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绥剪纸中“喜花”图像分析

魏 雨 延安大学

延安市的宝塔区、安塞、延川、志丹以及榆林市的绥德等17个县区的剪纸被称为延绥剪纸。 “喜花”又称为“婚俗剪纸”, 在结婚时贴于新房的窗户顶棚、墙壁以及各种室内用品上, 是婚俗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元素。喜花剪纸与民间的生活习俗紧密相关, 不仅是内在文化的活态体现, 也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喜花图像的主题划分

喜花剪纸是民间婚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见证了中国千年婚俗文化的变迁, 也直观反映了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喜花剪纸的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纳吉祝福与对生命繁衍的期盼。

（一）传达纳吉祝福的寓意

人们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与向往是亘古不变的, 喜花中纳吉祝福的主题是对喜结良缘的两位新人的美好祝愿, 其具体题材主要包括“辈辈封侯”“蛇盘兔”“牡丹富贵”“多子多寿”等。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 一般都讲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从一而终, 民间的剪纸艺人们将这些传统的美好祝愿及朴素的婚姻观念以喜花剪纸作为载体, 寄托其纳吉祝福的美好寓意, 从而表现人们对美好婚姻生活的祝福与向往。如延安流传的“早生贵子”坐帐花剪纸, 其由娃娃、莲盆、石榴、桃子、万字、寿字等符号组合而成, 寓意夫妻恩爱、两相结缘、富贵不断头、子孙绵延不断。即民谣云：“仙桃带莲花, 两口子有缘法；身下铰个聚宝盆, 新媳妇以后生贵人。”

（二）表现对生命繁衍的祈盼

《礼记·昏礼》上载：“昏礼者, 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1］中国传统的婚俗文化中, 婚姻是以生命意识和繁衍后代为主, 男女两性本身的爱情为辅。这种力求多子多福的古老观念至今仍在延续, 婚礼始终没有脱离以传承为主的生命活动以及祈求生命繁衍兴旺不绝的家族意识。这也是喜花剪纸中生命繁衍一类图像发展众多的原因之一。常见的“狮子滚绣球”“石榴坐牡丹”“娃娃坐莲盆”“鱼戏莲”“鹰踏兔”等内容的剪纸都具有强烈的生子寓意。

1.以启示类为载体传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于男女之间的性教育是含蓄而隐晦的, 在结婚前, 新娘经由家中女性长辈的点拨, 或是通过一些性教育工具来指导。在延绥地区, 婚嫁中的喜花剪纸同样也具有性的启示作用。在新人结婚时, 喜花剪纸多半由门中的嫂嫂或附近的剪纸高手来制作, 其内容通常以象征或者间接的方式表达某些性启示, 这样新人看了这些图像就能理解。一些象征阳, 即男性的老鹰、蛇、鱼、飞鸟；象征阴, 即女性的莲花、牡丹花、兔子、贯钱等符号, 经过剪纸艺人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力, 结合具有相似或相同的事物符号, 创作出许多具有启示意味的剪纸图像。其中“鹰踏兔”的喜花剪纸最为典型, 鹰是代表太阳的符号图形, 也是神话中“三足鸟”的形态转化, 喻作阳, 也是男性的代表, 兔子是月亮的符号, 属阴, 喻为女性, “鹰踏兔”有阴阳结合、男女情爱、生育繁衍之意。

2.以寓意类为载体传达

隐喻和象征是喜花剪纸中最主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其不单单是对生活物象的呈现, 而且间接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繁衍的愿望。总体特征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剪纸艺人采用不同的具有美好寓意的现实事物加以组合创作, 形成了寓意纳吉祝福、生命繁衍等不同主题的喜花剪纸图像的意象程式。以石榴、猪、葡萄、鱼、蝴蝶、鼠等符号寓意多子多福, 其中最多用鱼的图像, 因鱼的产子能力强, 自古受到人们的崇拜, 成为寓意生命繁殖的象征符号, 经过民风民俗的发展, 至今有“鱼戏莲”“鸡衔鱼”“盛碗鱼”等剪纸图像。被民间称为传统纹样的“鱼戏莲”喜花剪纸图像最具代表性, 鱼图形的头部呈微微张开的状态, 拟作吐物状, 这一部分的图案形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男子生殖器官的某些外部特征, 即“男阳”, 并配以莲花一类的图案, 这类图案寓意女性, 即“女阴”, 两种图案组合在一起, 寓意男女相合、繁衍子嗣。

