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逻辑、问题与对策

韩心灵

〔内容提要〕金融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为此，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回归金融本源。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重构政府和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夯实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基础。

〔关键词〕金融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国际投资和贸易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義盛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在国际国内经济出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不少企业经营遇到困境。金融资本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本性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金融资产过度膨胀、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金融资源配置扭曲、配置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

一、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该论断深刻揭示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没有健康的实体经济，金融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没有充足的血液，实体经济就失去活力和动能。金融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形象地表明了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如何理解该论断内涵？马克思理论认为，金融产生于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与金融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使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说明金融业产生于实体经济。在货币资本循环过程中，产业资本家持有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活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商业资本家从事商品流通活动，将其销售出去。在此过程中有大量的技术性活动，如资金的储藏与借贷、货币的收付、国际贸易的支付、往来的记账，等等，随着分工的深化，这些活动由货币经营者来承担，后来就成为银行资本家，他们作为中介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服务，而银行资本家的自身并不产生利润，他的利息来自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润让渡，本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同样，保险业、证券业都来自于实体经济，它们的利润也来自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这个“本源”和“土壤”，金融业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因此，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天经地义，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二）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该论断深刻地指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金融的基本功能中。传统理论认为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是资金融通，而博迪和莫顿则认为金融有六项基本职能，这些基本功能蕴含着金融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机理。

第一，金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即融资功能，如通过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行为，把稀缺的资金配置到较高的经济领域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二，金融具有的支付结算功能，如银行机构、证券市场的支付清算系统，使商品、服务和各种资产的交易高效率进行，大大降低了实体经济交易成本。

第三，金融能够提供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的途径，比如保险、期货、期权等，这些金融工具可以对冲、转移市场不确定性导致的实体经济损失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器和安全阀作用。

第四，金融提供的集中资本和股份分割机制，该功能能够解决单个巨大资本的需求，正是通过股份制，看似无法实现的投资可以在瞬间完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第五，金融能够提供价格信息，例如利率、汇率、股市行情等，对投资决策和运营决策的重要性人所共知。

第六，金融可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大大缓解经济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比如银行贷款要求抵押担保，就会使贷款人谨慎使用贷款；公司对主要高管人员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可以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

应该说，上述六项基本功能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体现。

当然，宏观上金融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比如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方式，政府通过货币政策降低经济波动，通过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符合发展方向的行业，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他指出，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总结起来，我国金融业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金融运行的“脱实向虚”，二是金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三是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运行的“脱实向虚”

多年来我国实施适度宽松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资金供给总量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仍然很大，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部门，金融运行出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表现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维度。

在宏观层面，金融发展的“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过快增长”：

一是货币供给过快增长，而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最近10多年，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从21.5%下降到11.5%，中小金融机构从19.5%下降到9.5%。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降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如表1所示，广义货币M2供应量从2008年的47.52万亿增加到2021年的238.29万亿，增加了5.0倍，而同期GDP从31.4万亿增加到114.37万亿，只增加3.6倍，显然货币供应量增加速度高于GDP增加速度。金融相关率（M2/GDP）从2008年的150%增加到2021年的209%。因此，货币发行量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带来GDP平稳增长，相反，GDP增长率是逐渐下降的，经济增长压力持续加大，说明我国货币发行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下降。

二是金融资产总量过快增长，固定资产增速不断下降。2021年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达到382万亿元，是GDP的3.35倍，我国银行业资产位居世界首位，保险、证券市场规模世界第二。然而金融资产增加并没有带来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率和制造业贷款的增加。2016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低于10%，并且连续下降，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5%。固定资产投资的低迷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06—2016年的10年间，我国制造业的贷款比重从25%下降到16.2%，A股上市26家银行对制造业企业贷款比重由2014年底的16.97%下降至2018年的11.36%，连续5年下滑。

三是资产价格过快增长，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增长缓慢。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企业和炒房者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國规模以上工业利润2012年为62100亿元，2020年为64516亿元，8年间增长率仅为3.9%。金融业的“脱实向虚”和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虚拟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高。2008年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7%和4.6%，虚拟经济占GDP比重为10.3%，而到了2020年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3%和7.3%，虚拟经济占GDP比重为15.6%，增幅十分明显。从数值上乍一看15.6%总体感觉好像并不很高，实际上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GDP比例为13.8%，这意味着现在我国虚拟经济占GDP比例已经高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的比例。

