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宰相的白族恩师李元阳（下）

施立卓

归去来兮 宦海浮沉二十载

今悟昨非 园花减辉不惑年

嘉靖二十年。这一年，李元阳44岁，这正是人生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黄金时期。然而，心灰意冷的李元阳却又一次强烈地萌生了归隐家园的念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将晋朝陶令公的《歸去来兮赋》捧在手中诵读：“归去来兮，田园荒芜胡不归！”

这时，他的父亲病逝的噩耗突然传来。在《归去来兮赋序》里，陶渊明表达心迹时这样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意思是说：“我为了衣食，驱使自己去当官，心中一直怏怏不乐，深感愧对平生清高的志向。本来想过了今年，到时就收拾行装辞官归里。这时，正传来妹妹病逝于武昌，我就马上前往奔丧，自动提前辞职。”此情此景，两个人的心境何其相似乃尔！

李元阳带着满腹愁绪，怅然返回千里之外的家园。

正当壮年，然而李元阳年轻时的理想抱负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碾成碎片。他感觉很累很累，宦海中的浮沉确实不是滋味。他犹如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一周之后，最终又落回那棵起飞时的枯树上。他写了一首《归里》，抒发了他郁积多年的心情：

故庐依井巷，廿载方来归。

窗竹留清影，园花减昔辉。

顾兹时物变，何怪世情违。

生苦缘多欲，吾今悟昨非。

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十年前回乡修筑的默游园，如今派上了用场。园中竹树花卉蓊郁繁茂，芳香艳丽十倍于初。父亲的丧事办得颇为体面，他自嘲地感到“心满意足更无他愿”。

他试图彻底调整一下心境，重新为人生定位。他精心布置居室，将家传的和在福建时校勘刻印的《十三经注流》、《通典》等三千多卷古籍陈列于书架，还有在江南购得的曹御史古琴一张、文侍诏所赠宋贡砚一只、丽江木土司所送石鼎石磬西洋鹤等文具也摆设有致。他潜心营造着告老还乡的安乐窝。

在书斋里，他很惬意。他写道：“吾乡四时气候，暑止于温，寒止于凉，裘葛之用不甚役心。”他还说：“先人遗田百亩，足以自赡；近营山谷一区，可樵可钓，足以自娱。”

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差毕竟太大，李元阳从理想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了现实的低谷，这个落差太大了。表面的心安理得遮掩不了他内心深处的失落感。他脱离了肮脏的官场，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没有宦海的羁绊，无官一身轻。但他的内心还是很苦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阳自筮仕以来，在词垣（翰林院）郎署，无所建明。再为县令，一为郡守，颇称兹惠。独为御史时，自信太过，以为荀有利于生民，裨于国体，死生毁誉，升沉荣忧，非所计也。卒之，以劾宫寮得罪于辅相，诋许氏得罪于冢宰，又为郡守不能道旁跪拜，又本无文，滥为学士所齿。侧目之下，众崇所加。犹得苟全躯命，以友鹿豕，此阳之大幸也!

这是自责、自省，还是庆幸呢?李元阳内心煎熬的因素实在太多。

民生多艰 退隐怎能得心安

巢由伊皋 二者岂能相兼容

失意也是一种煎熬，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就只好以避世来解脱。对此，作家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曾幽默地说：“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归里后，李元阳的诗文中消极避世的内容不是太多，然而二律背反难以自拔的矛盾情绪不时还是困扰着他。

李元阳属于中国的士阶层,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知识分子阶层。西方人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着特殊的文化使命，以“社会良心”为己任。按华裔学者余英时的分析：“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必须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然而，在法律极不健全的社会里，这种关怀肯定是相当危险的。麻烦的是，这种“社会良心”一但“上瘾”从而成为思维定势之后，改起来也很难。

在宦海中，令人肺胀的事情太多；回到家乡，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减少。李元阳曾经在一首题为《书轩言怀》的诗里抒发了这种情绪。有一天早晨，他独自坐在书斋里读书，忽然门外传来了声声凄凉的哭泣。他无法安静下来，开门一看，是三位乡下来的妇女在嚎啕痛哭。原来，她们是婆媳三人。这家人以砍柴织箕为生，却因交不起官税，父子三人被缚去县衙惨遭酷刑，父亲死于非命，两个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到了这个地步，官府还是不放过她们妇道人家，频频上门追索罚款。三婆媳听说李元阳是一位仁慈的官员，特跑来喊冤。诗人最后写道：“言毕气欲尽，使我心肝摧!”

