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总集丛考
——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58）

清代诗歌总集极其繁富，存世者可有成千上万种。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领域。而有待解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同样也非常之多。兹就常熟张文钺《来鹤集》等若干清诗总集的有关问题，集中做一考辨，或可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一、《来鹤集》与张文钺

清初张文钺辑《来鹤集》，现今很可能已经遗佚，但流传下来的有关资料还相当丰富，可以为它做一些考察。

（一）关于《来鹤集》的序言

李学颖先生集评标校的吴伟业《吴梅村全集》（梅村其号），卷六十《辑佚·文》从别本《梅村集》卷二十三辑录有一篇《来鹤集序》，全文如下：

新安张君以韬侨居虞山，有鹤来集其庭，一时文士多投赠之作，而乞余为之序。记曰：“鸟兽之巢，可俯而窥。”君子且用为瑞，况鹤之饮啄必于山水之间，不与凡鸟伍？张君居城邑之聚，乃漓然而至止，岂非祥欤！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苏子瞻以为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鹤也，以清远闲放之物，舍山林而縻荣宠，又其德之衰也。宋隐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鹤甚驯，朝飞暮还，至今孤山之鹤犹为美谈，诚能择地而处也。虽然，物之幸不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为碆卢缯缴之所加？即和靖之西湖，曾几何时，而南园之庄、葛岭之第，所致文禽异兽必多矣，其物之蒙辱乃更甚于卫之鹤，安在托迹山林者遂为得善地欤？《庄子》曰：“至人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然则物虽无知，亦能择人以为归欤；苟得其人，固无问其山林、城市之迹欤。新安俗多素封，君独孝友温睦，工诗善书，多长者游，又不鹜走声利，有退让君子之风，其能冥机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能脱乎尘垢，虽近市之居，犹之隐士之山也；苟耽于混浊，虽无人之境，犹之卫君之庭也。斯鹤之来，固其所矣，遂不辞而序之。[1]下册，1201-1202

又魏禧《魏叔子文集·文集外篇》卷九有一篇《来鹤诗叙》，同样为此集而作：

新安张君以韬侨于常熟屋［邑？］城之南偏，有鹤翩然下庭际，久而不去。于是主人以“来鹤”名其堂，自为记。四方能文士，咸和诗歌之，积日帙成，累十黍而未止。主人爱鹤，重文雅，将付诸梓人。时予客吴门，乃命扁舟谒予为叙。盖《易》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诗》言：“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鸟之见于“经”，于灵鸟而外，固莫先于鹤矣。卫侯好鹤，而百姓怨之。东莱氏以为国家养虚名之士，高谈坐论之人，与鹤无异。夫自古高士隐民，恒好之，君子不以为病，至有窃比之子者。然是鹤也，不于山林，而来于城之庭，则又何也？竺法深曰：“吾虽有朱门，如游蓬户。”古有避世墙东者，不必尽南山之南也。则主人以之名其堂也，固宜。诸诗歌中，皆言张氏有世德，以韬恂恂修君子之行，故以鹤来之异征之。夫诗歌之应于四方，则亦“在阴之和”、“九皋之闻”之义也。余于是乐得而叙之。[2]

这样，我们首先就能够为此集辑得两篇序言。

（二）关于张文钺及张文镔

上引两篇序言，都提到此集编者张文钺——以韬其字，一作以弢①此字主要见于地方志系统，例如下引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清”张文钺名下有关介绍。、以②此字目前仅见于其弟张文镔《亦有集》卷下最末《癸巳闰五月，哭大儿道澍》颈联下句“王家从父识儿嬉”自注：“以 伯兄亦极称之。”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21a 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韬”与“弢”或“ ”的类似用法，亦可参见拙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第三条“毕朗”，《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3 年第1 期，第106—111 页。不无巧合的是，毕朗原籍也是徽州，并且嫁到苏州。，号鹤客，原籍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其弟张文镔《亦有集》卷首第一篇王材任《张处士就庵公传》，开头叙述张文镔（就庵其号，字以纯）的家世说：

先世为休宁之荪田人。明末其父叔宜公迁嘉兴沈荡镇，自嘉兴来虞山，遂家焉。时以纯方十岁……③张文镔《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a 页。

