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物破坏运动*

“我的朋友，”狄德罗在1765年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热爱真理胜于热爱美的艺术，就让我们为一些偶像破坏者祈祷上帝吧。”1《百科全书》[Magazin encyclopédique],III (1795),pp.52–53。这段话出自狄德罗的1765年沙龙批评。这段神谕般的表述出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之一，它萌生了法国大革命时人们面临的一种重要的窘境。首先，他们认识到法国是西方艺术的宝库，任何想要用时人或后人的眼光证实这一点的法国政府都必须敬重法国的艺术遗产。其次，大革命时代的人们了解，1789年之前的绘画、雕塑与建筑一直被当作社会操控的手段，当作道德与政治的教科书。无论是启蒙运动者还是皇家艺术大臣都同意艺术的首要功能是教化：“管理者们总是利用绘画和雕塑，以求在这些作品的主题中唤起他们渴望唤起的宗教情感或政治情感。”2狄德罗等人编撰，《百科全书》。Diderot,et al.,eds., Encyclopédique,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e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is,1751–1765，“绘画篇”，XII,p.267。18世纪末期的大多数艺术批评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大革命期间，这种论调的各种变化形式也一直被不断重复。3见La Font de Saint-Yenne,L’ombre du Grand Colbert,le Louvre,et la Ville de Paris,Dialogue.Réflexions sur queleques causes de l’Etat present de la peinture en France,Paris,1752,passim;M.L’***P***,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 salon de 1783,et sur l’ état des arts en France,Paris,1783,p.31;Journal de Paris,no.279,Oct.6,1787,pp.1203–1204;Fernand Engerand,ed.,Inventaire des tableaux commandés dt achetés par la direction des batiments du roi (1709 –1792),Paris,1900,p.xxix;Jean Locquin,La peinture d’histoire en France de 1747 à 1785,Paris,1912,p.51;David L.Dowd,Pageant-Master of the Republic:Jacques-Louis Davi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Lincoln,1948,chaps.1,2.关于大革命期间类似倾向的评论，另见Jérôme Mavidal,Emile Laurent,et al.,eds.,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Paris,1862–1913,Ser.I [此 引为《议会档案》],XVI,p.541;XX,p.293；XXII,p.215;XXIV,pp.281–282;XXVI,pp.467 –472;XXIX,p.306;XLIV,p.498。18世纪最寻常的艺术哲学似乎一直以来是源自一种对当时流行的感觉论和联想论心理学的通俗化。见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Princeton,1951,chap.3.

于是，革命者们便遭遇了恼人的尴尬：他们不得不证明美的艺术在革命政党的制度下不会受损，但是1789年以前的艺术所传达的价值，无论社会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用许多革命党的话来说都是“不真实的”，必须被毁灭。革命党人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艺术遗产倍感自豪；他们十分自信视觉艺术既可以教育有修养之人，也可以教育目不识丁者，但是他们同样确信旧制度的许多价值是虚假的，应该被铲除。如果狄德罗还活着，他们很可能这样回应他，“我们热爱真理，也热爱美的艺术。我们该如何是好？”

在大革命爆发初期，这种两难境地的左右两端都清晰可见，尽管如此，直至1792年，总体倾向似乎偏向于对艺术的保护。这种倾向精准地反映在《文学年报》[L’Année littéraire]上，其中提及1789年8月的一次艺术展览。“法兰西一直以来都是艺术与天才的故乡。人们希望，在如今如火如荼的革命之中，缪斯女神们不会逃离她们习惯的庇护之所。”4L’Année littéraire,VI,September,1789,p.281.不过艺术并不只是“被希望”会继续繁荣；为了保护法国艺术遗产，人们做出了具体努力——1789年11月，法国开始将教堂财产国家化。

许多教堂建筑被卖给个人，人们害怕那些建筑中的镶嵌画、彩色玻璃、雕像、绘画不是被损毁就是遗失。5《议会档案》，XIX,pp.434–435,p.472,p.603。为了避免国家遭受此类艺术损失的危险，1790年国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纪念碑委员会[Monuments Commission]，成员来自几所皇家学院。6《议会档案》，XIX,p.603；Louis Tuetey,ed.,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1790–4 (Paris,1902,1903),I,pp.i–vii。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各种不同的仓库盘存和收集那些值得国家保护的艺术作品。成员们缺少远行的必要资金，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出版一本手册联络到各地官员，标题中写道“关于如何保护手稿、章程……古代纪念碑、雕像、绘画和教堂中各种与美术相关物品的指南”。7《议会档案》，XXI,pp.490 ff。纪念碑委员会在巴黎周边的各个教堂，成功地收集到法兰西过去的统治者及带有皇家血统的王子、公主的各种墓葬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后来被陈列在圣德尼修道院中，人们希冀对过去的记录与美的艺术都能同时被保护下来。8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I,p.30.委员会在国民代表大会9《议会档案》，XXXI,p.346。中赢得极高的赞誉，这样的活动似乎巩固了巴雷尔[Barère]在1791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传达出的观点。“野蛮之众的革命”，巴雷尔说，“摧毁了所有的纪念碑，艺术的每一丝痕迹似乎都被抹去。文明之人的革命是保护美的艺术并修饰它们，同时，委员周全的考虑也使得艺术得以重生，为帝国增色不少。”10《议会档案》，XXVI,pp.471–472。

