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对话”的民间外交家
——浅谈池田大作的“对话”理念及其实践

韦立新，余六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热衷于“对话”的民间外交家
——浅谈池田大作的“对话”理念及其实践

韦立新，余六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池田大作先生认为：“关心和责任只局限于恣意在地球上刻划的国境线的时代必须打上终止符了。”他怀有一种坚定而执著的理念，认为通过超越民族和国境界限的友情和交流，通过日积月累的“民间外交”的开展和渗透，可以推动“新的地球文明”的构建和世界和平的实现。他最主要的实践活动之一，就是长期积极倡导、推动民间外交，并长期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包括著名学者、各界领袖及友好人士在内的有识之士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谈。考察其“对话”理念及其实践可知，他实际上还是一位热衷于“对话”的、卓越而睿智的民间外交家，而他所推崇备至的“对话”，不啻为民间外交不可或缺的制胜法宝。

民间外交家；“地球文明”时代；“对话”理念及实践

近年来，随着相关学界对池田大作先生其人其事（包括其人格魅力、思想及其实践）从各个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他集多种特质、才能和品德于一身，有过众多各种各样的善举，从事过方方面面的有益活动，的确堪称是一位难得的伟人，以致于我们很难按常规来简单地给他贴上一个恰当的“标签”。因为他既是一位宗教领袖、宗教活动家，又是一位热心于办学助教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思想家，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而我们如果从其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主要实践活动来看则不难得知：他实际上还是一位热衷于“对话”的、卓越而睿智的民间外交家。

他有着一种坚定而执著的理念，认为通过这种超越民族和国境界限的友情和交流，通过日积月累的“民间外交”的开展和渗透，可以最有效地推动“新的地球文明”的构建和世界和平的实现。于是，他积极倡导、推动民间外交，并长期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包括著名学者、各界领袖及友好人士在内的有识之士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谈。亦惟其如此，他荣获了“联合国和平奖”（1983年）、“爱因斯坦和平奖”（1999年）、“人民友好使者”（1992年）等众多嘉奖和称号，并赢得来自于世界超过一百多个城市和地区赠予的“荣誉市民”称号，这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传为佳话。

那么，池田大作先生在长期致力于超越民族和国境界限的“民间外交”过程当中，最热衷而又最常用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可以说，那就是基于“平等”立场上的、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为前提的、充满了“东方智慧”的“对话”。

关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理念及其实践，笔者在以往的池田研究过程中也曾经有所关注并提及，［1］因正好与本次研讨会探讨的“民间外交”主题有关，故欲籍此难得的机会，再做进一步思考和议论以就教大方。

一、民间外交起主导作用的“软能”时代

众所周知，作为不同于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官方外交的常用方式和途径，基于平等立场上的“对话”无疑是民间外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民间的对外交往，本来追求的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加深相互理解和认识、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因此，其性质和特点首先就决定了双方必须是人与人的平等交往或交流，而基于平等立场上的“对话”，则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池田大作先生正是因为深明其理、深谙其中三昧，才如此热衷于“对话”的。

池田大作先生大部分时间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之一，就是与世界各地各界友好人士广泛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并坚持不懈地与他们进行着各种层面、各种形式的交流。他长期四处奔走，作为和平大使、文化大使，经常到世界各地进行访问，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而关于访问的目的，他表达过如是主张：“我们要超越国家和体制的壁垒，播种和平与友谊的种子。希望通过对话，通过信义之心，将这个割裂的世界连接起来。”［2］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有创价学会的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其著作《人生地理学》中呼吁要开创“人道竞争”时代，而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先生也提倡通过“内心变革”以改变命运，倡导人人都要成为“世界市民”，可以说，早期的创价教育理念以及后来以“人间革命”为核心的“创价理念”，都是以重视“人”，珍视“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为出发点的。为此，必须彻底突破人为设置的国境、种族、民族、文化及意识形态等界限，做好“人”的工作。通过把人与人的“心”连结在一起，才能最终达至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他时常提起恩师户田先生的教导：“从今往后将是‘对话的时代’。与人交谈就等于是为信念而战，同时也等于是互相把心连结起来。”［3］