虞山在江苏苏州府常熟县，即借指常熟。“其父叔宜公”名讳不详（叔宜其字），但据《亦有集》卷首第三篇黄与坚序“家世新安，拥多赀，走吴会”④张文镔《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3a 页。，以及前引吴伟业《来鹤集序》“新安俗多素封”云云，其家族大概属于通常所说的“徽商”（“新安”以及下引“天都”，均系徽州别称）。而张文镔出生于清顺治五年戊子（1648）⑤张文镔有关情况，详见拙稿《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常熟〈陆张合刻〉三位作者为中心》，将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其“十岁”约当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前后，即从其父辈开始在常熟定居，算到张文钺兄弟已经是第二代。又《亦有集》卷上第一题《来鹤诗》二首小序，开头也说：

常熟县治之南，有桥曰“望仙”。稍西，有桥曰“文星”。其中有宅一区。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予父叔宜公由武源移家，侨寓焉。康熙癸卯［二年，1663］，予父没。三弟以信，次年亦逝。予与伯兄以韬、季弟以襄、五弟以南，同居宅中，奉遗命也。⑥张文镔《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a页。“武源”与前及“荪田”类似，也是休宁一带的地名。

这里对张宅位置的叙述，比前引魏禧《来鹤诗叙》更加具体。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张文镔兄弟共有五人，张文钺居长，张文镔为次。

张文钺的生年也可以考知。陆贻典《觌庵诗稿渐于集》卷四倒数第二题，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作五言古诗《癸亥岁暮，为鹤客五十览揆。因其在新安，未及赠之以言。顷有归耗，为次其自述四十韵以赠》⑦陆贻典《觌庵诗稿渐于集》，清钞本，第28a-29b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陆贻典有关情况，详见拙稿《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常熟〈陆张合刻〉三位作者为中心》。；本年张文钺五十岁，逆推可知其出生于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其生日在农历“岁暮”，而该甲戌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为1635 年元旦，所以其于公历一定已经进入1635 年。

陆贻典《觌庵诗钞》卷四《渐于集·一》内，又有七言绝句《次和鹤客四十述怀五首》①陆贻典《觌庵诗钞》，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1b—12a 页。可见“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2 年11 月29 日。钞本《觌庵诗稿渐于集》卷一标题作《和鹤客四十述怀》，正文只有其中的第三、第四两首，见第18b—19a 页。而前引《觌庵诗稿渐于集》卷四该诗，则《觌庵诗钞》未载。。其写作时间，虽然由前后作品排序无法准确判断，但从生年推算，即可知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比“五十览揆”诗早十年。同理，陈维崧有一首词《木兰花慢·寿虞山张以韬四十（应王石谷之请）》[3]，自然也是作于这一年。至于陆贻典此题最末第五首，后二句正文云：“年年一度书弧矢，早觉春风笔底来”，又自注说：“其诞在岁杪”②陆贻典《觌庵诗钞》，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2a 页。，则可以与前述生日在“岁暮”互证。

（三）关于“来鹤”

前引两篇序言，叙及“来鹤”只有简单的“有鹤来集其庭”，或“有鹤翩然下庭际，久而不去”。而描写最详细的，魏禧《来鹤诗叙》所说张文钺那篇记文未见不论，大概也就是张文镔《来鹤诗》二首小序：

乙巳九月十二日，天高气清，窗几晃朗。日犹未午，予坐楼之西偏，忽觉云光飞堕，风声骤来，恍若欲雨将暮之状。案头书卷，亦飕飕然。而中庭则有声，声若九皋之音。予以为讶，趋而视之，见有丹顶双翎，轩然而立者，则鹤也。③张文镔《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b 页。

这里的“乙巳”为康熙四年（1665），并且还具体到月日，因此这个时间最为可信。

前及陆贻典《次和鹤客四十述怀五首》，其一开头两句即云：“一鹤横空下九天，因过访鹤识君贤。”④陆贻典《觌庵诗钞》，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1b 页。可见张文钺与陆贻典因“来鹤”而定交。张文钺的别号“鹤客”，显然也取于此时。而张文镔，不但同样因此与陆贻典定交，而且跟随陆贻典学诗，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其诗集《亦有集》，上来就是《来鹤诗》二首，并且还有如此详细的小序，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来鹤”这年，张文镔还只有十八岁，又刚刚学诗。而张文钺则已经三十二岁，比张文镔大十四岁，并且明显已经“工诗善书”。所以，有关《来鹤集》的编纂之类，的确应该由张文钺来张罗、主持。

