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

2014-03-13 12:00
宁夏社会科学 2014年3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列宁

夏 鑫

(周口师范学院社科部,河南 周口 466001)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70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一种审慎和批判的眼光注视着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苏联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支持和有保留的批评到公开强烈批判,再到彻底失望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一般持保留态度,不提出公开批评,与列宁主义观点的冲突,也都停留在理论争论的层面上。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随着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露,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日益加深,开始走向对苏联公开而强烈的批判。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苏联军队干预布拉格之后,许多人对苏联政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属性所抱有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1],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之声渐小,苏联社会主义开始从其视线中消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既是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诸多缺陷所致。

一、意识形态批判

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列宁在哲学上过多地强调唯物主义,并扼杀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列宁的认识论抹杀了人的能动性,导致二元论;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及其政策辩护的工具。

柯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关于“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的“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现在已经开始”的表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最早表现在他们对列宁哲学的批判上。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列宁追随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之中,以自然辩证法代替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这就背离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方向,也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实践哲学,而列宁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列宁对哲学斗争开始从辩证法领域转向唯物主义领域的判断是错误的,这导致了列宁片面地强调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忽视了辩证法的重要性,但这种“思想气候”的变化根本就不存在,因而列宁的哲学也就“不能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2]。柯尔施认为,列宁仅仅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取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继承的实质,抹杀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列宁认识论不仅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也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是一种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元论。在认识论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与柯尔施持有相同的批判观点。

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集中批判了列宁的政治理论。列斐伏尔认为,列宁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列宁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政治理论,列宁的国家和政党理论为以后斯大林集权主义国家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列宁一方面主张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正在消亡中的无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又赋予无产阶级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这是自相矛盾的;同样矛盾的是,列宁设想了一个正在消亡中的国家,同时又设想了一个革命的政党,以便更好地进行这项事业,那么,这样的党不可避免地把知识和权力结合起来,成为高于工人阶级并注定要变成国家机器的党。斯大林集权主义国家的产生就根源于列宁思想中的这两种矛盾。列斐伏尔同时指出,列宁关于以“先进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思想也是站不住脚的,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着“某些薄弱的或者被扭曲了的地方。帝国主义的理论只能维持在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价值上”[3],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证实列宁的判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向人民群众灌输先进意识的思想只适合于工人阶级的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不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斗争运动。

关于列宁的“灌输论”思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持相同的批判观点。弗洛姆指出,列宁的这一思想是“相信人类却对人缺乏信心,是最不真诚的说法”,“正是这种不信赖人的思想使得独裁制度有可能征服人,并引导人去信仰偶像而不相信自己”。[4]

总的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持肯定的批判态度,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承认他们深受列宁思想的影响。然而,在列宁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则是不遗余力。

关于对斯大林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卢卡奇指出,斯大林在哲学上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超理性主义者,“在斯大林那里,理性主义获得了一种近乎荒唐的形式”[5]。斯大林不是从对事物发展的前景和规律的总体把握中制定革命策略,而是从解决眼下问题的策略中生成理论。这种做法往往导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完全相互矛盾的观点能够和平共处”。列斐伏尔指出,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和简单化了,斯大林将认识与实践的世界指认与还原成为一个所谓本来面目的自然界,并将辩证法简化为几条规律,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引上了自杀的道路。

关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及其危害的批判。卢卡奇认为,斯大林主义是苏联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根源,也是苏联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思想僵化的根源。斯大林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声誉受到极大破坏。列斐伏尔指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随着它的获得胜利,它成为官方学说和它的‘制度化’,而从此枯萎了”[6]。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简单地抽象为几条原则和规律,并以此压制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探讨,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对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展开了强烈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一直使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显然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他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为其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是“控制大众的意识形态”。苏联的文艺理论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描述苏联世界的现实,以悲观主义的态度去看待非苏联世界的现实,把一切自然主义的作品说成是革命的,违反自然主义的作品则被斥之为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这实际上是把文艺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苏联的伦理学原则也要求必须与国家的目标相一致。在他看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致,它受到变态的苏联意识形态的支配,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

