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理想信念与现实追求相疏离的困境分析

向青山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江苏 南京）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1］认同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愿意为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是党和政府对“时代新人”的根本期待和要求。在中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项“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的任务。“共时性”意味着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需要凝聚人心人力，不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同时对广大人民群众提出要求；“历时性”意味着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需要注重代际接续，不仅对当代人提出要求，同时对下一代青年寄予厚望。习近平同志强调：“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2］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的确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使他们实现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交融”，在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个人价值追求。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领域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3］然而同时，还有部分青年却不能很好完成这种“交融”，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时却罔顾甚至损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还有一部分青年理想缺失、信念迷失，没有人生目标，缺乏人生动力，更遑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们是精神上的“缺钙族”。当代部分青年理想信念与现实追求相疏离主要有如下四大表现。

一、物质与精神的疏离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马斯洛把人的需求按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认为人们一般按上述顺次由低级到高级追求各项需求的满足。这些都说明，与精神追求相比，物质追求是基础性的和第一位的。依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在实践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并非单线条的对称性结构，物质生活的发展未必带来精神生活的丰富，而是多线条的对称/非对称性结构，除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称性发展，还有非对称性发展，即物质贫困而精神富有，抑或物质富有而精神贫困。

所谓“精神富有”，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主观世界不断洗炼完善、精神内容不断向上向善的过程和状态，是人的知、情、意不断丰富提升，社会的真、善、美不断显现完臻的过程和状态”［5］。而所谓“精神贫困”，是指“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是一个主要反映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6］。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物质上极度匮乏，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但在精神上却十分富有。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理想主义，是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集体精神标签。这是一种典型的物质贫困而精神富有的非对称性结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得到较好满足，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同样没有放弃。文艺青年、摇滚音乐、政治热情、自由浪漫，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一代青年的集体精神标签，这是一种典型的物质富有而精神富有的对称性结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已是极大丰富，但一些青年的精神生活却不断萎缩。理想丧失、精神贫乏、玩世不恭、自我主义，是“90后”以及“00后”部分青年的精神标签，这是一种典型的物质富有而精神贫困的非对称性结构。

具体而言，新生代这种物质富有而精神贫困的非对称性结构又有多种表现。有些青年从小因家庭贫困，对物质层面表现出“过敏性”重视，将金钱和权力视为人生追求的唯一“存在”，将精神追求视为绝对“虚无”，或者将拜金主义视为唯一精神追求；而有些青年从小受荫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含着金钥匙出生”，但衣食无忧的生活并没有成为精神追求和发展的有利条件，而是转化为培养空虚、无聊、烦躁、迷茫等精神无意义的温床；还有些青年因个人或家庭原因认为自己缺乏“比较优势”，导致自卑孤僻，不敢与人交流，脾气暴躁而好走极端，甚至对他人或社会怀着仇视心理。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原因往往多种多样，既有来自个人际遇和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与个体的性格、心智、意志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整体而言，个体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个体和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方式、社会流俗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国外不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是主要方面［7］。

二、权利与责任的疏离

权利与责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争论，可分为两个派别：以霍布斯、洛克、马歇尔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强调“权利”的重要性，而以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麦金泰尔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则更加强调“责任”的地位［8］。但不管哪一派，都不会从绝对意义上强调权利或者责任的独特地位，因为过于强调权利会导致“社会难以承受之重”，而过于强调责任会导致“个人难以承受之重”。因而尽管有所侧重，不同理论家基本上都赞成现代公民（“公民资格”）内在地包含“享受权利”和“承担责任”双重向度。用学者的话来说，所谓“公民资格”，乃是指“个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或主动的成员身份”［9］。这一资格在“保持了对权利的诉求的同时，也着重强化对于职责、共同体和公共善的诉求”［10］。

社会主义“新人”在政治学上和法理学上同样属于“现代公民”的范畴，抑或说社会主义“新人”本身就内含了“现代公民”的基本要义。因此，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乃是享受权利和承担责任相结合的主体。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本位，强调个人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担当，这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麦金泰尔的主张有较多一致之处。作为现代国家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个人权利和责任关系问题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较大修正，突出了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地位，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宪法和法律体系、现代公民教育体系，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意识培养和实践运用提供保障。这种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强调，其目的乃是实现一种“中和”效应，即培养具有“权利”和“责任”双重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蕴含个人权利及其保障的内容，又包含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蕴含个人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专列一章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将之放到突出位置；新中国的教育则一贯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的统一。

但从实践层面看，当代青年的权利与责任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不少青年“权利高举”和“责任下放”的意识和行为比较明显。学者研究表明，当代青年群体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义务观念淡薄［11］。这种权利与责任的疏离有以下表现：其一，重视自我权利，轻视他人权利。当代青年群体大多有较强权利意识，但不少人对权利的理解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不能将他者视为与“我”地位平等的权利主体。其二，重视个体权利，轻视公共权利。不少青年能够尊重其他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但对集体共同享有、主体不甚明确的公共权利，例如共享道路与交通设施的权利，共享优美环境的权利等等，缺乏明晰的意识。其三，重视享受权利，轻视承担责任。不少青年有较强的享受和捍卫个人权利的意识，但对于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却有意忽视或逃避。对于个人道德责任，或者无视，或者以“不用你管”之类的理由拒绝；对于个人法律责任，或者钻法条漏洞，或者穿梭于法律灰色地带；对于个人社会（国家）责任，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奉行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处世原则。