（四）关于《来鹤图》

乾隆年间陆时化撰《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六有“王石谷《来鹤图》卷”条[4]296-297。所录题辞，从引首的孙朝让，到王翚（石谷其字）本人，再到王时敏、吴伟业、王鉴、金俊明、归庄、郑敷教、徐乾学，总共有九家之多。其中王翚自题，全文如下：

鹤客先生，天都佳士也，侨寓吾虞，筑室近市，读书谈道于其中。岁乙巳，有鹤来至庭际，飞鸣饮啄，若素驯畜者，一时名辈竞为诗文歌咏之。先生亦自喜，命余作图，以纪其事。四五年来，东西奔走，不遑着笔。今秋，余将有白门之行，来责宿诺，因迟行李，展拂缣素，用伯驹青绿皴法，缀为此卷。图成，识始末以归之。图名“来鹤”，志实也。己酉中秋日，虞山小弟王翚并识。[4]296

这里关于“来鹤”的时间，说“岁乙巳”；又归庄、徐乾学两家题辞，分别说“乙巳岁”“岁乙巳之九月”[4]297——虽然都不如前述张文镔《来鹤诗》二首小序“乙巳九月十二日”详细，但至少“乙巳”这个年份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信无疑；同时，进一步反证张文镔在《觌庵诗钞》卷首第三篇《陆觌庵先生诗序》中所说的康熙五年（1666）“丙午秋，余家有鹤下庭中”，乃属于后来的记忆错误。

王翚自题所署的康熙八年（1669）“己酉中秋日”，则是“图成”的时间。此图所有的题辞，自然都作于这个时间以后。最迟的徐乾学题辞，作期为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十二月”，上距“图成”头尾共十年。至于图卷后面可能还有佚失，则只能借助其他文字资料予以补充。

上述《来鹤图》的题辞，其中至少吴伟业的这一篇，很早以前笔者大学同窗叶君远学兄撰写、冯其庸先生共同署名的《吴梅村年谱》附录之一《吴伟业佚作辑存·佚文》就已经据此予以辑录[5]。

（五）关于《来鹤集》的作品

《来鹤集》的作品，正常应当包含“诗文”两大类体裁。上述《来鹤图》的九家题辞，自然都应当收在其中。特别是郑敷教的题辞，本身就是两首七言律诗[4]297。

有关“来鹤”的最早作品，散文方面，前面提到的张文钺那篇记文至少就是其中之一。诗歌方面，则张文镔《来鹤诗》二首小序末尾也有叙及：

适童子来告，堂上有客至。予出而揖焉，客……遂作《来鹤诗》示予。……一时士友，咸来观焉；诗赋歌词，杂相投赠。予因作二首，以相酬云。①张文镔《亦有集》，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1b-2a 页。

这里虽然“客”无定指，但说“来鹤”当时就已经有人吟咏，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值得相信。并且在那以后，包括《来鹤图》问世之后，在题图之外专门吟咏“来鹤”的作品，应该还是会不断产生的。例如《吴梅村全集》卷十七《诗后集·九》“七言律诗”有一首《赠张以韫［韬］来鹤诗》[1]上册，461，不见于《来鹤图》题辞，显然就是另外所作，唯具体创作时间不容易考知。

此外，目前偶然见到的有关诗歌，还有冯班《钝吟全集·钝吟集》卷下《赠张以韬来鹤诗》一首，体裁与前述吴伟业同题之作、郑敷教题辞以及张文镔《来鹤诗》二首一样，也是七言律诗[6]。又何洯《晴江阁集》卷八“七言绝句”，有《王石谷为张以韬索题来鹤庭》二首[7]。联系前述王翚作图，以及陈维崧《木兰花慢·寿虞山张以韬四十》也是“应王石谷之请”来看，王翚对张文钺，特别是《来鹤集》的作用确乎极其重要。

