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博物馆碑林

吴艳

大理古城复兴路南段杜文秀元帅府是大理市博物馆所在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体现之一就是拥有数量众多的碑刻。

墓 碑

大理国时期的墓碑距今千年有余，残泐严重，多为青石质，厚重古朴，与唐南诏德化碑风格相近，有的带碑额，中刻尊胜佛母，碑阳为墓志，碑阴刻梵文，体现了浓厚的佛教氛围。

大理国故高姬墓铭。青石质，高83、宽51、厚16厘米，两面刻文，杨俊昇撰。墓主高姬，名金仙贵，翰林郎李大日贤之妻，相国高妙音护之女，其母为大理国第十六代王建德皇帝段正兴之女段易长顺。

杨俊昇碑。青石质，碑高100、宽58、厚17厘米，碑阴刻梵文经咒。墓主即《大理国故高姬墓铭》的撰写者。碑右刻墓主杨俊昇生前官职为“衡鉴君圀谏议大夫”，左刻封号“谥曰释龟儒镜圆国师释照明”。其中官职的国字写为圀，是唐武后时期写法，为大理写经和碑刻多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故大理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叙。青石质，高100、宽52、厚15厘米。碑文叙述墓主姓杨名公，为儒释世家。曾祖杨觉慧被大理国王段正兴尊为师，母亲是“义学教主赵德馨之长女”，杨氏为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世家之一。

故大阿左梨赵道宗墓碑。青石质，通高128，宽52、厚18厘米。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立，两面刻文，碑额篆“左梨释道宗墓碑铭八字，旁饰花纹及梵文数字。

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琏墓铭碑。青石质，高84，宽54、厚14厘米。墓主段琏，字继昌，卒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碑文述其先祖出自战国庄蹻开滇时，其父段正在元初赛典赤执政期间任归措库提控（官名）。

弘农氏故千户护碑。大理石质，高145、宽100、厚14厘米。两面刻文，额篆“弘农氏故千户护碑”周围刻精美花纹和五方佛种子字母，碑阴刻梵文，碑额中刻尊胜佛母像。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立。杨护，卒于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享年五十九岁。碑文叙述杨护一家的世系流传及其生平。

杨孝先墓碑。大理石质，残高96、宽60、厚16厘米。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立，支渭兴撰，圆护书丹，段功篆额。此碑记述了墓主杨孝先家世及生平事迹，碑文述其先祖为华阴人，随鲜于仲通征云南兵败后留大理，为云南王阁罗凤重用，曾劝异牟寻与唐重修旧好。

布燮陈氏同穴墓铭碑。大理石质，高78、宽48厘米。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立，前邓川州儒学训导苍山赵昌撰文。此碑是迄今发现唯一记载明代喜洲城建筑情况的碑文。

考赵公妣王氏陈氏碑铭碑。大理石质，半圆形碑额，碑高157厘米、宽89、厚16厘米。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立。碑两面刻字，碑阳刻汉文，碑阴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墓主赵公名节，海东寅地庄人，碑文对研究明代白族宗教信仰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老先生墓表碑。大理石质，高170、宽80、厚15厘米。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立，李堂肯撰，杨济松书丹。墓主高老先生，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碑文夸赞高老先生博览闳通，才学过人。

霞溪楊公墓表碑。大理石质，高177、宽72、厚4厘米，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29年）立。杨公，名绍震，字光西，号霞溪，原籍南京。先祖明朝洪武年间随军征云南后举家落籍大理。

圆寂大戒比丘尼龟鉴关主塔铭。大理石质，高103、宽55、厚15厘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立。云南提督张国柱篆额，名僧担当撰并书。碑文记叙了一位出家修行的女佛教徒广照，号龟鉴，俗家姓杨，昆明人氏，世代笃信佛教，携子净慧出家，圆寂后，其子净慧建塔纪念。担当时年七十九，自号“八十翁”，书法以瘦劲清奇豪放练达著称，此碑却为楷书，工整娟秀，清新婉丽，实属担当书法少见之作。

神道碑

元代大理还出现有一种比较特别和典型的墓碑，称为神道碑。碑文文字较为简略，甚至通体刻梵文，夹书一行汉字“追为某某亡人神道”，背侧刻有年代，似为经幢的简化形式。

董益碑。大理石质，高90、宽50、厚17厘米。碑阳竖刻“大理宣慰使司札付董益充木匠提举墓铭”寥寥十七字。大理宣慰使司为元朝在大理的行政统治机构，“木匠提举”是褒奖艺高木匠大师的誉称。

追为亡人杨观音护神道。大理石质，通高104、宽44、厚22厘米。碑额上刻云纹，中刻尊胜佛母像，碑文为梵文，碑右侧刻“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一切诸天菩萨”和“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故六十六寿终”两行汉字。

