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范式转向
——康志峰《认知口译学》述评

魏 琛，陆晓妹

（1.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学院 学报编辑部，福建 武夷山 354300；3.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一、引言

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处于口译研究的前沿，是认知科学和口译研究相融合的产物，标志着我国的口译研究实现了从关注语言内部因素到关注口译主体内部认知因素的转向，实现了从经验总结、技巧介绍和特征归纳[1]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发展历程，走在了世界口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认知口译学》（Cogni-tive Interpreting Studies，简称CIS）生逢其时，是“一部具有创新思维的”[2]专著，为认知口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巩固、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向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认知口译学》于2020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3]。该书由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会长康志峰教授独撰，是认知科学和口译研究相融合的产物。该书具有明显的理论构建意识，也是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产物，它与《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2012）》《口译认知心理学（2013）》共同构筑了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体系之基。除了绪论部分之外，全书共8章，分别论述了认知口译学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口译认知功能研究、多模态双语记忆与口译研究、元情绪研究、基于ERPs和眼动实验的口译行为研究以及口译认知研究的未来趋势，确立、巩固了认知口译学的学科地位，规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明确了当代口译学研究范式的2大转向，展望了学科的发展趋势，走在了世界口译认知研究的前沿，具有学术引领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概述了该专著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专著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前沿性和引领性、跨学科性和互动性”等特色进行了评述，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建议①。

二、内容概要

在第1章“绪论”部分，作者首先指出“认知口译学”这一概念首创于2018年[4]，它是口译与认知心理学交相为用的必然产物，同时指出口译主体研究的认知转向和实证转向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口译认知过程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变化的心理过程，经历了“输入—解码—理解—记忆—编码—输出”的语码转化过程，体现了口译主体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积极参与，也体现了口译主体的元认知和元情绪的反思过程。作者指出，认知口译学研究应同时考虑内隐性认知因素和外显性认知因素，并概括了认知口译学的几大特征：概念性、学科性、研究性、元认知和认知性，以及科学性、逻辑性、缜密性、启发性、跨学科性、多模态性等特征，重点论述了前4大特征。接着，作者指出了认知口译学的研究路径和跨学科融合路径。从研究路径看，认知口译学研究正致力于在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中实现实证转向，进而对认知口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从学科路径看，认知口译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中实现“多模态、多层面、多级度”的发展。在本章最后，作者回顾了口译认知研究的源起，认为正是认知心理学对诸如焦虑、压力、记忆、注意力分配等认知和情绪因素的深入研究为认知口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心理学基础，进而“开创了口译认知研究的先河”[5]，使得口译认知研究朝着“理论化、实证研究客观化、技能研究科学化、多模态、跨学科研究多样化”[3]的方向发展。

在第2章“认知口译学理论”中，作者论述了口译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从经典的认知主义和后认知主义出发，探索翻译研究的认知需求分析、路径分析和过程分析，进而概述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6大主要理论模型，最后提出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经典的认知主义持客观主义语言观，无法解释语言作为象征单位是如何获得规约义这一“符号接地问题”（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6]。虽然秉持认知主义的研究者们试图从各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但它始终悬而未决[7]。而后认知主义则以具身体验为基础，探讨概念主体自身的认知系统与感官知觉—运动系统的统一性关系，关注概念主体与宏观语境，如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以及微观语境（即文本语境）之间的多维、动态交互作用，为口译主体认知过程研究的系统性解释提供学理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可合理解释“符号接地问题”[6]。然而，认知过程研究面向的是复杂的、具有主观建构性的心理过程，涉及概念主体基于已有知识和经验，积极加工信息、解决问题的主动性过程。在梳理认知过程研究脉络时，作者简要介绍了3种主要的认知过程模型，如Piaget图式理论的主动适应性、Carroll信息加工模型的动态过程性、联结主义的整体突现性。正是基于后认知主义的具身体验性，人们逐渐认识到口译是交际的手段之一，更是口译主体认知活动的积极产物。为此，学界围绕释意理论、Bell的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模型、Kiraly的社会学和心理语言学模型、Wilss的决策过程模型、Gutt的关联模型以及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对口译过程的“输入—解码—理解—记忆—编码—输出”语码转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口译认知过程研究需要全方位调动口译主体的认知资源，整合口译主体的内部认知资源和外部资源，前者如听觉系统、视觉系统、记忆系统、情绪系统等，后者如任务复杂度、文本熟悉度、口译环境、口译时长等。可见，口译认知过程是内外部资源交互的产物，具有离线性和在线性并存的特征，也是一个口译主体调用各种认知资源和认知策略，在具有交互性、动态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的交际语境[8]中积极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第3章“认知口译学研究方法论”中，作者指出认知口译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中实现自身的突破性发展，其研究秉持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如基于口译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研究，口译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以及基于口译实操的实证研究，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基于诱导数据的定性研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经认知研究，以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作者认为传统研究范式，如心理咨询法、问卷调查法、口述报告法、内隐联想法等固然有其优势，也可以得到诸多诱导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口译主体的口译行为，但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从Kuhn科学哲学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科学性、可重复验证性、可证伪性等[9]都有优化的空间，甚至使得“口译本体论研究再难维系”[3]，只得寻求诸如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持，实现“口译研究方法之突破”[3]，催生了口译认知心理学。由此，作者重点介绍了EEG检测法、ERPs测量法、眼动实验法、E-priming测量法的源起、原理、变量控制、实验方案和实验设计、测量操作、优势与劣势，以及上述研究方法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比如作者正确地指出，在使用EEG或ERPs的同时，混合使用民族志（ethnography）等质性研究法，可实现多维研究方法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10]，实现研究证据和研究结论的汇流（convergence）[11-12]，进而实现研究范式革命[9]。