《来鹤集》的这些作品，无论是作者主动创作还是被动“索题”，在张文钺都应该是从“来鹤”当时就开始积累的，并且看不出时间下限。前述吴伟业《来鹤集序》，与其《来鹤图》题辞，不但各自都没有时间署款，而且相互也没有提到对方，无法判断孰先孰后；不过，吴伟业卒于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已入1672 年，1 月23 日），因此可以认定至少在此之前，《来鹤集》已经形成书稿。而魏禧《来鹤诗叙》，从其自述“时予客吴门”，结合其较长时间客居苏州（“吴门”系其别称）的经历推测，大约作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陆勇强先生所著《魏禧年谱》，即将作序之事系于本年[8]。不过，从该序来看，似乎此集究竟只收诗歌还是兼收散文，在当时仍然没有确定，除非魏禧听错了。至少序中说它“将付诸梓人”，可见当时还没有真正付刻。至于后来有没有付刻，实际上也不得而知。所以，此集在历史上，也许就只是一种稿本。

另外，作为《来鹤集》编者的张文钺，他的谢世时间又偏偏不知道。这样，此集成书的时间下限就更加难以确定了。倒是它的上限，亦即“来鹤”的康熙四年乙巳（1665），这个时间十分明确。因此，就像《吴梅村年谱》将吴伟业赠诗及《来鹤集序》一起放在该年叙述那样②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442 页；转本年第六条注释，第445-446 页。另外，《来鹤图》题辞，依其上一家王时敏题辞的署款时间“庚戌长夏”类推，即定在康熙九年（1670），见第516 页；转本年第七条注释，第523-524 页。，用这个时间给《来鹤集》定位，这确实是最为可行的一个办法。

（六）关于张道浚及张道淙

张文钺有子张道浚，也是一位诗人。道光年间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二十六本传，有关介绍较为详细：

张道浚，字廷先，又字庭仙，新安人，寓虞山。善山水，又画竹，书法“二王”，工诗，鼓琴，风流儒雅，翛然修洁之士也。著《鹤还堂集》。（《琴川志》、《海虞诗苑》）③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083 册，第428 页。“琴川”“海虞”与“虞山”类似，均系常熟别称。

不过，张道浚的表字，本来应当是“廷宣”。陆贻典《觌庵诗稿渐于集》卷四有一首《人日，张廷宣招饮，怀尊甫鹤客》④陆贻典《觌庵诗稿渐于集》，清钞本，第16a-b 页。，在《觌庵诗钞》卷六题作《人日，张庭仙招饮，怀尊甫鹤客》⑤陆贻典《觌庵诗钞》，雍正元年癸卯（1723）持巽轩刻《陆张合刻》本，第5b 页。，可以推知“廷宣”就是张道浚。而“庭仙”，无论作为表字，还是更大的可能作为别号，其取意类似于张文钺的“鹤客”，明显都与前述“来鹤”有关。至于“廷先”，目前只见到所谓《琴川志》这个系统的文献这样表述，不知是不是因“庭仙”及“廷宣”读音及字面相近而牵连致误。

王誉昌《含星集》卷四有一首五言律诗《听张廷宣弹琴》，尾联“来鹤堂中听，空庭月正圆”自注说：“廷宣尊人以韬作《来鹤图》，诸名人俱有题赠。”[9]这话如果只看字面，那么很有可能会误解为《来鹤图》的作者是张文钺；而其原意，应该是说张文钺请人作图。同时，王誉昌显然也注意到了有关“来鹤”的“题赠”作品很多——他的这个认识，可以视为《来鹤集》的一种侧面影响。

张道浚的所谓《鹤还堂集》，王应奎辑《海虞诗苑》卷十四曾经选录一部分作品，小传称之为“鹤还楼诗一卷”①王应奎《海虞诗苑》，乾隆古处堂刻本，第21b 页。浙江图书馆藏。；又其《柳南文钞》卷一有一篇《鹤还楼诗钞序》[10]，即为该集而撰，当时张道浚谢世已经“二纪”，亦即二十四年左右。从张文钺的“来鹤堂”或曰“来鹤庭”，到张道浚的“鹤还堂”或曰“鹤还楼”，刚好经历了一个循环。而其《鹤还楼诗钞》，连同张文钺个人的《双虹集》（参见下文），也都像《来鹤集》一样，现今很可能已经遗佚了。

