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
——《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评介

于峻嵘

(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河北省语言文化创新发展研究基地,天津 300401)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由此产生了传教的载体——汉译佛经。自此,佛教和汉译佛经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学者如吕叔湘、周一良、蒋礼鸿、王力等先生开始了对汉译佛经的研究。8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指出:“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1]到了90年代,朱庆之先生在他的著作《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谈道:“中古时期汉文佛典的语言一般说来比同时代的任何中土传统文献的语言都更接近口语,又由于其内容广泛、数量巨大,故使人们有可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从中了解到当时口语的概貌,并从中发现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过程和规律。”[2]除了强调汉译佛经的口语性之外,研究还提到了译经的数量巨大,这对汉语史尤其中古汉语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当时,大家多认为中古汉语时期中土文献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作为汉语史研究的优质语料就更少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据吕徵《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所收今存译本统计,保留至今的汉译佛典大约有1482部,总计约5702卷、4600万字,是一个巨大的汉语史口语语料库。正因为汉译佛经的口语性的突出特征和所存数量巨大,吸引着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中来。进入新世纪,朱庆之《佛教混合汉语初论》把汉译佛经的语言研究又推进了一步,阐释了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汉语与大量原典语言成分、文言文与大量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并存,并且提出了“佛教混合汉语”这一新术语,其成果为汉译佛经研究开启了新视野[3]。

2010年,学术新秀黄娜与石彦霞博士出于对译经研究的共同志趣,不畏以性质复杂的汉译佛经为对象,决定联袂进行南北朝译经疑问句句类专题研究。口语成分以“不规范”为特质,使用规律难以被发现,而既然发掘这一规律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就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完成。事实上,甄别和把握语料中口语与书面成分这一任务也切实地印证了课题的大体量与高难度。因为疑问句所在语境是口语成分最为集中的区域,研究定名为“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最后撰写成书。两人以历史观为指导,传承汉语史传统研究方法,对疑问句的构成、类型、功能展开挖掘,有不少新的发现。研究指出,疑问句不尽然用于真实的疑问,而是在表示“问”的功能外还负载了批评、祈使等意向,分析了实现这些意向的典型方式。

一、始终以历史观为指导

汉语史的研究分为断代研究和发展演变研究,本选题基本属于断代研究,但要同时具备历史发展演变的视角。在历史观指导下,《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首先对疑问句的分类做了探讨。对于疑问句来说,说者想使听者受到发问的影响并相信自己所问,会借助哪些疑问手段以打动和引导听者思考与回馈,这些疑问手段可以帮助判定疑问句的类别;而在一个句子中表达疑问的手段不是单一的,更有可能是多手段的层叠,有时多个疑问手段之间的区别性并不显著。例如吕叔湘先生就把抉择问句(也即选择问句)看作是非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还认为,“这类问句(即反复问句,笔者注),从形式上看,是抉择问句”,“(但)就意义而论,这类问句和单纯是非问句没有分别”[4]。现代汉语研究中,范继淹先生指出,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即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人的回答看,“现代汉语是非问句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5]。《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对这一现象做了新的解释。从汉语史上看,目前最早的选择问句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的选择问句是由两个带语气词的是非问句组合而成的,而反复问句又是一种特殊的选择问句,是由选择问句派生而来的,汉语史上还有反复问句演变成是非问句的例子。历史上,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一度纵横交错,难以区分。著作中,诸如此类层叠性的问题都在历史观的指导下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和有理据的解答。