从微观上看，金融的“脱实向虚”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或拉长交易链。银行的资金本应更多地流向实体企业，但现实中很多资金在金融市场里“打转转”。银行资金的“空转”，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一是银行资金辗转进入资本市场。在2017备受关注的“万科股权之争”事件中，银行资金参与了股权收购。二是银行资金进入债券市场。银行资金一直是债券市场的主力，在债市上，银行的理财资金‘空转，钱从银行再转到其他金融机构手中，机构之间环环相套，每过一道手就加一层杠杆，资金最终才投入债市；三是银行资金绕道进入房地产市场。很多房地产企业通过正常的贷款拿不到资金，就转道信托计划，但资金实际上还是来自银行。资金“空转”不仅会放大金融市场风险，也会因为拉长了资金流转链条，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第二，实体企业将更多资本投入虚拟经济。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传统行业陷入产能过剩、盈利降低的局面，而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在短时期内获得巨额利润，很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开始涉足虚拟经济。据统计，国资委管理的117家央企中有90多家在不同程度上涉足金融投资；有78家央企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仅有16家企业主业为房地产开发。尽管国资委要求主营业为非房地产开发的中央企业退出房地产开发，但是真正脱离房地产的央企并不多。一些民营龙头企业也摒弃数十年打拼的主业，从事房地开发，比如苏泊尔电器、雅戈尔服装等龙头企业都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第三，普通居民亦热衷“以钱生钱”的投机行为，投资房地产和股市成为偏好。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货币收入加速贬值的背景下，普通老百姓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唯恐错过资产上涨的机会。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8年三季度城镇家庭资产指数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2018年第三季度城镇地区新购住房中只有15.1%是刚性需求，而58.2%是投机需求。另外，在股市上涨期间不少散户失去理性，不顾风险警告加杠杆入市。

（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突出

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表现为金融供给结构的失衡，又表现为金融服务质量不高。

首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失衡。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的融资体系，它们的直接融资占企业融资的比重在60%以上。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体，直接融资比重一直偏低。如表2所示，2018年以前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都在30%以下。从2019年起，我国把国债和地方债纳入直接融资指标，因此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到30%以上，即使如此，该值也远低于欧美水平。我国间接融资比重较高，间接融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居民的储蓄存款，而存款期限一般较短，企业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同时，银行借款形成了企业实实在在的负债，增加了企业的还款压力，提高了企业杠杆率，不利于企业稳健经营。从宏观角度来看，间接融资比重高拉升了宏观杠杆率，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2009年至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加较快，这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存在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我国直接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不高，企业长期不分红、少分红，投资者的收益主要是市场波动收入，投资风险很大，缺少保值功能，股市缺少长期稳定资金投入，连续融资功能很弱。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表现为股票发行实行审核制，注册制还没到位，退市制度不健全。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机构投资者少、散户投资者多。证券监管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加强，证券市场信息不透明、炒作严重、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够，等等。

第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失衡。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上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一直非常突出。2018年11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仅占25%。在发行债券直接融资方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差距同样悬殊。据统计，2010年至2018年8月，民营企业发债规模占市场总规模的比例仅为9.52；民营企业发债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以2018年1—8月的数据为例，民营企业平均发债利率6.69%，国有企业平均发债利率5.37%。

第三，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发展失衡。我国金融发展的重点区域在城镇，长期以来，农村金融都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较少，除了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外，中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几乎没有网点；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作用是吸收存款，如农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在农村实际起到的是吸储而不是放贷的功能，这些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只有5%到10%用在农村，而90%到95%的资金又回到了城市；三是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村镇银行发展存在资产规模小、融资难、运行成本高、金融人才缺失等问题，服务“三农”的能力不强。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部署，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必将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第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比重失衡。尽管我国是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但是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大银行规模大、网点多，中小银行、农村银行数量少、服务能力不足。我国不缺少大型银行，工、农、中、建等大银行资产规模、经营收入、盈利能力均居世界前列。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2020年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前四名均为中国的银行。众所周知，大型银行主要为大中型企业服务，而占我国企业数量95%以上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主要原因是监管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较高，民营资本发起成立银行机构非常困难，导致我国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发展滞后，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

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升高，金融领域违规违法问题频出，债务违约问题不断涌现，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一，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较高。政府部门的债务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两项。对于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同的部门给出的数据计算结果差别很大。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2020年12月我国政府杠杆率为45.6%，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尽管政府杠杆率不高，但是地方政府存在规模较大的隐形债务。国内学者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在30万亿至50万亿元之间。如果将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杠杆率就会高于60%的警戒线。201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隐忧再次浮上水面，数个平台公司出现违约，诸多地方债务融资项目难产，风险逐步暴露。云南、天津的省级融资平台以及西安等市级平台相继出现违约。

第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据测算，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2020年12月为162.3%，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列第一。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房地产部门，近期由于市场环境疲弱，债务违约企业数量大幅上升。2020年中央企业29例、地方国企44例债券出现违约现象，国企违约问题进一步凸显；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约有58家房企暴雷，其中不乏恒大、融创、阳光城等大型房地产企业。

