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
——兼评田崇雪《细品红楼小人物》

2024-05-10 14:31李新亮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李新亮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盐城 224007）

当前文学批评备受指责的病症是脱离文学、脱离文本、脱离生活，并且这一批评的态势并没有显著改观的迹象。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认为良好的批评生态是“职业批评”“媒体批评”“大师批评”三种类型相互补充、并存发展的。[1]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溯其源头实则在于学院批评的独霸天下。文学批评将追求理论论证的自洽与知识生产的增值作为自身的唯一要务，将逻辑思辨与历史理性推向极致，从而放弃了文学批评中激越人心的感性力量、思想创新的超越力量、规范突破的破坏力量，学院批评在强调“学术规范”的偏向上逐渐将文学批评演化为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钻进了文学理论与历史主义的圈套中，要么为了践行某种理论批评的有效性，要么成为提供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佐证材料。文学批评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批评的危机，都在呼唤一种摆脱“理论中心”[2]，重建“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走向读者”[3]“内部且立体”[4]的文学批评，到底怎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阅读田崇雪教授的《细品红楼小人物》（东方出版中心2022 年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诸多启发。“细品”之于文学批评尤为难得。“细”，不仅意味着阅读的方式是对于文本的仔细阅读，反复咀嚼，细心感受；也意味着对文本细节的关注与留心，它是超越对故事情节概括的阅读模式，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范式。“品”，则注重鉴赏、感悟与激发，超越知识体系与系统规范的窠臼，是情感的灌注、思想的激发与心灵的会通。田崇雪教授虽然是学院中人，但是该著却不同于学院批评；该著虽然是文学批评专著，但其不是来自书斋里的“学问”，而是面向大众生活开展讲座的产物。正是因为有听众良好反馈的激励，最终才促成该著的撰写与出版。著者本人在批评的同时也创作了多部剧作，亦符合蒂博代所谓“大师批评”（作家批评）的定位。且不论这是否整合了蒂博代所谓的三种批评类型，单从批评的效果上来讲，《细品红楼小人物》作为文学批评实现了回归文学、回归文本、回归生活的努力，展现了文学批评实现诗、思、史、情、理融会贯通的可能。

一、思：批评的力度

文学批评贵在思想的启迪，而思想的锋芒则来自批评的力度。文学批评的力度尤为表现在批评家能否从文学中发现语言的力量，解读出思想的火花。批评的力度最为常见的是摆脱“影响的焦虑”的“翻案”文章，驳斥名家大咖的既成观点，这不仅是批评勇气这一肤浅回答所能概括的问题，更是彰显批评家批评力度的思维水平与技术能力的问题。《细品红楼小人物》也有不少“翻案”，但这些并不是刻意显示批评的“力度”而“翻案”。在该著中，批评的力度更多地体现在选择批评的出发点与展开批评的想象力方面。

批评的出发点最能显示批评的力度。选择什么样的批评对象与秉持什么样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批评的思想创新。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散发着人性的光辉，这光辉并不仅仅聚焦在主角身上，而是普照在天下卑微众生身上。在对边缘小人物细枝末节的叙述中流露的尊重更能彰显作家思想的深刻与伟大。从阐释文学作品思想性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并不存在什么主角与配角的区分，伟大的作家虽然在人物塑造上有着墨多少的差异，但在情感上，其对笔下的所有人物是一视同仁的。《细品红楼小人物》的批评出发点正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它是对《红楼梦》的伟大进行深度的经典化的再解读。全书选取的批评对象是19 位红楼边缘小人物，而著者在论述这些小人物的同时，无不紧密联系着红楼的主要人物，主配之间的映衬、互文与互补才能更显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真诚的平等意识与自由的意志。

批评的力度不是一味强调思想的超拔，有时更体现在回归常识之中。在常识中理解人物更见作者立论的高明，更能发现平常生活背后深刻的人生哲理。例如，在论及龄官与贾蔷的爱情的时候，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这样的观点刷新了固有认识，体现了作者对爱情观的深刻认识。再如对柳湘莲的分析，这位向来被认为是红楼中的英俊少年者，在作者看来不过是腹内草莽，是毫无担当与承诺的扮酷少年，“真是银样镴枪头”，将之类比为当代影视明星偶像，不仅鲜活形象，更具有现实穿透力。唯有回归常识，才能在这些红楼小人物的身上发现向来被蒙蔽的生活真相。

