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朝圣与功利主义
——解读翁达杰《英国病人》的民族主义

高家鹏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一、“朝圣”学说与翁达杰的“远视”

在人类学家的眼中，旅程（journey）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人类的社会群体对于未来的憧憬体现在他们用以表达何为美好生活的隐喻之中以及各种范式的冲突与对立。”[1]特纳既不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环往复，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不认为人类社会是“前后相连、独一无二地由绝不重复的阶段构成”，他认为社会符号所代表的隐喻所导致的过程性结构（processual structure）才让社会发生变迁行为。在这一系列的隐喻之中，特纳认为朝圣的旅行是人类社会化的关键“仪式”，属于社会化三阶段中的中介阶段，人们将“经历一场象征之旅，在这片旅途上既没有他过去生活的痕迹，也不太有未来生活的特点”[1]，于是“旅行”就不单单限定于形容人类的物理上的移动，而被赋予了社会学的仪式意义。

美国著名民族主义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结合特纳的研究理论，讨论了宗教的想象共同体的运行模式，他认为“古老的宗教共想出的外部边界，依照人们究竟从事哪个朝圣之旅来决定的”[2]，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基督教世界，从欧洲各地经由各个经院涌向罗马的求道者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中世纪国家的共同体，即“神圣共同体”。“神圣共同体”中的成员对语言的神圣性“深具信心”，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民族主义更加团结。

既然宗教的朝圣能够让成员产生相互信任并最终形成共同体，那么殖民帝国中官员的赴任与流动是否也具有仪式意义呢？安德森认为官员赴任地图所代表的“世俗朝圣”是南北美洲产生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2]。

“令人不解之处就在此：为什么正好欧裔海外移民的共同体会这么早就发展出他们的民族概念——而且远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之前？”[2]绝大多数学者解释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的民族主义时认为是西班牙马德里殖民政府抓紧控制的结果，然而这种流行的“压迫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像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样的政治实体的产生“在情感上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因为这些国家名称并没有任何历史溯源，几乎都在18世纪后半叶才凭空出现。压迫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移民大亨们宁愿承担破产的风险，也要诉求独立。事实上，委内瑞拉在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中，三分之二的地主家庭被没收土地，地主们为了独立事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安德森认为，美洲的行政单元之所以被想象成一个国家，应当从“行政组织创造意义”[2]来探究。行政官员是帝国所选拔出的新贵族（homines novi），这些新贵族“只是主人的意志的延伸”，并不具有自己的封地与代际的宗族势力，他们只得为了薪水，被帝国行政机关驱使到各个殖民行政单位赴任。在新贵族赴任的所有旅途中，没有一个是可以确保安身之处，“每一次停留都是暂时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在亲身接触自己的旅伴之时，会产生出民族主义的连带意识，思考自己为何身处于该行政单元之中。帝国对新贵族授予职位的模式类似于我国古代的“流官”制度，帝国本想通过流官削弱新贵族对帝国本国境内政治的干扰，却没想到海外流官与移民和土人形成了政治联盟，并最终构成威胁帝国的独立势力。

安德森的理论解释了殖民地、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公民是如何产生民族主义的，他从殖民地公民的切实需要出发，认为殖民地公民在晋升流转的过程中产生了怀疑母国正当性的“远视”[2]。80年代的西方民族主义学术界对于安德森十分惊讶，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现象表层观点，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2]。他的世俗朝圣理论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是殖民地公民间自觉形成的相互信任。从这一角度看，该理论具有很浓厚的“本尼迪克特气质”[2]。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是加拿大国斯里兰卡籍著名作家，他于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市，11岁时随母亲到英国，完成高中学业后又奔赴加拿大投靠自己的哥哥。1965年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又在皇后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由于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翁达杰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普通的本土民族主义，而是一种“远视民族主义”。翁达杰在小说中采取了西方视域的策略，在他的《安尼尔的鬼魂》一书中，翁达杰像一名高傲的西方人一样，批判了斯里兰卡落后的官僚体制，讽刺了斯里兰卡一些落后的现象。不少学者认为血统复杂又常居西方的翁达杰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如学者安特杰·劳瓦达（Antje Rauwerda）也用“第三文化之子（Third Culture Kid）”的理论指出翁达杰在国家间的流散中，重新定义了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新的自己”[3]。

然而，翁达杰却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即使采取远视本国的方法，也依然维护祖国，热爱民族。翁达杰敌视斯里兰卡政客，是因为斯里兰卡的政界被僧伽罗人掌控。僧伽罗政客都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荒谬的语言政策（1956年科伦坡政府出台了语言法案，只认可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直接导致了泰米尔人的叛乱，所以他的观点并不是为了反对民族性，而是在尝试建立一种更好的民族主义。翁达杰的“远视民族主义”也让他使用了新的视角考察民族主义，《英国病人》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该小说没有遵循以往的反殖民小说常见的“压迫—反抗”的刻板情节，翁达杰以一名学者的视角，在《英国病人》中考察出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殖民者的暴行，还有土人的职位晋升之路遭到限制的客观因素。本尼迪克特的“世俗朝圣”理论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思路，以考察《英国病人》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民族主义观。