追为亡人大师李珠庆神道。大理石质，高73、宽51、厚13厘米，立碑年代不详。碑文述李珠庆出生于绘画世家，洞明儒释之学，长于绘画佛事，被封为“玄机拔萃明德大师，皇庆壬子构别堂于感通山，至元戊春结制与华藏寺，卒于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

追为亡人杨昭宗神道。大理石质，高102、宽50、厚13厘米。至正二十八（公元1368年）年立。墓主杨昭宗，字彦诚，号复斋，其先为大理巨族，因其生前习通经史，请任为蒙化州学训。墓志由儒林郎前大理路推官李敬仁撰，江南武林灵隐寺沙门晚堂书丹。

墓 志

墓志指放在墓里的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墓志上下两层为一盒，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盖刻标题，底刻墓志铭。大理市博物馆所藏墓志铭，多为苍山山麓下明代墓葬中出土。

明故户科左给事中杨公墓志。大理石质，墓志一盒二块，方形，58厘米×58厘米。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镌刻。志文记墓主杨士云，字从龙，号弘山，别号乾乾斋九龙真逸。大理府太和县人，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九月八日卒，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弘圭先茔，享年七十八岁。志文仅百余字，却是研究明代著名学者杨士云生平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大明李文肃公墓志铭。大理石质，墓志一盒二块，方形，志文下半段残，51厘米×53厘米。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镌刻。志文记述墓主人李元阳，字仁甫，为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因“议大礼”被贬谪，任监察御史刚直不阿、任荆州知府政声显著，归乡后修塔寺路桥，造福乡里。志文记其生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卒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十二月二十日寅时，享年八十四岁，最末述其世系，对于佐证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明故将仕郎医学正科段公府君之墓。大理石质，墓志一盒二块，方形，41厘米×43厘米。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镌刻。段公名显才，字文用，大理太和人，世居苍山门北街，生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卒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志文记载，段显才为医学正科，其长子段纯世袭医官，次子段绣为义官。该碑为研究明代医事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

故溪氏墓志并叙。青石质，通高110、宽45、厚17厘米。碑阴刻《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文记述墓主溪智为大理国名医，其先出于“长和之世，安国之时”，印证南诏权臣郑买嗣所建大长和国并有“安国”年号的史实。

故大理路差库大使董踰城福墓志碑。青石质，高110、宽58、厚16厘米。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43年）立。碑文追述董踰城福先世为南诏僚佐董匹第二十七代孙，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派兵讨伐缅甸，在龙尾关建粮仓，任命董踰城福为差库大使，因克己尽职受到上司的赞扬之事，可补正元朝征战缅甸史料之不足。

故宝瓶长老墓志铭碑。大理石质，通高80、宽50、厚12厘米。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立，大理卫太和千户所昭信校尉土官陈荣篆额，杨守中书，大理进士杨森撰文。宝瓶长老杨德生于大理喜洲杨氏家族，此家族为佛教密僧阿吒力世家。

寿藏碑

寿藏，亦称寿域，俗称生基，生居，是人死前即已建好坟墓的称谓。在白族的葬俗中有在老人在世时即为其建坟立碑的习俗，认为可以添福增寿。

杨公寿藏志铭碑。大理石质，高83、宽47、厚9厘米。五峰儒士杨守中书，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杨成夫妻预立。碑文记载喜洲作邑村太和巨擘世家，弘圭巨族杨氏，其先祖为元朝重臣之孙，大都人，后随忽必烈征云南，落籍喜洲作邑村，到明代，改姓为杨，作良民诸事。

董处士同妻寿藏铭碑。大理石质，残高90、宽48、厚9厘米。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立，由大理著名隐士桂楼先生存诚道人杨黼篆盖，锦江陈渊撰文。碑文述董处士董成自远祖董伽罗起皆为传播密教的阿吒力，董伽罗是大理国国王段思平的国师。

大师陈公寿藏铭碑。大理石质，碑高140、宽54、厚13厘米。额正中刻阿弥陀佛像，四周刻八个梵文种子字。碑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立。墓主陈能，生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七十一岁时树此寿碑。

寺院碑

大理有着妙香古国的美称，自佛教传入大理以来就为南诏大理国统治者所推崇，不但赠封释僧为“国师”、“师僧”，还广建佛塔寺院。

高兴兰若篆烛碑。青石质，半圆额碑，高122、宽55、厚10厘米。大理国定安四年（公元1198年）立。定安为大理国皇帝段智兴的年号。碑文叙述为高兴兰若建寺因由，是大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寺庙碑。

三灵庙记碑。大理石质，高95、宽65、厚6.5厘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立，五峰兰雪道人杨安道书并篆额。三灵庙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一所重要本主庙。此碑记载了三灵庙来历的神话传说和建庙的緣由。碑文记载，“一灵乃吐蕃之酋长，二灵乃唐之大将，三灵乃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也。”