尽管如此，一股对艺术不利的不祥的暗流却已然涌动。就在《文学年报》的作者祈祷对艺术的保护及艺术活动的延续的当月，较为激进的《巴黎的革命》便发表了如下观点：

在我们的城市中，国王的雕像不能算是人民的作品，而是弄臣的作品……近日来发生在各区的事件毫无疑问令所有人记忆犹新，但是时间很快就会抹去这些记忆……对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以后这些名字和仪式就好像从来未曾出现过一样。我们应该利用制造公共纪念碑的手段对人们讲述他们的荣光，我们必不能忘在这场革命中那些充满力量的符号语言……如果有人反对说这样一座雕像太过昂贵，那么就让我们用贵得离谱的路易十八的雕像上的青铜和大理石吧，那雕像真是对理性和人性的侮辱。从这座纪念碑的残骸中我们可以竖起一座献给自由与祖国的保卫者的纪念碑。11Révolutions de Paris,IX,Sept.9,1789,pp.25–26.

提醒法国人“充满力量的符号语言”，这是一种赎罪行为。早在1790年，就有一群艺术家向国民代表大会请愿，要求国王“下令摧毁所有在封建王朝时期矗立的纪念碑”。12M.Deltufo,Discours prononcé a la barr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par M.Deltufo,directeur de la Sociéte Polysophique,Paris,1790,p.5.没过多久，国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卡特勒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就提醒他的委员同伴们想想柏拉图对人民面对堕落艺术时的担忧。虽然德·昆西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但却对这位哲学家的概念做出古怪的歪曲。“在暴政之下的艺术让人民远离了他们真正感兴趣之物，轻抚着他们昏昏欲睡”，他写道，但是，“将艺术交到人民的双手中，它们就变成了对暴君的鞭笞。艺术只是工具，制造出善良还是邪恶取决于使用它们的双手”。13Antoine C.Quatremère de Quincy,Considérations sur les arts du dessin en France,suivies d’un plan d’Académie,Paris,1791,pp.56–57.

虽然诸如此类对艺术立法问题必要性的提醒一直存在，委员会成员们的态度却始终摇摆不定。比如，在1790年有关废除贵族头衔的争辩中就通过了一项动议，下令将胜利广场[Place Victoire]上德雅尔丹[Desjardins]雕刻的路易十四雕像下方的一些浅浮雕毁掉，因为它们表现了四个被囚禁的法国外省。14《议会档案》，XVI,p.374。摧毁活动一周内就完成，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废除贵族头衔的法令中有一项条款，特别提到禁止破坏与旧制度相关的纪念碑。15Johann Georg Wille,Mémoires et Journal,Paris,1857,II,p.217。威尔在1790年7月4日的日志分录中记录了这次破坏。有关将贵族头衔除名的草案，见《议会档案》，XVIII,pp.104–110。

这种在保护艺术与破坏艺术之间犹豫不决的态度在1792年巴黎公社暴动之后似乎消失不再。1792年8月10日标志着君主制的垮台，也开启了长达三年的破坏偶像运动的洪流。8月10日警钟唤醒的暴徒们奔走在城市四处，推倒那些令“卡佩家族”[Capetian Line]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伴随着亢奋的人群发出的欢呼声，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十四和十五的雕像应声倒地。16《议会档案》，XLVIII,2,p.115;Moniteur,no.226,Aug.12,1792,p.948;no.229,Aug.15,1792,p.962;Bertrand Barère,Memoirs,London,1896,II,pp.16–17;Edouard Lockroy,ed.,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1785–1793.Narrated in the Letters of Madame J[ullien]of the Jacobin Party,London,1881,p.212。在8月11日的制宪会议中，委员们提到这次破坏运动都表示惶恐不安，然而却都认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民的愤怒”。他们决意要“根除一切皇室的偏见”，“向人民表明国民代表大会意识到了他们对自由的要求”，并起草文件称巴黎一切“致敬专制的”雕像都要被摧毁。17《议会档案》，XLVIII,p.2。

