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解读

摘 要：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对以人为主体的需要的多维阐释与科学解读，不仅体现了其需要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理路，更是我们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遵循。美好生活需要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基点，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文章认为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多维解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就能发现美好生活需要牢固扎根于人的需要这一价值地基，并以精神生活作为核心推动力;生产力则是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内生动力，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推动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强大驱动力，自由人联合体便是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升华。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需要理论;多维解读

中图分类号：A811;D669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5.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鹏.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解读[J].克拉玛依学刊，2019（5）43-50.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战略判断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美好生活”是最具价值、最关键的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键部分。“美好生活”是什么？對这些问题的梳理、探究与解答，有助于美好生活需要概念更加清晰化、指向更加明确化、落实更加具体化。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美好生活”的具体概念，但美好生活构成的各个要素贯穿于其需要理论体系中，并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了多维阐释。将美好生活需要返归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视域中、从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主体维度：人的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根基

“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1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突出需要主体，即人的重要性，由此可看出马克思需要理论中需要对象的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人的需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是马克思需要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运用与继承性发展。马克思需要理论是美好生活需要孕育的哲学根基，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在哲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二者联系在一起，其思想背后的逻辑思路清晰，蕴意深刻。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它与马克思需要理论拥有共同的价值目标。

“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167本能的需要促使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从而保证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人类为了创造历史，首要前提便是要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物质资料，物质资料提供的源头在于历史活动。人以某种特定形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以逻辑结构与理论实质为切入点，对《手稿》进行深入解读，揭示了以人的本质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构想，认为未来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实现人的本质真正占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303。资本主义是人的本质全面异化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现出人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及人的类本质之间异化劳动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失去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使人的本质得到应有的重建，最终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从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尝试探寻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处于畸形的样态，脱离这种状态的路径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旨在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清除障碍。

只有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述统一起来、把握内在的逻辑理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精神才能真正被领悟。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指出在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出真正的社会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人的本质的呈现，需要才是人的本性，而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则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要使他们达到脑力和体力相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4]71这是恩格斯所理解的全面发展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背景之下是不全面的，他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之中。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人拘束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约束了人的全面发展，更谈不上自由自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并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实现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刻意描写人的现实生活状态，而是对人的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原则性勾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本质上与抽象的人存在明显的不同，现实的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525。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实践活动，“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32。人要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的前提在于要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6]32。实践活动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32。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虽然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从未将其作为现实生活的唯一内容或形式;相反，人的现实生活的总体趋势呈现全面性与丰富性的特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1我们应深刻认识到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它为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了价值遵循。

二、层次维度：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推动力

马克思需要理论研究的历史源头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概念设定，也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是从现实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需要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与阐释，这对于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展具有推动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提出了关于人的需要的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呈现层次性特点，人的基础需要便是人的生存的物质需要，其涵盖了维持人生命活动正常运转的物质需要。一旦人的基础需要得到满足，便会转变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由生产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构成;其中，“生产生活”居于优先位置，构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前提在于“生产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也是“生产生活”最终的实践指向。在马克思需要理论中，人类通过“生产生活”满足“物质生活”，进而不断开拓“精神生活”的领域。

回归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已发生异化，“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何谈“精神生活”？马克思认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工人，其最低和唯一必要的工资便是工人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活费，加上其能够养家糊口的那部分费用，使得工人群体不致灭绝。而那时工人生活需求取决的主体便在于富人与资本家的兴致，工人的这种需要只是当作“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灭绝的程度”[2]105 。工人在其生产对象中发生异化：他生产得越多，能夠消费得越少;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却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在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尚不能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无从谈起。马克思回归到人的存在、同时结合人的需要，批判了人的生活异化。在《资本论》中，他通过揭示工人生活的辛酸来揭开“资本”的丑恶嘴脸。“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8]102工人已不是“人”，而成为一种为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工资”成为工人及其家属生存的重要且唯一的来源，对最低工资的需求，即保障物质生活需求的急切渴望迫使工人放弃其应有的话语权。马克思认为它“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在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9]534，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一极是资本财富的快速积累、另一极则是工人的极度贫困，简单的“物质生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满足，工人逐步丧失了对基本“精神生活”的需求。