弗洛姆认为,苏联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由于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据为己有,并且试图使全世界相信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准绳的,这导致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苏联和中国混为一谈,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萨特指出,苏联出于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需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苏联党的领导人害怕真理的争论和研究会打破这种一致性,于是他们把学说置于研究所及的范围外,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了。

二、经济体制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他们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及其生产并不以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在苏联社会中同样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了。

柯尔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不同的,苏联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仅仅意味着把资本家的私人权力转变成全体人员的公共机关的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工人阶级不会获得更人道的生活和劳动方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波洛克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与纳粹德国都属于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以政治的需要来决定经济规则的资本主义。

马尔库塞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说:“用‘社会主义的’一词指称苏联社会,丝毫不意味着这个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意图和目的曾经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7]他认为,苏联的生产方式具有和资本主义相同的操纵和压抑人性的性质。苏联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追求更高的生产率,而不是为了人类解放;苏联社会的生产过程也是建立在技术合理性原则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生产者的压抑和劳动异化,因而把苏联等同于一个自由和理性的社会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使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国有化仅仅是更有效的统治以及工业化的手段;在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管理者通过国有化和对经济的集中管理而得到了自己的特殊权力和利益,他们成为与人民利益分裂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僚阶层。

弗洛姆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他指出,苏联共产党人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原则”,而社会主义“使人的人格和个体性得到发展”的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的程度甚至比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中更为严重。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把生产手段的社会化从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人本和社会的目的的对立面。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造成损害。

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对苏联社会生产的目的和经济理性原则提出了批判。后工业社会主义者高茨指出,苏联社会生产的目标仍然是追求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画”。苏联的社会生产无视人的需求、欲望和异议,计划经济模式把社会当作一架集中化的工业机器,并要求人们面对这架机器的命令;苏联的社会生产没有摆脱经济理性的限制,仍然追求越多越好的生产目标,这种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一样,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高茨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看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者成分的变化,传统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技术基础和阶级基础。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指出,与资本主义一样,苏联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家的合法性,换取人民对集权主义国家的支持,不得不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从而加速工业生产,造成生态危机。

高茨和阿格尔还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批判。高茨指出,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使组织起来的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统一起来,使工人成为生产的主人,反而压抑了工人的创造性,导致专制主义。阿格尔认为,苏联社会的生产集中和政治集权只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异化消费的追求,而消费需求的提高只会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的程度;苏联的社会生产崇拜的是韦伯的官僚化组织概念,“工人阶级在法律上是工厂的主人,但依然是异化生产制度的被控制而无独立性的受害者(在那里真正支配工厂的是共产党先锋队及其任命的官僚)”[8]。

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诺夫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他以大量的事实分析了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他指出,面对成千上万的企业和生产部门,苏联企图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对整个社会经济生产作出严密的规划,这是不切实际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由于排斥市场竞争,往往忽视消费选择,导致生产过程中产品和需求的脱节;经济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各部门和地方往往把局部利益优于整体利益,导致“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由于计划部门与执行部门、各生产部门、企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生产过程的协调受到很大限制;执行部门为了完成计划,往往趋向于寻求易于完成的计划,并且过多地申请投入物质,囤积材料和劳动力,造成规模经营不经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使企业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是政治集权统治产生的重要原因,使得中央的监督成为必不可少的,而“集中的计划管理,从逻辑上说,使集权专制政治,异乎寻常地容易付诸实施”[9]。

三、政治体制批判

在政治体制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苏联政治统治的极权主义性质上。他们认为,斯大林式的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使国家的政治职能进一步加强,官僚阶层凭借对经济生活的支配权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而劳动者失去了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成为国家的被统治者。