他还愤懑地写下了《久雨口号》、《苦雨叹》等很多诗篇，感叹那把曾经使魑魅愁的龙剑，永远不能遇到张茂先。“哀莫大于心死”，空怀骄阳的龙啊，愧对前贤!

最使李元阳难过的是孤寂。尽管远近的乡亲父老经常慕名来默游园作客，或求教，或讨文，或聊天，但李元阳仍然感到莫名的孤寂。他写道：“平生私愿足，惟有叹离群。”他不时想起在京师年轻时的朝气和锐气：“忆昔石渠(翰林院)诸学士，滚滚胸中抱百川。”他自比老马：“马齿年三十，天寒露骨盘。虽多莝秣会，未达驰驱勤。不肯枥边卧，犹嘶冀北郡。可怜千里志，目送暮山云。”

李元阳经常地陷入苦闷。“灰心不待老，世味久已泊”，“屈指五十年，何殊石火灼”。他或是“酿酒慰离群”，借酒浇愁；或是“静中会意将谁告，溪畔逢人只浩歌”。他甚至想：“逍遥天壤间，奚必学庄周。”

这种情绪颇似闻一多先生对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评论：“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系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我们知道，巢由是巢父和许由的并称。相传他们都为尧帝时的隐士，尧想让位他们俩人，但他们都不接受，因此历来用巢由指隐居不仕的贤人。而伊皋则是伊尹和皋陶的并称，伊尹为商朝初年著名的丞相，皋陶是尧舜时最公正的司法官。巢伊是古代隐士和出仕者的代表，也就是身居江湖与魏阙的两种人。中国古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在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总是处于隐与仕难以选择的境地。

惜孤怜贫 惠民事慷慨解囊

热心公益 行善举兴学葺寺

一个正直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在痛苦的煎熬中求得解放，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殊途同归地去实现充实的人生，尤其是像李元阳这样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解放的途径有千条万条，年轻而睿智的李元阳选择的是什么途径呢？

中国人认为，人的处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宗教信仰，即：“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也许是从小受白族“三教合一”的影响，即：“三教同心，忠恕、慈善、感应。”或者是潜心于理学的研究（理学是儒家吸取佛道的结果），他就是力图以这三种信仰去平衡自己的心理天平。在这种心理的调整，成就了他后半身优游林下时的一系列辉煌。

首先，他以儒家的处世态度正视人生。他前半生在外奔波，自愧对家乡无所作为，于是列出32件公益事，如编纂地方志、修建寺庙古迹桥堤道路，以及关心乡里的婚丧嫁娶、饥寒冤抑等等，日以自课，至老不少替，虽废家产也在所不惜。这是中国民间传统行善的内容，正如元代杂剧《看钱奴》中贾仁说的：“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

在这些公益事中，恢复崇圣寺和维修经地震开裂的崇圣寺三塔是最大的壮举。明正德乙亥年（公元1515年）五月六日，大理发生了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著名的崇圣寺和洱海周围的房屋被夷为废墟，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三座中的千寻塔像刀破竹子一样分成两半，但第二天又合而复原。尽管如此，塔已岌岌可危了。经历这次浩劫，千年古寺业已颓废，法事从此中断，这对于妙香古国大理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于是，回乡不久，李元阳就拿出家资，亲自带领几个弟兄，足足花了40年的时间修复崇圣寺和加固三座塔。寺内“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位置的向背、房舍的高低，以及片瓦寸木他都竭尽全力一手谋划。而寺内的铜铸弥陀、观音、势像，是他派遣他的弟弟李元期花了三年时间住返于大理和永胜之间铸造而成的。这座寺庙的格局，在将近100年后的明崇祯年间徐霞客来大理时还完好，直到清朝末期才彻底被毁。