在南北朝译经疑问句总体规律的研究上,著作自始至终践行了历史观。其以南北朝译经中的疑问标记定性和定量考察为基础,以时间为线索,探求这些对象在汉语史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的出现和使用情况,对南北朝译经疑问句中的外来成分、文言、白话及不规范成分条分缕析。例如,经过全面的历史考察后,作者把首见于译经、中土文献中没有类似的用法确立为判定是译经外来词的必要条件。询问原因、目的的“何缘”“何因缘”“何以故”这几个外来成分就是这样被甄选出来的。这几个疑问词语的出现情况略有不同。“何缘”在中土文献中首见于战国时期,译经文献中最早出现在东汉译经,这引起了著者探讨的兴趣。在细考这两种“何缘”的性质和用法之后发现,二者的性质有介宾词组和偏正词组的不同[6]118。“何因缘”的情况不这么复杂,它最早出现在东汉道教文献《太平经》中,但由于《太平经》与佛教关系密切,所以可能是佛家用语。著者考察指出,“何以故”首见于东汉时期的译经文献。著作对这些微观对象性质的确定始终以历史观为指导,寻找它们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点和文献类型,细致考察它们的用法,得到最恰当的结论。同样地,著者对译经中不规范成分的确定也遵循着历史的观念。比如询问时间的“何”,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用例不多,而且之后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直到南北朝译经中出现了仅有的一例。研究指出,“何”的这种用法是不符合询问时间的疑问词语的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孤例,这就说明,在南北朝译经中“何”用于询问时间的是偶然的现象,是不规范成分[6]124。

在微观问题的分析上,也以历史观为指导。如指出,译经疑问句的疑问标记是一个整体,反映的是所在时期句类内部的依存与竞争。“依存”指的是南北朝译经疑问标记的功能各不相同,“竞争”指的是有功能同近的标记最后是“存”或“汰”不同的结果。两者中,相对凸显的是“竞争”。例如“何”“云何”“何等”“何所”等,它们从上古到南北朝的显著的语义分布变化就体现了“竞争”。最典型的是“何”,它把自己的原用法“问人”让渡给“何+者/人”,本意是要改变多“责”的状态,但它让最重要的用法消弭了。只有审慎地考察大量的用例并且细微辨析到极致才能发现这个有趣的轨迹。同时,为了确保解释符合汉语发展的动态,著者也以历史观指导具体词例的研究,把对象置于所在语义域,总体考察功能近似的词,例如“谁”和“孰”功能相似,都是问人的疑问代词,但著者从历时的角度发现了二者的竞争与淘汰关系。具体是说,“孰”和“谁”相比,在先秦,前者运用广泛,南北朝译经中情况发生了转换。(法)贝罗贝、吴福祥根据东汉时期的注释文献推断,“孰”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已经不存在了[7]。至于“孰”为什么被淘汰,著者指出语料事实是“孰”表抉择的功能被“何者”“何如”取代了。可见,这部著作专注于语言事实,从历史的角度细致考察功能相似的词的区别,从而得出了可信的观点。

二、运用汉语史研究方法

《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注重汉语史理论论证方法的传承,运用了多元的方法,善于对语料做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并科学地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

一是传承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方法。共时比较方面。著作中对南北朝译经地域分布特点的分析细致精当。当时南与北长时间分裂割据,由此形成了译经的南之建业与北之洛阳两个中心,南北朝译经是反映语言南北不同的特殊语料,要分析的差异问题极其细微。著者提取南北朝译经律藏部分二十三部佛典两朝译经篇目作比较,发现了南朝和北朝译经各自的特殊疑问词语。南朝译经的如“若”(问事物)“孰”(问人物)“何物”(问情状)“几日”“何当”(问时间)“大小”(问数量),北朝译经的如“谁”(问事物),结合与南北朝其他译经、中土文献作比较所发现的新证据,得出了结论:南朝译经较多使用新的疑问词语,语言的时代更新是显见的;北朝译经更习惯使用可以称为旧语的成分,面貌上保守了一些。同样,历时研究方面也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结合,保障了论证的可信性。例如,在大量调查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语料的基础上,著作运用历时比较法完成了个例和类例的研究。例如对特指疑问词语“何”“云何”“谁”“何等”“何所”与疑问副词“岂”“宁”“颇”等的分析、对“VP不”“VP未”“VP无”式反复问句的考察等,揭示了南北朝译经特指疑问词语系统、是非问句与选择问句的各自的特征。

