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姚文兴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提出许多关于儒学的独到观点,形成独特的儒学观。目前,学界对于李大钊儒学观的研究尚不全面,吕明灼认为李大钊在对儒学的认识和态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正确性,并且强调对儒学进行改造和创新[2]。郭继明认为李大钊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3]。刘东超认为李大钊对儒家在历史上的贡献以及一些真正的儒者所展现的高尚言行持肯定态度[4]。综合来看,李大钊儒学观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一、肯定与尊重儒学的“真理”

李大钊对儒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将圣人视为儒家最崇高的理想人格楷模,也看作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儒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追求圣人之道。圣人在儒学中被视为具有卓越品德和博大智慧的典范人物,是人们学习、崇拜的对象。他深信通过追随圣人,人们能够培养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儒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体系,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指南。“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5]403他认为,儒学的最大价值在于促使个人修养的提升。唯有透过内在的诚心、正意、格物、致知的德性修养,方能实现道德层次的升华,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成就。这展示了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的价值理念。他深切理解了儒学的核心理念,坚信这种修养对于培养现代国民至关重要,尤其推崇儒家的忠恕之道。他指出:“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5]495在这里,“一以贯之”就是指孔子的忠恕之道。“忠”代表着全力以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恕”则表示体谅他人,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忠恕被看作是实践仁道的根本途径,即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他对这两条凝聚儒学智慧的道德原则赞叹不已。他认为,只有达到忠恕的境界,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为了塑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必须根本消除专制主义的危害,提升国民的现代修养水平。而实现修养的关键在于运用儒家的忠恕之德,结合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等价值理念。通过这种结合,可以重新塑造一个自尊自重、关心他人的现代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培养一种拥有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而这种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塑造。

在倡导培养新一代的过程中,李大钊强调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仅追求物质上的简朴,还追求精神高尚和快乐的生活状态。他倡导孔子所称赞的“箪食瓢饮”式的简朴生活方式,借鉴孟子对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的“大丈夫”精神境界的追求。他呼吁人们努力坚守威武面前无动于衷的志向,保持利禄无法动摇内心的态度,在安逸之中保持朴素,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恶劣也不能改变其廉洁正直的品质。提升个人道德境界不仅需要汲取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培养内在的精神力量,还需要善于融合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精华,以促进个人修养。不论是中西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都应积极汲取其中的精髓,将世界文化的瑰宝融入国人内心的灵感,从而提升国民的精神修养。

二、反思与批判儒学的“糟粕”

为了恢复封建帝制,袁世凯强烈推崇尊孔思想。到1916年,这种复古观念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袁世凯不仅颁布命令,在全国学校强制推行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的重要基础”[5]370。针对尊孔复古的谬论,李大钊撰写一系列文章进行批评。他对这种将尊孔与人道、国命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在五四运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李大钊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主义思想的核心——孔门伦理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倡新型道德观。在这场斗争中,李大钊成为领军人物之一,是中国首位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对道德现象进行深刻分析的人,并且深刻批判了封建主义伦理道德。

在1916年末至1917年初,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如《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的倒行逆施行为,针对康有为等人倡导保护国粹、拯救孔教、以孔门伦理道德为国家基石的复古言论,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将“孔道修身”[7]290奉为圭臬,坚持奉行“偶像道德”[7]161,并且将孔教置于宪法之中,迫使全体国民遵从,必然限制人们的思维,阻碍民智的进步,违背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支持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这些批判对于封建主义旧道德,尤其是对反动统治者利用孔教维护专制政治的阴谋产生了重大的打击效果。

李大钊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以吾人所能为光荣之历史观之,已足示人以迁流之迹,有进无退,不可淹流。”[5]275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些曲折,从繁荣到衰落,从强大到虚弱。然而,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这只是“暂见之小波澜”[5]244,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历史的主流却依然滚滚向前。可见,任何力量都无法逃避历史规律,也无法抗拒历史潮流。如果强行让历史倒退,必将面临不良的后果。尊孔复古是对历史的反动。李大钊明确指出:历史上某些人物、学说和制度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历史上一切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不能将古代的方式强加于今天的实践。“史乘之往辙,不可以回旋也,圣哲之伟迹,不可以再见也。”[5]278