批评的力度来自杰出的想象力，批评家善于从作者不写之写的蛛丝马迹中展开想象与联想，既将心比心进行换位思考，又设身处地回归历史语境，同时又超越世俗羁绊展开合情合理的推断，这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符合历史逻辑与情感逻辑相统一的具有生产性的文学批评。例如，对于贾府的长房长孙贾敬“开挂人却躺平”的细读、追踪与揭秘，实属杰出想象力迸发的补叙批评。从紫鹃一句常说的话“姑娘昨晚又咳嗽了一夜”打开语言背后丰富的内涵：这个彻夜未眠的丫鬟对待主子林黛玉，“那是心的陪伴，亦是情的体贴。”优秀的文学批评体现的正是打开文本的能力，正是语言阐释的展开能力。

二、史：批评的宽度

文学批评不仅要有力度，也要有宽度。所谓批评的宽度是指对历史视野的强调，是将批评对象放置到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来论述，超越单一细节的就事论事，上升到整体意识。《细品红楼小人物》在具体的人物论中一贯坚持批评的宽度，将“小人物”放置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细品并不是拘泥于细节，得出一些看似推理正确的评价，而是要注重细节互文，要将细节融入人物的经历、情感与理想的整体背景中去分析与评价，小人物“不小”，他们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典型人物，更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作者超越了“小与大”“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带着整体意识去细读红楼，如此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被红学家视为定论的观点是多么轻率。作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屡屡反驳名家之论。如在该著最后一节评价茗烟时，作者夫子自道其批评的观念：“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无论是边缘还是中心，都不能执其一端不顾其余，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从整体上才能看清楚作者为什么要写茗烟这样一个角色，才能看清楚作者写茗烟这样一个书童、小厮、跟班的角色与以往那些书童、小厮、跟班的不同之处。”[5]202理解人物就是理解人世，需要的是用心体悟，而不是公式般的推理论证。在这样的批评观下，我们领略了刘老老的乡野朴素与民间智慧，见识了尤三姐的刚性烈火，明白了出家人妙玉“欲洁何曾洁”的“世俗”行为原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懂得了一切世故之后却选择了不世故！”[5]65看到了茗烟看似“霸奴”实则童年玩伴的热血忠诚。

作者在用心理解小人物的悲苦命运情感的同时，也勾勒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小人物展现了大格局与大世界。在分析赖嬷嬷时，他强调“奴才二字如何写”，继而论述封建宗法专制社会中，“人”与“奴”的分野。在作者看来，“《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借助于一些边缘小人物，痛彻心扉地道出了‘奴才’的血泪和愤懑，‘革命’的合理与合法，‘理想’的幻灭与再生”[5]11，深刻阐释了奴隶之邦的奴性之病。在分析赵姨娘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姨娘文化”对家庭伦理与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唯有认识到这一文化社会的基本原则，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叙事中赵姨娘与王夫人的妻妾之间、贾环与贾宝玉的嫡庶之间以及交织在探春内心世界中的“情理”冲突与“情礼”冲突；也才能在论述贾雨村这位“叫不醒的装睡人”的时候，得出“贾雨村的堕落，反映的是整个精英群体的堕落！”[5]127不仅在封建社会，即便是在当代社会，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像贾雨村一样活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因此，唯有坚持文学批评的宽度才能打开文学文本的历史空间。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的感情抒发，而是充满理性的历史思辨，每一个人物都是历史的符号，只要回到历史语境便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三、理：批评的深度