在第4章“人脑与口译认知功能”中，作者指出由于思维、认知和口译操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而口译本体论不能充分解释口译认知的心理活动及其过程。作者认为可从脑神经科学视角出发，借助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脑神经的联结机制，采用“C（cognition）→M（medium）→I（interpreting）嵌入式口译认知研究法”[3]研究影响中枢听觉神经的相关因素，并应用ERPs测量法研究了影响口译主体执行口译操作的相关因素，如口译主体年龄与口译操作、听觉障碍与口译操作及其质量的关联性，进而明确了执行口译操作的最佳年龄以及部分影响因素。“C→M→I嵌入式口译认知研究法”由“认知→大脑/思维→口译”组成，在该推导式中“→”表示“控制”，其表示“认知C通过大脑神经这个介子M来进行，大脑神经又控制着口译I”[3]。换言之，口译主体具有有意识控制口译操作及其过程的能力，这种认知控制力可通过协调各类认知资源对如译前准备、听觉认知、视觉认知、认知计算、信息输出等口译操作及其过程进行调节和优化，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作者进而区分了脑神经联结作用下的惰连关系和专连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转化条件。而在脑神经联结中，中枢听觉执行程式因受到超音段信息处理、任务复杂度、注意力分配机制的影响，就必须借助口译主体的认知记忆机制实现口译输入信息的连续处理，如听觉信号的获取、音义的整合关联，实现信息识别的最优化，最终促使工作记忆与口译主体思维/意识的联结。

在第5章“多模态双语记忆研究”中，作者进一步论述了记忆的不同类型、运作机制及其在口译中的作用。作者基于前人研究，分别论述了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STM）的定义、功能效度、特性、增效策略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LTM）的定义、情景与记忆的关系、遗忘率、容量、双重编码等特性及其它们在口译中的应用。根据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WM）理论模型，作者阐述了WM的研究现状、定义、有限待激活特征、复述和组织策略以及WM与一般认知能力的关系，进而之处WM的研究范式对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积极促进作用，最后作者通过实例论证了WM模型在口译操作过程中的积极增效作用。本章的WM理论模型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也是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之一。现有研究表明，随着国内外研究者对记忆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记忆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记忆研究从之前的STM和LTM研究转向WM研究，进而转向STM、LTM与WM的互动研究。根据Baddeley&Hitch的WM模型[13]，WM由注意控制系统、中枢执行系统以及为其服务的2个子系统组成，这两个子系统分别为：视觉经验加工系统和听觉经验加工系统。中枢执行系统不仅协调注意力控制系统，使其注意到来自视觉器官捕获的视觉信号，也使其注意到来自听觉器官捕获到的语音信号，并在这二者之间构建一个情景缓冲器，对情景进行编码，积极调动口译主体各项认知资源、激活口译主体先有知识、实现先有知识与即时在线信息的整合。根据Miller的研究[14]，由于WM具有信息储存时间短（大概为10—20秒）、储存容量小（大概为5—9个独立的信息组块）等特征，WM不仅成为口译主体完成各种心理操作的工作台，而且还成为口译主体口译质量提升、口译流畅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原因在于：信息组块的扩大和自动化将影响口译主体对即时在线信息的“输入—理解—解码—加工—编码—输出”全过程。基于此，如何扩大信息组块就成为WM有效、迅速地激活、提取先有知识，并促其与即时在线信息产生最佳认知关联的关键。为此，作者基于ERPs研究法、双重任务法、相关分析法等，设计实验对STM、LTM和WM这3种记忆模态以及WM与LTM的共享信息表征进行验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WM对口译主体源语（Source Language，SL）刺激信息的加工、储存、提取有直接的关联，促进口译主体对连续语流的认知加工、复现、关联、转换，可以说正是各种认知资源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协同增效作用，提升了口译流畅度和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WM如同空气加湿器一样起到了增效器的作用，使得口译主体的记忆系统处于一种待激活的“愉悦”状态。

