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隐的苜蓿

田鑫

带着《贺兰山植物志》按图索骥在贺兰山寻找野生且开花的植物，约等于拿着通缉令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通缉犯，这个比喻或许并不贴切，但却是我在山里寻找了一个夏天之后最切身的感受。

好在，寻找的路上，总有意外收获，比如发现了一些不在寻找之列，又很有代表性的植物。比如，苜蓿就是一例。当时，我正坐在拜寺口的一块石头上，对着一具岩羊的白骨发呆，眼前突然就出现了熟悉的画面：一株苜蓿，正迎风站立着。

它的茎斜生着，羽状的三出复叶均匀地镶嵌在微披柔毛的分枝上，螺旋状的荚果，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最耀眼的属紫色的小花，正朝着太阳，看上去悠闲自得，似乎很享受这里。我猜想，这不是刻意种下去的，应该是很久之前遗落的一粒种子，在这里扎了根。

我是在六盘山腹地的一个小村庄里认识并熟悉苜蓿的，那里出门就是土地和大山，每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苜蓿地，地里成片的紫花苜蓿，是养牲畜的保障，也是黄土高坡上献给自己的诗情画意。

我家的苜蓿地，在院子的东侧，一出门就可以躺在里面。苜蓿还没长高的时节，我经常会躺在苜蓿地里，看白云慢悠悠地从天空飘过，听虫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也追着蝴蝶跑过。多年以后，我才确定，我曾在一块苜蓿地里拥有过不一样的童年。

在一生疼爱牲畜的祖父眼里，苜蓿是上好的饲料，不管是嫩草还是青储，牲口吃了苜蓿，一定会长膘。并且苜蓿喂养出来的牛，毛色光滑油亮，有绸缎的感觉。于是，割苜蓿就成为我回忆祖父的一个细节。

苜蓿刚露出地面时，我们会挎上篮子去掐苜蓿芽，为的是中午就着热馒头吃。吃过苜蓿芽后，很长一段时间，苜蓿就独自生长着，远远地看过去，一地的紫色碎花，煞是好看。不过，大人们不会去操心它的花是三瓣还是五瓣，他们只等着苜蓿成熟，割来给牲畜解馋，因为在此之前，牲畜们只能吃麦草的青储。

到了夏天，祖父喝过早上的罐罐茶之后，就带着镰刀，推着架子车朝苜蓿地里走。这时候，露水褪去，苜蓿变得柔和，喂给牲畜能吃出鲜嫩和清香。很快祖父就拉着半架子车的苜蓿回来了，我最怕跟祖父铡苜蓿，拿比我还高的铡刀，被我两只手死死攥住，使劲摁下去的时候，刀刃上就弥漫出一股清香。

割苜蓿，铡苜蓿，看牛吃苜蓿，成了我乡村记忆中最具体的细节。小时候，我原本以为祖父会割一辈子苜蓿，我也会一直在苜蓿地里摸爬滚打，谁知道祖父到了古稀之年的时候，我们家就不再养牛，苜蓿地后来变成了荒地，一地的碎花苜蓿就此消隐。

当我再次和一株苜蓿相遇时，才意识到，苜蓿这个意象已经在视野里消失很久了。现如今，祖父早已长眠于曾经种过苜蓿的那块地里，而成群的牛羊也从我的村庄消失。物是人非，叹息毫无意义，其实，我更为好奇的是，苜蓿消隐到了哪里？

苜蓿最早应该消隐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有线索，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随后，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史记》里说，汉朝时“离宫别观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一个“极望”，可见当时苜蓿的种植之广。在传入中国之前，苜蓿被古希腊人视为神圣的植物，用于祭祀和喂养马匹。而到来中国，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从神圣之物变成亲民的植物。

要想在贺兰山寻找苜蓿的踪迹，马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贺兰山和马有着不解的渊源，它的得名就和马有关。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写道：“山多树林，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如果将马的踪迹置于贺兰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王朝更迭脉络：不管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贺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义渠戎，还是在贺兰山一带设置上定郡的秦人，抑或汉武帝时先后进行大规模的移民，都把贺兰山当作重要的游牧区与养马地。一直到清代，随着大量的移民来到宁夏，贺兰山周边才逐渐成为重要的农耕区，统治者最终放弃了持续在此地延续了千年的牧马业。