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批评的深度，优秀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是情节复述或现象展示，而是能够从形而下的现象中概括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文学从来都与哲学是近邻，缺少典型形象的文学是失败的，缺少哲学思想的文学是庸俗的。“文学之于哲学而言，是血肉、筋络；哲学之于文学而言，是筋骨、元气。文思合一，血脉贯通，元气淋漓。”[5]106理论之于文学批评的引导作用并不是表现在批评行文连篇累牍的引用之中，不要让思想的阐释淹没在理论的论证之中，而是要让理论的论证融于具体的批评分析中，正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作者明确指出，《红楼梦》在哲学思想上表现出“整体意识、终极之问和存在之思”，对“一僧一道”的分析虽然切口很小，却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论述诸多红楼小人物时，作者也充分借鉴与参照现代理论，只是这种理论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将其充分理解后融入具体分析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发现每个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思想背后都揭示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现代化不是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人，……现代人的前提就是不再有主人、奴仆，大小、尊卑等这些等级森严的概念，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5]14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作为“军人、仆人、证人、真人”的焦大的多重身份，也才有作为奴才的赖嬷嬷的感慨：“奴才二字如何写”。对于大众票选为“《红楼梦》中最讨厌的人物”赵姨娘，作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应理性地评价人物：“爱憎分明固然是人类最真诚、最朴素的感情，然而，这种感情倘若没有了理性的引导，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很多人性的悲剧多半源于理性的缺失而非情感的淡漠。”[5]81因此，作者对于这位“讨厌”的赵姨娘的评价是“可恨之人亦可怜”，从而在理性的引导下对文学作品进行“同情的理解”，通过对“可恨”如何产生的根源“可怜”的解读，我们更能理解文学的深刻影响力。唯有理性的解读才能超越个人喜好式的印象批评，而更彰显文学批评的辩证思维与思想深度。

四、情：批评的温度

文学批评不是冷冰冰的理性论断，而是带着自身温度的情感激发，以己之情，理解作者之情，点燃读者之情。文学批评是双向奔赴的共情关系，无论是批评家与作者，还是批评家与读者，都要通过阅读建立情感的沟通与交流。文学批评一定要带着批评者的温度，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不仅有还原式的情感探源，也有体验式的代为之思，更有创造式的情感激发。梁任公评价自己的文字时说：“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6]188优秀的文学批评对于读者来说都有一种魔力，而这魔力的根源则在于批评者笔下的“情感”。文学批评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辨，更是“文学性”的写作实践，《细品红楼小人物》在每个小人物的论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笔锋常带感情”。

批评家必须理解并深爱自己评论的人物，才能撰写出别开生面、令人震撼的论述。作者在对19 位边缘人物的论述角度的定位上饱蘸着浓浓情意，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理解原著作者塑造人物的用意。曹雪芹匠心塑造的人物无不饱蘸着自己生活的血泪。香菱，这位被赞誉为“美不自知、苦不自怜、拙不自弃”的女孩儿，著者在漫述其“身世浮沉雨打萍”后，将其悲剧命运归结为“有命无运”，并认为她是全书结构的线索人物，是红楼女性“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预演。通过刘老老传神的形象刻画，我们可以判定“《红楼梦》的作者一定是一个曾经栽了跟头又挺过来的人，有过如贾宝玉天堂般的美好时光，也一定有过刘老老地狱般的贫寒煎熬。人生的两极上，他都体验到了。不然，仅凭向壁虚构，一个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底层的艰辛的。”[5]45即便是对于那些令人“讨厌”的人物，作者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因为“文学不是教人恨的，而是教人爱的。”批评家唯有以真性情进行批评才能真正走进作者隐匿的内心世界。

优秀的文学批评更能对读者激发情感、启迪心智。在作者评论红楼小人物的论述中，情真意切的同时又能超越个体、阶层、历史的束缚，上升到人类的普遍情感结构，因此能够引领读者超越时空来反思人生的存在与价值。在作者批评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红楼人物的内心世界，走进了曹雪芹的内心世界，更走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谈焦大的忠诚，作者给出的评价是：“他的忠诚中显然还没有多少超越的成分……但是，通过让其醉骂，对其所忠诚的对象表示一下怀疑，已经算是不小的超越了。”[5]19谈龄官的爱情，作者给出的论断是：“在没有信仰的国土上，也许爱与美是最好的救赎和启蒙。”[5]29谈小红的梦想，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清醒，却不圆滑世故；看破，却不消极躺平；上进，却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示爱，却并不低级下流。这便是小红作为一介丫鬟的可贵之处。”[5]177几乎论述每个小人物的结束语，作者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给予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人生感悟。好的文学批评的可贵之处，就是要带着自己的情感温度，去理解作者的心思，去启迪读者的心智。

