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人性观角度分析中国传统人性论

孔意湘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人的本质问题或人性问题不仅是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弥新、充满无穷魅力的话题。每一时代，甚至每一时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力图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人的本性，每一种社会形态制度的架构、机制的运行、文化的变迁、价值的选择和理想的建构，其最深刻的根源和根本依托都是一定的人性论。

一．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模式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善——恶”的框架下进行的，大体来说，中国古代人性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人性无善无恶说。执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告子。他提出人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认为人性是人天生固有的资质。他说：“生之谓性。”[1]又说：“食色，性也。”[1]在这里，告子以人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为人性，将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人性，认为人性与物性是一致的。既然人性与物性是一致的，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当然谈不上善恶。他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1]所以仁是善，而人性却谈不上善。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说，从另一方面说即是可善可不善，关键是看怎么引导。为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王安石的思想与告子类似，也是坚持性不可以善恶言，主张：“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2]认为现实中的善恶来源于情：“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2]

(二)人性善说。执此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所讲的性善，是指天性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孟子认为从人的本质来看，都是可以为善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从人的“类”本质出发考察人性，将人与动物相区别来论证人性问题。“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1]在《离娄.下》中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

(三)人性恶说。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不仅如此，法家也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固有本性。

(四)人性有善有恶说。人性有善有恶说，即人性中既包含善性，也包含恶性。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世硕，此外还有公孙尼子，以及西汉后期的杨雄。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4]杨雄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4]又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4]

二、马克思主义人性学中蕴含的中国传统人性论

人性或人的本质理论简称为人性论，就是要回答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国传统人性论在善—恶架构下主要有四种模式。其知识理性不容忽视，甚至连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都与我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把人性的含义界定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类特性，是人的本质表现和实现，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一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二是人的类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这里劳动便是人的本性。在中国传统人性论中谈到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学者几乎为零。但墨子却看到了人类的劳动可以把物和人加以本质性的区别。用他的话就是：“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不赖其力不生。”[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就在于物种的生活活动方式，而人的物种特性就在于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意识有时也可以成为人禽之别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这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荀子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己也？……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3]“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更是指出“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人则有人之道矣。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我们更关注人在异化劳动中的生存状态。“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5]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异化这一说法，但其逻辑却与异化非常接近。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6]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6]张载的“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4]这些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来分析均属于异化说。

三、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知识理性不容忽视，但从整个中国人性论史来看，其理论还有许多非科学的思想谬误存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作为价值判断的范围过于宽泛。马克思坚信不是人性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首先是把价值现象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指出价值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活动中的普遍内容。而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某种先验的，神秘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立足于对人类对象性活动，主客体关系中的“两个尺度”的理解，坚持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观点。依据生活实践本身的丰富和历史进步性，来说明价值的无限多样性及其发展趋势，区分了价值的主客观形态。

而中国传统人性论却撇开了上述的理论观点，将一对先验的，未经分析和论证的善恶作为价值概念，并将这对价值观念作为判断标准，附着于任何事物。这显然违背了价值判断的客观规律，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要知道善恶回答的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不是实在的判断。对人性认识不能用简单的经验描述或是价值判断，而是要有一个逻辑和规范设定的问题。人性仅仅取决于人之所以为人所要求于人的究竟是什么，善恶作为价值判断必须以人为标准，善恶的标准总是随着人及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说一般的人性是善或是恶。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进行研究时，他的视角直接转向了人性内在规定性范畴，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性与科学性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带有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几乎一切舆论、制度、规范、宗法等都是为等级制服务的，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所谓“存天理，灭人欲”，[4]从根本上否定个体的人格和品质，下一等级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上等阶级的财富、工具而已。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从思想上加强对国民的控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大兴文字狱，从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到八股取士，统治者从文武双方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真正体现了他们的“文治武功”。[4]统治者如此，作为屈从于一定时代统治秩序的思想家也毫不逊色。张载在其《正蒙.神化》里就讲到：“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者乎！存神过化，忘物累而顺性命者乎？敦厚而不化，有体而无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丧已也。”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宋明理学更把先秦的重理轻欲说推到了极致，根本否定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不可否认，也有少数思想家能够冲破纲常礼教的羁绊，提出惊世骇俗之理论，但人数却少得可怜。

历史从来就是一个连续体，传统往往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特征。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之中，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我们。中国传统人性论亦是如此，它有着丰富的思想火花，但在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上还有待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将劳动作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人的意识、社会性以及人的内在需求的根据，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性问题的真谛，使得人性问题从整体上得以完善，弥补了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缺陷。

[参考文献]

[1] 金良年. 孟子译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 董治安，郑杰文. 荀子汇校汇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4]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谭承耕. 论语. 孟子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