地藏院记碑。大理石质，高105、宽49、厚15厘米，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立，大理名人李元阳八十三岁所书。碑文记述了崇圣寺地藏院的来历及地藏菩萨信仰的情况，是研究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碑额篆书“地藏院记”四字，直行楷书婉丽俊逸又不失挺拔坚韧，实为李元阳书法之珍品。

重修大慈寺记碑。大理石质，高114，宽60、厚17厘米。明弘治八年（公元1496年）立。大慈寺始建于南诏异牟寻时，是南诏国国相张相成到唐王朝取经学习后依照长安、成都大慈寺的样子修建的大理地区第一座寺院，为大厘城（喜洲）重要佛寺。碑文记述了大理地区佛教源流，大慈寺建寺的缘由，直至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重修后因遭洪水损坏。

玄真观常住碑。大理石质，碑高157、宽65、厚14厘米。方形额，额中书“玄真观常住碑”六字。兰村居士邹祚永撰文，记述了玄真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至万历年间落成，蔚为可观，然年久失修不复旧貌，直至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郡人罗士杰协力重建，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竣工，殿阁焕然一新。感慨寺观三十年春秋兴废历史，大理地区对宗教信仰之坚定可略见一斑。

儒学碑

早在东汉，儒学就传入大理地区，南诏大理国时期，儒学更是深入到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影响深远。明清两代，儒学思想深入民心，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大理地区，关于儒学的碑刻就是这一史实的最好证明。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碑。青石质，高180、宽88、厚13厘米。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立。碑文记述元初大理、中庆等路兴举学校，推崇儒学的情况，涉及赛典赤·瞻思丁来滇主政后推行儒学，教化民众的重要史实，可与郝天挺、张立道来大理调查儒学的史料相印证。

崇奉圣旨碑。大理石质，碑额正中刻有“崇奉圣旨”4字，碑体巍峨高大，通高165，宽75、厚15厘米。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大理路军民总管府立。碑文为元世祖忽必烈崇奉孔子，宣明教化，保护学校的圣旨，是元代为了政治统一的需要，将尊孔重教的思想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并被地方立碑加以崇奉的实物例证，其内容印证了元代推崇儒学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加封圣诏碑。大理石质，半圆形碑额，体量高大，高300、宽120厘米。碑额正中刻楷书“加封圣诏”四字,周刻双龙捧日浮雕。碑身高180、宽100、厚20厘米,四周刻缠枝莲纹,中间刻碑文。文分上、下两段。上段刻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阎复撰写的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圣旨,下段刻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尚书省据旨行文各地建立加封孔子“圣诏”碑石的文告及刻立碑石职事人员名单，是元朝政府在云南尊奉孔子，积极推行儒学教育、广置孔庙为学校的实物见证。

敬一箴碑。大理石质，高150、宽107、厚8厘米，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立。碑额刻有篆书“御制”字样，碑文为是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教化天下，宣扬儒学所写文章。后此文作为御文颁行各地，立石孔庙要求诸生“服膺圣训”、“一体遵行”。

训饬士子文碑。大理石质，首部中刻御制二字，左右线刻龙纹，线条流畅，雕琢精美细致，充满皇家气派。通高167，宽89、厚15厘米。康熙四十八（1709年）年立，碑文右行为康熙皇帝亲撰，是告诫读书人的生员守则。地方官员恭敬刻碑立于文庙，为大理地方执行中央政令的实物见证。

对儒学的推崇极大的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读书习经风气的形成，汉文化的影响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大理白族地区文人辈出，明清两朝大理地区科甲繁盛文人辈出，大理市博物馆所藏的科举题名记碑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科举的情况。

古代学校教育主要依托文庙、书院、私塾、义学开展。从元代广建文庙起，文庙就成为儒学教育的圣地，无论几经兴废，始终不废修葺，孜孜以求孔子之道。

题名碑

大理府卫州县历科进士题名记。大理石质，高192、宽92、厚15厘米。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立于文庙，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皇帝面试后榜上有名者。碑文分为四段，上下并列。上段为序文，记述大理学校教育之历史沿革，下三段记明代大理卫各县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180年间历科进士名录45人，其中万历三科提名为后人补刻，包括杨南金、杨士云、李元阳、邹尧臣、赵汝濂、高崶等一大批白族著名学者，是研究明代大理文化教育和地方士子科第情况的重要史料。

大理府卫历年贡士题名记。大理石质，碑残高100、宽63、厚10厘米。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立。贡士是对参加全国范围科举考试考中者的称呼。碑文内容为大理府卫历年贡士题名，现仅存两行，应有三十四名贡士，现可识者仅存十五名。为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学校碑

