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三重审视

摘 要： 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辨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根本方法。基于这一方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呈现三重特色鲜明的理论趣旨：从实践逻辑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凸显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陷入误区、重新摆正以及不断深化四个阶段;从思维逻辑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呈现总体性决定、阶段决定与经济关系决定的辩证综合的历史抉择;从人的存在样式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彰显了新时代人民主体地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生动践行和有力突破。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历史辩证法;人的存在样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5.0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杨士喜.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三重审视[J].克拉玛依学刊，2019（5）13-18.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的重大科学判断，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指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更透析出党对如何进一步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思考。不言而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作出的时代研判，这种研判根植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成果，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认识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愈发突出。因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视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在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呈现有迹可循的转变规律与价值指向，如何将这种转变规律、价值指向的有益经验以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汇的方式注入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内涵中，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一、深刻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变既反映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不断深化，又反映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历史时期的曲折经历与重新摆正，更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再深化。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准确把握（1949-1956年）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帷幕由此拉开。基于此，“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2]344的正确判断在党内达成共识。随着社会性质变革尘埃落定，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實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2。毋庸讳言，前者转向后者完全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而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判断，更是把握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其一，历史、具体、动态的社会环境是“活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立论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经济成分良莠不齐，阶级构成鱼龙混杂，国际形势危机四伏。基于巩固新生政权与完成社会性质变革的需要，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我们党充分发挥社会意识引领力，从根本上把控社会意识形态。其二，社会形态转变后以围绕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调解彼此关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有关论述，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基础的布局、上层建筑的构造都应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本，而长期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则需要以发展生产力与避免两极分化为根本路径，并通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来有效化解。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1956-1978年）

众所周知，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然而，当时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加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裂变以及国内“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在多种复杂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4]523被当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以致造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探索。究其根本，我们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认知存在一定的理论误区。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发生偏离，无法正确认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观念看作评判社会历史的基础。其次，放大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凌驾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之上，导致了人民群众具体、现实的生存境遇被忽略。最后，未能客观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忽略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基础的内部构造要以生产力的客观实际为衡量标准。

（三）改革开放后的重新摆正和逐步廓清（1978-2012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历史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拨云见日与改革开放的号角共同架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骨架。随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168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不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重新摆正，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回归。其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趣旨就是指导“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生存实践哲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是使处于“现实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享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其他制度构造、经济成分构成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图景。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造福人民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围绕生产力的发展来调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其三，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活化”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为突破点，并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而作出的伟大抉择。换言之，摆脱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教条化、形式化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质。其表现在：市场与计划只是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手段，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发展生产力要结合时代特质，发展具有时代引领力的生产力等。

（四）新时代的重大飞跃（2013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势头强劲，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新时代同样面临诸多需要破解的难题。基于此，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大论述，强调发展既要纵横交错，又要整体把控;不仅要解决系统内动力不足问题，更要把发展理解为一种“全面生产”，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其一，开启了发展理念的根本变革。发展实现了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到“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理念的升华、从内容细化到层次拔高的显著转变。其二，真切领悟发展问题的全面性。以往对于发展问题的认知相对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关注度相对缺乏。依据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生产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整个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各“发展”要素之间彼此作用、彼此依存。其三，精准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辩证运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导向的发展理念，解决了生产力自身系统疲弱所要依归的指向，明确了生产力发展的未来前景;以创新为引领，构建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环环相扣的发展生态链，解决了生产关系中物质资料生产分配的合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优化以及生产模式的价值平衡;通过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主动优化经济基础的内部系统，结合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纳入国家战略，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体系构造得以纵向发展。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历程，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虽历经曲折，但总体愈发成熟。我们党越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就越能从总体探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是总体性决定、阶段性决定的辩证综合的历史抉择。

二、全面研判总体进程与阶段任务的思维逻辑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征程，能够清晰地明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是总体性决定、经济关系决定、阶段性决定辩证综合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透过历史唯物辩证法，以整体性与局部性交汇的思维逻辑为主导点，三者辩证互动、主次鲜明而统一在历史的具体情景之中，决定其演变的历史因素纷繁复杂，但运用何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其演变背后的历史走向。一言以蔽之，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演变的图景承载着三者的辩证综合，乃是对于鲜活的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因素的具体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言，“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6]696。

（一）社会主要矛盾演变需借以总体性的综合来定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是基于不同时代的特殊背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人的生存境遇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这一结果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作出的历史抉择，其基点在于，把事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当作永恒不变的中心命题，在历史事实中借以总体、全局、动态的综合视角抽取最为核心的普遍关注点。由是观之，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7]224的革命尚未完成;经济上，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恶意扰乱国内市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对中国实施包围挤压。据此，在分析所面临的复杂客观因素后，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性定性社会主要矛盾为：以“三大改造”的完成为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依据总体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结合国弱民贫的现状，通过综合研判发展社会生产力来定性社会主要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整体生产力的飞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回归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以党的领导体制的本真回归为指向，以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为介质，以此重新界定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针对经济疲软、政治腐败、生态污染等问题，结合现实、具体的社会情况，在汲取以往历史经验与丰富理论实践的基础上，以发展的成果和凸显的问题来界定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大论述，本质上是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以及发展要以何种方式满足全体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呈现阶段性决定的短期效应

