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思想对乡村振兴的哲学启示

姜雅思,杨鑫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乡村振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指出了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基本路径(2)参见章艳涛:《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历史契合、现实困境与角色定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深刻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可以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以及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越来越无法忽视，古人的智慧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王阳明的思想尤为值得关注。201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交谈时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曾在南赣进行过乡村治理的实践，并形成了《南赣乡约》这一珍贵成果。其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等哲学思想，可以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基础。坚持取其精华，并在适应当代乡村现状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实践，势必会对我国现行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产生良好的影响。

一、《南赣乡约》与基层治理

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受命平定叛乱、巡抚南赣，在此期间，他有感于当地基层治理的混乱与低效，制定了《南赣乡约》这一乡村道德公约，对南赣地区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杨开道称其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政府的一种帮助，去维持乡村的公正，去执行政府的法规。”(4)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7页。但与其他法律法规不同的是，《南赣乡约》除了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外，更加强调敦本化俗，提升乡民的道德修养。因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南赣乡约》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意义，其一是制度创新，其二是乡风文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从全国来看如此，具体到乡村层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南赣乡约》中的乡约制度考虑周密且便于执行，其中几条原文如下：

一、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第一条)

一、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入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第六条)

一、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第七条)

一、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第八条)(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666页。

这里的第一条说明了《南赣乡约》的组织形式，即由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构成，其中约长为本乡之长，选序齿、序德皆为先，且众所咸服者为之。后面三条则说明了乡民加入乡约后的权利和义务。如第六条指出，约内的乡民在遇到困难后，可以请约长邀请全约之人共同商议，约长等官长如有懈怠，将会受到惩罚。第七条专门提到“寄庄”问题，“寄庄”是外乡人在本乡购买的庄园，在本乡纳税、征徭役时，这些人往往逃回原籍躲避，使其他乡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对这些人，官长应督促其完成赋税徭役，否则抄没其庄园。第八条则意在解决放贷问题，地主和客商在放贷时，常有利滚利，乃至逼迫乡民卖掉田产、沦为盗贼。对此，王阳明强调放贷之人应量乡民之力而予以宽限；对放高利贷者应勒令其退还；如有不遵循者，则在约长的带领下申诉于官府。

王阳明在南赣的乡村治理活动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稳定”。此前的南赣盗贼横行，官府难以形成有效治理，村民的生活没有保障。而造成盗贼横行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乡民在破产后失去土地，生活无法维持，只能落草为寇。因此，王阳明主张全乡人都加入互帮互助的乡约，一方面防止富户通过高利贷掠夺乡民土地，一方面通过约束寄庄人户减轻乡民负担，还在互帮互助意义上帮助乡民解决可能遇到的危急难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阳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在王阳明巡抚南赣之前，当地乡村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只是由乡绅主持工作，缺乏整齐划一的规范制度。而乡绅本身就属于放贷之人，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自身家族的利益，对乡村治理收效甚微；寄庄人户在逃回原籍后难以约束；穷苦乡民的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南赣乡约》则通过规范的乡约制度把全乡人整合为一个整体，使得此前无法完成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制度上尽最大努力维护了本乡乡民的利益。

南赣乡约虽是官方推行，却充分体现了乡民自治的色彩，表明了王阳明致力于建设“乡村自治共同体”的理想，即“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南赣乡约的可取之处，不仅在于内容的科学合理，还在于对乡民现实参与的重视。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下，可从以下两点对村民自治制度进行创新，一是嵌入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为防止村民自治被异化为“村官自治”，通过吸纳协商民主，可以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的“黑箱”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乡村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既要融合现有制度，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既要以利驱动，又要强化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拓宽乡村协商民主的渠道，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拓展村民自治的数字空间。二是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由于现有的村民自治管辖地域大且人数多，村民参与感差，可以通过“微治理”让村民自治的单元变小，更能激起村民的广泛参与。