最早把苏联与极权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1933年,霍克海默在《马克思主义的独裁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就指责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主义倾向,把党和官僚式的国家管理等同起来,摧毁了党内的民主主义以及党同下层人民群众在革命初期的血肉联系。1940年,霍克海默在《独裁主义国家》中指出,“整体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或国家社会主义乃是独裁主义国家最一般的表现形式”[10],他把苏联与纳粹德国及实行新政后的美国一同列为极权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苏联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根源于建立在技术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经济上的极权控制,其特点是警察将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的权威强加于生活的所有方面并达至极点,在苏联,民主是不存在的,它成了操纵人民的工具。马尔库塞也认为,作为苏联经济生产基础的技术合理性强调的是对机器和官僚阶层的服从,它必然会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强调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服从。官僚阶层凭借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工人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之外。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与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都是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的。弗洛姆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为真正自由的、理性的、积极向上的和独立的人创造条件”,而是对个人尊严和人类价值采取“野蛮的蔑视态度”,它使个人从属于国家机器和官僚政治的社会,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都是独裁主义。

高茨认为,是苏联在经济上的极权主义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生产合作的社会关系的完全的、有计划的合理化最终导致国家机构的独裁统治,为了有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社会主义的泛理性主义(计划)不得不利用部分个人的非理性的动机:对理性的信仰,而党既是理性的化身,又是理性的工具。这样几乎形成了一种准宗教的迷信。高茨进一步指出,苏联极权主义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要求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必须服从官僚机构的权威,这个权力机构必然成为“不受约束的和腐败的”。

列斐伏尔在《论国家》中集中批判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国家形式。列斐伏尔认为,斯大林在俄国革命胜利后不是使国家趋于消亡,而是使之得到加强,斯大林集权主义国家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也违背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斯大林创造了一种新的、使人感到意外的与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不能并存的国家方式。”[3]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和“政治主体”,并获得民主,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变成了个人专制的工具,并与民主相冲突,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种经常能够行使暴力和国家专制的手段。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中,官僚主义侵袭和占领了社会,从生产企业和单位到各种机构,这不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而是一种国家机器特有的蜕变。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形式是一种以经济管理为中介的集权主义国家。斯大林通过对社会经济生产的控制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又以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国家建成了一个政治专制体。在斯大林的集权主义国家中,充斥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断地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和再现:生产者与计划制定者之间的矛盾,官僚机构强制与群众日常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来自上面的命令与产生于下面各种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且,官僚机构内部本身也充满矛盾。”[3]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表明了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也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深刻而全面的,在很多方面也都是有根据的,切中了苏联社会主义弊端的要害,正是这些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各方面的批判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在很多方面显得过于偏激。比如他们对列宁哲学的批判,既说明他们在哲学上与列宁主义相对立,也表现出他们对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质缺少深刻的认识。他们指责苏联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极权主义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苏联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苏联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政治经济制度和实际建设中存在着或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否认其社会主义性质却是错误的。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以个人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为标准,对照苏联社会现实来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的,这本身就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对立。正如美国学者阿金太尔评价马尔库塞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那样:“当马尔库塞讨伐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他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异之处时,他是设想不用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历史的消极面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于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未受污染的理论,继续提供一种裁决苏联现实的标准。”[11]但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也有不同理解。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批判,也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处的严酷的国际环境和现实基础。苏联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除了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因素外,还有着客观的实现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现条件,看不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一味地指责苏联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这种批判对苏联来说是不公平的。不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批判出于何种目的,在客观上起到了与资产阶级学者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相同的效果。

[1]萨马尔·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考——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

[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0.

[3]列斐伏尔.论国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12,235,236.

[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95.

[5]杜章智.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154.

[6]列菲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211.

[7]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337.

[8]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503.

[9]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前言.

[10]霍克海默.独裁主义国家[G]//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法兰克福学派论文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97.

[11]阿金太尔.马尔库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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