三天之后，大会全票通过了一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明确法令。法令的序文部分明确了其主要目的：破坏偶像；如果君主制要消失，与之相关的所有象征符号就有必要同样消失。

鉴于，自由与平等的神圣原则不会容许浮夸、偏见、暴政的纪念碑继续存在，冒犯法国人民的眼睛；鉴于，这些纪念碑上使用的青铜能够被转变成大炮来保卫国家，颁布本案。一、所有雕像、浮雕、铭文，以及各种用青铜或其他金属制造的纪念碑……将由公社拆除。[第二条规定将金属变成大炮]三、所有含有封建主义迹象的纪念碑，无论其实质为何，若仍位于教堂或其他公共广场，甚至私人住所，都应被公社摧毁，一刻不能耽搁。

当政府指挥约25,000,000人民立刻摧毁封建纪念碑时，想起来自己对于艺术的职责，并求助纪念碑委员会的33 名委员。于是有了最后一条：“四、由纪念碑委员会特别承担对有特殊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保护……”18《议会档案》，XLVIII,pp.115–116。

得到了法律的许可后，对旧制度的象征物的破坏运动大步向前。不到一个月，内政部长就表露担忧，因为他根本无法记录由8月14日的法令掀起的破坏偶像运动或控制其日益高涨的形势。19《议会档案》，L,pp.14–15;Moniteur,no.261,Sept.16,1792,p.1108。该部长在1793年10月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抱怨，见《议会档案》，LIII,p.96。或许部长没有意识到迫切行事是必要的。假如我们承认一种普遍的信仰，在被感知的对象与用来感知的心智的思想之间存在一致性，那么这些带有危险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视觉对象就必须被立刻摧毁。20这并不是说感觉论心理学要对大革命期间的文物破坏完全负责（见注3）；但是倾向于这种心理学的论点确实支持和加剧了文物破坏运动。正如制宪会议的一名成员警告他的同伴，“一匹马儿若是染上鼻疽病，就必须立刻杀死它，它的马具和马厩也必须被烧掉以防瘟疫的传播。”21

在这个粗鲁的类比中，“马具和马厩”初看起来只是指旧制度中的社会和政治的象征符号。但是随着1793年马拉被刺杀、被称颂，“去基督教化”运动的展开，宗教的象征符号也被拖到铁锤下、火堆里。对马拉之死的公开哀悼与对“拒绝立誓效忠的”牧师及教皇至上主义的教会的恨常常被混在同一种庆典仪式中，这种仪式有三个要素：一座教堂作为理性的神庙揭幕，展示一尊马拉的胸像，由雕像、绘画、宪章、纹章等堆成的火堆被点燃。在枫丹白露举办的庆典是许多庆典中的典型。“为了慰藉马拉的灵魂”所有国王和贵族的画都从城堡中拿出，在这位烈士的胸像前被付之一炬。曾有人自豪地记录了尚帕涅[Champagne]画的路易十三像冒出的烟“吹向胸像，这真是我们能为他焚的最适宜的香”。22对枫丹白露的庆典的描述见《议会档案》,LXXVII,pp.648–451。其他一些类似的节庆，情况也极为相似，几乎成为一种仪式，见《议会档案》，LXXII,p.318;LXXIX,pp.702–704;LXXXI,p.277,p.689,p.695;LXXXII,p.74,p.383,p.449,p.664。尽管这种仪式有许多，但往往单是篝火就成为共和式激情的发泄口。比如，一场庆祝君主制垮台一周年的庆典就被认为是焚烧一车又一车“象征皇室、迷信、愚昧”或“奴役、专制、狂热符号”的最佳时机，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封面带有百合花封印的书籍。23一些由于与旧王政之间有着真实存在的或假想出来的关联的纪念碑、绘画、书籍等物，对它们的破坏的具体报告见《议会档案》,LIII,p.96;LXI,p.392;LXVIII,p.485;LXX,p.69;LXXIII,p.318;LXXVI,p.479;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150;III,p.40;IV,p.79,p.81,p.302,p.650,p.676,p.817,p.838;V,p.254,p.514;VI,p.126,p.502,p.525,p.549,p.572,p.675,p.712,p.801;Louis Tuetey,eds.,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Paris,1912,1918,I,p.97,p.115,p.207,p.210;II,p.4,p.9,p.25,p.37,p.60,p.154,p.212,p.241;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I,p.141,p.149,p.273,p.311,p.364;II,p.2,p.3,p.7,p.12–13,p.46,p.56,p.61,p.69–70,p.71,p.77,p.81–82,p.92,p.94,p.109,p.111,p.127,p.170–171,p.175,p.207 –208。这些引文内容涵盖了1790—1795 这一时期；其中并未包含1794—1795年政府鼓励的纪念碑和雕像的破坏活动，它们原本是1793—1794年间为纪念马拉和大革命而树立的。如果有如此多的破坏活动，我们要如何解释那些留下来的东西呢？A.要在三年内破坏此前800 多年创造的文物是很困难的。B.在许多情况中（上面未引），那些会引发争议的建筑装饰只是被人用灰泥覆盖遮住。C.破坏活动大都需要价格不菲的脚手架，需要雇佣工人；人民公社必须用地方税收来支付这些费用（见《议会档案》,LXXIII,p.378;LXXIV,p.100），似乎对经济的考虑影响了对破坏被禁象征物的欲望。D.有相当一部分令现代旅游者觉得赏心悦目的“中世纪”的大教堂雕塑，比如巴黎圣母院，实际上是19世纪在诸如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 Duc]等人的领导下进行的修复工作。