除此之外，他还到鸡足山建寺，如金顶寺的普光殿，以及传依寺、放光寺、千佛寺等，重修龙华寺、大士庵、万松庵、观音庵、千佛阁等。将大理城内的玄真观迁往苍山中和峰半腰建成中和寺。

对于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李元阳同样不遗余力地倾注。大理的文明源远流长，这与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统治者重视教育，并顽强地建立学校（当时称庠序）以推广汉文化有密切关系。到了明代，尤其是嘉靖首辅、恶棍张璁提出“去孔子王号，易像為木主”以后，学校受到严重冲击，偌大一个大理城只有一所破旧的书院。回乡后，李元阳就在默游园西建起了“院楼各三楹”的书院“桂香楼”，后改名为中溪书院。当时，有人曾评价：“（云南）共有书院十余处，以云南五华（昆明五华书院）成材、大理之中溪最著”。

至此，我们不能不为李元阳的精神所感动。虽说，李元阳曾称“先人遗田百亩，足以自赡；近营山谷一区，可樵可钓，足以自娱”，而且他在外做官十余年，但因廉洁奉公而储蓄不多。他能够如此不遗余力、慷慨解囊，关心故乡的寺院、学校、方志等公益事业的建设，实在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古风。试问，如今有多少人能做得到这一点呢？

研读佛理 掩卷悟出新思维

闭门观经 太和正气满周身

为了从煎熬中解放出来，李元阳选择的第二个途径就是深入佛理，从中寻找人生的真谛。

退隐回乡后，李元阳之所以潜心佛学,其中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大理自南诏以来佛教兴盛，有“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之誉，即佛教在大理如同儒学在山东一样繁荣昌盛。仅在点苍山上，就曾有“苍山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鸣钟声”之盛况。李元阳曾在诗中写道：“身退已十载，迥与尘网离。居处爱泉石，结交必僧缁（和尚）”。作为见多识广的文化人，他常去寺庙是不足为奇的。再从主观上看，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李元阳，深入研讨宋明理学中王阳明的“心学”,此派学说援佛入儒，因此李元阳“结交必僧缁”也是常事。

什么是理学？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或儒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产物。总之，理学是以义理性命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因这种学说主要存在和发展于北宋、南宋、元、明及清初，故名“宋明理学”。刚开始时，理学竭力标榜排斥佛、道，实际上却在暗中汲取佛教和道教思想，以疏注儒家经典，发表己见。这种兼收并蓄把儒学推向新阶段，故也称“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即分为以朱熹和以陆九渊（明代被王阳明所继承）各为代表的两个派别，即朱学和陆学，李元阳大致可以归入于陆派内。陆九渊（公元1139年—公元1193年）是南宋哲学家，理学“心学派”的创始人，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认为只要悟得“本心”，不必读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们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是陆学的核心，所以又被称为“心学”。心学与朱熹“理是本”、“理气不能分离”的客观唯心主义相悖。明代，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学的传统。赵藩认为，李元阳的观点接近王阳明，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最近，白族著名学者张文勋教授在《李元阳集》序言里评价：“中溪先生熟精程朱诸家之说，参与佛老之论，力求三教融通，阐释心性之本义，其视角新，故其理论亦多新义。”

退隐之后，李元阳有了较多的闲暇，通过佛理来深入研究理学了。他曾在《重刻〈楞严会解〉序》中，表述了这个过程，他说：初学理学的人对儒家汲取佛教学说不太理解，就像“矮人看场”，人云亦云。当初我也不例外，学得似是而非，摸不着门路，自从读了佛经《楞严经》后：“我读卷未终，顿觉双眸耀。”原来，理学的精蕴就在这里面。因此，他认为：“良知与良能，日月悬中天，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要掌握理学，就要 “不计为孔、为释、为老”。

