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统手工纸的研究现状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浙江省作为传统手工纸的重要产地，亦是学界调查研究的重点。浙江曾出现百余种享誉全国的纸中名品，如富阳竹纸、开化纸、剡藤纸等，这些纸品更是受研究者青睐。下文将以此为类，对浙江传统手工纸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

一 对浙江手工纸的整体研究

目前对手工纸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传统造纸技艺的起源；其二，从科技史的角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造纸工艺；其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探究传统造纸技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对浙江手工纸的研究，同样没有跃出这三个层面。

早期研究主要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最为详实的当属浙江设计委员会统计部编著的《浙江之纸业》（1940）和袁代绪编著的《浙江省手工造纸业》（1959）。其中，《浙江之纸业》共包含21个篇章，67个节目，数千页的文字资料、统计图表与附录，在概述中国手工造纸的沿革、现状、概况、输出与外纸的输入后，重点阐述了浙江手工造纸的沿革、现状，输出与外纸的输入、产地、分类、原料、制造、产量、产值、用途与销路、槽数与工人、槽户与资本、成本与盈亏、税捐，同时论及浙江之机器造纸与浙江纸业发展之路，并附上了调查浙江纸业的经过。因两书重在调查浙江纸业的产销情况，以便对浙江纸业的发展进行引导，故而尤为重视对浙江现代纸业发展的论述。

非物质遗产层面的研究，较为典型的有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生谷宇的论文《浙江地区传统造纸工艺的保护研究》（2014）。论文以浙江手工纸的生存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选取三种有借鉴意义的生存模式——以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传统工艺、以扩大生产规模带动传统工艺和以生产专用领域用纸推动传统工艺，重点分析其优劣、机会与威胁。论文同时针对浙江地区在保护传统造纸工艺方面的问题，借鉴国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提出保护策略，以促进传统造纸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从历史学角度展开研究的有汤人望等人合撰的论文〈浙江手工造纸之古今〉（2016）。此文梳理了以剡藤纸、由拳山藤纸、温州蠲纸、富阳土纸和纸药为代表的浙江古代手工纸的历史发展，考察了浙江当代手工纸的传承与发展。

对浙江手工纸的整体研究，无论从哪个视角展开，更多地都是对当代手工纸及近些年纸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对于浙江传统手工纸历史脉络的梳理相对简单。有些学者的视角就转向了对特定纸品的考辨，尤以对富阳竹纸和开化纸的研究最为热门。

二 对富阳竹纸的研究

浙江名纸中，对富阳竹纸的研究最为丰富。1992年，富阳县档案馆围绕“土纸之乡”的主题，从“源流”“分布”“工艺”“品种、规格、质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购销”六个方面入手，编撰了两万余字的《富阳之纸业》，获浙江省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次年，《富阳县志·纸业编》（1993）围绕富阳手工造纸、机械(器)造纸、品种、生产、工艺、收购、调销、质量(规格)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编撰了四万余字的篇幅，与包括机、电、化、轻、纺等行业的“工业篇”相当。缪大经在〈探讨“富阳纸”的起源及其他〉（1995）中对地方志的这种新结构进行了称赞，声称这是“行业成篇，突破格局的新尝试……对了解富阳从‘土纸之乡’走向‘纸业之县(市)’的历史轨迹很有帮助。”1缪大经撰，〈探讨“富阳纸”的起源及其他〉，载《中国造纸》，1995年第2期，第63页。

但缪大经同时指出了《富阳县志》的不足之处，更是对富阳纸的起源提出了不同见解。《富阳县志·纸业篇》认为“富阳……手工造纸，溯源于汉明帝时代（公元58—75年）”2富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阳县志·纸业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缪大经则说“西晋张华（公元230—300年）《博物志》……是记载浙江造纸之始”3同注1，第64页。。他甚至指责《富阳县志》“把一些并不具有确切性与权威性的资料当成‘历史文献’，以及把缺乏科学考古根据的‘西汉有纸’说收入志书是不够慎重的”4同注1，第64页。，并强调，“若富阳真的发现有东汉明帝时代的纸或线索，则应向省市地方志委员会及省市文物考古所申请鉴定。以讹传讹则失去志书的权威性”5同注1，第64页。。