在这种破坏不断发展的同时，制宪会议中仍不断有许多抱怨的声音，认为对象征着旧时荣光的符号的破坏完成得不够迅速，不够全面。24《议会档案》，LV,pp.341–342;LXI,p.392;LXIII,p.311;LXXIV,p.100;LXXVI,p.440,p.455;LXXXIII,p.378,p.484。1793年9月14日颁布的新法令，威胁要罢免那些未能履行第一条法令中销毁纪念碑的任务的地方官员。25《议会档案》，LXXIV,p.100。1793年10月，所有旧制度的象征物都被勒令在8日内销毁，对仍保留类似象征物的地方一律财产充公。26《议会档案》，LXXVII,pp.711–712;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652.当月，巴黎公社的理事会下令城中所有的“宗教肖像”都立刻被销毁；在公墓除了“睡神”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雕像，所有其他的雕刻作品都将被砸毁。27Moniteur,no.27,Oct.15,1793,p.107;no.34,Oct.23,1793,p.135.

在这样一种法规的压力面前，纪念碑委员会（1790年就已成立）十分无助。他们仍要为艺术作品的保护负责，但是这个组织中的33 人都是巴黎的居民；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官方身份含糊不清，而且不管任何情况，他们也不可能游荡在巴黎的大街上，指挥地方官员阻止中央政府要这些官员做的事情，这会令他们失去自己的市民地位。事实上，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确实曾经号召纪念碑委员会摧毁一部分后者曾耗费心力保护的东西——圣德尼修道院里的皇家墓葬。28《议会档案》，LXX,p.108。“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碑仍然在滋养着某些法国人的迷信思想，”29《议会档案》，LXXVI,p.440。在公共安全委员会发出命令不到一个月，就有大约50座坟墓在纪念碑委员会的指挥下被毁。30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40.

然而到了1793年12月，倒霉的纪念碑委员会成员们仍被指责“没有跟上革命的步伐”以及“无所作为的”爱国主义，终于还是被政府解散了。一个叫做临时艺术委员会的新队伍产生了，21 引自James Gillaume,eds.,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Paris,1891–1907,IV,p.276.职责与其前任完全一致。31《议会档案》，LXXXI,pp.628–631。同样需要被保护的还有那些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带有纯粹的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的艺术作品。新的委员们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他们同样并非没有参与破坏偶像运动。委员会要求所有“卡佩家族”的肖像画都要被毁掉。曾经有个委员小心翼翼地提议说，这些肖像画中有那么几幅或许包含“一些天赋和创造力”，立刻被更“爱国的”其他委员果断驳回了。32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II,p.657，另见I,p.106,p.207;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V,p.657.新的艺术委员会还建议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庆典，以一次大型销毁活动为核心，销毁“那些让人想起王权、狂热的肖像和纪念碑，确保无一可以逃脱共和的熔炉”。33《议会档案》，IV,pp.654–655。

