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尊严”溯源及本义
——兼论宋代师道文化的兴盛

黄启兵, 丁汶萍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现代教育文献中的“师道尊严”,学界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主张甚至相互矛盾:或将其等同于“师严道尊”,或将其理解为“尊师重教”,或用其指称教师的绝对权威。基于对“师道尊严”的不同解释,人们有不同的教育主张:或高度赞扬“师道尊严”,或极力批判“师道尊严”;或要求维护“师道尊严”,或主张放下“师道尊严”;或呼吁打破“师道尊严”,或要求重建“师道尊严”;等等。在中国教育史上,人们也曾对“师道尊严”进行过不同的意义解读,然而在古代文献中,“师道尊严”其实是高度赞扬某人为师有道的褒义语。密尔曾说:“在实际使用一个词之前,在认同一个命题之前,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和这个命题的意义。”[1]通过追溯历史,“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必要予以认识的失误揭示出来”[2]。因此笔者以为,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师道尊严”源起与本义如何,这将有助于了解这一说法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解师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其中的思想精华。

二、“师道尊严”溯源及本义辨析

对于“师道尊严”的起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师道尊严”源于《学记》;一种观点认为“师道尊严”源于《荀子》。也有学者认为同时出自于这两者:“‘师道尊严’一词源自《荀子·致士》和《礼记·学记》。”但最后还是归于《学记》:“‘师严然后道尊’在后世演化中逐渐被重构为‘师道尊严’。”[3]甚至有学者将“师道尊严”思想追溯得更早,如张世欣认为“对师道尊严思想提得较早的是《尚书》”,但其也承认“荀子的师尊思想提得较明确,而在理论上论述得较系统较具体的是《礼记·学记》。”[4]基于对“师道尊严”不同历史源头的认定,人们对其含义的解释也不同:认为“师道尊严”源于《学记》的学者多将其等同于“师严道尊”,解释为尊师重教;认为“师道尊严”源于《荀子》的学者多将其解释为教师的绝对权威。

(一)“师道尊严”源起《学记》“师严然后道尊”说

当前许多词典皆认为“师道尊严”起源于《学记》。例如张振德主编的《中华实用成语词典》对“师道尊严”的解释是:“老师受到尊敬,其所传授的道理、知识才能得到尊重。语见《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5]张英沛主编的《汉语成语词典》、张寿康主编的《新编成语多用词典(修订版)》、吴小维编著的《常见典故千条释译》亦持此论。[6-8]众多专著、文章亦持此观点。例如广少奎在其著作《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中明确表示,《礼记·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后世“师道尊严”的最早出处。[9]樊浩、田海平指出“思孟学派的《礼记·学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师道尊严’的命题:‘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0]。焦育、信江、程惠莲等学者的观点与此类似。[11-13]可见,许多学者认为“师道尊严”源于《学记》,意义等同于“师严道尊”。

《学记》一般被认为是战国时期作品,其中有“师严而道尊”之语。郑玄注“严,尊敬也”;方悫注“严,即尊也”;俞正燮注“严,敬也。”[14]155所以“师严而道尊”形容的是尊重师,尊重师所讲之“道”的一种学风。《学记》以“师严而道尊”说明师之地位,即使是国君,对待师也不得用君臣之礼,以示尊师:“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14]155后来的各种文献多延用此义。《册府元龟》里有“夫师严道尊,民乃贵学。”[15]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表示“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可见,“师严道尊”起源于《学记》,并且自唐宋及以后,在各种文献中仍被频繁使用,并且与其最初的含义一致,指社会尊师重道的风气,多用于描述群体。

(二)“师道尊严”源起《荀子》“尊严而惮”说

王玉波认为,最早和最明白地提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师道尊严”思想的,当属荀子,其云:“师术有四……尊严而惮,可以为师。”其中的含义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是指师生关系上的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师长与学生有上下尊卑之分,师长拥有某种特权(如可以打骂学生),为师就要使学生敬畏,学生必须对师长绝对服从。”[16]李军等人指出“荀子在看待师生关系时,不像孔子那样注重学生的学,注重教学相长,而是高度强调教师的尊严和权威。他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大略》)可见,荀子的‘尊严而惮’并非虚语。他的这些观点,成为‘师道尊严’的理论依据。”[17]可见,学界亦有一些学者认为“师道尊严”源于《荀子》。