《南赣乡约》对基层治理的意义还在于强调以德树人，致力于道德教化，在乡村形成良好的文明新风。《南赣乡约》第五条云：

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案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666页。

王阳明在这里主要以“彰善”和“纠过”来进行教化，其中最主要的是“纠过”。一方面，在纠过时不能像彰善一样直接而明显，应该隐晦地指出其错误。另一方面，对屡教不改者，制定私下劝解、录于文簿、通知官府、执送官府、请兵剿灭等程序，一旦犯错者有所悔改，便不再进行下一程序。这是因为，王阳明承袭孟子以来儒家的性善论传统，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至善的“良知”，一切政治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唤醒“良知”，而非通过外在的约束来强行束缚人的行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0页。儒家文化注重培育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文化育人、道德树人的乡村振兴路径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乡村文明新风，无论是创造乡村经济发展的条件，还是创造舒适的精神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环境，都有赖于良好的乡风。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乡村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村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对基层治理工作多有裨益。

此外，考察《南赣乡约》的文本不难发现，通过制定乡规民约使村民形成共同的思想道德和价值理念，与如今我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路径上不谋而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落实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大部分务农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外出务工农民流动性大，存在人户分离、不宜管理；村干部宣传意识不强，农民学习积极性不高；传播渠道单一，传播内容空大上等。南赣乡约的制定与内容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当地实际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基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要做到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想要有效解决乡村“精神贫困”的问题，一是从发挥主体作用入手，加强基层村委会的宣传力量，利用基层媒体工作者、返乡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等传播主体引领乡村思潮；二是从调动客体积极性入手，倾听村民声音，重视村民对宣传活动的反馈，从而结合不同受众的需求，增强客体的参与感；三是从创新传播形式入手，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汇聚“多重发声”的传播合力，扩大覆盖面；四是从创新传播内容入手，扎根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做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加强儒家心性道德修养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崇德尚仁的价值准则、经世济民的外王之道等。

二、“万物一体”与共同富裕

《南赣乡约》在实践层面的特点是将乡民们组成一个共同体，使他们从各扫门前雪变为互帮互助，这其中又体现着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王阳明曾在《大学问》中提出：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而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下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6页。

这里所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也就是孟子之“养其大体”者，亦是所谓“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圣人。王阳明在这里一方面从道德修养论角度阐明学者应有的修养，也即以“大人”为目标，像“大人”一样体察天地之间、中国之内万事万物的原有状态，反对同“小人”那样违背心体之仁、以割裂的眼光看待事物；另一方面又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指出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因为万物莫不以仁为特质的“心”为本体，中国虽大，天下虽广，却也都是“心流行分化而来”的，故万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物之间，实是一体。