所谓阶段性决定是指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找出影响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把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基于现实、客观的政治要求。唯有内部彻底消灭反动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外部敢于同“纸老虎”斗争，方能有总体性的和平环境搞建设。显而易见，在社会性质转变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强化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在定性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在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与落实党的领导权威密不可分。譬如，苏东剧变的影响波及国内，当时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阻断影响改革开放的逆流。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1]21，以新发展理念为排头兵，以“五位一体”整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时代判断，这一判断的立论基础既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而深入社会实践所作出的历史抉择、又是对政治生态治理的实践反馈。由是观之，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党的领导体制强化与否、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发挥等因素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催化剂。

（三）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生命力在于经济关系决定的阶段性跃动

毋庸置疑，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根本推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的临界点。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一阶段的深层次变革会促使人民群众对于生产需要的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成为国人的共识，正得益于这一主旨，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进入新时代，侧重于生产需求的结构性转变既是经济跃动的拐点，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生动力。因此，经济关系决定的阶段性跃动与集中发力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提供了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但并非是唯一特质，而是说经济关系决定的阶段性跃动是最易辨识的时代符号。倘若有人将这一时期说成是一种经济关系决定的论调，把经济关系决定理解为一种固化的模式，以为“决定”意味着不主动对待各种社会因素的联系、以为“唯一”意味着把握住经济就能促使社会发展整体推进，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腔调。恩格斯曾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8]695事实上，经济关系决定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层面或有时甚至跃升为主導性层面，但历史发展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多种因素，从而呈现历史的具体逻辑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在整个历史时期呈现一种总体性、阶段性的辩证综合，而“决定”意味着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指导下对于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主导性因素的厘定。此外，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在这三者辩证决定关系背后彰显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

三、自觉认知新时代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升华与价值彰显

不言而喻，如何定性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取决于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并按照生活世界的现实图景、依据“现实的人”的具体生存境遇来判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重新界定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義“为了谁”“依靠谁”“发展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有力回应、是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呼应，更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升华和价值彰显。

（一）理念升华：人民主体地位决定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中，我们切不可忽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美好生活的需要”提法背后的主体力量——人民。从部分来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依靠的主体是人民、所取得的成果指向人民，而“美好生活需要”的构建在依靠人民的同时，也为了人民，发展人民;从整体来看，两者之间矛盾的最终解决靠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生产”。换言之，如果说过去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性”处于隐性的话，那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性”则呈现出从部分到整体的显性张力，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理念的升华。

我们党之所以把人民主体地位置于新的历史高度、贯穿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全过程，其关键在于，一是因为我们党深知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二是由于我们党自身所拥有的先进性决定了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发展”人民的历史任务;三是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的人民主体力量的释放日益成为发展自身、发展社会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场合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9]214进而言之，在进一步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的实践性、首创性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得以满足。

（二）价值彰显：美好生活的宏大图景与全面的现实关切

一方面，有力凸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归根到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的内在矛盾渐次显现，而如何将发展成果这一“蛋糕”切得公平、科学成为衡量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基本标准。现实的情况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无疑加剧了社会的割裂，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基于此，我们党适时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断，而这一论断背后凸显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也就是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这对矛盾的彻底化解必然要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而这一价值导向的完成是以解决阻碍“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预设前提。进而言之，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10]356是连接“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介质，也是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一步彰显。由是观之，我们党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大体现、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规定，也是为了借助脱贫攻坚战略使得部分人民群众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脱贫，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从而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

另一方面，全面关切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与以往侧重于生存性需要、“物”的满足的单向发展，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开启是从单向度发展到多维度发展的有力践行。也就是说，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完整构建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控力，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交叉发展的链状图式;是以注重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品质和精神满足为着力点的微观生活展示。

首先，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立足点是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得以破解，从而稳固了社会发展的基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9]252。

其次，新时代“美好生活”得益于人民需要的内容扩展与层次拔高。人民需要由经济、文化两个层面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层面，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列入了美好生活的内容，通过释放经济潜力、塑造政治伟力、凝聚文化引力、激发社会活力、构造生态平衡力，从而构建了一个“全面性”“层次性”“协调性”“平衡性”的人民美好生活的社会空间。

最后，新时代“美好生活”是深度关切人民的具体生活品质和精神给养的综合。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群众是否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标准。譬如，关乎民生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河长制等改革措施陆续落地实施，这些重大民生举措不仅切实提高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使得人民的生活更有“质感”，从而提升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于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必须浸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传统文化中，坚定理想信念，才能避免腐朽文化对心灵的冲击、补足精神之钙。

总之，进入新时代，精准把握这种演变的实践逻辑、思维逻辑、价值逻辑既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钥匙”，也是挖掘其背后理论意蕴的纽带。因而，无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如何演变，但以“生产发展”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使命却未曾改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7.

[10]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