也就是说，池田大作先生的这样一种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即：通过超越民族和国境界限的友情和交流，通过日积月累的“民间外交”的开展和渗透，坚韧不拔地去推动“新的地球文明”的构建和世界和平的实现，其形成其实承袭自先师牧口常三郎先生和户田城圣先生，而且早已由来已久。加上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并深谙《法华经》妙法之真谛、深得东方智慧之真悟，自然形成了其对生命、宇宙的独特感悟。

池田大作先生曾经在1997年1月26日第22届SGI日发表的《迈向“地球文明”的新地平线》倡言中指出：“如今‘和平’的概念不止于‘没有战争的状态’，广义上的‘人类安全保障’越来越成为焦点。”因此，应该强化和确立一种“国际和平法”来引导社会走向二十一世纪。同时，他还强调：“应该以不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危机留给下一代，作为以‘生命尊严’为基调的共生精神的结晶，来制定‘地球宪章’。”［4］“为谋求地球问题的解决，应克服历来以‘国益’为中心的观念，改以‘人类益’为基础来处理事务。地球环境问题的确需要这样转换视点。关心和责任只局限于恣意在地球上刻划的国境线的时代必须打上终止符了。”［4］39

另外他还主张：由于各种个别的、部分的“正义”会因试图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宣称为“正义”而战，导致冲突、争斗发生，威胁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尊严，破坏和平和幸福，因此，应该超越“部分正义”，而追求“普遍的正义”。认为“超越宗派和宗教原理”的“普世的人性主义”，才是使SGI倡导的佛法运动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并获得广泛支持的最大原因。［5］

由上述言论及主张可以看出，在池田大作先生看来，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将是超意识形态的时代、超国家主义的时代，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友谊的时代’。重友谊，就不会有算计，不会有国家立场的差异，不会有上下等级的差别，不会受民族、血缘的束缚，不会受利害得失的束缚，只有同样作为‘人’的纽带。”［2］序

一句话，新世纪到了要构建“新的地球文明”的时代，应该迈入“软能”战胜“硬能”的“对话的时代”。［6］

二、深谙东方智慧真谛的“对话”高手

纵观池田大作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可知，在形式多样的民间对外交往方式中，他似乎更热衷于应用“对话”的方式，通过与各界有识之士进行平等的对话，将其所推崇并极力倡导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和理念，尽可能地向世界各地广泛推广和普及，使其不断地深入民心，以最终达到自己心目中终极目标的实现。

他曾经在自己的《随笔、人生世纪之光》中，提到恩师户田先生的教导：“从今往后将是‘对话的时代’。与人交谈就等于是为信念而战，同时也等于是互相把心连结起来。”并表示自己就是遵循恩师的教导而长期致力于与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对话的。他还宣称：“对话才是我的人生──我坚信这对话之路将通往美丽的人类共和之大道！”［3］19

关于他的“对话”，莫斯科大学总长萨德布尼齐曾有如此评价：池田大作先生通过大量的“对话”实践，俨然使文学史上正逐渐被人忘记的“对话”这种体裁得以重新复苏了。［7］而且，他与人所进行的对话，与学者们往往喜欢的“辩论”有着显著的不同，不是一味地想要证明自己一方论据的正确，将自己的经验绝对化，而尽力去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是终贯穿着一种对他者的理解，对不同观点和意见的理解和包容。［7］

曾与池田大作先生就“对话的文明”展开对谈的杜维明博士，也高度评价池田先生是现代世界上最熟练的对话高手，“在长达半个世纪里，通过具备‘仔细听取对方谈话’这一技巧的对话，一直作为促进世界和平的斗士在活动。通过与世界各地许多有识之士的会见与对话，大大地扩大了智慧的水平，给现代许多思想家带来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与反省的机会”，对世界精神界的贡献极其巨大。［8］252

的确，他的对话与“说教”、“教导”、“教训”等不同，不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指导”、“教育”对方，而是平等地与对方进行诚挚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这可以说也是他推崇的“和平文化”、“共生哲学”在其实践中典型的具体体现。