好在前述张文镔的《亦有集》，以及其子张道淙的《霅溪吟》②张道淙有关情况，详见拙稿《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常熟〈陆张合刻〉三位作者为中心》。，在张道淙手中付刻，至今还留存于世，从而为我们考察《来鹤集》等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需要注意的是，《霅溪吟》中多次写到“大兄庭仙”，这个“兄”不是张文钺之于张文镔那样的胞兄，而是伯父家的从兄。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艺文志》“清”，同时著录有张文钺“双虹集”无卷数、张文镔“亦有集二卷”、张道淙“霅溪吟一卷”、张道浚“文集一卷”“鹤还堂［楼］诗钞一卷”[11]。这里其他毋论，其于张文镔未注“文钺弟”，又张道淙已经注为“字［文］镔子”，而于张道浚却未注“文钺子”，并且排在张道淙之后，显然没有全面注意到四位作者相互之间的多种关系。

另外，张道浚有一篇散文《游劳（崂）山记》，曾被收入多种丛书及游记散文之类选本，但某些注释称之为“清代新安人，寓常熟”，甚或“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人，寓居江苏省常熟县”（具体出处从略），这里的“新安”明显不妥甚至是错误的。

二、《江左三大家诗钞》版本与三家排序

康熙初年顾有孝、赵沄两人合辑《江左三大家诗钞》，选录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家诗歌，分别以其别号称作《牧斋诗钞》《梅村诗钞》《芝麓诗钞》，各上、中、下三卷，而三家之间卷次互不相属。这样，不同版本在三家排序上，就有可能出现差异。

此集过去常见的版本，以《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所谓“康熙六年（1667）序刊本”为代表，三家次序普遍列作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③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873-874页。编者赵沄之“沄”因繁体形近而误作“澧”。。又如《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所谓“康熙刻本”，不仅内部三家确实如此排序，而且底本的书名页还相应地列有三家次序“钱牧斋、龚芝麓、吴梅村”（版式双行两栏，自右往左）[12]。笔者过去所见，同样也是如此。

这样一来，当我们在比较三家诗歌成就而又认为吴伟业高于龚鼎孳的时候，通常就需要专门对这个现象做一个说明。例如拙著《清诗史》第四章《吴伟业和古代叙事诗的高峰》第四节《江左三大家》，对此集三家排序有意予以回避④朱则杰《清诗史》，分别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75 页；2000 年再版本，第72-73 页。；而《清诗知识》第三辑《典籍介绍》第四十三条“江左三大家诗钞”回避不了，就只好补充说：

但是，它在排列次序上以龚鼎孳冠于吴伟业之前，却并不妥当。——事实上，无论从诗歌创作本身的成就还是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来看，龚鼎孳都明显不及吴伟业；即使论出生年代和科举次第，龚鼎孳也都晚于吴伟业。[13]

特别是十数年前撰写《清史·典志·文学艺术志·诗词篇》稿，第一章《诗》第二节《流派》第二部分《并称群体》第一款即为“江左三大家”，而依据的仍然是常见版本，所以一方面只能说是“指清初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另一方面又补充说：

唯《江左三大家诗钞》……以龚鼎孳《芝麓诗钞》次于吴伟业《梅村诗钞》之前，似乎与作者官位大小不无关系。

该稿按照《清史》纂修的统一步骤，先后修改过好几轮，可是这段文字一直还是如此。只不过其中的省略号处，已经注意到所见“卷首顾有孝、赵沄两序”均以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序①顾有孝、赵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顾有孝《江左三大家诗钞叙》、赵沄《序》，依次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9册，第3页、第4 页。。