为此，富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编撰《中国富阳纸业》（2005）时，在这个问题上摆出了开放的态度，强调富阳造纸“至少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嵊州一带出现‘剡藤纸’、余杭造出‘由拳纸’之时”6浙江省富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撰，《中国富阳纸业》，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但同时也指出汉明帝时就有造纸活动的说法“虽尚未得到确凿论证，但以我国造纸术的起源大大早于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的实际，这种造纸实践是完全有可能的”7同注6。。

关于富阳纸起源的问题并未就此终结，两种说法各有延续。比如，贺海超等人的论文〈非遗视角下浙江富阳手工竹纸工艺调查研究〉（2018）采用了富阳造纸始于魏晋时期的说法，李少军的专著《富阳竹纸》（2010）和周安平的硕士论文《20世纪50—60年代的浙江省富阳县手工造纸业研究》（2013）仍然直接采用了富阳造纸溯源于汉明帝时代的说法。陈彪等人在数年后发表〈《富阳竹纸》《瓯海屏纸》书评〉（2017），继续论及起源问题：

《富阳竹纸》一书认为，富阳手工纸溯源于汉明帝时代，并认为当时以桑根为原料，进而认为富阳手工纸和东汉的蔡侯纸是两个不同时间区域、工艺、品种的纸……上述论断源于《富阳县志》，《富阳县志》也只是简单提及，并无深入分析，富阳竹纸的起源发展历史值得更深入的研究。8陈彪等撰，〈《富阳竹纸》《瓯海屏纸》书评〉，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43页。瓯海屏纸是温州手工名纸，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鉴于此，在缪大经撰文二十余年后，随着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有可能也有必要来重新来梳理一下富阳纸的起源问题。

但李少军的《富阳竹纸》在造纸工艺方面的资料尤为详实、珍贵。作者根据亲身经验，从工匠视角展开实录，先后调查了6省31县（市区）100多个造纸村落，走访了50余位老纸农、20多位老匠人，记录了富阳竹纸的20道工艺流程及相关工具和技术要领。

富阳纸有皮纸、竹纸和草纸之分，尤以竹纸最享盛名，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究富阳竹纸的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是近十几年来研究富阳竹纸的又一个热点，出现了众多论述。

《中国富阳纸业》一书将论文分成“传统篇”“现代篇”与“企业篇”三大门类，同时选录富阳县有关造纸产业的各种报告、会议纪要等资料，体现了富阳传统手工造纸开始向机械造纸转变的事实。

针对富阳纸业的这种转型，近些年的研究基本上围绕富阳现代纸业展开。比如，李富祥的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及其悖论——以富阳竹纸制作技艺为例〉（2012）、姜军的论文〈富阳传统竹纸的兴盛于传承发展研究〉（2016）、贺超海和闵海霞的论文〈非遗视角下浙江富阳手工竹纸工艺调查研究〉（2018），这些论文有对富阳竹纸发展历史的简单概述，有对富阳竹纸的原料检测、机械性能分析，有对富阳手工造纸艺人的访谈，有对富阳竹纸工艺流程、造纸工具和设备的介绍，有对富阳竹纸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建议，涉及角度较为多样化。

而最为全面的当属浙江财经学院周安平的硕士论文《20世纪50—60年代浙江省富阳县手工造纸业研究》（2013），此文的独特之处在于运用了以斯密定理为主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对富阳手工造纸业的发展转型做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但也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本文选取的几个方面，只能说是许多因素中的少数。”9周安平撰，《20世纪50—60年代浙江省富阳县手工造纸业研究》，浙江财经学院，2013年，第4页。尤其是这些因素还在随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富阳现代手工造纸业的研究也应及时跟进。