关于民间的人与人的交往，关于友谊，关于对话，池田先生都自有其独到而又令人折服的思考和见解。

他在《我的世界交友记录（第一卷）》序言里曾说道：“《我的世界交友录》的书名是读卖新闻社给起的。所访人士都是各界的代表人物，称之为‘友’，也许某些场合有些冒昧。不过，我的谈话不是出自政治、经济的立场，而始终是作为一个民众，出自‘人’的立场的对话，可以说是心灵相遇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中虽然觉得可能有些僭越之感，但还是同意了《交友录》的书名。”［2］序同时他还很有见地地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超意识形态的时代、超国家主义的时代，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友谊的时代’。重友谊，就不会有算计，不会有国家立场的差异，不会有上下等级的差别，不会受民族、血缘的束缚，不会受利害得失的束缚，只有同样作为‘人’的纽带。”因此，“只有用站在人、人道、人权这一超越一切的共同的立场上来交谈，来扩大友谊。”这才是“王道”。［2］序

由此我们不难窥出，他心目中的“民间外交”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达成自己心目中终极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关注“人”，充分重视作为一个人的因素及其作用并设法激发起其主观能动性，这样一种“东方智慧”，我们从《论语》里就能够感悟得到。只要有人，有人的接触、人的交流，有对话、有理解、有互动，则任何问题最终都必将能找到其应有的、适当的解决办法。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够有效地加以灵活运用，这就是一种东方“智慧”。我们从池田大作对杜维明博士的“《论语》是‘对话共同体’”的提法的赞赏，［8］252以及其就中日关系发表见解时所提倡的“演绎方法”［4］9论来看，便足以窥出其深谙东方智慧之真谛。而摈弃强加于人的“说教”、“教训”，通过平和而平等的对话、交谈，如涓涓细水长流而“水到渠成”地令人“折服”，最终达至“心灵相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最理想效果，这难道不应视为池田大作深得东方智慧之真谛的又一具体体现吗？

三、以人本主义为原点的“对话”

池田大作先生信奉佛法，珍视“生命的尊严”，以关注“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为至上，将维护和保障人的生存的“和平”视为自己的“天职”，时常“牵肠挂肚”着“和平、人道、共生、文明”，并以此作为其领导下的SGI的终极奋斗目标，同时为此而长期呼吁、奔走，领导SGI以坚忍不拔的实际行动，从草根阶层、民间层面去促进、推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早日实现。

他尤其推崇日莲大圣人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一切财宝中第一的财宝”。由此我们亦不难得知，其思想最根本的原点，其实就源自佛法人性主义。“人”是他思考一切问题的最根本出发点。他对世上所有事物的是非对错的考虑和判断，所作出的一切取舍和抉择，从根本上看，都是以是否威胁或有损“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为基准的。［1］

纵观其主要倡言和大部分演讲录，可知其始终贯穿着“人性主义”、“生命”、“共生”这一基本主线。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平生最为推崇的就是基于平等立场上的对话、交谈方式，并将其视为“人性主义”的黄金旗帜。可以说，这既是池田大作的智慧所在，同时亦可以看作是其“以人为本”、以“人的尊严”为至上的思想原点的最大体现。［9］

关于“对话”，池田大作还有如是观点：“说到人道主义的最大武器，就不能不归结到‘对话’这交流手段，一个人类史上万古常新的课题。对话本来就是人的一种本质，放弃对话也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没有对话的社会，只会变成墓地一样静寂。（中略）综观过去的历史，言论与对话经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条件。”［4］13因此，他领导的SGI在推广以佛法为基础的人性主义时，“无论遇到多少疯狂、自以为是、不信等的障碍，也绝不降下‘对话’这一人性主义的黄金旗帜。”［4］15

实际上，自1903年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其著作《人生地理学》中呼吁开创“人道竞争”时代以来，以牧口本人为首，二代会长户田城圣、三代会长池田大作都在做“人”的工作方面倾注心血、竭尽全力。牧口常三郎在日本率先确立终身教育这一“人本教育”概念；户田城圣提倡通过“内心变革”以改变命运；而池田大作在致力于创办贯彻“创价教育理念”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时，还积极倡导“人间革命”的概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醒觉到自己无穷的潜力”，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本有的力量”。［4］303