第6章“口译认知的元情绪研究”重点论述了口译认知研究中的元认知和元情绪研究，论证了口译认知过程与口译主体的情感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接着，从模因论、整体论、级度论等视角，对口译中的听焦虑模态和译焦虑模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并通过IMEs实验验证了学生译员的元情绪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增效作用。元情绪研究实际上为口译主体认知状态研究，表明了口译主体的认知状态对口译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经典的情感研究，如焦虑研究，都力图证明认知主体的情绪对认知主体的活动产生消极影响，认为焦虑是导致认知主体紧张、抗争、逃离、恐惧的根源，Wilson&Lewandowska-Tomaszczyk将其归纳为3F策略，即“fight”“flight”“fright”[15]，进而影响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对其产生消极影响。同时，Wilson&Lewandowska-Tomaszczyk还指出，积极型焦虑实际上对认知主体的认知状态也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前人的研究主要针对口译主体在各种词表类型下的再认错误率、不同焦虑水平被试者的再认率、反应时3个维度切入，证明了消极性焦虑使认知主体更注意到那些未注意到的、转瞬即逝的诱导信息，促发（trigger）了更多的错误记忆，而适度的积极性焦虑则能减少错误记忆，使认知主体聚焦即时在线语流中的关键信息，增强其与先有知识的关联，提高了认知成绩。基于前人研究的启示，作者根据Cassady&Johnson的认知测试焦虑量表（Cognitive Test Anxiety Scale，CTAS）[16]设计了听焦虑量表（Auditory Anxiety Scale，AAS），通过多元研究方法的融合使用，对学生口译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专家验证，建构了口译教学研究中多模态听觉焦虑（Auditory Anxiety，AA）的级度观。该研究论证了高焦虑（Higher Anxiety，HA）和低焦虑（Lower Anxiety，LA）对认知主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中等焦虑（Medium Anxiety，MA）的积极促进作用，有助于口译主体有效认识自身的认知状态，形成良好的情绪状态，协调听觉系统、视觉系统、记忆系统，综合利用认知资源，助力于口译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模因理论、整体理论和级度理论对口译焦虑（Interpreting Anxiety，IA）进行了实验验证研究，根据实验结论，提出了AA和IA应对策略，如针对AA可采取诸如多元语境下的辨音训练、多义词词义网络的辨义训练、注意力聚焦策略、技能策略以及信息延展策略；针对IA可采取情感指导策略、焦虑管理策略（Anxiety Management，AM）、焦虑关注和调节策略（Anxiety Attention+Anxiety Adjustment，2AA）、兴奋关注和调节策略（Exciting Attention+Exciting Adjustment，2EA）以及内省修正策略（self-repair strategy）。研究表明，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译员的英汉、汉英互译的正确率。最后，作者对元情绪的负面效应和增效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显性的指导对口译主体的认知状态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如针对负面效应可引导口译主体实时建构、监控自身的口译认知状态、平稳情绪、发展个性、主动寻求自我实训；针对增效作用，可增强口译主体对动态口译语境的监控、调整能力，增进积极的自我评价，适时运用良性策略对元情绪做出动态调节。作者认为，上述实验结论和策略有助于实现口译主体的良性自我情绪管理，实现口译主体、认知状态、情绪状态、口译语境等协同增效。

在第7章“口译行为的ERPs实证研究”中，作者根据Ridderinkhof等人的冲突适应模型[17]，应用ERPs对口译行为的认知、计算和输出过程[18]的有意识控制和无意识控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被试者对SL信息有着无意识冲突适应。该研究结果对于口译主体的认知空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具有理论建构价值。作者进而论述了有意识冲突适应和无意识冲突适应具有激活认知主体适应控制系统的共性，以及二者对认知主体激活区域和激活程度上存在的差异，阐明了冲突意识独立于意识的论断。而作者的双语转化代价研究则论证了口译活动中双语转换带来的抑制作用、时间代价以及干扰作用，并从自身的口译实战经验出发，提出了双语语境下口译的增效策略，如扩大口译主体的双语心理词典策略、熟练转换策略、转换技能策略、灵动认知策略以及元情绪管理策略。