三 对“开化纸”的研究

在浙江传统名纸中，另一个更扑朔迷离的纸品是开化纸。开化纸在文献史上享誉盛名，号称“清代书籍刻印的楷模”，屡屡得到藏书家、古籍研究专家的赞赏。与此同时，围绕着开化纸的困惑陆续产生。

古纸研究专家刘仁庆先生注意到，在浙江省和开化县的有关典籍和史料中均未见关于开化纸的记载，他在《论开化纸——古纸研究之二十一》中试图为此解惑，推测：“官府把浙江省开化地区制出的纸浆（晒干的藤浆）运到北京，再由北京的官纸局或白纸坊的槽户如法炮制而生产了开化纸。”10刘仁庆撰，〈论开化纸：古纸研究之二十一〉，载《纸和造纸》，2012年第6期，第78页。至于文献对于“开化纸”均无记载，则“有可能是‘上边’下命令不让公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人敢去或者愿意干这件‘既不利己又不利人’的事情”11同注10。。但作者也强调，这些都只是他的推想。

正因为这种猜想缺乏证据，围绕开化纸的疑团依然困扰学界。直到2015年，王传龙的〈“开化纸”考辨〉一文在遍索文献的基础上，围绕着“开花纸、桃花纸的得名”“开化纸的使用情况”“开化纸的原产地及得名”“清代内府刻书不用开化纸”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此文基于开化府“一应纸张者，皆非开产”的公文报告，指出“旧说清代殿本所用之开化纸为浙江开化县所产，实为望文生义之词”12王传龙撰，〈“开化纸”考辨〉，载《文献》，2015年第1期，第19页。。作者根据司礼监、工部的行造纸名发现，开化非指地名：

凡某地独产者，如铅山奏本纸、广信青纸，若带地名，则必须要加特定的修饰词，以作更为细致的区分。因铅山、广信产纸类众多……开化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所产纸类也并不单一……若开化纸中的开化为地名，则当加其他修饰语，否则只能做一含糊统称，而无从特指某一种纸。13同注12，第21页。

既然开化非指地名，作者继而以龙沥纸为类，推测开化纸的命名当是取其吉利之意，“无论是大开化、小开化，都可喻示朝廷奉天承运，百姓日趋开化”14同注12，第21页。。至于其产地，考虑到明代常由朝廷规定纸的名称、样式，分配产纸诸省共同生产纳交的情况，推测开化纸有多个产地，而“明代隆庆之前，江西省广信府生产开化纸，且数量庞大，皆为确定无疑之事。而且广信府的玉山县，最有可能是开化纸的原产地。”15同注12，第21页。

对于开化纸与开花纸、桃花纸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猜想：“近人（如陶湘、周叔锼、黄永年等）所谓清三代殿本之‘开化纸’，极可能是一种讹呼，它的真实名称（据内府档案记载）为‘连四纸’，而非明人所谓开化纸。然或因此纸日久易生霉点，状如桃花，遂逐渐讹生出‘开花纸’‘桃花纸’之名，音近致误，导致与明代之开化纸相混淆，更与东晋时就已出现的‘桃花纸’（实则并非一物）相比附。”16同注12，第23页。

但此文的发表，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刘国庆编著的《楮墨芸香——衢州纸韵》（2017）一书在介绍衢州的造纸、著述、刻书与收藏等与纸有关的活动时，仍有“绝代风华‘开化纸’”一节，感叹一代名纸开化纸“以纸品命名，而非仅以产地命名”，是“衢州乃至中国造纸史上的绝唱”17刘国庆著，《楮墨芸香：衢州纸韵》，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页。。刘仁庆的《纸系千秋新考——中国古纸撷英》（2018）在论及开化纸时，也沿用了作者早前的观点。

同年底，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点实验室的成员易晓辉等人对清内府刻书用的开化纸、开化榜纸残片样品的纤维成分进行了分析，对王传龙的考证做出了回应：

