的生态意识有利于促使当下人进行深刻反思,帮助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增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自觉性,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完善。

关仁山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关心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发展问题。关仁山敏锐地意识到女性具有保护环境的潜质,作品中女性对自然的关怀依附与男性对自然的驾驭控制形成对比,突出了作者对女性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的认可,契合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随着时代发展,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男性统治逻辑,女性仍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话语权较小。关仁山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警示人类,要重视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潜力,努力激发女性被压抑的特有的天性与品质,提高女性地位,从而带动更多的女性参与社会环境改善,充分发挥女性在治理生态危机方面的智慧。

关仁山对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危机,以及男权体制下的女性发展问题进行了大胆揭露,使小说文本蕴含着强烈的生态主义女性意识,然而关仁山又在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他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揭露了生态危机及其背后的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极具个人特色,彰显出了一个作家应有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