第8章“口译行为的眼动实证研究”以视译、交替传译等口译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眼动实验（eyetracking）对口译主体的眼动跟踪轨迹、眼动速度和眼动注视点以及绩效进行了详实的观察、记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域（Target Domain，TD）占位注视点的数量与绩效表层、绩效高低并无显著的关联性[19]，高绩效则与注意力关注时长（注视点时长）和目标域的凸显性（salience）有关[20]。这一结论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关于认知主体对凸显事物的关注程度更高的结论相一致。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主体对一事物的认识度与其对该事物投入注意力强度和时长有密切的关联性。越是认知主体注意到的事物，注意的时长越长，则认知主体对该事物的认识就越深入。因此，本章的研究为读者勾勒出了眼动跟踪靶域轨迹，眼动速度与绩效以及眼动跟踪注视点与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拓展了视译和交替传译的研究范围，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

第9章“口译认知研究对策与展望”从理论体系构建、实证研究和研究范式3个层面指出了本书在口译认知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理论构建的系统性有待加强、实证研究之难、多元研究范式融合使用带来的计算复杂度等。作者认为，认知口译学的健壮性发展至少应在以下6个方面发力：研究范围的拓展，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化，多元研究空间的拓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深度融合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路径拓展。总而言之，认知口译学研究处于众望所“期”之中：理论体系初创期，研究范围拓展期、多元研究范式的融合期、研究结论汇聚期。

三、简要评述

《认知口译学》是作者口译认知研究10余年来砥砺前行的结晶，与《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和《口译认知心理学》共同构筑了认知口译学的理论大厦，为口译认知研究奠定了理论之基、实证之实、范式之范。作者有着明显的理论体系创新意识、学科体系创建意识、跨学科融合意识、多元研究方法共证意识，为认知口译学的健壮性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对口译理论研究者与口译实践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导向价值。

笔者拟从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统一、前沿性和引领性相统一、跨学科性和双向互动性相统一4个方面论述该书的主要特色。

（一）该书的主要特色

1.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本书作者有着明显的理论体系创新意识，学科体系创建意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意识，既致力于创建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又注重口译主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路径与外语教学的“后方法论”[21]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后方法论”视域下的口译理论研究观、实践观和教学观反思传统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倡导对口译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回归，主张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路径，适应具体口译教学情境的实践者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后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口译理论是口译主体口译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而口译主体的口译实践则是口译主体在口译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化，二者既构成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也构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关系，形成“实践—理论化—再实践—再理论化”的辩证路径[22]。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这种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原则指导下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活动。

2.系统性和全面性相统一

如果说《认知心理视阈下的口译研究（2012）》是作者口译理论系统化构建的初尝试，为其奠定方法论基础，那么《认知口译学（2020）》则是该理论系统化构建的再努力，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向。如果说《口译认知心理学（2013）》为认知口译学理论奠定了心理学基础，那么《认知口译学（2020）》则是这一心理学基础的再实践。虽然作者将全书分为9章，其构成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结构，即“理论基础—方法论基础—理论与实践基础—实证研究基础—未来展望”。作者力图从上述5个方面构建认知口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作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口译理论体系的创建，也关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研究范式转向——认知转向和实证转向。这2大转向既符合口译理论研究从关注语言内部结构转向关注口译主体认知过程的研究之需，也符合口译理论研究从最初关注经验的总结、技巧的介绍、特征的归纳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再到口译理论接受科学哲学范式验证的学科发展之需，还符合口译研究范式从传统的问卷调查、心理咨询等诱导实验向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验证的范式革命之需。此外，作者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再理论化的路径，为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因此，作者所构建的认知口译学理论是实践的，也是理论的，是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全面性的统一体。