尽管这个庆典从未举行过，然而从1793 到1794年确实有一段时期，如果“共和教”的信徒们如愿的话，那么“共和的熔炉”的炉膛会满得溢出来。在18世纪刮过法兰西的教义之风中，尤为突出的是这样一个概念，艺术是奢靡与邪恶的结果，它们只会在堕落的、过度文明的社会中繁荣，并为暴政统治者的主题提供鸦片。34见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ed.黑文斯[George R.Havens],London,1946,pp.61–82。黑文斯认为卢梭的论文表达的思想在至少三代学者之中广为流传，见之于沙朗[Charron]、波舒哀[Bossuet]、费奈隆[Fénelon]、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人的著作。1740—1760年期间，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 曾经出版过法文版，为这种争辩火上浇油。见J-J Rousseau, Lettre…sur les spectacles,1758;Paul Henry Thiry Baron d’Holbach, Systèm social,London,1773,I,p.64;Johann J.Winckelmann,Histoire de l’art chez les anciens,Paris,1791,I,p.90.在大革命前，有关这种观点的真假之辩主要是学术性的，但是如果法国人决定要创造一个共和制的政体，而这一政体自豪于美德的统治，主张回归朴素与自然，那么这种艺术哲学牵涉的含义显然将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政体是1793 至1794年期间许多革命者的梦想。它的支持者们时常会拒绝区分“皇家”艺术与“共和”艺术：他们会消灭一切艺术。1793年10月，在一次面对制宪会议的讲话中，米歇尔–埃德姆·珀蒂[Michel-Edme Petit]简明扼要地传达了最新的时尚。他声称，在儿童教育中加入任何形式的美术都会“使道德败坏”，他提及一些艺术家的懒散品德作为证据。他断言，任何来自美术的愉悦，“都会令精神失去活力，导致它不再有勇气，无法承受困苦；它会令人们对温和的手段与朴素的迷人之处无动于衷，而这些在共和体制中是不可或缺的。”35引自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551.在珀蒂发表这段讲演后不久，一个来自塞弗勒[Sévres]的代表团拜访了制宪会议，抱怨教堂装饰与神职人员法袍的过分华丽，因为他们的样子与“无套裤[sans-colutte]的耶稣的朴素与谦逊”36Moniteur,no.51,Nov.11,1793,p.207.不一致。1793年11月，公共教育委员会得到来自罗什福尔[Rochefort]的市民的消息，说这座城市里一切“迷信的纪念碑”以及宗教书籍在一场燃烧了22个小时的大火之中灰飞烟灭。就在收到罗什福尔来信的同一天，委员会收到一封马赛的图书管理员寻求建议（或者说安慰）的信；管理员被两个市民要求烧掉馆里所有的书，因为它们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邪恶的”。37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p.40–41.还有一位匿名的小手册作者指出，最偏爱艺术的时代属于奥古斯都皇帝、教皇里奥十世以及路易十四；而另一方面，是斯巴达人“驱逐了一切奢靡”。38Alexandre Tuetey and Jean Guiffrey,eds.,La Commission du muséum et la creation du Musée du Louvre (1792–1793) (Documents… ),Paris,1910,p.181。有关奢华与艺术之间的必然联系，其他当代评论可见之于Quatremére de Quincy,Considérations sur les arts,p.49,p.86;Anatole de Montaiglon and Jules Guiffrey,eds.,Correspondance des directeurs de l’Académie de France à Rome,Paris,1901–1907,XVI,p.395;Moniteur,no.95,Nov.25,1789,p.387;no.20,Jan.20,1790,p.79。指责艺术、哲学、文学对共和无用或危险，更多文献可见《议会档案》,LX XVII,p.489;LXXXI,p.633;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V,p.820;Moniteur,no.119,Jan.17,1794,p.480;Annale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no.230,Aug.17,1793,p.1131;Décade Philosophique,I,June 28,1794,p.402;Antoine Augustin Renouard,Chardin,et Charlegmagne fils,Observations de quelques patriotes sur la nécessité de conserver les monuments de la littéature et des arts,Paris,1793,p.11;François Antoine de Boissy d’Anglas,Quelques idées sur les arts,sur la nécessité de les encourager… adressés a la Convention nationale,Paris,1793,p.127–128。这些文献中都未提及具体人名；而是他们“在街头听说”，或“有人听说艺术被指责为无用”之类。一个好的共和党人必定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几乎无法避免的是，对大革命前的艺术的反对会波及那些曾经创作了歌颂皇家或宗教赞助人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在革命期间仍然在世的艺术家。国民大会代表蒂博多[A.C.Thibaudeau]责骂法国艺术家，因为后者没有用自己的艺术创作纪念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说，大多数艺术家，有“几百年的卑鄙和谄媚”可查，在暴政统治下，他们“曾经迫不及待地将暴政神化，用最魅惑的形式将其呈现在人民面前”39Moniteur,no.232,May.11,1794,p.943.。早在大革命初期，这种含沙射影的责骂就已经弥漫开来。40《议会档案》，XVIII,pp.91–92;XXII,p.215;LXXVII,pp.650–651。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发现没有哪个群体比艺术家更急切地加入到破坏偶像运动中去。