三、家庭与国家的疏离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是“家国同构”模式，所谓“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其基本要义是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其理想人格模型便是“内圣外王”。这种模式力图将个人抱负、家庭希望与国家未来紧密结合，每个人的个体属性被弱化，家庭属性被强化，国家属性则被置于顶层。其语言表达有“舍小家、为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忠孝不两全”等等。“家国同构”模式的优点至少有两个：一是凝聚个体和家庭的力量，为国家的理想和目标共同努力；二是公权持有者履行“大家长”的道德责任，促进民众的利益。“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可以被视为中国与西方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性差异，正如学者所指出：“西方政治伦理中国家权力的获取源于‘社会契约’，中国政治伦理中国家权力的获取则来自于‘家长’责任的履行，即政府须‘为人民服务’，居于中立的立场，照看人民的利益，并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12］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家国情怀”的意义和作用，他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13］

但在实践中，这一政治理念遇到不少挑战。其一是文化理念的挑战。现代化和现代性对个体本位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和国家的地位。其二是制度和法律的挑战。在现代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价值观方面，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则不容易像古代社会一样做出相应规定。例如古代法律有“爵位继承”“连坐”“诛九族”等带有家庭属性的法律规定，这在现代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其三是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挑战。大家族的没落与小家庭的兴起，家族的观念传承和道德传承遭遇结构性冲击，而现代生活的“世俗化”使得家族训规和祖先崇拜失去牢固根基，忠孝观念无法继续为国家责任提供合理性支撑。

在“家国同构”理念遭遇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家庭与国家的疏离已然产生。一方面，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亲情关系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得到稳定传承，而且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浪潮中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对国家的认同成为一种“选择性”事件，与国家（政府）提供的生活福祉、施加的生活压力、现有的法治水平、当前的文明状况、流行的价值理念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具备条件和机会选择国籍，即使不能选择国籍，也可以选择对国家是否认同。家庭与国家在现代人观念中的不同地位和意义，成为家庭与国家疏离的重要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的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对自我的认同是必然性事件，对家庭的认同是大概率事件，而对国家的认同只是或然性事件。一些青年把个人放在最高位置，把家庭和家人放在重要位置，国家的位置却相对比较低。爱情、亲情、家庭荣誉等因素成为维系家庭重要性的可持续性动力，而国家利益、国家荣誉、国家理想却在一些青年的抽象化理解中被弱化、忽视甚至否定。

四、个人与社会的疏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个人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发展和实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是要通过人的积极实践活动去创造、去生产。“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5］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是实践性的、是创造性的、是实然性的。

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个人与社会联结的纽带，也是个人发展和实现其社会本质的根本途径。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对于青年成才的重要性，他说：“社会是个大课堂。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社会实践、社会活动以及校内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的第二课堂。”［16］当代中国的青年，就整体而言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但同时需要注意，有一些群体却因各种原因与社会实践有着一定程度的疏离。这些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佛系青年。佛系青年是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的新鲜特征，“无所谓”“一切随缘”“怎么都行”是这一群体鲜明的语言标签，“随波逐流”“与世无争”“得过且过”是这一群体鲜明的行为标签。但与佛教高僧历经俗世大彻大悟后的淡然不同，佛系青年表现出的“淡然”徒有其表，未得其本。青年群体原本涉世未深，正处于个人成长和心智转型的关键期，他们的所谓“云淡风轻”“一切随缘”，并不是看破社会的智慧，而是当面对自身童话世界和残酷现实世界的对立时，对社会压力的逃避和生活的妥协。就其本质而言，“是在看到了‘草根逆袭’的不现实性后，对生活的无奈与逃避，其实质是一种遁世消极的文化。”［17］二是学历青年。此处所说的“学历青年”不是单纯指“高学历青年”，而是指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避世而读书，为了学历而读书的青年。“学历青年”并非在本性上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和研究，也没有努力成才、回报社会的鸿鹄之志，毋宁说其喜欢的是学校（尤其是高校）这个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环境。“学历青年”把“继续求学深造”当成心安理得的理由，借以掩藏内心深处逃避家庭和社会责任、不敢走进社会的不安。“考研热”“考博热”“博士后热”与“学历青年”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他们大多想借助学校这座“象牙塔”，获得内心暂时的宁静。三是游戏青年。这是一群沉迷于游戏、痴迷于游戏、迷失于游戏的青年，各种各样的电脑和手机游戏成为他们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兴趣所在、乐趣所在、志向所在、意义所在。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和乐趣，他们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为了获得更多的游戏时间和机会，他们奉行“极简主义”，没有社交、没有约会、没有旅游，甚至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吃饭、没有睡觉；为了获得更大的游戏意义，他们每天的行为都是游戏、每天的思考都是游戏、每天的话题都是游戏、每天的存在都是游戏。虽然在游戏世界里也有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在虚拟世界实现个人的一切“理想和抱负”，然而这个虚拟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却是以牺牲现实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为代价，玩家与虚拟社会联系越紧密，则必然与现实社会越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