二、喜花图像的形式特征分析

（一）概括抽象的造型

延绥剪纸具有夸张、画面简洁明了、粗犷古朴的造型特点, 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淳朴的民生、民俗息息相关。在婚嫁习俗中, 人们常以喜花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与对生命繁衍的祈盼, 为了隐喻地传达这种寓意, 其图案大多是具有象征性的事物或人物形象, 并通过剪纸艺人的主观意向将主体形象进行概括或抽象处理。这种经过个人强烈的生活感受和丰富的想象力所提炼的图像形象生动而简明。其主要特点是使主体形象更典型, 在把握原始物体的“大框框”的同时进行大胆夸张的造型处理, 注重动势的同时体现图像的情景内涵, 并注重趣味性与装饰性, 这种造型的刻画方法使延绥的喜花剪纸作品更具有特征性。在喜娃娃剪纸作品中, 就是采用了抽象概括的造型手法, 剪纸的内容主体包括喜娃娃、飞鸟、贯钱以及莲花, 从剪纸中可以明显看出剪纸艺人以极其概括的手法剪出喜娃娃的外形轮廓, 中间的镂空以粗犷率性的线条填充, 飞鸟以及贯钱穿插其中, 暗喻喜娃娃男女合一的性别。剪纸艺人在创作时, 没有根据实际物体的构造与大小来进行裁剪, 而是进行抽象处理, 使剪纸对象的情态动势更加活灵活现, 打破了自然规则的束缚。

（二）明亮艳丽的色彩

延绥剪纸在色彩运用上最初采用最多的是单色, 其中喜花剪纸以传统的大红色为主要颜色, 力求表现出活力热情的色彩[2］。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红色是逢年过节、婚嫁喜事中必不可少的装饰色彩, 红色能够烘托热烈的气氛, 其代表着火、阳光、喜庆、幸福、力量, 是人们对光和热的自然崇拜。红色不仅表达了对新婚佳人未来美好生活的祝愿, 也是人们生命力旺盛的象征。红色的象征意义也与喜花剪纸所要体现的生命崇拜与生殖繁衍的思想不谋而合。剪纸艺人们忽略现实事物的颜色而选择的纸张颜色, 一方面是由于旧时物资紧张,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红色能带给观者的视觉冲击力与心灵的震撼。延绥剪纸中运用的红色由于民俗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消灾避邪作用, 同时配以双鱼图、二龙戏珠、娃娃坐莲花、双喜神等图案, 既体现了延绥人民对于阴阳相合、婚姻美满的精神追求, 又借红色诉说着内心的热情与对生命的渴望。在婚礼中, 人们一般将喜花剪纸一部分贴在窗户上称作窗花, 一部分在“帐房窑”的顶部或墙壁中央张贴称为坐帐花, 用于避邪或者祈祷美好的愿望, 一部分贴在嫁妆与物品上作为装饰品。这些都表明延绥剪纸选用红色是民间艺人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审美意趣。

（三）对称均衡的构图

延绥剪纸受到剪纸制作手段与中国古代的太极阴阳等观念的影响, 多采用对称与均衡的构图方式, 主要有绝对对称与相对对称等。绝对对称是指剪纸图案根据纸张对折方式所形成的轮廓线条与细节纹路都是一模一样、对称统一的, 具有稳定均衡、视觉整合的特点；相对对称是指剪纸图案中的外轮廓与内部细节并不完全一致, 虽然存在个体差异, 但各部分仍有一致性, 具有稳定中带有一丝灵活生动的特点[3］。由于喜花剪纸更多的是由民间艺人完成, 主要创作手段就是将纸张重叠对折, 手工用剪刀或者刻刀进行镂空制作。除对称均衡构图外, 还有自由式、发散式、连续式构图等, 但相对对称与均衡的构图因剪纸的折叠性, 在喜花剪纸中出现的频率更高。这些构图方式反映了当地人民求全、求圆满的美好思想, 与延绥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人们将日常生活的经验与审美运用到喜花的创作过程中, 让延绥地区的喜花剪纸具有生意盎然的生命力, 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与人文思想, 更加贴近生活。

三、喜花剪纸的工艺特征分析

（一）阴阳虚实的技法

中国原始的阴阳观念起源于氏族社会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界的观察, 描述了蕴藏在自然规律背后、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 是各种事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 是奠定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核心要素, 也影响了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形成及发展流传。延绥剪纸在技法上有着浓厚的阴阳虚实之感, 剪纸的阴阳是指图像裁剪工艺在图像表现上的虚实、正负形态的变化, 人们将阴阳的观念在剪纸造型中具体化、形象化。