直到2019 年，从“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见有国家图书馆藏一种“康熙绿荫堂刻本”（影像版）②网址：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2019 年12 月12 日。，这个问题才得以重新认识。此本卷首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顾有孝、赵沄两序之前和之后，还分别有卢綋康熙七年戊申（1668）序和赵沄凡例，于三家同样也都是以“虞山”（常熟）钱谦益、“娄东”（太仓）吴伟业、“庐江”（合肥）龚鼎孳为序③顾有孝、赵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卢綋《江左三大家诗钞题》、赵沄《凡例》第七款至第九款，国家图书馆藏康熙绿荫堂刻本，第4b 页、第1b-2a 页。即上文所说影像版。。同时，此本不仅内部三家同样如此排序，而且书名页也相应地列有三家次序“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版式同为双行两栏，自右往左）。这就说明，此本三家排序，正符合编者的原意。此集本来的面貌，应该就是这样，才是正常的。因此，这个“康熙绿荫堂刻本”，很有可能正是此集的原刻本。

此集的版本，据河南师范大学2014 级硕士研究生杨琳琳同学的学位论文《〈江左三大家诗钞〉研究》第一章《〈江左三大家诗钞〉的编选者、体例及版本》第三节《〈江左三大家诗钞〉的版本》考察[14]，在三家排序上确实存在上述两个系统，并且各自具体还都不止一种。猜想非正常的那个系统，其始作俑者的出现总在康熙十年辛亥（1671）吴伟业谢世之后，但不清楚具体是哪一种版本，在哪个时间，由什么人操作。而对于两个系统，笔者过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且所知又恰恰是非正常的那一个，以致在涉及三家排序时偏听偏信，所述既顾此失彼，补充说明又多此一举，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有点郁闷。还好《清史》出版迟滞，拙稿该处得以在2023 年3 月的一次校改中趁机更正。现在把这个问题梳理在这里，或可提醒日后的其他读者注意。

杨琳琳同学的这篇学位论文，我当初也未能及时读到，而是承蒙门人周于飞特地见告，因此在这里一并向两位同学致谢。

三、《韬光纪游诗册》与《韬光庵纪游集》

清初释山止辑《韬光庵纪游集》，光绪七年辛巳（1881）武林丁氏竹书堂刻《武林掌故丛编》（第六集）“附刻”有一种乾隆年间戴廷熺、金吰两人合辑的《韬光纪游诗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0 册曾一并据以影印，并在最末附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四集部总集类存目之四关于《韬光庵纪游集》的提要④释山止《韬光庵纪游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0册，第852页。原《四库全书总目》可见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76 页。。

顷见今人标点排印的《杭州文献集成》本，卷首《目录》在“附刻：韬光纪游诗册”的中间插入“韬光庵纪游集附录”这样一个小集的书名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这样一行标题[15]576，又内文从“韬光庵纪游集附录”这里开始另页起[15]647，这就误将《韬光纪游诗册》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而后面这个部分变成了另外一种所谓的《韬光庵纪游集附录》，与《韬光庵纪游集》的关系也完全被搅乱了。至于该《目录》中的这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内文并没有对应的文字，并且事实上已经见于《韬光庵纪游集》卷首诸家序言之后[15]582，因此这里绝对属于衍文。笔者担心日后此本的读者可能会受其误导或者心生疑惑，所以特地予以指出。此外，还有不少其他的细小错误，则读者可以自己留意。

四、《养素园诗》脱文

乾隆年间王钧、王德溥父子先后合辑《养素园诗》，旧有光绪七年辛巳（1881）钱塘丁氏竹书堂刻《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116 册曾据以影印。全书凡四卷，以编者所居杭州养素园“十景”题咏为主体，卷一至卷三依次为《十景旧作》《十景新作》《十景后作》，卷四则为《介寿诗》，以及《浴鹅图》题咏、《耕读图》题咏等，收录各家诗作及词作很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集曾见今人标点排印的《杭州运河文献集成》本[16]，于全书仅收前面三卷；这可能是切合书名中的“养素园”，有意去除卷四，因此形成一个节本。又后来见到另一种《杭州文献集成》本[17]89-176，明确依《武林掌故丛编》本标点排印，四卷完整，但全书止于金顾裴的四句诗歌：