持此论者,忽视了《荀子》“尊严而惮,可以为师”的语境。《荀子·致士》篇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可见,荀子对于“尊严有惮”的论述,意在分析“师术”。杨倞注:“术,法也。言有四德则可以为人师,师法不在博习也。”[18]167又“惮,敬也”,“尊严”指“不容侵犯、亵渎、庄重威严的仪表神态和崇高肃穆的意志精神”[19],所以,这里的“尊严而惮”就是要求师仪态庄重,使学生有所敬畏,是在“术”的层面分析,并没有提升到“道”的高度。事实上,荀子不谈“师道”。《荀子》一书中有“君道篇”“臣道篇”“子道篇”,但无“师道篇”。荀子多次谈到“师”,多次强调师很重要:“师者所以正礼也”,“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18]16,“君师者,治之本也”[18]229,“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18]344;荀子也多次论及“道”,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18]70,“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8]150,但荀子并未对“师道”进行过详细阐述。然而,《荀子》却多次谈到师法,据统计,“师法”一词在《荀子》书中共出现10次,《修身》《儒效》《性恶》等篇皆有提及。[20]26

另外,荀子眼中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以“道”“义”为先,他并不赞成师的绝对权威。荀子虽未直言这一观点,但就君臣关系来说,他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18]359可见他认为在道义面前,臣子可以不从君。又如他谈到敢于向君王谏、争、辅、拂者皆是逆命,但“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并称赞这些臣子是“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18]157就父子关系来说,荀子认为孝子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从命:“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18]359既然荀子在君臣、父子关系中,都始终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那么师生关系中,更不应该谈及师的绝对权威。事实上,荀子有个基本原则即“道”,他说“以道观尽,古今一度。”[18]45既然如此,师也并非绝对权威,而是要符合“道”“义”才可以。

(三)“师道尊严”源起及其本义解析

无论是《学记》还是《荀子》,均未正式出现“师道尊严”的说法。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它最早见于南宋时期孔炜为陆九渊撰写的谥议。其本义是指“师”与“道”合一,师代表“道”,自身庄重肃穆、为人师表,这里的“道”指的是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

《象山集》收录有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炜为陆九渊撰写的谥议,说陆九渊“天禀纯明,学无凝滞,服膺先哲,发挥宪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师道尊严,记久传远,言皆可复,非貌肃辞定乎?”[21]238另外,在《(宝庆)四明志》卷九《先贤事迹》中,舒璘评价自己“师道尊严,璘不如叔晦。若启迪后进,则璘不敢多逊。”[22]李心传所编《道命录》中的《伊川先生程正公谥议》,内有“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责,又将谁属?犹辛师道尊严,天下学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23]就此来看,“师道尊严”表示的是为师之道的秩序和严谨,通常用来形容某位贤师。

此后,在元朝苏天爵撰写的《滋溪文稿》中有《静修先生刘公墓表》,称赞刘因“于人先生,师道尊严,学者造门,随其材品而教焉。”[24]62在明朝李绍文撰写的《皇明世说新语》中,有“丘文庄掌太学逾十年,论者谓师道尊严,无愧李时勉而综理微密过之。”[25]在清朝张夏撰写的《雒闽源流录》中,赞扬俞汝辑“友教诸生,以身为鹄,师道尊严,远迩推服。”[26]用法类似,都用“师道尊严”来称颂学者为师有道。“师道尊严”体现的是“师”“道”合一,“师”代表“道”,庄重肃穆,为人师表。

另外,宋明理学家大多否定荀子之说,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27]262“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遵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27]403朱熹讲“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28]宋儒认为荀子大本已失,更不可能继承其“尊严而惮”的思想生成“师道尊严”之说。

综上可知,《学记》“师严然后道尊”强调教师的崇高地位和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荀子》“尊严而惮”是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强调师教学要注重仪态庄严,直至南宋孔炜为陆九渊撰写的谥议中,才真正提及“师道尊严”,而后多以此褒扬贤能之师的庄重肃穆、为人师表。

三、宋代师道文化兴盛的表现

(一)儒学兴盛强化了师德至上的观念

钱穆说:“唐末、五代,佛学则几全归入禅宗。然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之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29]1胡适也认为到了南宋时期,印度哲学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发生“新质料”[30],这种“新质料”,便表现为儒学兴盛。宋朝丁端祖也说“儒学之盛,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我本朝者也。”[21]238王夫之说:“三代以还,道莫明于宋。”[31]558