可见，池田大作不仅自己躬身践行，与世界各地的各界友好人士广泛交流、会谈，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在不同领域架设起超越国境、民族、种族、宗派、思想体系、学问等的界限与障碍的桥梁，他所领导的SGI也总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宗教间、文明间的对话为己任。而由他创立的东洋哲学研究所、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更是一直积极推进“文明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活动。

应该说，SGI所倡导的“和平、文化、教育、人道”方面的理念和主张，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赢得广泛认同和支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有别于其它“传教”方式的、基于平等立场上的“对话”。［9］

四、“对话”可开辟和平、共生之道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群”日益凸显出来，而其中的许多问题，由于客观上受到狭隘的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局限和制约，依靠国家、政府间的外交、协调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必须“克服历来以‘国益’为中心的观念，改以‘人类益’为基础来处理事务”［4］39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治本”对策。

在2002年1月26日发表的第27届SGI之日纪念倡言《人本主义──全球文明的黎明》中，池田大作曾经提出过自己对恐怖活动的看法。他强调自己不唱没有建设性的“恐怖活动不对，报复战争也不好”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高调，而主张找出造成真正威胁而必须歼灭的“敌人”，那就是“贫穷、憎恨、与‘无人心态’这种现代恶魔”［4］208。他对美国《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2月18日）评论所说：“……应该逮捕起来埋进深坑的不是本·拉登本人，而是他所实践的理念”［4］208深有同感，并指出恐怖主义不是仅以军事力量为主的“硬能”就能根绝的单纯事物，而必须通过“国际间的调整、对话、道德观念”等“软能”来处理，“驱逐‘无人心态’这人类最大敌人，振兴人类复兴潮流源泉，唯有求助于人本主义哲理”［4］208，认为这才是治本的根本对策。

关于环境问题的“治本”方式，池田大作也曾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不单是政治、经济或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只找出一个有用的资源利用法就能解决的。不探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相互间的价值观层面，我认为打不开道路。”强调必须“把真正的‘生命尊严’观念植于所有价值的根干”［4］36，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深远而敏锐的洞察力的真知灼见。

根据对池田大作先生数量庞大的各种《对谈集》的考察结果可知，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大方面：（1）探求恒久的和平──迈向无核的世界；（2）以“环境的世纪”为目标；（3）迈向人性主义的社会──人权、政治、经济；（4）通向地球文明之道──文明、哲学、宗教、历史；（5）为了创造性的人生──文化、艺术、文学、教育、科学。［3］20而进一步深究则不难发现：其实他的对话涵盖了方方面面所有的领域，关注的都是涉及当下及未来“人类共同面临的所有基本的课题”，而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绝不可能在“以‘国益’为中心的观念”支配下得以实现。

那么，要想“探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相互间的价值观层面”，最终达到“把真正的‘生命尊严’观念植于所有价值的根干”之目的，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最为有效呢？仅凭少数明白事理的有识之精英做好“顶层设计”而静待广大民众去贯彻落实？抑或是由他们著书立说去“教育”大家提高认识而后付诸行动？这显然都是不可能的。

池田大作先生在与洛克什·钱德拉博士谈到“促进文明间的对话”时曾说过：“创造多样化的‘价值’才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一切文化应有的内涵。”长期被物质价值此单一“价值观”支配的20世纪地球文明已达极限，如今人类看渴求的是重视文明间对话与宽容的“价值多样化”世界。［9］

正如前面曾经提及，池田大作始终怀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创造和平文化，发展和平友好，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的深层次理解不可或缺，因此，民众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非常重要。而人与人之间实际见面，敞开心扉，互相交谈，这样一种“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文明与文明联系起来的‘对话’”，才是不断开辟理解和信赖的“共生”的大道，是自己与他人共同提高对和平与幸福追求的“和谐”的王道。［8］序一同时他还指出，自己想要倡导的“对话的文明”并不是停留于承认相互差异、互相理解的消极的宽容，而是要创造出互相尊敬差异、互相学习、以真正的对话的精神为根本的新的地球文明。［8］序一