结合当代乡村振兴建设状况来看，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持续存在等问题仍然亟待解决(10)参见邓金钱:《地方政府“筑巢引凤”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8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11)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26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2023年7月24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实现城乡之间共同富裕，并为农民树立共同富裕的意识，则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城乡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农村支持城市的“剪刀差”模式得以彻底改变，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共同富裕之路的目标至今仍未完全实现。从王阳明哲学视角来看，“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1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万物与人本是一体的思想启示我们，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更应是一体。因此，应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走向城乡共同富裕。具体来看，当前城乡差距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产业融合不充分、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不畅等，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优于乡村，使得资金、人才等聚集在城市，难以向乡村流动，而农村的各种资源则不断流失，“先富带后富”在现实层面遇到了困境。这种现象无疑与万物一体的观念相违背，因为城市和乡村之间是一个共同体，其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互独立乃至相互竞争，而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我们如果把乡村和城市分别比作人的左臂和右臂，把资金、人才等资源看作血液，那么血液都集聚在右臂，不仅会导致左臂的麻痹萎缩，也会使右臂本身肿胀充血，而整个人体的健康无疑也将受到危害。投映到社会上，“空心萎缩”的乡村与“肿胀充血”的城市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此意义上，我们应从“万物一体”思想受到启发，追求城乡之间资源的双向流通，进而平衡城乡发展现状，实现城乡发展融合。这也就要求政府更多地发挥协调作用，引导企业在乡村建立产业园区，鼓励大学生和技术人才到乡村就业、支持乡村发展。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带有一种“想当然”的强制性，忽视了企业和人才的自身意愿，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方面，许多乡村本身具有优秀的产品和人才，只是缺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产品销售困难，优秀人才被迫背井离乡；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是一种良性循环，这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具有双重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4)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91页。在王阳明哲学的视域下，一定阶段内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其关键在于，在不平衡之中是否蕴含着走向平衡的因素。王阳明说：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1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本就有着厚薄先后的道理，人们虽然应该泛爱万物，但爱人胜过爱动植物，爱家人胜过爱陌生人，这是为儒家所允许、认同的。就城乡问题而言，城市有着良好的工业和商业基础，对周边地区有辐射和带动作用，优先发展城市，以城市带动乡村，是一条合理的路径。与此相应，改革开放前的国民普遍较为贫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其他人的模范，使他人对如何致富拥有了一定了解，同时也可以对他人致富进行理论上和经济上的帮助，这也是较为美好的一种愿景。但资本具有积聚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积聚……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4页。许多富人在拥有资产后，其所考虑的往往是资产的进一步扩充，而非帮助穷人改变境遇。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和这些人的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有关。正如王阳明所说：“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1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6页。一些富人之所以自私自利，就在于私欲遮蔽，让他们把自己和他者相区分、割裂，而无法认识到万物一体、休戚与共。因此，可以借助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使人去私欲，复良知本心的本来面目，为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阳明学中“万物一体”思想进行创造性解释，揭示阳明学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如何在把握阳明学价值的基础上，让城乡人才资源形成良性的“一体”循环，以解决乡村人才振兴的结构性问题。各级政府应实施更开放、更积极的人才政策，要打破地域、年龄、身份的制约，完善编制管理、人才招录、职称评定等政策。王阳明的“万物一体”，除了城市与乡村的大整体，也要注意乡村内部人与人的小整体，在重视引进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时，也要重视乡村创业人才、本土人才的培养，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更是需要协调的结构体。政府应着力优化乡村环境，厚植人才沃土，要营造爱惜人才的社会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从而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增强人才在乡村工作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另外，政府还需注意应立足于当地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结合地域特色兴办乡村企业，让“对口”的专业人才愿意深扎乡村。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需要乡村人才振兴的顶层设计，也少不了企业参与乡村市场建设、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的带动作用，乡村企业振兴与乡村人才振兴是相辅相成的“一体”。政府应结合当地需求与发展情况专门制定对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优惠政策。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需要国企担当，国企可与乡村构建长效合作机制，带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积聚乡村零散的农业生产，应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助推作用，乡村提供相应土地、人力等资源，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促进乡村农业现代化。中小微企业是“万企兴农村”的中坚力量，乡村应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活力；中小微企业要利用其经营的灵活性、组织结构的精简性，更深入地与乡村市场融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三、“知行合一”与乡村教育

城乡共同富裕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乡村振兴最终要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18)晋浩天:《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人才如何“向农而行”》,《光明日报》2023年2月28日,第13版。。教育振兴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可见一斑。对乡村教育，许多前辈学者也曾有过许多讨论，如梁漱溟主张建设乡农学校：“从前的乡约虽有社学，但不过读书识字讲道理而已，不会像我们的乡农学校一样。我们的乡农学校很注重新知识，很注重社会的改进问题。”(1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相比之前的“社学”，“乡村学校”更强调新知识和改造社会。费孝通则在《乡土中国》中用很大篇幅专门讨论了文字下乡的重要意义(20)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0—28页。。