首先,儒学重视推己及人,强调要以身作则;而教育乃上施下效,也需要师以身作则,可见儒学与教育在本质上对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儒学经典中常见此类论述,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2]112-113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32]243,强调“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32]285《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32]9钱穆说:“孔子乃以身教,以行教,以己之为人教。”[33]所以,儒学的兴盛势必使师德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

其次,宋朝儒学兴盛,促使社会重视师道。胡适曾说:“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之儒学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故不能不做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34]汉至唐儒学以《孝经》为主,以父为师,重的是父,而不是师;宋明理学以《大学》为主,强调的是“道”,王夫之所谓“道莫明于宋”,那么谁代表“道”,谁来传“道”呢?师代表“道”,师来传“道”,所以重师。赵园论及“三统”(政统、亲统、道统)时称,“政统”指君臣;“亲统”指父子;“道统”“主要是靠师弟子来维系的,至少是被认为主要靠这种关系来维持。”[35]重视道统,就要重视师道的弘扬。

因此,宋朝特别强调师道。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中指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29]2韩愈作《师说》,倡师道,但未能兴盛。至宋朝,儒学兴盛,师道振兴。“师道兴起的浪潮在唐代仅滥其觞,直到宋代方始波澜壮阔,蔚为大观。”[20]37薛瑄认为,原“师之名,虽是而其实则非”,“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之妙,作为图书,以发二程。二程复因圣贤遗籍,推究而扩大之,以觉当世之学者。及紫阳朱子,上得伊洛之传,以道自任,一时及门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师之名与实,殆不异乎邹鲁之盛。”[36]陆九渊说:“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21]10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表示:“师道废久矣,自景佑、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笔者注:指胡瑗)与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37]193

宋明理学中的“师道”究竟何指呢?萧承慎曾经考察过“师道”一词,认为其“昉于汉代”,并将之归纳总结为“为师之道”“尊师之道”以及“求师之道”[38]。韩愈有《师说》,强调师要传“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并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9]3宋明理学“师道”中的“道”,正是此义。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27]640“师道尊严”中的“师道”是“师”与“道”的合一,“师”是“道”的承担者,肩负着任“道”与传“道”的重任,所以要庄重肃穆,为人师表;求学者以圣贤为师,师往往以师道自居。

(二)政策的积极推行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盛

宋代治国之策的基本要点之一便是兴文教、抑武事。但宋初,朝廷重科举而轻学校,官学发展不佳,中央官学只有国子监,而且监生多系籍不至,导致国子监教学作用无法发挥;地方官学则由于没有朝廷颁布兴学诏令,更是处于一片空白。[40]此后,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三次规模较大的兴学运动,诸多教育改革举措得以推行,如王洙向朝廷建议实行“听读日限”制度,加强对国子监的教学管理;推行王安石的太学“三舍法”,规范太学的教学、教材、官员选拔制度。同时,宋朝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地方官学得以大规模兴建和增扩,新的教学方法如胡瑗主持的“苏湖教法”得以出现和推广。从私学来说,宋代很多造诣极高的大儒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根基,开办私学,讲学授徒,涌现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等很多著名书院。宋代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促使教育蓬勃发展,师道文化大兴,求学者以圣贤为师,为师者以师道自居,尊师重教之风盛行。

求学者往往以圣贤为师。王栐在《燕翼诒谋录》里说:“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41]王安石说:“教授必可以为人模范者。”[42]袁甫在《跋丙戌御书》中说“师道不尊,学者安仰?端榘矱,揭模范,师以正率之,弟子有弗正乎?”[43]就官学来说,司马光在《直讲乞不限年及出身札子》中强调“学官正宜取德行经术可为师表之人,不当限于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贤愚,而惟年齿出身之问,则虽有德行如颜回,经术如王弼,皆终身不可为学官也。”[44]熙宁二年吕公在《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中表示,“所谓学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学于京师,取道德足以为天下师法者主之。自开封府及天下州县皆立学,取道德足以为人师者主之。”[45]欧阳修在《孙明复墓志铭》说:“翰林学士赵槩等十余人上言孙某,行为世法,经为人师。”[37]212就私学来说,两宋私学发达,尤其书院鼎盛。书院在选择师时,“非名足以厌时论,学足以任师道者,弗与是选。”[46]学生来去自由,可以自由择师。例如舒璘少从张拭问学,后又求学于陆九渊、朱熹、吕祖谦等。学生在择师时,往往追随名师,以圣贤为师。陆九渊说:“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21]248在《宋史·孙固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人当以圣贤为师,一节之士不足学也。”[47]