贺兰山已经见不到野马的影子，散养的马也早退出了贺兰山保护区，要想寻找马的踪迹，只能到岩画中去。在贺兰山数以万计的岩画中，马和鹿图案为主的可辨识度最高，最近几年，石嘴山市境内的贺兰山深处，还新发现了一幅古人驯马的岩画。画面上，马体形态趋向肥硕，形象逼真。磨刻和凿刻结合的制作手法之下，这匹风格粗犷，线条古朴流畅的骏马，让人浮想联翩。可惜，汉朝时才从西域引入中国的苜蓿，没有机会以线条的形式永久留在贺兰山。它们从落地那一天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生长期，现在，散落在东麓的苏峪口、黄旗沟，散落在西麓的哈拉乌北沟、北寺沟，成为贺兰山植物群中的隐者。

苜蓿曾长期隐匿在诗歌里，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的《灵州》一诗中：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葡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从诗中可见，汉朝时“离宫别观旁尽种”的葡萄和苜蓿，在贺兰山下落地生根。我见到的这一株，应该是它的后代，只不过它有些孤独，有风吹过来，它就随风起舞；开花的时候，它努力地为蜜蜂提供这蜜源；而更多的时候，它则隐士一样，躲在石头堆里看云卷云舒。苜蓿虽然不是贺兰山最耀眼的存在，但一定是最逍遥的隐者。它是孤独的制造者，也是孤独的享受者；它本身就很孤独，因为它是孤独本身。

其实，它最大的本事并不是孤独，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曾写道：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一个梦。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写过嶡草、鸢尾花、野蔷薇……但只有在写苜蓿的时候，它才写到要去造一个草原。是的，苜蓿是有这种能力的。作为可以改良土壤及作物育肥的植物，苜蓿将根扎在贺兰山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小面积的草原，它用碧绿而纤细的茎生出心形的叶子，用绿和紫色，为蜜蜂和蝴蝶指路。我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最后有没有用苜蓿种出一片草原，但是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就是一片苜蓿肥嫩油绿地开放了。

苜蓿从舌尖永久地隐匿了。我最喜欢的散文作家汪曾祺，写过一道美味叫草头，这是上海人的叫法，他们的吃法是“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而六盘山区的人称其为苜蓿芽，吃法简单质朴：清水焯过之后，撒少许盐，倒少许油，搅拌过后就馒头吃。贺兰山上没有成片的苜蓿，我也早就错过了吃苜蓿芽的时候，不过上网搜索，竟然有储藏的苜蓿，赶紧下了一单，是春天采摘之后，冷冻的苜蓿芽。在按照乡下的做法烹制之前，我早早买好了热馒头，可是，一口塞进嘴里，却并不是童年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冷藏过程中味道受了影响，还是我的舌头已经忘了苜蓿最初的感觉，总之，网购的苜蓿芽，吃起来满是疑惑，并没有带我回到童年。后来，我在银川市区的某个餐厅的菜单上也看到过苜蓿，但被厨师告知，由于货源问题已经很久没做了。看来，苜蓿从舌尖上隐匿了。

作为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苜蓿属在贺兰山共有四姐妹：花苜蓿（野苜蓿）、紫花苜蓿、天蓝苜蓿和阿拉善苜蓿。花苜蓿（野苜蓿）分布于東麓苏峪口沟、黄旗沟；西麓南寺沟、镇木关沟。紫花苜蓿在东西两麓的一些沟谷、河床及路边可见；天蓝苜蓿则分布于东麓苏峪口沟、拜寺、黄旗沟和西麓的哈拉乌北沟。而以贺兰山的地名命名的阿拉善苜蓿，则彻底地消失了。作为贺兰山重要的优质牧草植物，为贺兰山山麓特有种，原本分布区极小，种群数量少，野外已很难见到，植物研究者经过数十年的寻找均未找到踪迹，不存在模式产地的植物标本，因此判断已处于灭绝状态。究其原因，《贺兰山植物志》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由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垦。

因一株苜蓿，翻出了记忆里的苜蓿，以及隐匿在历史长河中的苜蓿。这外来之物，从最初的马饲料，到现在的药用植物和美味佳肴，从家乡最熟悉的植物到贺兰山上孤独的身影，它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的演变，更是中华文化包容与融合的最好证明；不仅仅是一个游子对故乡的回味，更是一种对苜蓿身份的重新确认。其实，不管是隐匿在诗歌里，还是菜单上，在我寻找消隐的苜蓿的过程中，它早已经悄悄在我心里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