影自空中见，凉从砚畔知。

似经鸿雁口，衔出凤凰枝。[17]175

而金顾裴此诗所在的全书最末一题，系王德溥所作《金麴农、秫田两先生以梧叶吟笺、画扇诗见赠，因叠前韵奉答（澹和原作）》（澹和其字），凡同韵五律二首；金顾裴属于“次韵”三人中的第二人，其诗实际上也是五律二首，上引四句属于第一首的前四句。经对照影印本，可知金顾裴这四句恰巧止于底本卷四的第25b页[18]640，而其后脱漏的金顾裴一首半，以及“次韵”第三人陆飞的两首诗歌，底本都在全书最末的第26a 页[18]641。由此推想，《杭州文献集成》本所用的《武林掌故丛编》本原书，一定是最末这一页缺失了。有些时候，刻本原书可能反而不如影印本，这大概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关于《养素园诗》的编者，拙著《清诗考证续编》第一辑第三篇《清诗总集丛考》第十六条“《养素园诗》编者”曾经指出《杭州运河文献集成》本在王钧、王德溥父子之外误造了一个所谓“曾驭陶”[19]，则《杭州文献集成》本同样也是如此。

五、《国朝诗铎》误收颜统

咸丰、同治年间张应昌辑《国朝诗铎》，中华书局曾据同治八年己巳（1869）永康应氏秀芝堂刻本断句排印，书名改题《清诗铎》。卷首有一份关于全书作者的《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排印本给每家标上序号，非常方便使用。其中第十四家为“桐乡颜统士凤：明诸生，入国朝不仕。有《不除草》。”[20]上册，13 入选作品《贫交行》一首，见于卷二十二“交际”门[20]下册，811。

颜统与著名理学家张履祥为同乡挚友，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内有不少散文及诗歌叙及颜统的谢世。例如卷九《与屠闇伯（癸未）》说：

适亡友颜士凤，祥十有三载肝胆道义之交也，一旦相失，痛何能已！……祥之交游……士凤为最……今年又失士凤。[21]上册，258

卷二十一《邱平叔传》也说：“崇祯癸未，士凤卒。”[21]中册，615 这就可以知道，颜统（士凤其字）卒于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该书附录道光年间苏惇元撰《张杨园先生年谱》，崇祯“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岁”记载更为具体：“秋八月，颜士凤讣至。”［[21]下册，1495 联系该书卷十四《示儿（一：甲辰）》“吾三十以前所交，不愧‘三益’者，惟颜家伯伯一人（字士凤，戊申，与伯父同庚）”提到的生年“戊申”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来看[21]上册，440，颜统享年也恰巧只有三十六岁。

张履祥在颜统谢世之后，不但如上及年谱该条所说“经纪其丧，收其诗文，手录藏之”，而且为颜统写下了许多带有纪念性的文字。例如《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五有一篇《颜士凤诗集序（甲申）》[21]上册，465，据题注时间知其作于明清交替的崇祯十七年，亦即顺治元年（1644），其中列举到的一首“《贫交》诗叹当世之无朋”，应该就是指《国朝诗铎》所收的那首《贫交行》，而它只能作于明代。特别是该书附录的苏惇元整理的《编年诗文目》，记载张履祥在崇祯“癸未”和“顺治甲申”这两年还写有《哭颜士凤文》和《颜士凤传》《书颜士凤传后》等[21]下册，1520；可惜这三篇文章在这个以同治十年辛未（1871）江苏书局刻本为底本的“全集”内都读不到，并且不知道别处是否还有保存，不然对于了解颜统的生卒年之类将更加直接、确切。

不过，《编年诗文目》第一条列“崇祯壬申：《送颜士凤之金华序》”[21]下册，1520，《张杨园先生年谱》崇祯“五年壬申［1632］，先生年二十二岁”相应记载：“是年颜士凤之金华，先生作序送之。”[21]下册，1492 这并不准确。盖该文在《杨园先生全集》内也见于卷十五[21]上册，463，题下明确注有写作的年份“癸未”，亦即崇祯十六年（1643）。唯其正文说：

颜子士凤，予自定交后，盖各相期勉，毋为乡党之学；既岁行一周矣，将有金华之行……

这里从崇祯四年辛未（1631）两人定交算起①参见《杨园先生全集》附录《张杨园先生年谱》，中华书局2002 年版，下册，第1491 页；或前引《与屠闇伯（癸未）》“十有三载肝胆道义之交”云云。，“岁行一周”，意思是已经一“纪”十二年②参见拙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金渐皋等五位嘉兴作家为中心》第五条“屠爌”，《嘉兴学院学报》2023年第2 期，第53-55 页。；苏惇元将其理解作一年，所以导致了这个错误。

