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徐家岭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考析

□邓马林

一、出土青铜神兽的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淅川徐家岭九号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一对。这一对青铜神兽，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均为龙首、龙颈、虎身、虎尾、龟足，张口吐舌。两只神兽，其龙首外扭，方向相反，龙首上皆附六条小龙，脊背上有一方座，座上有一神兽，也为龙首，口中还衔着一条龙。出土的青铜神兽，通体以绿松石镶嵌出凤鸟、龙、虎、云纹、涡纹等图案。标本HXXM9:47的后腿上部，比标本HXXM9:42后腿上部多立一个镂空的方形插座，根据对称性原则，推测HXXM9:42后腿上部也应有一个方形插座，可能已经损毁，具体功用未知。（图1）

图1 淅川徐家岭9号楚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神兽

该对青铜神兽，为分铸而成，各部件均可拆装。考察其具体的铸造技术，有关学者认为，兽身采用范铸法浇铸而成[1]。此外，兽身上面镶嵌的绿松石，应是楚匠人在制作模范时，提前设计好各种纹饰凹槽，之后，将绿松石裁割成合适的形状，镶嵌于器表的纹饰上，待绿松石嵌于器表后，再用错石加以打磨，使之光滑。

二、出土青铜神兽的形象探析

青铜神兽的整体造型为龙形虎身，依据现今的发掘材料可知，龙和虎的形象在楚墓中十分常见。但龙、虎形象在楚地流行的具体缘由是什么，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值得予以探讨。

1.龙形象探析。在尧舜禹时期，龙是沟通天地、庇护人民的图腾。自夏朝一统天下，龙便成了王权统治的象征。到了商代，由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缘故，统治者将玄鸟作为图腾，但为了彰显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龙的形象在社会领域仍大量出现，尤其是在青铜器和玉器装饰中更为常见。周人顺天应民后，龙的形象既是政权的标志又是周天子无上权威的代表。《礼记·乐记》有云：“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楚人本是中原民众，因受商人压迫而逐渐南迁至荆地，到熊绎时期始受封于周成王。为了表示自己是周国势力而有别于其他蛮夷，他们自然也尊崇龙的形象。《淮南子·泰族训》记载，楚人在宫廷中设置有“九龙之钟”。同时，楚人的祖先也与龙关系密切。《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因此，青铜神兽铸造成龙形，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仔细观察此对青铜神兽，可以发现楚匠人为突出龙的姿态多变，将神兽夸张化和艺术化，呈现出凸起的圆眼、张开的大嘴和卷曲的长舌。此外，龙头上盘旋的六条小龙，可能是龙生九子的艺术化表现。

2.虎形象探析。在楚国随葬器物中，有大量虎的形象出现。其中，以虎座飞鸟、虎座鸟架鼓、云纹铜禁、龙耳虎足方壶等器物最为典型。楚人在墓葬中为何会如此钟爱虎的形象？首先，虎是周代人田地里的守护神。《礼记·郊特牲》记载：“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也。”周代，逢腊月祭祀虎神，以祈求它能够消灭其他野兽，保护庄稼。祭祀虎神，是周人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其次，虎的形象出现在墓葬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驱除邪祟，守护墓主人。《风俗通》记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虎形镇墓兽，就是虎驱祟镇墓的一个例证。再次，虎是楚国邻居巴国的图腾崇拜，在楚巴世代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虎的形象可能逐渐被楚人吸收、接纳。故而，青铜神兽铸以虎身是再正常不过了。为了突出虎矫健的神态，青铜神兽呈现出虎颈高仰、虎背弯曲、虎身直卧的姿态。这一姿态，将虎的兽王风采展露无遗。

3.龙虎搭配形象探析。青铜神兽是龙虎搭配的组合产物。结合青铜神兽所在的楚墓年代为东周时期，可知此时期龙虎搭配形象是比较流行的。例如，早在1978年，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就出土了一件刻绘有一龙一虎的漆木箱。此外，2004年发掘的余岗楚墓，也出土了3件龙形虎座的镇墓兽。那么，龙虎为什么会搭配使用呢？首先，《周易·乾》云：“云从龙，风从虎。”也就是说，同类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相互联系。能和龙搭配的动物并不多，虎当然就是其中之一。其次，龙虎搭配，自古以来就层出不穷。如《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记载。再如，《吴子·治兵》记载：“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以考古出土的实物来讲，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时期墓葬M45中，就发现有用蚌壳摆成的一虎一龙图案随葬在墓主人的左右两侧。此外，古人把龙和虎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龙飞行于天上，虎奔跑于地上，两者分别代表了天堂和人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此看作古人对死和生价值观的间接表现。