确实，佛经给了李元阳精神动力，他给友人写信道：“衰年闭户，诵咏《黄庭》，览阅《圆觉》，闭目内视，日夜不啻太和元气，充满腔子，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如此。”有了这样的人生观，他就大可不必去钻理论的牛角尖，可以从“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的迷惘中走出来。因此，到了20世纪初，今人李根源说，中溪先生之学“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在世界观上虽有唯心之嫌，但却是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

李元阳的这些力图将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想，使他在明代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因此成为当时国内知名哲学家杨升庵、李卓吾、罗念庵、王龙溪等的挚友。只是因为他的后半生一直蜗居于相对闭塞的边疆，在交通不太畅通的年代，外部世界对他了解不是很多。

惺惺相惜 欲从夫子问真谛

人以群分 乐为太守纪善政

俗语说：“朋友是自己的影子。”明代作家冯梦龙也说了相似的话：“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从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为人。从前面已经介绍的李元阳与杨升庵、杨士云、张居正、高崶等贤达的友情，我们可以充分理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惺惺惜惺惺”的真实含义。这里，我们不得不特别提到李元阳与另一位不凡人物的关系。

大概是在万历七年冬的一个薄暮，李元阳的默游园来了一位陌生的风尘仆仆的客人。此人50来岁，官员模样。经过寒暄，李元阳喜出望外，挽着客人的手，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位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非同一般、当时顶顶有名的奇人、姚安知府李贽。这一年，李元阳已经84岁了，而李贽不过52岁，他们第一次见面，却互相心仪已久，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这一年正是李元阳已经考取进士的第二年。李贽是回族，嘉靖年间举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授共城教谕；三十九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萬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贽来到离大理东面不远的姚安府任知府。这一次，他是走了数百里崎岖路专门拜访他崇敬的李元阳的。李贽和李元阳谋面之前即有了成为挚友的深厚基础。一是李元阳年轻时曾巡按福建，虽然当时李贽尚年幼，但李元阳在闽的口碑使李贽敬佩；二是他们的理学思想很相近，都属于王阳明这一派。李贽受业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儿子王襞，很敬佩李元阳的挚友当时著名理学家王龙溪和罗近溪。第三个基础则是他们都对佛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隐和仕有着相同的感受。第四是姚安邻近大理，对于李贽的政风，李元阳早已耳闻，这一年初，他曾应李贽僚属之请，写了《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表达了“虽未瞻履绚，然私心甚慕”之情。

如今，互相心仪已久的文人相会，不亦乐乎？对于他们的这次见面，李元阳留下了两首诗，言真意切，谦恭有加。一首是《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另一首是《感通寺送卓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在诗里，他把客人比作庄子《逍遥游》中不被小人理解扶摇直上云霄的鲲鹏，倚剑独立的古贤豪；比作与主人联榻的东汉名士徐孺子。他们彻夜不寐，忘形地诵读佛经。

为什么一位老者对比他年轻的客人会如此的尊重呢？这除了李元阳的高贵品格所使然外，与李贽的特殊人格也有密切关系。在李元阳心目中，为了实现理想，在隐与仕二者中，李贽勇敢地选择了仕；虽然热衷于理学，却不遗余力地抨击假道学，包括孔子之非；虽然正直为官，却一门心思沉入佛学的探索，既出世又入世，这与李元阳很相通。所以，在诗里他写道“我欲从君问真谛”，实际上是互相切磋交流。

谁知，大理一别，第二年李元阳就病逝了。为此，李贽悲痛欲绝，写了《李中溪先生告文》悼念，他说：“公倜傥非常人也，某见其人，又闻其声”，“勇猛坚固，转不退轮，为海内贤豪驱先”。他还特地提到李元阳在荆州时的一件德政，即长江纤夫劳力过重又无水喝，经常渴水而得病者无数却无人管，李元阳自掏腰包买了草药煎大锅药供纤夫喝，救了不少人。到要筑长江堤时，这些人争相出力，十分卖力。李贽感叹道：“夫其所市药费，不过四五百金耳，而令全活者以万计，又卒致其力筑堤，为荆人世世赖！”

