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回族史学理论研究贡献

马 敏，于衍学

(1.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宁夏银川 750021;2.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白寿彝先生(以下称“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领域久负盛名。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回族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研究，其突出贡献自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先生在回族史研究中的地位、意义、功用和目标，回族形成与发展理论，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理论，以及对回族历史人物认识与评价等方面的回族史学理论贡献作如下阐述。

一

先生对回族史学研究的地位、意义、作用及研究目标的论述，是回族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明确民族史(回族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先生批判“历史无用”论、“历史危机”说等错误认识，指出民族史研究领域中少数民族史(回族史)“并不存在危机”。因为先生认为，将历史简单地看作过去的东西，并非是对历史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眼前的现实。”“有好多现象是历史的重演，是旧东西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从现实性讲，理解历史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在现实中少走弯路。具体到少数民族史(回族史)，认为民族史研究与民族团结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特别是民族史(回族史)的研究，更有现实的意义，它处处与民族团结、国家民族的前途，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同时强调:“我们是在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1］

首次提出回族史研究中“三个分不开”理论。具言之，回族的历史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分不开;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进步与回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回族的发展进步与全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将回族史研究与回族发展进步、回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建设祖国的责任感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回族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进步，跟回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回族的发展进步，也跟全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分不开。……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以教育回族人民。”［2］这里先生通过阐述回族历史与中国历史，回族发展进步与整个中国发展进步以及全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的“分不开”关系，进一步突出新时期回族史研究的地位、意义以及同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指明回族史研究的现实功用。一是“对少数民族历史与社会情况的了解，在增加国内民族团结上，在使一个民族具有充分的自信、使它得以发挥它的积极性上，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二是“对粉碎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残余思想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三是认为回族史研究工作是“培养进步的民族思想和批判落后的民族思想之必要的工作”。它“在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的建设事业之发展上，在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并发展我们友好合作的民族大家庭的前途上，都可创造必要的条件”。［3］先生充分肯定回族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注重少数民族史研究的现实功用。

提出回族史研究的目标。他认为回族史研究要有根本目标和阶段目标之分。其一，认为回族史研究根本的目标是把回族历史贡献发掘和展示出来。回族居住分散，研究力量分散，各地回族研究者应积极发掘本地回族材料。尽管因环境不同、角度不同，而致观点有别、风格迥异，产生争论，但他们研究的目标是一致的。他指出:“就是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4］其二，指出回族史研究应当与时俱进，需要提出时代要求和具体目标。在先生看来，回族史研究根本上是要发掘和展示回族历史贡献，但不同时期回族史研究要有具体目标;要与当前时代要求相结合，而不能脱离时代需求搞研究。这体现先生回族史研究服务现实的价值取向。

二

关于回族形成与发展理论，先生对回族形成时间、来源、构成成分、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卓越贡献。

(一)回族形成时间上，确认“明代说”，否定“元代说”

先生在1951年2月《光明日报·历史教学》中刊发《中学课本中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一文中，第一次把“回回民族形成的历史”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文中指出回族应该是在成吉思汗西征以至元朝灭亡的150年(1219至1367)中形成的［5］，但在《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一文中，其认识发生变化，认为回回民族非形成于元代。他指出:“14世纪中叶以后的200年中，回回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其理由是:“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他把共同使用汉语视为回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样，回族形成于明代广为认可。这是先生对回族史研究又一项贡献。

(二)回族来源与成分理论

在回族来源问题上，先生主张“多元说”与“主成分说”。第一，先生认为回族来源是多元的。包括唐宋时期来华定居的穆斯林，蒙元时代被蒙古西征军强征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诸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民族发展进程中融入进来的汉族人、蒙古人等其他民族［6］，也包括菲律宾侨民，如菲律宾苏禄国王后裔等。第二，先生确认回族首要和主要来源是元时东迁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但该结论得出却是经历争议、再考证及最终确认的过程。先生在《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中指出:“回回民族……基本上由于外来人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回回民族的第一个来源，也就是主要的来源，是13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7］155－1651960年2月其在《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60)一文中坚持上述观点。但承认在回族来源问题上存在分歧。对其他分歧意见据实进行批判性分析。

(三)首次提出回族发展阶段理论

先生在《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中，首次论述回回民族发展阶段问题。提出回族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回回的初期活动阶段”。第二阶段是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回回民族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是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回回民族的初步发展阶段”。他认为前两个阶段是“回回在中国落户、生根，以至形成一个民族的时代”，而第三阶段则是“回回民族在封建社会里的发展时代”［7］159－165。先生对回族发展阶段的论述，梳理出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回族史向纵深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