创建太和县学文庙记碑。大理石质，高160、宽82、厚13厘米，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立，鹤庆知府马卿撰，大理同知周儒立。碑文先述儒学在云南传播的过程，后述文庙发展的历史，记述了在太和县在县学内创建文庙，以方便县学儒生对先圣的祭祀礼拜，可见儒学为当时学校的。

重修文庙塑诸贤像记碑。大理石质，通高158、宽91、厚9厘米。正德十四（公元1519年）立，大理府知府汪标撰文，大理府同知方宸书丹，大理府通判喻河篆额。碑文首先叙述了儒学和文庙在大理地区的发展历史，后叙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仲夏大理府文庙中塑像因地震损毁后，在多方努力下重塑大成殿铜塑像、两庑泥塑像共计125尊，塑像之多，可见当时大理文庙规模之大，是重要的地方史料。

大理府为清查学田碑记。大理石质，碑高145、宽85厘米。两面刻文，碑阴刻西蜀刘翾书“翥”字。碑阳刻文分为三节，上节书钦差整饬金腾兵备带管分巡金沧道云南按擦司副使部将大理府及太和县县学的学田租金收取和使用情况。二、三节为各佃户姓名及田亩分布情况，是当时学田管理制度的翔实史料，为研究明代云南教育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买补修葺文庙庄田碑。大理石质，高176、宽63、厚8厘米。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立。碑额正中直书三行楷书“买补修葺文庙庄田碑”，旁饰双凤朝阳图案。碑文述大理府太和县为兴儒学，在蒙化府、宾川州等地，置田纳租，用于文庙修葺的情况，体现了当时对于文庙作为学校的建设和扶持，是研究清代大理地区儒学的重要资料。

诰封碑

诰封就是皇帝以颁布命令的形式对臣子及其亲属进行封赏。明清时期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诰封制度，一至五品官员授以诰命，六至九品授以敕命，夫人从夫品级，三品及以下分别称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为了更好地保存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勒石以记，便出现了诰封碑这种碑刻类型。

诰封杨杲之妻李氏碑。大理石质，高102、宽53、厚10厘米。碑文为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十月初十日，嘉靖皇帝加封金吾前卫经历司收粮经历杨杲之妻李氏为孺人的诰封。

杨绍震诰封碑。大理石质，高178、宽74、厚4厘米。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立。碑文述道光皇帝诰封湖州府乌程县知县杨绍霆之胞兄杨绍震为文林郎、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之事。杨绍霆，喜洲彩云街人。道光二年（公元1882年）壬午恩科第三甲第53名，历任浙江省奉化、江山、乌程县知县。

张于恭诰封碑。大理石质，高162、宽76、厚10厘米。碑文为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道光皇帝任命张于恭为福建省台湾府南路海防同知的圣旨，后世立碑以彰其功。张于恭（公元1756年—公元1831年），白族，字竹亭,号文安,别号印渠，喜洲人。

记事碑

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有着特殊功用的记事碑，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我们留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庐公祖建义仓福民碑。大理石质，高175、宽67、厚17厘米，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立，举人张庚撰。碑文追述了历代建义仓的历史及大理府郡丞庐公在大理任职期筹建义仓一事的经过并大加褒奖。末尾记录了当时捐资修建义仓的人名，其中有白族著名文化名人艾自修等。

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大理石质，碑高210、宽110、厚15厘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立。碑文内容为太和县知县王孝治亲撰，述其在任期间利用将军庙涧之水，新修沟渠用以灌溉阳南西南龙尾甸两千多亩农田，造福于民一事，是研究清代大理水利史的重要资料。

新建挖色城池碑记。大理石质，高160、宽82、厚13厘米，两面刻字。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杜文秀起义军督修挖色协理军机后军大将军杨立诚、镇守挖色修城池飞骑大将军马元青、镇抚挖色兼修城池右師右参军马知经将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所立的《创建太和县学文庙记碑》运往挖色，在碑阴刻下《新建挖色城碑记》，记载了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军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在挖色修建城池以巩固洱海东岸的防守抵御清军镇压一事。是为数不多的杜文秀起义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碑两刻，跨越两朝，相距339年，实为大理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大理市博物馆所藏碑刻还有很多，可谓是不胜枚举。碑刻涉及大理历史发展进程的各方各面，不但记载着厚重的历史，更是历史沧桑的见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精美绝伦的石刻艺术、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使其成为独具魅力的特殊文物展品，具有珍贵的史料和书法艺术双重价值。近年来，大理市博物馆加大了碑刻的征集力度，积极寻访和掌握分散在民间的碑刻线索，通过充分地利用大理独特的碑刻资源，努力营造良好参观氛围，不断提升文化品味，重建大理古代文化资料宝库。

责任编辑 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