在剪纸手法中, 分为阴刻、阳刻与阴阳刻剪法。阳刻是用剪刀剪出物象图形的外部轮廓线, 剪去背景以及图形内部的小元素的结构线, 呈现出“线线相连”的镂空效果, 以有形象的部分描绘物象；阴刻则是剪去描绘物象的外轮廓线, 并且线与线并不相连, 呈断线状, 用无形象的部分即剪去的部分配合背景勾勒图案形象。运用阳刻的技法, 在延绥地区的喜花剪纸中最为常见的就是 “蛇盘兔”图像, 剪纸艺人留下蛇外部形象的大轮廓并与兔子、花纹相互连接在一起, 剪去背景, 在白底上, 以存在的线、点、块来表现蛇盘兔的剪纸花样；坐帐花是采用阴刻剪法较多的喜花类型, 如延川一带流传的“兔子富贵”坐帐花, 这幅坐帐花在红色的剪纸底上, 以白线、点、块来描绘兔子与牡丹花纹的图案；至于阴阳刻是剪纸技法中最为常见的方式, 安塞剪纸艺人常振芳的《戏鱼娃娃》剪纸（如图1）, 留出的娃娃及鱼的花样为阳, 镂空的空间及镂空处组成的莲花为阴, 通过画面图底的一定关系来实现阴阳相生的效果, 在感官上给人带来空间上的透空感, 从而展现出画面的空间层次感和虚实节奏变化。

图1 《戏鱼娃娃》

（二）适形而剪的表现

剪纸的剪法一般有四种：直接剪法、画样剪法、薰样剪法和刀刻法。延绥地区常见的方法有直接剪法与画样剪法。直接剪法强调运用剪刀的技术以及折纸的方法, 具有很强的灵活能动性, 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鲜明的个性, 能化动为静, 冲击力十足；画样剪法即先画好图像, 再裁剪, 这种方法裁剪的图像更加具体细节。在喜花剪纸的创作过程中, 特别是喜窗花, 除去纸张重复折叠方式, 设计时还要考虑窗格子的形状、大小、贴合位置等。同样, 延绥的坐帐花在裁剪时也大多要剪出边框, 且边框多为“砖花栏”。喜花剪纸中即使图像再小, 运用在内的图像都是整体的, 没有局部或分割表现的图案, 为了将图像以整体性的造型安排在有限的格局内, 同时还要保持剪纸“连接”的特点, 剪纸艺人常在保留物象图形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旋转、拉伸、延长或变形结构等方式突出图像形象与美感。例如榆林流传的《葫芦双鱼》剪纸（如图2）, 在长方形的轮廓内, 动物与植物的完美组合呈现了一幅视觉感丰富以及造型生动的坐帐花。画面以阴刻的形式处理葫芦下方的鱼图案, 用阳刻表现葫芦与莲花, 虽然裁剪纹路不多, 但配合左右绝对对称的构图方式, 呈现出一种均衡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画面。

图2 榆林《葫芦双鱼》

剪纸受到材料和工具的限制, 难以表现三维场景和图像的空间关系, 它主要是基于作者的设计心理并有目的地将三维空间、场景画面、物象动态进行平面化处理, 形成“全视角”的表现方法。所以, 剪纸艺人在二维平面的“形”上, 对物象的比例与透视关系做了突破性的改变, 在剪裁物象时, 创作完全不受透视关系的影响, 没有虚实远近的关系、视角既有平视又有俯视、物象轮廓可大可小, 既显现了三维空间的物象关系, 又适配了二维平面的纸张。剪纸艺人借用物象的透叠、时空错位等方式将不在同一空间或平面的物象进行夸张组合, 这种非逻辑的技法虽然展现的是平面上的、静止的图像, 但却用了一种全面而立体的观察与表现形式, 以此来表现时空连续的多维心理空间。在喜花剪纸中经常会见到娃娃、莲花、鱼在一起, 娃娃的身体不一定是四肢, 莲花上生长的不一定是莲蓬, 只要能体现出祝福的寓意, 任何物象皆可同置一处。这种在一定范围的空间中自由布置的独特技法是超越自然时空的主观集成, 表现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地域特点。

四、结语

在喜花剪纸的发展与传承中, 受到历史文化、地理条件及民俗习惯的影响, 以及现代文明的渗透, 喜花剪纸无论是形式特征还是功能作用都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喜花剪纸承载了延绥当地的民间风俗和审美文化信息, 是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体现了当地人民最真实的情感, 是民间婚俗文化的代表符号, 也是中国几千年婚俗文化发展的见证者, 更蕴含了中国阴阳相合化生万物的基本观念。其对于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刻性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 在发展继承喜花剪纸时, 不仅要保留和传承喜花剪纸独特的地域艺术风格, 还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审美特点和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创新, 找到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流行间的最佳艺术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