作为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雅克—路易·达维德也是纪念碑委员会的成员。1790年6月，他曾经加入一个向国民代表大会请愿的代表团，请求能够保护胜利广场上路易十四塑像的一部分，以免子孙后代失去这一“杰作”。41《议会档案》，XVI,p.541;Moniteur,no.181,Jnue.30,1790,p.737–738。日后达维德成为一个狂热的雅各宾派，并且被选为自己部门在国民制宪会议的代表。在制宪会议召开后不久，他就提议对皇家学院在罗马的学校里的国王和主教的肖像来一场“真理的行动”[auto-da-fé]。42《议会档案》，no.331,Nov.26,1792,p.1403；《议会档案》，LIII,p.579。作为纪念君主制倒台一周年庆典的组织者，达维德筹备在胜利广场上树立一座象征自由的雕像；在这座雕像前那些“带有王权性质的……将被投入一座巨大的火堆……作为一种赎罪的献祭”。43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II,p.73.尽管达维德并未明确是谁、为了什么在“赎罪”，但他或许已经下意识地将大火看作是对法国艺术家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的赎罪。在于1794年1月任大会主席期间，他宣布“艺术将要重新找回它们的尊严。它们将不再卖身给对暴君的颂扬”。44Moniteur,no.119,Jan.18,1794,p.480.

达维德不是唯一对推进破坏偶像运动感兴趣的艺术家。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在1793年8月由政府一声令下被关闭了，但几乎立刻出现一个叫做“艺术公社”[Commune of Arts]的官方组织取代了它（以达维德及其学生为主导）。最初，艺术公社看起来似乎只是原先皇家学院的一个更主张平等的版本，它仍然执行着学院的教学与评判功能。但人们对一群不久之前还在明显“卖身”的艺术家的敌意太强，尤其有人雪上加霜地表示任何类型的艺术都是无用或罪恶的。到了1794年1月，艺术公社的成员们决定“天才的神与爱国主义的神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必须停止了”。45Henry Lapauze,eds.,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une générale des arts de peinture,sculpture,architecture et gravure,Paris,1903,p.213.公社中一些性急之人策划了一场仪式，将一幅皇太子的肖像拖到一棵自由之树下，由每一个公社成员参与损毁它，并付之一炬。公社中反对这一活动的成员被认为感染上了“温和主义”[moderantisme]或“反革命”倾向。46《议会档案》，1793,p.202,p.207，当画家贝勒[A.J.Belle]被任命为哥白林工厂的厂长时，他在自由树下焚烧了带有皇家标志的织毯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见Correspondance des directeurs de l’Académie de France à Rome,XV,p.381。

1794年春天，艺术公社开始采取行动反对一些当代画家和版画家，认为这些人的作品中包含着“违背共和党人道德标准的下流内容”，他们计划向公共安全委员会递交一份违禁作品的名单。47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une générale des arts,p.287。一名公社成员也在巴黎公社的全体大会上提出这一问题，请求严厉的警察行动；Moniteur,no.222,May 5,1794,p.915。行动开始不到一周，著名画家布瓦伊[L.-L.Boilly]就来到公社“宣誓放弃自己从前的错误”，即作为一个创作了道德标准令人质疑的作品的画家。布瓦伊当场请求宽恕，首先对自己的行为提出公开谴责。他对现场全神贯注的听众承诺，在今后他将“以一种更有价值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画笔。48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une générale des arts,p.291。布瓦伊沉浸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布歇的巨大成功之中。他描绘中产阶级法庭场景的作品看起来足够清白，但是这些作品的题目通常会含有双重含义。他曾画过一幅《人民将马拉背在肩上凯旋》来赎罪。品行端正的共和党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尽管有这么多破坏偶像运动的计划、立法和活动，两难的窘境仍然存在，虽然革命者们似乎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破坏偶像运动与对保护艺术遗产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矛盾即使在1793—1794年这段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也始终是一个事实，（且不论需要给艺术家提供一个环境，让他们敢于创造共和派的象征物而不必担心在下一次共和派的信条发生转变时遭到报复）。人们试图在“奢靡”与“艺术”之间做以区分；开始提出一些涉及社会的道德观与其艺术之间必要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一些无畏的法国人开始暗示破坏偶像运动的报春花之路将通向野蛮的地狱。