二是借鉴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汉语史研究中,方法的传承还体现在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借鉴上。《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在发现问题、收集证据及变量,将问题转变为可被观察的形式以确定适当的方法,拓宽资料范畴并依据分析进行观点预测等方面都展现了自己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独特理解,在若干文献之间进行关联,发掘出了语料的价值,同时贯通古今,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客观地分析古今关系,逐步完善所得出的阶段认识。

首先是借鉴了语言接触理论。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西域、中土的僧人汉译的佛典含有原典语言的影子,提示引入语言接触的视角来做汉语史研究。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佛典汉译中,遇到汉语没有的概念时,译者会创造新的词或赋予已有的汉语词一个新义。例如,早在战国时期汉语就有“何缘”的用例,“缘”为动词性成分,译者借用“缘”表示“引发结果的次要条件”,指中土文献中“依据……”这一意义。对于“何缘”而言就有了一个新意义,原典语言的影响下,它获得了“……的次要条件”这一新的结构义[6]118。又如“何以故”。与“何缘”不同,“何以故”首见于东汉译经,它应该是“译”的产物。中土文献中询问原因和目的一般用“何以”“何故”,“何以故”与一般的表达习惯不符。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高列过先生的说法是,正常语序应不是“何以故”,而是“何故以”[8]。黄娜、石彦霞提出了新的推测,认为“何以故”是“何以”和“何故”的杂糅,并给出了“何所处”等其他的杂糅之例来佐证存在这种现象[6]122。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充分考虑了汉译佛典的表达习惯。比较遗憾的是,著者对原典语言没有研究,不能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更详细地解答其中机理,这也是后续要努力补进的。

其次是借鉴了语法化理论。南北朝译经的范畴不限于名称代言的内容,而是向前溯至先秦,向后延至隋唐,轨迹描写还需要倚重语法化理论。如对疑问副词“宁”的研究。共时层面上看,它在译经中的用法多样,考察用法之间有无联系、联系是什么,用法出现的先后等都需要纵向对比更多的文献,求获词的来源及形成机制。南北朝译经中,疑问副词“宁”可用于选择问句和是非问句,按照用法的出现先后,它有①表抉择、②表反诘、③表推度语气等用法。《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首次对这三种用法的出现先后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的主观化“移情”过程,是创新的发现。

同时也借鉴了语义场理论。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系统同一语义场内有多个词语,这就涉及它们的竞争问题。“谁”和“孰”就是同一语义场内功能相近的词,它们在先秦时期都可以用来问人、问物、表示抉择,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和谓语。著者考察了它们从先秦到南北朝的用例与趋势,发现“孰”在东汉时渐被淘汰,只余下“谁”。这印证了沈家煊先生提出的语法化中的“择一原则”,是说“能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多种并存形式经过筛选和淘汰,最后缩减到一、二种……古汉语中许多并存的同义虚词到现代汉语也所剩无几了”[9]。

还有对认知语言学的借鉴。例如“何等”最初用于询问事物,后来发展出了询问情状的功能。它的功能为什么会从问事物迁移到问情状?认知语言学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人本身出发,然后引申到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10]。汉语常有超出人的认知投射规律之外的用例,“何等”这个词在东汉译经中新增了询问人物的功能,与认知规律不符。著者指出,与之同时期的中土文献没有任何同样情况的用例,可以推议,“何等”询问人物是根据“何”可以用于询问人物而发生了错误的类推。著者借鉴理论而不拘于理论,勇于尝试解释超出认知规律的现象,所说合理,见出功力。

综合上述,著者基于汉语史学科形成选题和研究方法,同时借鉴现代语言学语言接触等经典理论,在历史观的指导下撰写的《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做到了对研究对象的多域面透视与实践,描写有细度,论证有精度,结论有信度,逻辑严谨,论理清晰。未来的研究中,希望著者能够继续提升原典解释力量,将原典语言对汉译佛经的影响研究推向深入,为汉语史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