清宫刻书所用“开化纸”实为一种“连四纸”，“开化榜纸”实为“泾县榜纸”，二者产地都在安徽泾县一带。相关纸样经检测发现其纤维成分为100%青檀皮，青檀皮造纸为安徽泾县所特有。文献考证的结论跟纸样分析的结果相吻合，表明清宫内府刻书用“开化纸”和“开化榜纸”应属泾县宣纸体系。18易晓辉撰，〈清代内府刻书用“开化纸”来源探究〉，载《文献》，2018年第2期，第162页。

在实验数据面前，对开化纸的重新认识或许会逐渐开启。

四 对其他纸类的研究

在争论富阳竹纸和开化纸之余，较多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当属龙游皮纸和剡藤纸。但两者的研究侧重亦有不同。

龙游皮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它的研究重点关注制作工艺与技艺的传承。吴建国等人编著的《龙游皮纸制作技艺》（2016）一书介绍了龙游皮纸的品种及特征、制作材料和工具、制作工艺流程、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等内容。作者还撰写了同名论文，详细介绍了龙游传统手工造纸的历史发展、造纸流程以及龙游县对皮纸工艺展开的一些系列保护和传承工作。吴星辉的论文〈龙游皮纸艺术特色研究〉（2013）通过分析龙游皮纸的人文历史、原材料、纸质特性、制作工艺等方面，来挖掘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艺术价值。万爱珠和陈志祥的论文〈我要将龙游皮纸制作技艺永远传承下去〉（2018）从龙游皮纸传承人万爱珠的视角出发，叙述了龙游皮纸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包括她在内的传承人为传承龙游皮纸做出的努力。

而剡藤纸因为材料的缺乏，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对它的研究主要从史料入手。张秀铫的论文〈剡藤纸刍议〉（1988）描述了剡藤纸的始制与盛衰，分析了剡藤纸的特点与用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古代文献中搜罗出了“剡藤、剡硾、敲冰纸、玉版纸、玉叶纸、澄心堂纸、月面松纹纸、罗笺（粉云罗笺）、苔笺、剡纸剡笺”19张秀铫撰，〈剡藤纸刍议〉，载《中国造纸》，1988年第6期，第62页。十种不同的剡藤纸名品。

至于藤纸的工艺早已失传，文献亦无详细记载。刘仁庆在前往浙江余杭、富阳、龙游、绍兴、上虞、嵊县等地调查手工纸时，偶然发现了藤（皮）纸生产流程的记录。于是，作者结合纸工的采访口述，对藤纸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写成了〈论藤纸——古纸研究之四〉（2011）一文，文中同时分析了藤纸的兴衰，但没有明确指出剡藤纸衰落的原因。

此外还有黄世泽的〈由拳山藤纸〉（1989）、何心乐的〈远逝的越州纸〉（2013）之类的小文，会对某一纸品进行简单介绍。

五 结语

浙江造纸史上出过的百余种名品，很多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给世人留下了各种困惑，除了传承其技艺外，今天的学界还需要对一些基本的史料进行梳理。姚伯岳和吴晓云曾在〈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策略断想——从开化纸说开去〉（2019）一文针对传统纸张的研究与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建议：

收集古今文献中的相关文字记载，编纂《中国传统纸张研究资料汇编》；制订《中国传统纸张元数据标准》，规范古纸著录方法；编制《中国传统纸张鉴定实验手册》，规范中国传统纸张的鉴定实验方法；编制《中国传统纸张纸谱》，建设对社会开放的网络型数据库；制订《当代中国传统纸张制作标准》，规范今后手工纸的制作工艺；对全国传统手工造纸业进行普查登记，出版《中国传统纸业年鉴》，并将其发布上网；建立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网站，打造最具权威的工作研究平台；加强对中国传统纸张的研究，促进传统造纸业的进步和发展。20姚伯岳、吴晓云撰，〈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策略断想：从开化纸说开去〉，载《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期，第162页。

可见，在浙江手工纸的研究中，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有关浙江传统手工纸的史料，对我们正确、全面认识浙江手工纸，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