不久，李贽也辞官到湖北黄安麻城芝佛院循入空门，最终因得罪权贵而入狱，最后自刎而死。

李元阳与李贽的交往是继与杨升庵结识之后，又一段有关友情的佳话。

民风日非 全是狺狺噬民者惟金是觅

杀人盈野 皆因干名卖直者贪功邀宠

李贽对李元阳有两句中肯的评价：“刚毅正直，勇猛坚固。”他在任时如此，回乡后仍不改初衷，尽管他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李元阳疾恶如仇，尤其是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在福建巡视时，那种龙剑在手雷厉风行的做法，使他十分痛快。回乡以后，他无权无势，但有笔，他的道德文章，使许多人请他作文，不论是墓铭墓志，或是碑铭赠序，在臧否人物时，他往往会借题发挥，表达爱憎。

大概是嘉靖三十几年，鹤庆太守何璋要离职升迁，当地绅士请李元阳写一篇贺序。于是，他又发了一通议论。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常听人们谈起鹤庆是一块风水宝地，府城附近有岩峦、泉窦、飞霭、流霞，尤其是民风醇厚，“其人朴野，其俗俭陋”。因此，在这里做官的都以贤和廉著称，大多最后都能得到升迁。但到了他退隐回乡以后，情况就变了样，鹤庆民间抢劫格斗之风横行，乱砍树木、乱挖矿藏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什么如此呢？李元阳没把责任推给“民心不古”之类的托词。而是十分尖锐地指出，那是“狺狺噬民者”，即像恶狗一般的贪官污吏“惟金是觅”到处刮削老百姓的结果，这帮人不惜指使吏卒在大街上白日抢夺财物来行贿自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风变而至此，其总根子是吏习之不正。何太守来了以后，严加整治，“善良之人始有生气在天壤间”。他坚信：“由此言之，民俗之美，系于吏习之臧否。其风至神，其效至速，如此是宜。”每当听到这样的见解，我们不能不为李元阳的敏锐和良知赞叹！

对于造成民不聊生的战乱，李元阳同样持有自己不同凡响的见解，而且措辞激烈,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明朝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从嘉靖初至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的70年间，由于贪庸的地方官员变本加厉地借机敲诈勒索，逼使土司叛乱屡屡发生，规模大的就有七八次，其中以武定、寻甸的反抗为甚。为了平叛，当局又向民众征兵缴税。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社会长期动乱。问题是,每次征讨,明军都是胜少败多，嘉靖三十年那次平元江土司那氏族人的战役，明军不仅折了兵，还赔了左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徐樾。打了败仗也算了，这伙人还要向朝廷谎报胜利的军情，无中生有，瞒上欺下，凯歌声声，邀功请赏，反正有平民百姓当他们的炮灰。

在大理形势相对平静一些，东边的难民就纷纷往大理逃难。嘉靖三十六年，易门土司王一新等叛乱，官方平叛杀了王一新。四十四年，武定土司凤继起兵，朝廷派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亲自带兵征讨，虽然明军胜利了,但老百姓却付出了血的代价。李元阳愤怒地写下了《凯旋诗赠诸将》，对着鲜血染红了的金沙江水和江边累累白骨，他无奈地高呼：“寄言世上爷与娘，生得男儿莫求乳。”在另一首《闻武定事》中，他甚至咀咒：“岂知喜功人，背上生剜疮！”

然而，写诗也好，著文也罢，都不过像白族俗语说的“照壁后面骂官而已”，书生意气对于权势者都是无济于事的。和过去在位时一样，李元阳又采取直言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懑。他奋笔疾书给隆庆年间的云南巡抚陈时范写了一封激昂慷慨的信，劝说姓陈巡抚停止对土司的征战，保护边疆的安宁。文辞恳切，说理透彻，感人至深。其基本观点和前面的诗文相一致的，即云南本来应当平安无事，只是那帮喜功好名的官吏“兴无名之师，杀无辜之民，费帑藏之金，破边氓之产”，“杀人盈野，原草为赤，上干天和，旱涝相仍，疮痍呻吟，所不忍闻”。他还毫不畏惧地说，这是干名卖直者（故意表示公正忠直以获取名声的人）贪功邀宠行径。当年，身为御史，他敢于疏劾皇帝的宠臣营私舞弊，被称为“真御史”；身为知府，面对朝廷恶宦如雨的铁弹，他不避让，被誉为“奇男子”。如今，自顾衰残，但为桑梓忧，他敢于“出位潜言”。这就是李元阳至老不渝的无私无畏的精神。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登临感悟 山水之乐妙乎仁知之事

