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视角的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考察

沈庆来

（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基于文化视角的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考察

沈庆来

（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岭南文化具有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它们影响了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形成。在岭南文化的影响下，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目的是服务国计民生，研究方向侧重于实用技术领域，研究方法侧重经验总结和直观描述，最终塑造了岭南经验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模式。

岭南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模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在面对同一个谜题时尽可采取迥异的研究取向，并且通过各自特有的心灵活动达到彼此的结论。对整个社会来说，文化中的精神品质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所需的环境氛围［1］。岭南文化中的务实功利价值取向和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等精神内涵，对岭南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具有塑造作用，从岭南文化的角度对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进行探讨和考察，能够加深我们对岭南文化和岭南科学技术的认识。

一、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特色

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在这里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科技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其要素应当包括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研究方向和范围、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整体上来说，岭南科学技术的发展遵循的是一种直观经验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模式，该模式与古希腊注重科学发现和思辨的逻辑型科学技术模式不同。

（一）研究的目的和动机是服务国计民生

无论什么样的人类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人类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并取得一系列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自身来说，也具有目的性和实用性的一面。然而，不同科学技术主体进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目的又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岭南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岭南科学技术主体讲求实利而不关注对自然本质的探讨。从总体上来看，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主要是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这与西方科学热衷于对自然奥秘的探索有所不同。

岭南古代直观经验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早在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形成，这一时期，不管是在制陶和铜铁冶铸技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航海与造船等技术领域，还是在植物学、炼丹术、医药学等有偶然科学发现的学术研究领域，都体现着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这种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经过隋唐、宋元以及明清时期的高度发展，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西学东渐和近代科学技术传入岭南的过程中，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更加表现出实用色彩。例如，近代岭南涌现出的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具有“科技兴国论”夙愿的科技思想家，他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而将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从而建设现代化国家［1］。

可以看出，岭南经验直观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来源于实践，其目的和动机又服务于实践。例如，炼丹术士炼丹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神丹，所谓“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葛洪笃信神丹既可以长生，又可以作黄金［2］113。在这种实用目的主导下，虽然炼丹活动中偶然发现了汞、金、铅等元素的化学知识，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诞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惊异”。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追求源于对自然的困惑，为摆脱困惑而去求知，是对智慧的单纯热爱。例如，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以求知和求真为目的，试图对物质世界的本质进行合理解释。泰勒斯最早从自然本身去探求自然的本质，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并将自然的变化用水的浓淡加以说明，水变成万物，万物而复归于水。毕达哥拉斯则提出构成世界本原的是“数”，恩培多克勒提出构成世界本原的“四元素说”，德谟克利特则发展了“原子论”，这些都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家求知求真的目的和动机。在同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为探求世界的本原，哲学家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来说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反观早期岭南并没有出现类似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岭南科学技术主体“感兴趣的不是希腊人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系统化的学院式真理”［3］69，而是更多地考虑经世致用，这阻碍了人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也不会去回答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二）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侧重实用技术领域

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和范围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一个地区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方向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地区社会主体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岭南科技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是实用，导致岭南科学技术中与主体生产生活相关的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超常发展，相反，在与基础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领域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从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方向上看，岭南科学技术主体侧重于对实用性学科偏应用方向的研究，这与西方的自然哲学相比，在研究方向上有一定的区别。例如，邹伯奇对算学的研究推动岭南在近代成为中国的算学中心，邹伯奇的研究之所以被称为“算学”或者“算术”，而不是毕达哥拉斯式的“数学”，因为这两个概念显示了研究方向和范围的差异，“算学”注重对算法的研究，而“数学”注重数理逻辑和推理。岭南算学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建立一套算法系统来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以近代科学的火眼金睛，考证、辨析古籍中的度量、天文学等方面的问题”［2］606，这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建立的系统化几何学体系是非常不同的。同样，在炼丹术领域，葛洪等炼丹术士的主观研究方向是炼取神丹以实现长生不老，虽然在炼丹实践中伴有偶然的化学反应知识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4］。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推动岭南的炼丹术向近代化学方向的转变，这与西方的海尔蒙特推动炼金术走向近代化学也是非常不同的。