师往往以师道自居,庄严肃穆。周敦颐认为“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48]师要先觉,为明者,这样师道才能立。胡瑗“居学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裳终日延见诸生,以严师弟之礼。”[49]《范文正公年谱》描述范仲淹:“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50]欧阳修在《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中称:“先生自闲居徂徕,后官于南京,常以经术教授。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37]271在胡寅撰写的《致堂读史管见》中记有“王珪为魏王泰师,泰见珪则拜,珪亦以师道自居。”[51]程颐任宋哲宗之师期间,“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人们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52]钱穆说“二程兄弟以心教心,以身教身,以生活教生活,是标准的道学家。”[29]97

(三)师道的弘扬要求教师内修德性,外有威严

有学者认为“确立道德标准,君子人格,亦是宋代儒学复兴的内容之一。”[53]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宋代,道德的要求变得第一重要。”[54]可见宋人对师之德行的强调。

首先,宋明理学强调存诚主敬,知行合一。程颐曾说“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27]1183,“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27]1184,“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谓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27]1191宋儒不仅如此要求学生,师自身更要存诚主敬,知行合一。王阳明在《箴一首》中表示,师要“庄敬自持,外内若一”,“施教之道,在胜己私”,“毋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曰惟自欺。”[55]1084陆九渊“七八岁时常得乡誉,只是庄敬自持,心不爱戏。”[56]

其次,宋人强调社会道德,强调道德熏陶。顾颉刚认为:“汉代的道德是家庭道德,便是君臣也从父子上推出去。宋代的道德是社会道德,大家要做好人,于是《感应篇》等就因之而起了。”[57]由于强调社会道德,师是社会道德的主要代表,所以“师道”变得更为重要。就道德熏陶来说,要求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韩愈强调师要传道、授业、解惑,俞文豹认为这还不够,师在为学生解疑解惑之外,还要提升他们的气质,陶冶他们的情操,他说:“盖古之所谓师弟子者,皆相与而终身焉。难疑答问之外,则薰陶其气质,矫揉其性情,辅成其材品。如良工之揉曲木,巧冶之铸顽金,蜾蠃之咒螟蛉,使物物皆曲成,人人皆类我,而后为无歉……然则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尔。时而化之,德而成之,材而达之,而传习不与焉。如孟荀所云,则夫子之为师也,知此而后可与论师道。”[58]

最后,宋人还重视师之尊严肃穆之貌。尊严表示庄重肃穆,庄重而有威严,早在汉朝时即有此种用法,如《汉书》卷七十一有隽不疑的传记,描写他“进退必以礼”“容貌尊严,衣冠甚伟”[59]。后此义在传记中屡见不鲜,如柳宗元的《南岳云峰寺和尚碑》有“有来受律者,吾师示之以为尊严整齐,明列义类。”[60]《诗缵绪》里有“体貌尊严则有令望,德行纯洁则有令闻。”[61]

师道强调“师”与“道”合一,“师”是“道”的承担者,所以师要庄重肃穆;强调“师”是“道”的传承者,师要任“道”、传“道”,所以要为人师表。为师者,从内在要求其德高望重,能为人师表;从外在则希望其以师道自居,庄重肃穆。因此,师道与尊严相结合体现的是贤师表里俱佳的道德风貌。

四、余 论

宋朝时期大兴文教,儒学兴盛,师的地位得到重视。宋朝的师代表“道”:师传授的内容是“道”,求学者学的内容是“道”;师的行为要符合“道”,师要知行合一,以身作则;且师往往以师道自居,有庄严肃穆之貌。因此,“师道尊严”源起南宋,其本义既不是“师严道尊”,也不是尊师重教,更不是强调师的绝对权威,而是“师”与“道”合一,“师”代表“道”,师自身庄重肃穆,为人师表,这里的“道”指的是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自宋朝至清朝,“师道尊严”多为此义,鲜见他解;民国时期,“师道尊严”变得多义,但本义未失;后来,该词多用作贬义,其本义尽失;当下的各种文献中,该词又变为多义,但其本义基本被遗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时期“师”和“教师”意义是有区别的,“教师”往往是指宗教里的传教之人,例如宋朝释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三有“教师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62],宋朝李新的《跨鼇集》里有《送空源二教师序》。[63]后人称呼宋朝时期“教师”,往往是指传“术”之人。《水浒传》里就多次出现“教师”,例如第七回有“这位教师喝采,必然是好”[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