传神写照 山水之情著于形状之外

纵观李元阳的一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对伤天害理之事，他是怒目金刚；对山水美景，他留连忘返。

李贽在《李中溪先生告文》中，除了说李元阳刚毅正直外，还说他“慈祥恺悌，于人无不爱”，而且“倜傥非常人”。这里所说的“慈祥恺悌”指的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倜傥非常人”，则是豪爽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人。古人说：“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鳥以散虑。”仁者必亲自然。李元阳的倜傥，突出地体现在他对自然的酷爱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相与评品形势（指自然风光），以为怡神之助”。

李元阳的文学成就很高，最能够集中反映他这方面的成就是山水诗和游记。由于对自然形胜的钟情，他不仅写出像《清溪三潭记》、《游花甸记》、《游石宝山记》、《游石门山记》这样脍炙人口的游记，以及反映大理风物山水的诗歌，而且他还富有很精到的山水美学观。

当代作家冯牧在《清碧溪速写》中说，他是在读了李元阳的《清溪三潭记》才下决心一定要到清碧溪去的。他写道：“朵朵白云从圆圆的蓝天上冉冉飘过，从上面直射下来的阳光，时明时暗，把潭水照耀得金光闪烁，这景象真的就像李元阳所描绘的那样：‘水出山石间，涌沸为潭，深丈许，明莹不可藏针，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绿白黑，丽于宝玉，错如霞绮。”在李元阳另一篇《游花甸记》中，更让我们看到一位洒脱倜傥的老者形象。花甸坝是喜洲镇西苍山云弄峰顶的一个小盆地，因四季鲜花盛开而得名。在这篇游记里，李元阳以并不经意但很准确很优美的语句，以及对景物观察的敏锐和遣词造句的熟练，为我们描绘了花甸坝的景色和游人的情绪：“入万花溪。异卉秀葩，名不可辨”，“万林阴森，千重苍翠，奇花异卉，缀绣垂缨。广甸之中，水竹区别，游人来往，度竹穿花。既过一区，又见一奥；既度一奥，又见广原。旷而奥，奥而旷”；“豁然夷旷，平甸二十里，净绿如拭。至此则骑者扬鞭而骋，弧者擢矢而射，步者跃舞，倦者啸歌，如起尘世而登云天，人各朗然自异”。读过这些不凡的文字，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跃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令人钦佩的是，他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游记理论。他说：“山水之系人文尚矣！然惟得山水之状者能述，得山水之情者能作。登临感触，啸咏赋形，至誉拳石为岱华，侈勺水为沧溟。观者非惟不知过而且从，而更武步之如恐弗及。故郎官名于太白，蓬池著于萧生。盖得山水之情于形状之外，悠悠乎将灏气与俱，而莫知所穷。此古人所为大游观而重自得也。若夫地以文显，景因人胜，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玉湖游录序》）主张“传神写照”，求神态之妙，即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又比如，他说：“夫人之于山水，心烦者不知爱，神躁者不能爱，志淆者不暇爱。烦则有所蔽，躁则有所逐，淆则有所染。夫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水之乐仁知之事。而蔽、而逐、而染，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苍洱图诗序》）提出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问题。还有“山水形状之变无穷，故章句之变亦无穷。”（《青华洞诗刻序》）“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词人为雄，萍洲以柳，西湖以苏。然惟有政其文益传，有文而后其地益显。”（《送元冈马大夫之任序》）这些提法为他的山水文学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四高寿默游故园里无疾而终