三、出土青铜神兽背后的文化内涵

1.青铜神兽出土地点的历史文化。周代，注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离不开铜器。铜，作为当时的战略必备资源，是各诸侯国得以长久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作为随葬明器的神兽，通体由青铜铸造而成，并且镶嵌有大量珍贵的绿松石用作装饰。能耗费大量铜料制作一对青铜器，说明随葬青铜神兽的徐家岭九号墓墓主身份必定十分尊贵，很可能是楚国高等级贵族。这从出土青铜神兽的九号墓为徐家岭墓群的中心墓葬，其他墓葬均匀分布在其周围的现象中，以及随葬青铜神兽的墓中出土有大量铜礼器、车马器、玉器、编磬等器物，可以得到证明。既然青铜神兽的墓主人不一般，那么，根据徐家岭周围出土较多的楚墓，以及楚国高等级贵族多采用家族坟墓埋葬的习俗，徐家岭墓地包括和尚岭墓地都极有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家族墓地。此外，距离徐家岭、和尚岭墓地不远处的淅川下寺墓葬群，已经被证实为楚王室蒍氏家族在春秋时期的一处家族墓地。下寺楚墓群，整体布局规整，大体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墓葬群，三组之中又以乙组墓葬群为中心，甲、丙两组墓地分布在其左右两侧。这些发现，都是楚人回葬祖地传统的真实见证。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都丹阳究竟在何处？近年来，围绕楚都丹阳的“丹淅说”（丹淅指河南淅川）和“枝江说”（枝江指湖北枝江），考古界专家学者各执一词，尚无定论。马世之先生认为：“丹阳”地名的来源，必定和带有“丹”字的山、水有关，中国古代山南、水北称之阳，因而其地应在丹山之南或丹水之北[2]。而淅川正位于丹水之北，此处正是丹水和淅水的交汇地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结合战国时期的地理环境，可知丹阳是位于今淅川境内的。笔者认为，依据近年来淅川不断出土的众多楚文化遗存，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在淅川的可能性极大。

2.青铜神兽纹饰背后所反映的楚巫文化。青铜神兽通体所饰云纹、涡纹、凤鸟、龙、虎等图案纹饰，既蕴含了楚人的艺术审美，又是楚国社会文化的体现。具体来讲，云纹，是天上云的抽象化，代表着吉祥美好以及对上天的敬畏和崇拜；涡纹，起源于水或火，象征着人们对神秘自然界的向往；凤鸟，是楚人的图腾守护神，寄托着楚人对先祖的追思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龙，是华夏民族共同文化信仰的抽象化表征；虎，寄托着人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云纹、涡纹，常见于楚墓中的棺椁、虎座飞鸟和镇墓兽上，起着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作用，这是楚巫文化在墓葬中的重要体现。动物图案，在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十分流行。根据王孙满回复楚庄王关于天子九鼎的描述，可知“铸鼎象物”是动物图案的意义所在。所谓“铸鼎象物”，就是在铜器上铸造各种动物纹饰用来作为沟通天地鬼神的媒介。当使用铸有动物纹饰的青铜器进行祭祀等活动时，此时的青铜器无疑也是一件法器。凤鸟、龙、虎，在东周时期动物纹饰中最为常见，由于凤、龙可以“引魂升天”，虎可以“辟邪镇祟”，故而它们都能够沟通天地鬼神。这种将凤、龙、虎等动物作为神灵进行崇拜和祭祀的现象，可以视为楚人好巫的一种典型表现。楚人祭祀凤、龙、虎，就是希望可以离天地鬼神更近一些，从而得到它们的庇护。先秦时期，屈原在《天问》《九歌》等诗歌中关于凤、龙的描写，正是楚人希望沟通天地鬼神的一种精神寄托。而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禅衣，不仅反映出楚人的图腾崇拜，而且也是楚人好巫的最好见证。

青铜神兽集各种美好寓意纹饰于一体，很可能是楚人专门铸造出来用以沟通天地鬼神的“神兽”，同时也是楚国巫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楚国的巫文化源远流长。据《左传》记载，楚始祖祝融担任部族“火正”一职，而祭祀正是他的本职工作。到了鬻熊时期，祝融仍是周文王的火师，同时他也是一名大巫。周成王时，封熊绎为诸侯居于楚蛮，楚人接受封号并需要进贡桃弧、棘矢和苞茅。桃弧、棘矢和苞茅，都是祭祀用品，其中桃弧、棘矢是驱鬼的法器，而苞茅是用来过滤清酒敬神用的，即作缩酒之用。《国语·晋语》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这里记述的就是楚君担任巫师为周王祭祀的事情。由于祖先是大巫师，因此后世也热衷于巫术。比较有名的例子，一是《左传》记载楚共王采用卜筮的方式让神灵来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二是 《左传》记载楚灵王在继位前想通过占卜来谋求国君之位。文献记载，楚国上层遇事不决或每逢大事时都要问道于巫觋。桓谭在《新论》中记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楚国上层统治者如此，下层民众祭祀祖先、神灵时的巫风更为强劲，他们把舞蹈、歌曲、音乐也融入巫术活动中。对此，《国语·楚语》记载：“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此外，巫觋为了显示其身份，他们通常会戴着龙、凤、虎、鹿等动物形象的面具，其服饰多绘有云纹、涡纹等神秘图样。有些巫师还会佩戴图腾动物的挂饰。今天，我们在两湖地区一些村落里，仍能见到人们在祭祖时跳傩舞、用酒洒在茅草上的仪式，这其实正是楚人好巫的遗风。