从具体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上看，岭南科学技术主体自古代开始，便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与他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建筑学、造船等实用技术领域，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开创了桑基鱼塘农业生产模式，发展了较高水平的造船、纺织和制糖等技术。发展到近代，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建立并发展了飞机、机器、铁路、西医等实用技术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能够在短期内推动岭南地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产水平的提高。而相比西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古希腊哲学家对物理学、天文学、逻辑学等领域的研究开始，到哥白尼日心说理论的提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再到量子力学理论的建立，这些都是对科学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例如，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确立了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其中在第1卷叙述了几何学中点、线、面、直角等重要概念，第2卷研究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第3卷研究圆，全书共涉及465个命题，使几何学成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在近代科学的建立过程中，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篇对物体质量、运动量、外力、向心力、加速量、时间、空间等基本概念做了定义，阐述了惯性定律、作用力与加速度关系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等力学三大定律，第二篇分析了流体力学，第三篇研究了万有引力定律，为经典力学的体系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看出，从古希腊时期所形成的关注自然本原的哲学传统，西方哲学家深信自然界存在本原和规律，他们早期致力于科学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相反，在这些看似与主体没有直接利益联系的科学概念和基础理论领域，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并没有太多关注。

（三）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侧重总结和直观描述

研究方法和手段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主体在研究中发现新事物、提出新理论、创造新发明的工具和途径，它是主体的智慧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中的具体运用，是经过不断地提炼和总结而得出的。虽然研究方法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并且受主体的认识水平、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其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是，从岭南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方法侧重对生产经验的直接总结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

一方面，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活动注重运用观察、记录、整合、汇总、实际操作等研究方法，更具有经验性和直观性。例如，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植物学研究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主要以实际观察、记录、汇总、分类为主，在观察的基础上对各种植物进行分类、整合，并对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描述记载，这种经验直观的研究方法不利于科学技术主体在研究中形成抽象推理的能力。另一方面，古代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方法缺乏抽象的本质概括。例如，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葛洪发现并记载了“丹砂积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抱朴子内篇》），“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铅经过化学反应可以变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而四氧化三铅经过化学反应又能分解出白色的铅”［2］114等一系列化学反应现象和化学元素知识。但是，由于这种通过现象观察然后记录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经验性，科学技术主体并没有对现象进行本质和整体的解释，因此，不能说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研究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置换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等化学原理。

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与重视超越可感事物“理念”的西方自然哲学不同。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而一切感性认识只是对“理念”的不可靠临摹，那么，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是把握作为真实存在的“理念”［5］。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西方自然科学便建立了逻辑和理性的研究方法，以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所涉及的465个命题，首次开创了基于公理、公设、定理基础上的几何学证明方法，建立了严密逻辑的演绎数学体系。伽利略重视观察、实验、归纳，并与数学演绎方法相结合，通过100余次用7米长的斜面精确设计的实验研究了自由落体运动，得出自由落体瞬时速度的计算公式v=gt，位移的计算公式h=1/2·g·t∧2。更重要的是，自近代科学建立以来，西方科学家们往往通过建立假说来解释自然现象。例如，牛顿用引力假说解释抛物体为什么总落到地上，拉瓦锡用氧化假说解释金属燃烧后重量增加的问题，这些假说都是人们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对自然现象成因的一种猜测。不满足于经验的知识，而注重用假说去解释现象，这就是西方科学不同于岭南学术研究之所在，这也是西方科学的核心［6］。岭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中更多的是偏重于对现象的直觉和意会，缺乏抽象的概念和理性的思辨，也不重视对理论的检验论证，因此，岭南的科学技术中并没有形成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岭南科技主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侧重经验和直观的观察和记录，这是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又一个特色。

二、岭南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岭南文化分析

任何的科学技术活动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岭南科学技术同样也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岭南这块土地在孕育了岭南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孕育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具有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这是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形成的文化基础。

（一）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

岭南文化具有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它形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古代岭南地区自然环境较为险恶，农业生产力水平较落后，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当地民众在处理各种生产生活问题时没有太多清规戒律，又因为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地区战乱、皇权等政治因素的干扰，形成了岭南文化重利求实的社会风气［1］。“自明朝万历年间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导致商品意识不断强化，重商和求利的价值取向更加突出。尤其是近代，西方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方式进入岭南，使得岭南人经世致用、务实求利的观念意识进一步增强”［7］。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岭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下，岭南文化因受商业性和政治性双重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务实功利色彩［1］。

此外，岭南文化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还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和经世实学思想［8］。自清朝以来，岭南地区诸多学者主张“经世致用”和“崇实黜虚”，他们立足于现实，对传统的实学精神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弘扬，积极将岭南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实学思想相结合，使传统的实学精神具有了岭南的地域特色，推动了岭南文化务实功利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近代岭南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思想和行为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经验主义和浪漫色彩，近代岭南的知识分子长于政治，在中国近代社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知识分子成为全国的政治领袖和革命旗手。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以及近代岭南知识分子群落思维的经验直观性和行为的浪漫激进性，推动岭南文化务实功利价值取向的形成［1］。