在对“生产生活”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阐述了其关于人类生活构成的界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活”的涉及不只是停留在物质生活，还涉及精神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建立在生产生活基础上，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生活。“生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其主体在于人，它是人的生命活动中各种生产活动的总和，正是这种总和才构成了人的完整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0]32。“美好生活”是更高层次的一种生活状态，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更高阶段。“生产生活”是满足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生活需要，它是人类生存的起点，也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源头与重要支撑;“物质生活”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才能谈更高层次的需要，但“物质生活”并不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唯一内容，“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要素与本质体现，正是由于人的需要在不断发展，使得生活呈现丰富性与全面性，这便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总之，“生产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原始推动力，“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物质推动力，而“精神生活”则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核心推动力。

“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1]572生活的需求不只是围绕生存需求进行、也要围绕享受需求与发展需求，二者相对应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须依托一定的生产力，精神生活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中国人民生活的构成部分已发生质的变化，“生产生活”涵盖的范围已从简单的物质生产拓展到精神生产，“物质生活”涵盖的内容已从维持人类基本生存转变为追求绿色、健康，“精神生活”所处的地位已由不敢奢求转变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价值取向。在量的方面，物质文化的需求量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或一定的量，进而转变为更高阶段的质的追求，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只有不断稳定发展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夯实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凸显以主流价值为核心的“精神生活”，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蕴的“美好生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发展维度：生产力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生动力

需要、异化与生产力等问题是马克思着重强调与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而产生，二者的出现表明社会生产力既有进步的体现又有不充分的体现，这只是一段时期的社会现象，而生产力的“低下”则是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出现的根本原因。“分工和私有制实际上在同述一件事，所以二者互为近义词。”[10]37生产力决定了“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12]507。马克思认为需要生产力是导致不合理需要产生的根源，新的生产力的注入将会消除需要的不合理成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擢升，私有制将会最终消失，异化的需要转化为人的需要，最终迎来人性彻底解放的理性的未来社会。

生产力范畴在唯物史观中占据核心位置，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给出了答案。在《手稿》中“生产力”被提及9次，由于此时的马克思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13]89。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前提是经验的，并非先验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532显而易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综合决定着社会状况”[5]533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4]43。生产力是在历史活动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力量，它能够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15]59。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力量，因此应该从劳动概念的基础上理解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6]1000。它是质与量的统一，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在资本批判的路数上构建的，人除了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之外，还应有更高阶位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资本统治之下处于隐蔽状态，导致人的需要的贫瘠与空乏。这个更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超拔于“物”而成为“人”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存在是因为人是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资本统治之下，自我实现的需要已转变成为动物式的自我需要的“异化”，为此，马克思对资本展开了更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9]708。资本家的统治与剥削利用了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在统治的过程中，工人呈现畸形发展的状态，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即便工人处于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他们的结局也必然是因劳动过度而早死，沦为机器、进而沦为资本的奴隶。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去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扬弃，彻底解决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核心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满足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才能使得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在“美好生活”的状态中得以实现。

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旧矛盾转化的直接动力是生产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生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决定人民群众的需要，继而创造与制约需要;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前提，能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美好生活需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便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并呈现多层级的状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建设的关键一环。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存在的物质根基在于社会生活条件，而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社会财富的增进，“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开始重新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538，因为人们是现实的并且是从事活动的人们。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因而能在一定的物质的前提下活动;只有满足所有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才能实现人类普遍的美好生活，体现了其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依赖性。[17]330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生产力只有获得了极大发展，每个人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需要，并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主观保障。