五、诗：批评的风度

文学批评不仅要“我注六经”，也要“六经注我”，这就要求文学批评既要彰显“有我”，也要彰显“超我”。批评家在统一了“有我”与“超我”的基础上，充分展现文学批评的力度、宽度、深度、温度，最终才能实现文学批评的风度。成熟的文学批评家都有自己批评的风度，这是文学批评自我风格塑形的标识。《细品红楼小人物》正是展现了批评的风度，即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学性，彰显文学批评的诗性品格。作者在序言中强调要“还红学以诗学”，《细品红楼小人物》不做学究冬烘式的研究，而是要彰显文学的“诗性气质”。这“诗性气质”就是作者批评的风度，尤为表现在诗性语言、诗意提升与诗性思维三个方面。

好的文学作品是一首诗，好的文学批评同样是一首诗。文学批评首先是“文学”的批评，是诗性语言的表达。《细品红楼小人物》全书语言典雅凝练，富有张力，充盈着情感的魔力与思想的穿透力。每个小人物的论述都是一首诗，赖嬷嬷是“奴”之诗，焦大是“人”之诗，龄官是“爱”之诗，妙玉是“深”之诗，鸳鸯是“守”之诗，紫鹃是“知”之诗。文学批评首先要回到“文学”，回到文学书写的人性主题，关注人的理想、信念、青春、爱情、信任、尊严等基本问题。作者没有引经据典，仅凭诗性迸发的体验之思、感悟之妙，刷新了读者对人生中永恒主题的认知与思考。

文学批评是面向生活的诗意的提升，要从日常生活出发，又超越世俗观念，探寻生活诗意。文学批评既不要隔断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又努力超越世俗生活的平庸，追求诗意的提升。例如，从对贾母接待刘老老的言谈举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批评的出发点是回归日常生活，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往来中去理解人物的。“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一点都不想将其理解为‘世故圆滑’‘精致利己’，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个人对人生的彻悟，对命运的达观，以及彻悟、达观之后的平常、随缘。”[5]43这种分析超越了平庸的世俗观念，洞察到人性的善良与高贵。

文学批评同样需要诗性思维。《细品红楼小人物》全书以诗性思维为引导，不仅落实到人物分析的精彩评论上，更体现在对全书结构的精心布局上，每一个人物设为一个章节，每一章的命名都是凝练的诗句，每一章的各节命名又凸显一个核心词。作者多借用诗词、谚语、流行歌曲歌词，甚至是新兴网络语言对人物进行评价，这些评价不仅体现了语言的智慧，词语中散发出悦耳的金属之声，也呈现了沟通历史与当代的努力，实现了批评的互文。如作者从秦观词“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来论述林如海的人生命运，到以元稹的《遣悲怀》来论述蒋玉菡、花袭人婚姻的苍凉人生，再到以“禅房花木深”来论述妙玉的“身世之深、思想之深、情感之深”。再如从现代流行歌曲歌词“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评价古典女孩龄官的现代爱情观，到“仅仅抓住梦的手”“我要飞得更高”“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评价敢于追逐理想的女孩小红，再到由尤三姐的爱情悲剧继而感慨在这片爱情成为稀缺精神资源的国土上“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对于刘老老三进荣国府，作者以三句诗来概括，通过互文形象鲜明地论述了刘老老的经历与人性的光辉：一进荣国府是“座中泣下谁最多”，令人想到了贫寒求人的卑微与无奈；二进荣国府是“乡野之风扑面来”，对贾母与刘老老的对谈分析讲解入情入理，在批评中发现语言的力量，在批评中展现重写之深情；三进荣国府是“仗义每从屠狗辈”，呈现令人无比敬畏的平常百姓的感恩之心。仅从作者用情凝练全书的章节标题来看，这就极大牵动了读者的情感与心绪，也还原了曹雪芹《红楼梦》的诗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