3.青铜神兽的艺术装饰文化。青铜神兽通体用绿松石镶嵌龙、凤等图案后所形成的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这种装饰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绿松石坠饰出土，且多出于墓主人的颈肩部、头部、耳部等位置，这暗示着绿松石在当时已经作为装饰品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镶嵌于青铜之上的绿松石，已脱离装饰功能，更多的是彰显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威。至春秋战国，绿松石装饰达到高峰，此后，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材料的不断使用，玉石镶嵌、金银镶嵌等工艺成为装饰文化的主流。

青铜镶嵌绿松石工艺，是最早出现的青铜装饰工艺之一，它开启了青铜时代流行的复合错金银镶嵌工艺之先河。因此，青铜神兽通体镶嵌绿松石的装饰，可以说是我国工艺发展、艺术装饰文化的一个时代缩影。

四、出土青铜神兽的功用考辨

对于青铜神兽具体的功用，学术界内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其功能为放置乐鼓的鼓架[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青铜神兽出土的位置、造型，青铜神兽最上方龙角上的穿孔以及腹下部的半圆形钮等特征作为推断依据。

青铜神兽究竟是不是放置鼓的鼓架呢？对此，笔者想谈几点看法。第一，从目前出土的楚国乐器来看，楚墓随葬鼓的支架一般都是漆木的，青铜类的支架还没有见到。第二，楚墓的密封性较其他墓葬来说是比较好的，如果说青铜神兽是鼓的支架，那么，其所在的墓葬中或多或少应该遗留一点木质或皮革类物质的残存痕迹。当然，也有可能是风化消失了，但即便如此，与之相关的痕迹还是应该有的，不可能一点也找不到。不然的话，该墓木制棺椁的残痕就不会保留至今。此外，虽然说战国时期的盗墓活动可能会对青铜神兽所在的楚墓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该墓深居地下十几米，墓葬遭盗掘后其内部周围的相对环境应该变化不大。第三，假使这两件相对的青铜神兽是放置鼓的鼓架，根据类似器物（如虎座鸟架鼓）稳定性和对称美观的布局，青铜神兽腹部下的半环形钮，应设计在青铜神兽腹部两侧，这样设计会方便系挂悬鼓，也符合审美要求。此外，青铜神兽最上方龙角上的穿孔及腹下的半环形钮的具体作用尚有讨论的空间。不能看到穿孔及半环形钮就习惯性地认为是作为系挂用的。它们除了系挂外，还有装饰等方面的作用，如徐家岭M10出土的几件夔龙纹镈钟腹部中间有长方形的小穿孔，显然不是用来系挂的。

那么，青铜神兽的具体功用是什么？东周时期青铜器最重要的功能，无外乎礼器、乐器和实用器。其中，礼器主要用以祭祀、宴飨和随葬，它的种类和形制都是固定的。乐器，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交往和祭祀、随葬，其种类较多、造型各异。而实用器具，则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其种类、形制也较为规范成熟。根据青铜神兽独特的造型和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排除其作为礼器和实用器具的可能性。如果说青铜神兽是一种乐器，其具体的功用会是什么？通过对比典型楚系墓葬出土的类似器物，可以发现，青铜神兽的造型和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底座十分相像。其具体表现为：其一，青铜神兽共有一对，头向相对，这和曾侯乙墓编磬底座两只铜兽的设计较为一致。其二，青铜神兽的头部为龙形，颈部较细，曾侯乙墓编磬底座的铜兽也是如此设计。其三，青铜神兽的足部和曾侯乙墓底座兽体的足部一样，均为龟足，呈铲平状。如此设计，有利于保持器物的稳定性，并可承受上方重物的巨大压力。其四，青铜神兽尾部上方的方形插座口，与曾侯乙墓铜兽头部的方形孔口设计一致，都是起支撑作用的。其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青铜神兽旁边不远处的椁室东南部出土了14件石编磬。据此，笔者认为青铜神兽的功用很可能是编磬的底座。

五、结语

简而言之，造型奇特的青铜神兽，既反映了楚先民对龙、虎等动物的图腾崇拜，又体现了楚人自身巫文化的精神面貌。同时，可能作为编磬底座的青铜神兽，也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