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的务实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与吴越文化在近代形成的理性求真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下，近代吴越文化形成了理性求真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浓厚的科学理想主义色彩。与岭南相比，吴越地区自古人口密集，农业精耕细作，物产富饶，特别是在宋朝以后，吴越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自南宋之后，吴越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据统计，明清两代全国共出现203位状元，其中仅江浙两省有105人，占了一半之多［9］。富饶的经济条件和繁荣的文化环境，使得吴越地区的人们更多地去探讨超越实际生活的更加深层的问题，影响了吴越文化中理性求真精神的形成，从而与岭南文化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的对比［10］。

（二）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

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是岭南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注重综合与归纳，而缺乏一定的分析和演绎推理能力；注重形象感性，而缺乏一定的抽象理性；注重实践活动，而轻视理论的作用等。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因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思维方式处于文化深层结构的核心地位，是考量一种文化的基本精神的重要视角”［7］。岭南文化是一种注重经验、直观、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这与岭南文化主体重经验、直观、感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系。例如，岭南人经常采用歌谣及谚语等方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生动形象地描述，像“海水热，谷不结；海水凉，禾登场”［11］248，这是岭南文化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具体反映。清末以来，岭南的学术学风方面也有类似情况，该时期岭南学术表现出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倾向，甚至像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思想家身上也显现着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说明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并不注重逻辑的严密性，而更倾向于用比喻的方法，具有经验主义的弱点。

与岭南文化中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不同，古希腊文明中强调并形成了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自荷马时代古希腊便经历了人在自我意识上的觉醒，开始以“人是万物的尺度”来审视世间的一切，这样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完成了其社会思维方式由神秘主义向理性主义的转变。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重视法则、秩序、推理、论证，较多地诉诸深沉的内心思考、抽象的概念以及理性的思辨，从而摆脱了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弱点。那么，岭南文化之所以形成与古希腊文化相异的思维方式，既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同时又受到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

岭南文化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是对古代以来岭南文化主体思维方式一些特征的传承和发展。古代以来，岭南文化主体更多地采用经验直观的感性认识方法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用感官感受来取代深沉的内心思考，以形成关于世界的知识。另一方面，从学理上进行分析，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岭南佛学中的禅宗思想与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引导岭南文化主体在感性心理和直观经验等方面有较大的追求；其次，岭南佛学中“顿悟成佛”的禅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感化着岭南民众，引导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融入日常的生产劳作中。岭南文化中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岭南社会主体生产生活和创作实践的各个方面，由于人的经验和感觉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因此，“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岭南文化都具有求变特征，其消极的一面是较难形成思辨的成果和深沉的积淀，但积极的一面是，它能刺激文化的生命机体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12］24。

三、岭南文化对岭南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塑造

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岭南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方面，影响了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方向和范围等，岭南文化从整体上对岭南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起到了塑造作用。

（一）岭南文化影响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

一个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会影响其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由于受探求知识和追求真理价值取向的影响，西方科学自起源之初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真理和智慧。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推动科学和哲学起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惊异”。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起源时期，古希腊的哲学家为了追求智慧和真理，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本质、自然的奥秘进行批判性地探求。他们探讨这个世界的起源、物质组成、形状和位置，探求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和转化，试图对自然界中的某类现象做出普遍性的解释。近代以来，吴越地区知识分子的纯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科学活动具有相似性，吴越知识分子科学研究的动机类似于西方自然科学起源之时的好奇和解惑，研究的目的偏向于求知求真。郑光复由于对“取影灯戏”的好奇，因此进行几何光学的研究［13］1162，而李善兰进行数学研究，源于他9岁时第一次发现了《九章算术》［13］1210。

与此相反，由于岭南科技主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务实求利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岭南科技主体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具有求利性，比较重实惠和重实利，进而将科学技术作为改善生产生活状况和实现国家强大的手段和工具，使得来源于实践的科学技术反过来又为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服务，从而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例如，受务实功利价值观念的影响，岭南历代科学技术主体在农业、纺织、造船、建筑、冶金、医药等领域进行的研究都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到近代，康有为早期学习化学、力学和进化论等知识并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将这些科学知识改造成指导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石，梁启超、孙中山等其他知识分子也大多如此。可以看出，岭南文化中浓厚的务实功利价值取向使科学技术主体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物质价值，尤其是社会功能，而不是为了求知和摆脱对自然的困惑。