道德文章文献名邦内万古长青

万历庚辰八年（公元1580年）闰四月，位于云龙县箭杆场的巡检司土司字文才病逝，李元阳应邀为其写墓志铭。他满腔热情地评价了字氏家族明初依附明军平定大理的功绩，以及墓主开彝族风气之先提倡习礼和吸收佛教的举措。是继3年前为字氏所创北极寺写碑文后，对少数民数社会进步的赞颂。

古语说：“仁者寿。”这一年，李元阳已经84岁高龄了。他对人生充满了乐观情绪，他在《园梅集客》诗中咏道：“梅老花始繁，寒香扑人鼻。”对于生死荣辱，他写道：“物理固如斯，何用悲荣悴。”

30多年前，在修复崇圣寺时，他立下了“寺不修好誓不休”的决心，在紧靠寺和苍山麓建造了翠屏草堂，这是默游园之后他人生的第二个港湾。他常常居住于此，怡然自得。他在“楼上置橱，藏儒、释、老、庄之书，约三百余卷，香一炉、琴一张、酒一壶。登楼开窗，岸帻解带，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声三五弄。小僮进酒无量，微酣而止。步至楼背，升台看山，雪壑镂银，朱夏犹在。山腰白云，宛如束带。斯时，心旷神怡，不觉放歌，声满天地……如梦如寐，不知天壤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他还写道：“中溪叟今年八十有四，耳目四体未至衰颓。宅边有默游园，风雨沍寒颇堪游息。每及首夏，即出北郭追凉风、濯流湍。苍山诸溪涧泉石胜处，背琴携酒，日以为常。或有客无客，听泉坐石，必日落而起，或乘月乃归。归至草堂，过千松冈，出芙蓉池。修柯戛云，低枝拂沼；茑萝骈织，灌木阴森。伫立禽音间，窥潭影，惟意所适，期在无眠。夜半楼栖，溪声递响，有如鸣琴。天籁萧萧，令人悚然起听。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意会，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诗有之：‘此身只合僧中老。予尝三复此言，清泉白石实鉴我心。”这堪称李元阳的人生绝唱。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一年十月李元阳在他心爱的默游里无疾而终。据《中溪行状》说：“卒前十日，召门人子弟至默游园，曰：‘自今至十日寅时，吾当谢世。吾尝以一死生、外形骸为念，今其时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勿当前驱。言毕而逝。”《李元阳墓志》载：“公卒于万历庚辰十月二十日寅时，享年八十四岁。”

李元阳有一个独子，名叫李傅。失意时他曾给杨升庵写信说：“阳只一豚儿，虽已入学，然不令作举业，只教识小学，为田舍郎，以养父母耳!”但后来李傅仍然走上了仕途，成了京城里的中书舍人，子承父业。中国的士文化就是这样绵绵延续下来，不由人的主观意愿。

李元阳去世这年，云南监察御史刘维来到大理。刘维是湖北荆州人，当他还是一个“四五岁戏竹马”的儿童时，常听到人们传颂李元阳的德政，心存敬佩。来大理后，他了解到：“中溪李先生自选馆入台，以及治郡、还山，凡有感而发，著为文辞，咸载是集（即《中溪家传汇稿》）。每部使者至滇，慕先生道德文章之盛，必肃谒请观其集，或即捐禀饩馈先生，俾梓以传。先生究心方外之学，以施与为事，尽散所馈，未遑刻集，故集久未传。亦其重德惠而轻文章，不以炫奇风美为高也。”于是，刘维动员其他地方官员一起捐资刻印《中溪李先生集》（也称《中溪家传汇稿》）。后历经三百多年，屡遭兵燹，刊版久毁，传本难觅。据说陈荣昌在大理周霞处获得钞本，由李根源编入《云南丛书》，刊行问世，更名《李中溪全集》。

2008年底，政清人和，《李元阳集》由国家定为十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之一经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正如张文勋教授在序中所说：“中溪先生文集之校注出版，非仅大理学界之盛事，亦振兴滇学之壮举也。”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