第三，家庭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截至2020年12月，家庭部门杠杆率为62.2%，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跟发达国家比，中国家庭杠杆率还比较低，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杠杆增速过快，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用了不到10年，增速之快可见一斑。从另一角度比较看，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几乎是新兴经济体中最高的。例如，阿根廷居民杠杆率不到10%，印度仅11%，俄罗斯16%，墨西哥17%，巴西22%，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从负债的结构来看，居民贷款七成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主要与购房贷款有关。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增强，房地产价格稳中有降，居民收入增速减缓，居民还款压力将凸显出来，居民住房贷款断供数量持续攀升。2018年全国法拍房在2万套左右，而2021年底挂牌的法拍房数量达到170多万套。

三、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政策建议

对于金融出现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就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遵循，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转变金融发展理念，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好金融业具有重大意义。发展金融业必须深刻把握金融的本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否则就会重蹈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曾经出现的覆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金融本质。金融的本质或本源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本身不产生利润，脱离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逐利天性必然使其发走向歧途，表现为资产严重泡沫、价格剧烈波动、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导致国家安全稳定和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金融机构需要全面转变经营管理理念，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金融機构经营的好坏不能单纯或主要以盈利性作为目标，必须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程度为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对发展金融业的目标也不应是单纯追求金融业增加值或金融中心地位，而是同样要以金融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和金融稳定的为目的。金融监管部门也要转变监管理念，在合规性监管的同时，要把金融机构满足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解决金融供需结构失衡、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首先，要优化融资结构，减少间接融资比重，适度降低市场主体对银行资金的依赖。其次，要优化金融机构结构，推动成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再次，要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入市和退市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切实保护好中小投资者权益。第三，要优化金融产品结构，金融产品创新要切实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经济发展大趋势，平衡好风险收益。第四，要优化服务对象，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

（三）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握货币供给总阀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是反思全球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部署，有助于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促进金融稳定，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相匹配。当然，货币政策要有前瞻性、精准性和灵活性，不搞大水漫灌。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超出预期。为此，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扩大新增贷款规模，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同时，货币政策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主动作为、创新操作、精准发力，实施结构性、逆周期调节措施，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性充裕；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到我国宏观杠杆率较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较大的状况，必须坚持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引导，防止放出的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或在金融系统内空转。

（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2020年以来，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中央出台以提高赤字率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以降低存款准备金为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远高于往年，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导致宏观经济杠杆率明显上升。因此，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框架下，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进一步压实地方监管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问责。要抓住金融领域典型多发的金融乱象，加快加重处罚力度。

（五）坚持改革的市场导向，重构政府和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金融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让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大中型金融机构要实施转型发展，不但要服务大企业，而且要更多地服务中小企业；要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金依法设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要提高建立民营银行的力度，让更多的民营资本有效进入金融服务行业，真正形成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体系，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要。金融机构信贷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平等对待。要着力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中央银行要做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能弱化政府的积极作用，纠正金融业的市场失灵。除了严格金融监管以外，要加大金融履行社会责任指标考核，比如，对普惠制金融发展情况的考核，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的考核等。

（六）构建金融业开放新格局，增强我国金融国际竞争力

习总书记指出，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2018年4月，习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作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金融开放将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行业，为金融业发展带来更多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为国内生产、流通、分配各环节提供更多新资金、新动能。开放的环境倒逼国内金融业提升自身实力，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和产品创新，有利于提升服务经济的能力。金融机构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布局海外市场，提升全球服务能力，全面构建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地位和国际竞争力。金融业开放应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内外资平等对待，适度放宽外资持股比重，降低外资在业务范围和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

（七）振兴实体经济，夯实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基础

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表面上看是金融业的问题，实际上是实体经济转型困难，投资实体经济收益率低，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本失去吸附能力，因而本质上是实体经济自身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脱实向虚”问题，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政府需要优化营商环境，大幅度减税降费，解决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要坚持新型工业化战略，将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立身之本，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要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深化房地产领域改革，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保持房地产市场价格基本稳定，降低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要落实公平竞争的原则，确保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享有同等的政策，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公正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是要从需求侧入手，加强需求管理，强化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当前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活动趋于停滞，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大幅下降，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依靠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释放有效投资需求，是形成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今后一段时间重点是抓好“两重一新”建设：抓好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能够为未来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撑，既具有短期效应也具有长期效应；抓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和特色小镇发展步伐，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抓好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结合“十四五”规划，聚焦河流湖泊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城市防洪安全，谋划建设一批基础性、枢纽性的重大项目。总之，要促进经济循环起来，保住亿万市场主体，保证经济回升有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经济恢复增长。

（八）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确保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

做好新时代的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银行、银保监会、证监會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要落实中央金融政策，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作为工作的根本遵循，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底线，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增强金融竞争力和服务效率的根本措施。要加强国有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党建工作，将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起来；发挥党管干部的原则，大力选拔、培养、使用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为金融业健康发展夯实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