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李大钊称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5]423。而宪法则象征着现代国民的思想和民主理念的结晶,将这两者迥异的东西强行凑合在一起是一种荒谬可笑的现象。复古派这种行为是借宪法权威维护偶像崇拜,以过时的已故人物压制现代的活人。他批判孔子之道的目的是揭示其被北洋军阀袁世凯利用作为复辟专制的工具,将其与现代宪法相提并论的行为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背离。他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429他揭露尊孔复古的错误及其危险性,目的在于阻止封建旧制度的复辟。这种批判是对专制主义和压制性政治的抗议,捍卫了现代价值观,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倡导儒学与西学的结合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引发了中西文化冲突。李大钊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调和的观点,为中国近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新方向。他认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创造一种新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调和不仅是文化融合,也是思想碰撞和进步追求。

在李大钊看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主静的特点,而西方文化则以主动为主导。他认识到儒学和西学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也指出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优点。儒学的优点是“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益觉沉静与安泰”[7]311,但是也存在不尊重个性、专制主义盛行等明显缺点。西学的优点在于注重个人的自由、创新和进取精神,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性。西方文化倡导思想的多样性和知识的积累,鼓励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它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的成就,推动了科学、技术和人文领域的进步,其缺点是让人们整日处于机械的生活之中,整日忙于竞争并处于不断争夺的紧张状态。他指出:东西学之间“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7]311。在综合权衡之后,他提出“极力迎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7]312的正确主张。东西两大文明是促使世界进步的两大机轴,需要两种文明时时调和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7]311。中国人应该肩负起东西文明调和的责任,让儒学“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7]312。为了实现儒学与西学相调和,他强调儒学要“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西洋之动的世界观”[7]311,而西学应该“斟酌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7]311-312。通过儒学和西学互补与交融,可以充分发挥个体的潜能,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这种调和将使儒家文化更加丰富多元,既有东方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家庭价值,又有西方文化的创新和进取精神。

李大钊之所以形成文化调和思想,是与他深受儒家文化和西方学问双重影响分不开的。他主张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同时在融合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这个思想对于当今处理东西方文明之间关系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变得愈发紧密。人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以平等、尊重和包容的精神对待不同文化,主动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点和经验,以便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通过文化的调和与交流,人们能够超越文化冲突与对立思想的羁绊,实现文化的共融与共生。这种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类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李大钊对儒学的展望

李大钊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李大钊赞赏儒学强调的道德伦理、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价值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人修养非常重要。当然,他也意识到儒学在面对时代变革和社会问题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提出儒学与西学的调和思想,主张吸收西方学问的科学知识和现代理念,以丰富和更新儒学的内容,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从总体而言,他对儒学持有批判与肯定相结合的态度,认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但也需要与时俱进、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与融合,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李大钊主张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他关注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将其分析和应用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学说为代表,并不具备永恒性。“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因而“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5]429。这种对儒学文化的批评并非历史虚无主义,反而凸显了他的理性思考。他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应以是否符合真理为标准,而非一概抛弃。只有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真理相悖、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才应予以抛弃。“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5]427

李大钊主张以批判性的态度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仁爱”“人道”“贵我”和“重义”的思想,将其中有益的成果作为培养个体灵性发展的思想资源。他认为,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应该充分包容和展现非主流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强调发扬人的自然本性。在他看来,理想的治理方式是“无为而成化”[5]269,社会各项制度应符合民众的常态,体现民意并且顺应人性。这里所说的“无为而成化”显然受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理念的影响。他提出儒学的进展需要吸纳非主流文化的思想,显然是受益于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经验的启发。实际上,儒学正是通过接纳和吸收佛教文化、道家文化等文化的影响,才得以实现创新性发展的。

李大钊主张中国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进行调和,以实现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本身应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影响,“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禁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7]314。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调和的主张不仅旨在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新文化,同时也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持中调和的思想。调和是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也是对人生的要求。

李大钊认为,儒学的未来在于积极拥抱全球新文明,在时代的挑战中通过展现时代精神来实现创新和发展。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主动地融合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变革与更新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提出文化创新的主张。他还运用宽广的世界历史观将儒学的演进与世界文化的进步联系起来,强调中国文化有着走向世界的使命。在他看来,儒学的进展应该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应全面吸纳东西方文化的各种成就以超越东西方文化的限制。这就要求人们在文化建设方面具备充分的觉醒意识,以适应世界文化演变的大势。对中国人来说,不能只是“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而必须在“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7]313。

五、结语

结合儒学与西学,融合传统与现代,是李大钊留给人们的重要课题。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以开放姿态加强文化交流互鉴。通过儒学与西学的对话与融合,人们或许能够找到一条在现代社会独具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这正是李大钊儒学观的重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