显然，在池田大作先生看来，惟有通过超越国家、民族等壁垒的“民间外交”，通过超越“文明差异”的对话，并充分地发挥“人”的智慧、“人性主义”的力量，才有可能开辟出通往“和平、共生”之大道。

五、结语

池田大作先生作为一介民间人士，长期以来不辞辛劳地以非官方的各种对外交往方式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其交友之广泛，会见并交谈过的人数之多，应该说在”民间外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根据有关统计，池田大作先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曾经一对一地亲自会见并交谈过的国内外有识之士，仅留有记录的就超过7千人之多，无人能望其项背。［3］80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冷战时期，他就怀着坚定而执着的“人性主义”信念，作为一个民间人士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其访问中、苏的“民间外交”之旅，并成功地促成了中苏两国首脑的接触，最终达成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仅就其与中国的“民间外交”而言，就有多达十次的访华活动，并尤其注意把重点放在“青年人”身上，通过与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们广交朋友，并通过组织和推动中日两国青年以音乐、美术等多种方式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长期致力于在民间架设中日友好的“金桥”。他在中日民间外交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在战后的中日外交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他作为民间人士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诸多事例及其所做出的贡献，既是有目共睹、众人皆知的事实，同时也足以奠定其作为作为卓越而睿智的“民间外交家”的地位。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再次就此并不新鲜的话题提起议论，那是因为深受震撼于他那“对话才是我的人生”［3］14的宣言，因为有感于他在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其“对话”理念及实践过程中，实在有太多能给予我们启示的、值得我们更多加以研究并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资以参考借鉴的地方的缘故。

他长期以来高举的“对话”这一“人性主义的黄金旗帜”，不啻为民间外交不可或缺的制胜法宝。

［1］韦立新.“池田大作思想原点初探──以其倡言为中心”［M］//高益民.和平与教育: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319-326.

［2］池田大作.我的世界交友录（第二卷）［M］.卞立强,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编者的话.

［3］东洋哲学研究所.池田大作与世界的对话──开辟和平与共生之道［M］.东京:第三文明社,2010:14.

［4］池田大作.时代精神的潮流［M］.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5:49.

［5］池田大作.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J］.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2.

［6］池田大作.拥抱未来:池田大作随笔集［M］.香港:紫荆出版社,2009.

［7］V·A·萨德布尼齐,池田大作.新的人类新的世界──谈教育和社会［M］.东京:潮出版社,2002:242.

［8］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52.

［9］池田大作,洛克什·钱德拉.畅谈东方哲学：池田大作与洛克什·钱德拉对谈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233.

（责任编辑：刘岭峰2572756826@qq.com）

Staunch Citizen Diplomat of Dialogue——On Daisaku Ikeda’s Idea and Practice of‘Dialogue’

WEI Li-xin,YU Liu-yi

（Business and Law School,Foshan University,528000,China）

“We should put an end to an era wherein care and responsibility have been restrained by the national borders which have been recklessly engraved on the earth,”Daisaku Ikeda believes.He has a strong belief in the value of the cross-border and cross-nation friendship and communication and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citizen diplomacy’.They together,as he contends,will bring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a new global civilization’and world peace.His major practical works include promoting‘citizen diplomacy’and establishing equal and open dialogues with various prominent scholars,leaders as well as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Through these activities,he has been striving to spread the humanistic and humanitarian ideas to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By examining his idea and practice of‘dialogue’, we can conclude that he is in practice and at once a staunch proponent of‘dialogue’and a brilliant, intelligent people’s diplomat.The‘dialogue’which he holds in high regard is indeed an indispensable tool in the conduct of the‘citizen diplomacy’.

citizen diplomat;global civilization age;idea and practice of‘dialogue’

B313.5

A

1008-018X（2016）06-0037-06

2016-10-23

韦立新（1962-），男，广西来宾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领域：日本思想文化。余六一（1962-），女，广东新会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专业领域：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