四、矛盾维度：矛盾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8]33需要决定生产，需要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一方面，需要是生产的目的。通过生产活动满足人类需要的转变，从最初的历史活动到原始的物质需要转变为精神需要。另一方面，生产发展的动力在于需要。在初始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新的需要得以产生，只有不断开展生产活动，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新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在生产对象与生产规模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起着助推的重要作用。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人类自身决定需要的对象及生产的数量。当“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19]86，个人的消费需要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19]87。生产决定需要，生产是需要产生的基础。生产与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矛盾。从本质上理解，生产的日趋发展引起需要的内涵日益丰富，需要与生产内在反映的便是人类的需求同满足该需求的社会条件二者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需要与生产间的关系，人的需要总是在不断地丰富，呈现无限性的特点，而生产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有限的状态，生产的增速往往赶不上需要的变化。有限的生产与无限的需要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不能一味追求生产的增速而忽视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能只注重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忽略生产的发展。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切实解决矛盾问题。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需要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在人脑中形成，并形成指导生产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需要的推动下、在生产方向的指引下，社会主体会选择或者形成特定的生产条件，最终完成生产的整个过程。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的要求开展生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实践不断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生产的快速发展导致产生新的需要，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必须提供有效的手段或方式，只有不断提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开展更高阶段的生产实践活动，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始终处于关键位置，需要是人类开展生产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联，需要的提升与丰富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必然带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需要随之呈现丰富性與多样性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战略性措施，我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以需要为导向、以需要作为生产的动力，我国逐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稳固推进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得到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与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这表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提法已与我国当下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不匹配的状态。从整体上看，中国过去呈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蜕变，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也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矛盾双方在质的维度上发生了转化，它以新的方式继续辩证地存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旧的矛盾被逐步取代。总之，需要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创造出新的需要，并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美好生活”需要同“物质文化”的需要，单从外延方面辨析，“物质文化”的需要仅涵盖物质文化，而“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涵盖了“物质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另一方面则包含了自由在内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从需要的存在形态视角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日益增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须依托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限制美好生活实现的关键性制约要素;不平衡、不充分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的特点，这一样态是相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它着重强调了目前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性质与特征。[20]65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表面上看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人民群众需要未被满足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则是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矛盾中居于基础地位，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需要未能满足的直接原因。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社会平衡、充分的发展，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五、开放维度：自由人联合体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升华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1]544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阐述与论证都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产生于19世纪，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被当时的历史现状所拘束，而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提出了构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市民社会中需要和利益是将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私人利益与自然的必要性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认为不可能实现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完全融合。只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因商品交换而带来的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间的冲突，才能建立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融为一体的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共同利益的变迁。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公社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或多或少处于对立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然而，总有一天……社会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二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22]174那么“这一天”与我们当下的实际存在何种逻辑关系，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存在共通之处，这种融合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何联系？

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要回归到人，那么人是什么？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人自身的对象不仅是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而且是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把自身当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便是人能自由且有意识地活动。人的存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与自身、自然及社会存在着密切联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这意味着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独个体，个人获得全面发展手段的前提在于其存在于共同体中，换言之，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人的类生命的绽放、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完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类的未来。那么人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揭示了人或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首先是以“族群”为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由于存在环境的恶劣，人的生存需要上升到最重要的位置，人类便以血缘等共同因素作为纽带而成为相互依赖的群体。这种社会形态并不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最终的呈现，而是由于个体缺乏主体意识所形成的，这并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形态。随之出现的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虚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作为基础，在经济领域形成“货币—资本共同体”，在政治领域则形成“虚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是“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3]199。在对“虚幻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以“类”为本位的真正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3]199。在真正共同体中，发展是全部成员的权利，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和谐统一的，其实质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人类共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每位成员的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二者皆是通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实现所有成员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立足于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开放的思想，是为解决世界发展过程存在问题而提出的世界方案。它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拥有共同的出场语境：皆是基于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而提出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但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的条件不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性，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差异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共同将人类文明走向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这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场域而提出的一种开放思维，它不仅包含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旨在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遵循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满足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马克思认为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必须建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恩格斯认为社会利益总有一天会高于个人利益，各个国家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它的存在也有自身利益因素的影响。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实现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取向所在，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世界矛盾的辩证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纽带，既体现了多样性、差异性与矛盾性，更体现了整体性与统一性，将世界内在的矛盾与差异通过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通过协商、沟通，化解矛盾，最终实现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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