3.前沿性和引领性相统一

认知口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巩固标志着我国的口译研究实现了从关注语言内部因素到关注口译主体内部认知因素的转向，实现了从经验总结、技巧介绍和特征归纳到口译实践经验理论化的发展历程，走在了世界口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将引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作者具有明显的守正创新思维，认知口译学继承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的经验性总结传统，又与时俱进，根据作者自身的口译实战经验加以理论化、研究范式的实证化、技能研究的科学化、多模态跨学科研究的多样化，使其进一步向“规范化、系统化、前沿化”[3]方向发展，也使其具有了与口译研究国际化接轨的对标意识[23]。作者的对标意识则具体体现在：（1）对标口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初心，为国家、社会、时代、行业培养具备口译理论知识和口译实战经验的人才的需要。（2）对标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国际化、跨学科化、跨领域化、跨界面研究的需要。口译认知研究面对的是极具动态复杂性的口译主体，对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揭示人脑和思维的运作机制，这一运作机制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有限的手段对其进行间接观察，而采取诸如ERPs、fNIRS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则有利于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定量分析以及定性分析，多元研究范式的融合研究有利于从多个视角对同一口译认知行为作出相似或相近的研究结论，有利于揭示人脑这一“黑箱子”的运作机制和运作规律。

4.跨学科性和双向互动性相统一

作者指出口译认知研究正经历的7大转向：理论转向、实证转向、跨学科转向、国际化转向、范式转向、技术转向和多模态转向[3]。这7大转向体现了语言研究、口译研究的在新时代的新业态。当代的语言研究和口译研究不再是纯粹基于研究者定性思考的内省范式，而是强调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范式的多样性，也强调最新科学技术融入口译认知研究的技术维度[12]。从经验的总结到理论化的过程，从传统问卷调查等诱导数据到基于ERPs、fNIRS、EGG等脑电成像技术的融入，从研究视角的语言层到“语言层—认知层—社会层—文化层”的生态化建构，从单一场景的口译认知模态到多场景、多模态的口译模态研究。上述7大转向的实现既是口译认知研究跨学科、跨界面、跨领域研究的时代需要，也体现了作者理论建构意识和口译实践经验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比如，作者在第7章和第8章分别借助ERPs和眼动跟踪对口译行为做了深入的研究。第7章的研究结论表明了冲突具有适应独立于意识的特性，也表明了双语转换对口译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致使口译主体付出时间代价、干扰口译主体的行为，使其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第8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口译主体眼动轨迹的跟踪有利于揭示眼动速率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为视译增效机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

（二）该书的不足之处及其建议

笔者认为《认知口译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发现的汇流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

首先，当前的认知口译研究受研究对象选取范围的限制，主要以学生译员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应的分析与研究。从书中的表述以及作者及其团队后续的研究来看，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显然已意识到研究对象选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4][19-20]。诚如作者所言，以学生译员为研究对象的优势在于：能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进而使其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口译实践经验和知识体系完备性等方面，而以专家译员为研究对象则可克服上述局限性，如丰富的口译实践经验、完备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体系，但其也存在局限性：研究对象规模较小，不易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其次，作者及其团队主要采用基于ERPs、fNIRs等神经认知实验法获取诱导数据、以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既是当下学界在追求实证范式的过程中秉持的范式先进性，又使其在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全面性、可重复验证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但若以专家译员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现实性可能存在不适切性，主要原因在于：要想选取能达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专家译员规模是有较大困难的。有鉴于此，能否在学生译员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进一步研究部分专家译员的认知状态、认知情感，从另一侧面验证基于学生译员的研究发现呢？质性研究在追溯专家译员过往学习经历、口译实践经验、口译策略选择、口译过程表征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社会文化理论指出，任何译员当下的口译表现及其反映的认知表征实际上都与译员过往的学习经历、实践经验等密切相关[24-2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质性研究法与实验法、定量研究之间可以形成研究范式上的互补效应，又能进一步考量学生译员和专家译员的相关表现，实现研究发现的“汇流”[11]。

四、结语

《认知口译学》的出版肯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翻译家、认知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等积极投身于口译认知过程研究之中。必须肯定的是，《认知口译学》立足于中国学者的口译实践经验，它既是此经验的理论化，也是对前人奠基的口译理论的进一步实践化——在实践经验中创新理论，在理论的应用中实践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以及螺旋式上升。随着认知口译学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持续深入，随着其已有理论假设的逐步验证或证伪，以及其在与口译实践的不断双向互动之中，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将更加完备、健壮。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知口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已走在了世界翻译学界的前沿，它将提升中国翻译学界在国际翻译学界这个大语境中实现学术自觉、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在解决重大翻译理论问题、实践问题以及认知问题等方面做出中国学者的积极贡献。

注 释：

①本文曾在“新起点翻译传译认知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第八届大会”分论坛“口译理论与实证研究、翻译质量研究”（2021年9月17-19日）上公开宣读。在此对各位评议专家和学者的建设性修改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本书作者、复旦大学康志峰教授的大力指导，在此对康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文中谬误之处，概由笔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