附带关于拙著《清诗考证》初编，第二辑第十一篇《清诗总集作者丛考》第一条“《感旧集》《国朝诗铎》误收程嘉燧”曾经指出《国朝诗铎》误收明代诗人程嘉燧（《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第十一家）[22]546—548，现在颜统又是一个例子。又程嘉燧“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十二月’（公历已入1644 年）”[22]546，恰巧与颜统卒年相同，可见这种朝代相邻之际的作家最容易出现错误。而如同这里的引文所示，拙著于年号纪年脱漏了一个“十”字。虽然按照拙著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公元纪年三者并出的所谓“三保险”做法③参见《清诗考证》初编第三辑第八十篇《袁枚诗集编年干支及其他》有关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1123页。，这个错误读者很容易看出来，但毕竟是一个错误。因此，我从2019 年开始，索性将自己使用频率最高的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至“民国”这个阶段的年份，专门建立了一个word 文件，每次写文章用到的时候，就从这个文件“复制”“粘贴”，而不再参照历书临时打字。这样，每个年份的三种纪年法绑定在一起，就再也不会出现其中某一种不一致的情况了。

六、《天台三高士遗集》编者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235 册，影印有一种宣统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天台三高士遗集》。同时，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也有对应的影像版④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2021 年5 月15 日。条目的书名误作“天台山高士遗集”。，阅读更加方便。唯影印本和影像版，有关标注均将编者定作齐召南，这是一个疏忽。

此集原书各处，编者都没有正式署名。但卷末有一篇张廷琛跋文《书天台三高士遗集后》，头尾如下：

予尝搜罗乡邦文献，辑朱觉庵、徐确庵及族祖菊人三先生诗文，为《天台三高士遗集》。又辑题赠三先生者，为“外集”。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五，“外集”失去。拟重加编订排印，而借笔砚为衣食，既无暇晷，亦乏余资。今岁春，吾友金大令性山亲为删定校印，其资则赵茂才肖秋所独捐也。……宣统三年，岁次辛亥［1911］，三月朔旦，乡后学张廷琛谨识于莪园隐居之两铭楼。⑤张廷琛《天台三高士遗集》，宣统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a-2b 页。即上文所说影像版。

这就很清楚，此集编者乃是张廷琛。

此集还有一位参与“删定校印”的金文田（性山其号），卷首有他的一篇总序。遗憾的是，该序一味夸赞“吾友赵君肖秋惧久而失也，爰出资排印，属余序其简端”⑥张廷琛《天台三高士遗集》，宣统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b 页。，而只字不提张廷琛，这样读者确实不容易想到张廷琛。特别是内文第一家朱之任（觉庵其号） 《逊敏堂稿》卷首，有一篇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原序，开头从“三高士”引到朱之任：

吾台有“三高士”，曰确庵徐印卿，曰觉庵朱君巽，曰介靖张菊人，皆贤而有文。当明季，隐居不出，清风苦节，足与古人颉颃。其操行语言，至今乡里间传相戒勖。虽妇人孺子，语及某先生，即肃然改容，其方正服人如此。三人中，著述最富则推觉庵先生。先生……①张廷琛《天台三高士遗集》，宣统三年辛亥（1911）木活字本，第1a 页。

此序又载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四②齐召南《宝纶堂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 册，第515-516 页。文字多有出入。，标题即作《朱觉庵遗集序》；但它这种写法，又恰巧出现在《天台三高士遗集》三家之首，如果读者不注意它的中心所在，就有可能误以为此序是为整个《天台三高士遗集》而作，进而误以为齐召南就是《天台三高士遗集》的编者。不过，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之所以定齐召南为编者，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齐召南的名气太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忽略了张廷琛的那篇跋文——特别是如果某个时候刚巧脱去了。

当然，于此集编者著录正确的著作应该也不在少数。例如阳海清先生编撰《中国丛书广录》“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本著录”，编者即明确定为张廷琛③阳海清等《中国丛书广录》“类编丛书（5001-8890）·集类（8001—8890）·地方艺文类（8356-8409）”，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上册，第68 页、第814 页，编号“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