1793年1月，当内政大臣申请资金资助哥白林织毯工厂时，他承认从前哥白林服务于“奢靡与轻浮”，但是他坚信一旦一个社会的“道德风俗”改变，艺术也会如法炮制。49《议会档案》，LVI,p.654。艺术不会破坏社会，除非社会首先破坏艺术。对“道德风俗”进行改革，那么艺术便会反映这种改革并且推进它。50Décade philosophique, I,June 8,1794,p.404。曾有一份匿名手册“Considérations sur les arts et sur le muséum nationale” 也表达同样的思想，图泰[Tuetey]和吉弗雷[Guiffrey]在Commission du muséum 中曾翻印过其内容，见p.181。“让我们把奢靡与艺术区分开来”，《共和党年鉴》的作者告诫人们。“把奢靡留给君主们，但让我们保留艺术吧，因为它们支持着崇高的思想。”毕竟，“共和党人不是野蛮人，”即使“斯巴达人在前往战场前也向缪斯女神献祭”。51Pierre Sylvain Maréchal,Almanach des Républicains,pour servir à l’instruction pubulique ,Paris,1793,p.69,p.83.在为理性的神庙撰写祈祷书时，作者也流露出对更进一步破坏偶像运动的担心，他们详细地为共和国的美的艺术进行辩护。事实上，人们认为艺术十分重要，并将它们收录到《十诫》（共和改编版）中。第六诫：“你们当需培育美的艺术；它们为国家增光添彩。”52C.Chenier,Dusasoir,Office des décades,ou discours,hymnes,et prières en usage dans les Temples de la Raison,Paris,Ilème année de l’Ere répubulicaine,pp.45–47,p.84.

这一时期的报纸和小册子上的评论对破坏偶像运动往往是认可其原则但谴责其实践。人人纷纷表示担忧，如果破坏运动继续，法兰西将会变成文化的荒漠，并且失去她在艺术世界的领袖地位。更进一步，那些参与到政府组织的破坏运动中的人常常被拿来与“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穆斯林狂热分子”相比，或者比作“早期基督教徒，破坏了菲底亚斯与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像”。53Chrisosthome Alethes,Félicitation publique à M.Lequino sur son projet de démolir les monuments des arts,Paris,1793;Renouard,Chardin,et Charlegmagne fils,Observations de quelques patriotes;Boissy d’Anglas,Quelques idées sur les arts;Annale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no.230,Aug.17,1793,p.1131; Décade philosophique,I,June 28,1794,pp.401–411;Moniteur,no.72,Dec.2,1793,p.290.

这种反对之声有时候会在国民制宪会议内部得到呼应，并且往往是同样一批人，他们（在其他场合）坚持对所有皇家的、封建的和宗教的象征物的破坏是必要的。54《议会档案》，L,p.5;LXVIII,pp.246–247;LXX,p.69;LXXVII,pp.431–432。人们试图把责任推给共和国的敌人，并设法找到补救方法。1793年6月，人们注意到经历了“贵族的暴行”之后，美的艺术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通过一条法令，任何人若是被发现有损坏艺术作品之举，将被判处两年监禁。55《议会档案》，LXVI,p.98。1793年10月一道法令通过，坚持毫不迟疑地摧毁一切冒犯性的纪念碑，而就在同一个月，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向制宪会议递交了一份要求尊重艺术的综合草案，意图弥补先前相关法律的缺陷。该代表断言“自由的敌人”已经对制宪会议的法律做了“一种灾难性的阐释”。他谴责“英国间谍”领着老百姓破坏“那些证实了我们在艺术与天赋上优越性的纪念碑”。根据新的法律条款，“禁止以毁灭皇权、封建制度和迷信的象征物为借口，用任何手段抹去、损毁、破坏……任何艺术的对象……这些都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或教育价值”。这些带着旧制度的符号，却具有历史、教育或艺术价值的客观对象将被“送进最近的博物馆”进行保护。法令的最后一条写道，“邀请所有的好市民，就像他们热情地摧毁之前条例中禁止的象征物一样……让他们同样热情地确保对有着重要的艺术、历史、教育价值的艺术作品进行保护”。56《议会档案》，LXXVII,pp.486–490。