（二）岭南文化影响主体的研究方向和范围

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除了会影响科技主体的研究目的和动机之外，还会影响主体的研究方向和范围。前面提到，受理性求真价值取向的影响，西方科学主体主要是探讨这个世界的起源、物质组成、形状和位置，探求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和不同事物之间的转化，并试图对自然界中的某类现象做出普遍解释。从研究方向和范围来看，这些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属于自然哲学和自然观的领域。自然科学在西方起源于对自然界的哲理性思考，亚里士多德强调科学和哲学诞生所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闲暇，因为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古代不会为主体带来经济财富或者实际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主体的研究与养家糊口在某种程度上二律背反。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出身奴隶主阶层，不用为生计奔波，所以在人们对自然认识有限的环境下，他们能够为科学而科学，专心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

岭南古代较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较落后的生产力使得社会主体形成了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面对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在物理学、基础数学等领域的科学发现很难在短期内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尤其难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只能选择研究周期短、见效快、实用性强的领域，这与吴越地区的科学研究传统也有很大差异。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引进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走向独立研究之路，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专家队伍，比较公认的有吴越地区的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徐建寅以及岭南的詹天佑和邹伯奇等23人，其中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者以基础科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家一共有16人，吴越地区有11人，占所有科学家队伍的69％［14］59。吴越科学家主要研究数学、物理、化学和地学等领域，而岭南科技专家更倾向于研究航空、轮船、医学、机器等实用性技术领域。

另一方面，受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岭南学术研究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例如，岭南算学通过建立一套算法系统，来考证辨析古籍中的度量和天文学等方面的问题，算学研究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方向，而不属于基础数学方向。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倾向于从经验和直观的角度把握事物，而缺乏一定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推理，即使在基础理论领域的研究也倾向于实际应用，难以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普遍原理层面，与西方自然哲学的理论化、符号化模式相比，其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三）岭南文化影响主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逻辑推理、抽象概括以及实证，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理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重视法则、秩序，也引导着人们用理性思维来看待自然界。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公理、公设、前提、条件、推理、论证”等概念和手段来进行理性研究，这些概念和手段意味着规则性和普遍性。受理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泰勒斯用规则为知识立法，对几何学进行理性研究，将对几何的认识由以前的“是什么”提升到“为什么”的层次，进而开创了证明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将数学概念抽象化，从而推动了演绎数学的发展。反观岭南地区，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与此类似的思维方式。首先，从中国古代社会来看，客观上本应最具理性的法律，它的概念和规则就表现得不明显，同时人们赋予法的功能也是很狭隘的。然而，即使是这样功能狭隘、规则和理性缺失的法律也因为地处偏远而没有完全的渗透到岭南社会之中，阻碍了岭南地区理性思维观念高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岭南地区古代艰难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主体的现实取向和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岭南社会主体在历史上也就不可能将人类社会的规则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则统一起来。

那么，在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岭南科技主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以生产经验的直接总结、自然现象的直观观察和描述为主，具有经验、直观和感性的特点，缺乏理性的思辨和论证。但是，这也影响了岭南社会主体的思维较感性、活跃，往往在新奇认识上发现较多。例如，葛洪在长期炼丹实践中发现的“丹砂积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等化学反应现象，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抽象出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置换反应等基本原理。所以说，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使得古代岭南科技主体并不擅长对自然现象进行本质的解释，古代岭南科学技术难以形成思辨的成果，也不利于逻辑推理和抽象演绎科学研究方法的建立。

四、总结

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塑造了岭南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岭南文化和岭南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优秀方法论和精神内涵，在推动了岭南科技发展进步的同时，还对当代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岭南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文化精神进行反思。

从岭南科技主体的务实功利价值取向、研究目的和动机来看，科学技术发展要始终做到为主体服务，尤其在今天，这对于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岭南文化中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在整个中国长期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长足发展，最终形成中国普遍的科技价值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以至于从建国至今，我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活动一直注重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尤其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功利主义的科技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1］。在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21世纪，中国于2010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这种观念是不无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务实功利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尤其要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从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具有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岭南科学技术主体在很早就已经使用朴素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弗朗西斯·培根在近代提出了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方法，将归纳逻辑与观察、实验结合，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论。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方法在早期岭南科学技术中以原始朴素的形式出现，具有经验性和直观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受经验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岭南科学技术主体的思维较活跃感性，从而在新奇认识上有较多的发现。例如在炼丹实践中发现的诸多化学反应现象，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也是非常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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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Study on the Mode of Ling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SHEN Qing-l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rim University，Alaer 843300，China）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Lingnan culture constitutes of pragmatic and materialistic value orientation experimental and intuitional thinking mode,which influenced Ling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ngnan culture,the subject in terms of research purpose is to serv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the research direction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technology,the research methods focus on experience and intuitive,then forming an experimental and intuitional mode of Ling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ngnan cul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development;mode

G322.765

A

1008-018X（2016）06-0024-07

2016-10-08

沈庆来（1990-），男，山东聊城人，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