在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上，先生首次提出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著名论断。正确阐述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是回族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始终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先生在《回回民族底新生》撰有《回回民族和回回教》一章，对回族和伊斯兰教之区别与联系作分析。1953年林干有《回教与回族的关系及回教对回族形成的作用》一文，刊登在当时《历史教学》第7期上;进入60年代，1961年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编写《回回简史简志》(初稿)，至1963年《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再至1967年由《回回简史简志》改称《回族简史》，均专作一节论述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系列论述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的文章。对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的讨论，由于受时代局限，有些观点不尽正确，分歧较为明显。大致如下:一是认为回族与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等同关系;二是认为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三是认为历史上，伊斯兰教是回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旗帜;四是认为在阶级社会，伊斯兰教往往成为回族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先生较早地关注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问题。先生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在1935年《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文中对回族和伊斯兰教加以区分。指出:“‘回教’与‘回民’之含义不同，中国有外国回教徒留居，与中国之有回教，原系两事。”“回教固不能离回民而存在”，而“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8］建国初期，先生在《回回民族底新生》(1951)一书中专辟一章“回回民族和回回教”，阐述回族与伊斯兰教间关系。第一，他从伊斯兰教信仰民族的角度看回族群体与伊斯兰教关系，指出“信仰伊斯兰教的，并不只有回回民族”，“回回民族和回回教是不可以等同起来看的”;第二，他从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特征上看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认为尽管在宗教信仰上回族与维吾尔等民族相同，但在其他民族特征上却是存在差异。“第一，是语言的不同。另外，是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外的心理状态的不同。”［9］先生早期这些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问题最深刻和全面的阐释。但是，这些论述却未从根本上揭示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进入80年代，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先生在前期讨论基础上，又有进一步认识。他认为，回族不等于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单独的宗教跟回族分开也不合适［10］。对此提出三点理由:其一是“在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很多”;其二是“伊斯兰教是个宗教，回族是个民族，他们两个不一样。”其三是“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关系”［2］。基于以上认识，先生提出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著名论断。认为这种民族形式主要是通过“宗教思想”、“宗教活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四种方式［2］予以表达。上述论点解答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争议问题，是对回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项重要贡献。

四

历史上回族人在诸多领域对中华文明均有卓越贡献。如何认识和评价回族人物自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如20世纪20年代，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对回族先民和其他色目人的众多人物进行研究;三四十年代李士厚先生研究郑和，著有《郑和家谱考释》;白寿彝先生作有《柳州伊斯兰和马雄》、《赛典赤·赡思丁考》等，以及《回教先正事略》六十卷、《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等代表作。这些回族人物研究由于受作者所处时代局限，尚未形成正确认识和评价理论。建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先生逐渐形成认识和评价回族人物一系列理论成果。它们包括回族历史人物类型划分、回族人物历史影响分类，以及应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评价回族人物等方面。下面详述之。

(一)划分回族历史人物类型

先生将回族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又大致分成四种类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回族人物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二是“在中世纪反对封建压迫的人物”，如明末马守应等;三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成为当时反封建礼教的旗手”，如明末李贽;四是“出身于统治阶级，又忠心耿耿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客观上作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作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事情”，如元代赛典赤·赡思丁。对于反面人物，先生也大致划分四种:“一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如元代阿合马;一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如清代哈攀龙;还有“以出卖本族人民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的第三种人”，以及“维护宗教的封建特权、阻碍回族社会向前发展的第四种人”［11］。回族史上无论是正面人物抑或是反面人物，他们对本民族和社会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回族人物历史影响分类

对历史人物影响问题，先生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对全国有影响而在民族内部也有影响的人物，如元代赛典赤·赡思丁;一种是对全国有影响反而在民族内部看不出显著影响的历史人物，如高克恭的画，萨都剌的诗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只在回族内部有影响的人物，如回族宗教史上有影响的马联元、王宽等。

(三)认识和评价回族历史人物

如何认识和评价回族人物，先生援引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一文中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主张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具言之，一是承认回族历史人物客观存在性。认为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写不写，总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指出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认为“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人物)传记，而在于怎样写传记，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三是明确指出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走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不会走上英雄史观的路子”。先生认为，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就很难全面地了解这个人［12］。他在主编《回族人物志》实践中亦是坚持上述观点。这样先生解答了学术界部分学者对“写传记会不会走上英雄史观的路子”的疑虑，对于历史人物认识、评价及人物传记撰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上，回族史学理论研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白寿彝先生作为20世纪民族史和回族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对回族史学理论进行开拓性研究，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们包括回族史研究中的相关理论，回族来源、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理论，以及关于回族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等。这些理论涉及回族史学理论系统的最主要部分，代表了回族史研究一个时代，在回族史研究中占居重要地位，为我国回族史学理论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1］白寿彝.关于民族史的工作［J］.史学史研究，1988(4).

［2］白寿彝.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J］.宁夏社会科学，1984(1).

［3］白寿彝.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及学习［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2 －33.

［4］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题记［J］.史学史研究，2002(4).

［5］白寿彝.中学课本中脱漏的一章:回回民族的形成［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2.

［6］王东平: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J］.史学史研究，2000(1).

［7］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55－165.

［8］白寿彝.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41－342.

［9］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96－97.

［10］王东平.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J］.史学史研究，2000(1).

［11］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C］//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85－186.

［12］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题记［J］.宁夏社会科学，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