这项法令的诸多条款在两个重要方面协调了革命派的破坏偶像运动产生的问题。首先，议员们尝试着控制住矛盾的左右两端：破坏具体的艺术作品同时保护艺术。其次，提出一条对矛盾的解决方案：创办公共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与法国纪念碑博物馆就是大革命的产物；正是在这两个地方纪念碑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收集了许多含有“被禁止的符号”的艺术作品。57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temporaire des arts;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passim.卢浮宫于1793年8月首次向公众开放，许多激进的革命家在博物馆里赞叹着那些“皇权、封建、迷信”的象征物，而一走出博物馆就继续投入破坏偶像运动。58博物馆一周三天向公众开放，通常都挤满了人。Décade philosophique,IV,Jan 29,1795,p.215。这种充满悖论的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态度上的矛盾。看起来似乎有可能是因为当这些作品从它们的文化语境中被剥离，放进博物馆，就只被看作是“艺术”；作为象征物、符号或超自然的力量，这些意义都削弱了，因为它们处于一个人造环境之中，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纪念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建议将一根来自圣德尼墓葬的权杖收藏在博物馆，“不是作为权杖，而是作为14世纪黄金工艺的展示”59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II,p.211.。（如果这看起来不同寻常，不像真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时代，一件博物馆中的艺术作品的内容是很少遭人反对的；另一方面，邮局或洛克菲勒中心里的壁画却已经成为了公共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博物馆的产生可以说既是破坏偶像运动的手段也是结果。

尽管出现了新的法令，博物馆也开始成立，议会代表却未能控制住1795年之前的破坏运动。他们种下的恶不出意外地收获了恶的果。随着破坏运动的相关报道越来越多，公共教育委员会让一位代表整理了这些消息（1794年6月8日，“热月运动”前几周）并汇报他的发现。60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VI,p.273.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égoire]是接到这项任务的人，在1794年下半年，他从制宪会议的论坛上整理了三篇而不是一篇长篇报道。61B.H.Grégoire,Rapport sur les destructions opérées par le Vandalisme,et sur les moyens de les reprimer…séance du 14 Fructidor,I’an II,Paris,l’an II;Second Rapport sur le Vandalisme…séance du 3 Brumaire,l’an III,Paris,l’an III;Trosisème Rapport sur le Vandalisme…séance du 24 Frimaire,l’an III,Paris,l’an III.在这些报告中，他将破坏活动的责任推给“英国间谍”“反革命者”和“恐怖分子”，虽然就在“热月革命”几个月前，格雷瓜尔还曾经赞颂过下令“破坏带有皇权和封建制度印记的所有一切”是“明智的法律”。62B.H.Grégoire,Rapport sur les incriptions des monuments publics…séance du 22 Nivose,I’an II,Paris,l’an II,p.1,p.5.

格雷瓜尔不仅把破坏的责任推给革命的敌人；他还将这种行为描述为“汪达尔主义”[vandalism]，即“故意地、无知地破坏”，于是为我们的词汇表添加了一个新词，vandalism[肆意破坏]就是他创造的。63见《牛津英文字典》Vandalism 词条。Mémoires de Grègoire,Paris,1840,I,p.347。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格雷瓜尔明显希望为革命洗白，获个好名声；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反而制造出一个斥责的词语，从此以后便作为一个辩论武器被用于大革命的研究之中。历史学家使用格雷瓜尔发明的vandalism 一词的字面意思，或是不承认它真的曾经发生，或是认为在法国某一件被破坏或侥幸保存下来的雕像都是“革命的肆意破坏”的产物。64有关这一主题最新的评论出自Dowd,Pageant-Master of the Republic:Jacque-Louis Davi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其中提到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破坏活动，被指 是“老掉牙的神话”，p.90,n.53； 在La Pensée,no.37(July-Aug.,1951) 的“Le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一文中，马塞尔·科尔尼[Marcel Cornu]指责针对旧王政的破坏活动，并认为革命者对反破坏运动有关。见Eugène Despois,Le vandalism révolutionnaire,Paris,1868 and 1885;E.Boutaric,“Le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XII,1872,pp.325–96;Gustave Gautherot,Le vandalism jacobin,Paris,1914。在本文中可以看到，格雷瓜尔描述的行为并不是“肆意破坏”而是偶像破坏，也就是，因为视觉符号的具体情感内容或意识形态内容对其进行的有预谋的破坏。简而言之，“革命的肆意破坏”是个伪问题。

真正的问题牵涉革命的两难困境，一边是破坏偶像运动，一边是对艺术遗产的保护；一方面大量有预谋的破坏确实发生了，对保护艺术的尝试也一直在坚持。从某种意义来说，狄德罗提出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热爱真理胜于热爱美的艺术，就让我们为一些偶像破坏者祈祷上帝吧。”尽管如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革命派确实用两种方式解决了两难的困境。第一种方式，他们先是鼓励破坏偶像运动，接着又把破坏称作是自己敌人的肆意破坏。如果这能算是一种解决方法，既不值得称赞，也并不新颖。第二种方式，他们创立一个公共机构，即博物馆；把一个政治符号关进博物馆，它便只是艺术——无需破坏便可实现破坏偶像。这个解决方案十分新颖；这是狄德罗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或许能够得到他的至高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