以往的普通教育在现实层面以学习知识为主，而就乡村教育的具体特点来看，一方面需要继续巩固道德认知(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实践能力的重要价值(实践教育)。就前者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弱化，以及乡村与城镇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乡村思想变得越发多元化，原本质朴的乡风遭到破坏，这就需要在乡村教育中注意德育的重要性，注意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21)参见杨茂庆、杨乐笛:《回归身心一体: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的具身性转向》,《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就后者而言，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有待于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人才培养，也是未来一个阶段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之一(22)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30期。，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展开实践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根据乡村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乡村地区的职业教育较为缺失。

王阳明曾提出过“知行合一”的思想，与此颇能相互裨益：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2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页。

这其实是针对朱子而发，关于知行问题，朱子认为，在知、行二者之间，知在前，行在后，也即所谓“知先行后”论。但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本属一体，朱子的观点在理论层面将知行分割，以至于知行割裂。实际上，“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页。。当你真正认识了某个道理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依据这种道理去做事，假若在实践中未曾依据这种道理，那就意味着你的认识只是浮于表面。同样，当你真正在践行某种道理时，也就代表你真正认同、理解了这种道理，否则便只是一种机械性的表演。

结合乡村教育振兴来看，道德教育强调道德认知，因而属于“知”的方面；职业教育更侧重于行，因而属于“行”的方面。但这两者并不能割裂来看，一方面，优秀的道德教育必然也包含了“行”，包含了实践教育的因素，一个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学生，一定不会忽视劳动和生活技术的重要性，也会注意积累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实践教育也必然不会遗漏“知”，不会遗漏道德教育，因为职业道德、技术伦理在实践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一个缺乏道德的人，在社会上也必然会寸步难行。与此同时，良好的道德修养是走向成功实践的基石，而成功的实践也是对道德修养教育的一种肯定，正如王阳明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页。此外，由于知与行、道德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是相互统一的，所以“知”之中也包含着“行”的元素，“行”之中也以“知”为重要内容。就道德教育而言，我们称其为“知”，是因为道德教育往往表现为对道德认知的讲解和理解，但道德实践其实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特征。就实践教育而言，实践教育并不仅仅关涉实践、行为，还有关于技术、实践的知识，如关于木工的知识、关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技能的知识等。因此，我们可以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获得启发，在发展乡村教育时注重道德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统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2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页。，在实践教育中将道德贯穿其中，在道德教育时强调以实践为导向，让王阳明哲学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

《大学》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此可知，修、齐、治、平都不能离开心正，心正所涉及的道德教育与实践教育不能割裂，需达到“知行合一”。乡村教育可以大致将分为对学生的教育、对村民的教育、对外来人口的教育，如何解决乡村教育中知而不行的纯理论式教育、行而不知的任务式教育，还需结合乡村教育的实际、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深挖阳明思想的可行价值。如对学生的教育中可加大地方性教材的研发，让学生在课堂中得到美的感受后去结合实地锻炼技能，在现实感受中进行道德熏陶；针对部分村民中存在的知文明而不文明、需劳动而不愿劳动等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安排合适的志愿者活动搭建村民宣讲平台，让其从被动的学习者变为主动的教育者；对因各种原因到农村参加建设的外来人口要加大价值认同教育，强化道德实践。

四、结语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王阳明哲学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具体表现在完善基层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和乡村教育振兴三个方面：就基层治理而言，王阳明曾在治理南赣时制定了《十家牌法》，后来进而发布了《南赣乡约》，为乡村社会的治理、良好乡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可以为今天的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就共同富裕而言，王阳明在与顾东桥书信往来时提出了“拔本塞源之论”，其中包含“万物一体”思想，主张万物本为一体，世间的各种纷争都源于将自身与他人割裂开来，故而人和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也因意识到本身的统一性，应该互扶互助，一起走向富裕。就乡村教育而言，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可以和“道德教育”相联系，“行”可以和“实践教育”相联系，两者相互结合、内在统一，共同助力乡村人才的培养，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