二、《英国病人》的世俗朝圣

《英国病人》是翁达杰的第四部小说，出版于1992年，此时他已经成为加拿大约克大学格兰登学院的一名英语文学教授。翁达杰的学者背景使得他带着学术角度思索民族问题，《英国病人》中呈现的民族主义十分成熟，不同于其他移民作家在小说中惯用的“文化抒情”民族主义书写模式。

“旅行”（journey）在翁达杰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访谈中他回答记者时提到自己的小说《身着狮皮》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幅“由一个旅程构成”[4]。翁达杰并没有凭空建构民族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被殖民的移民与土人的“现实要求”，这种观点与本尼迪克特的世俗朝圣理论契合度很高。翁达杰认为移民以及土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断进取，然而殖民者利用政治单元的原则压制当地人的功利心，使得这些移民后裔、克里奥人以及土人在不自觉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他的《英国病人》很直接地揭示了印度土人与英国殖民者的“官运争夺”，扫雷兵基普·辛格是服役于英国陆军的锡克扫雷兵，但翁达杰并未设置辛格与军官的冲突，相反，辛格和他的英格兰上司萨福克勋爵关系十分密切，甚至认为“有人把他当朋友，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逐渐承认自己“开始喜欢上英国人”。基普的军人身份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军队正如“政治单元”一样，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所以基普察觉不到自己与英国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能与其他族裔的同级士兵相处融洽。然而他之所以成为一名最危险、“预期寿命只有十周”[5]的扫雷兵，却是为了“获得更多机会”“如果待在某个重要的人物身边，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作为锡克人的基普参军的目的几乎纯粹是为了“功利”，而象征上升通道的上司阵亡后，他被彻底遗忘，拆弹小队中只有一个英国人靠拆弹技术升了军衔。晋升无望的现实直接导致了他在小说结尾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欺骗了：

但是我们太容易感动了——演讲、奖章，还有你们的那些仪式。过去这些年，我都在干什么？拆引信，剪短邪恶的臂膀。为了什么，就为了这个？[5]

肤色、身高甚至极端种族主义所声称的“头颅大小”也许能够成为区分族裔的标志，但绝不是族裔间冲突的直接原因。盖尔纳认为，假使世界上有一种蓝肤色的人，而蓝肤色的人坚持在这个社会里占据最高或最低的地位，那么蓝肤色就成了一种“抗社会熵”，这些异族进入更发达的经济中心的语言文化，受到区别对待，迫使蓝肤色的文化领袖人物采取民族主义立场[6]，然而一旦这些“不利的因素”消失了，抗熵性也就消失了。于是，假使后代能够分享到了最终不断增加的繁荣，也便卷入了这个社会共同体所崇拜的“功利大潮”，所以，“就个人生活机遇而言，可能并没有必要发动民族主义运动”[5]。基普有着锡克人的一切特征，他十分尚武并且尊敬长兄与族法，带着锡克族头巾而非头盔进入战场。他所有的一切抗社会熵的特征只是影响民族主义的因素，而真正使他产生远距并最终与英国人决裂的原因是他的上升途径受到了阻断，他无法加入到享受战争红利的那批人的行列中，这才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个黄皮肤的人”的刺激点。所以哪怕锡克人不乐意头戴包巾，又或者其家庭传统与英国人别无二致，只要在“世俗的朝圣”的途中他们意识到晋升的终点，他们最终仍会拥抱民族主义，与哪怕是最亲民、最具有包容性的殖民文化精英决裂。

辛格的困境是必然的，即使他的上司萨福克勋爵并未阵亡，他也不能取得自己满意的职位。辛格想要走向权力巅峰，但他在帝国新贵族的赴任地图中，绝不可能爬到重要的官位。本尼迪克特总结新贵族的仕途，以伊比利亚半岛的两大殖民帝国为例，半岛出身的官员可以“经由卡塔皆纳、马德里、利马，然后再返回马德里”，作为新贵族的半岛人是可以攀爬到帝国权力巅峰的，但海外出生的克里奥人却永远只能在他们出生的行政单元工作，墨西哥人是绝无可能去智利赴任的，更不用说去马德里了。辛格甚至都不是海外移民，他只是帝国殖民地图中最低贱的“土人”中的一员，那么他在军队中的仕途至多以少尉而终，由于根本没有可能去英国母国赴任，他定然会将自我与英国人区分看待，并最终形成脱离于殖民体系的“远视”。这样看来，翁达杰并不想在《英国病人》中表述出和解、宽容等庸俗的种族主题，以评论家皮克·耶尔为例子，他认为《英国病人》是“一本关于绿洲的书”“关于我们如何握手言和”[5]，皮克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辛格这个锡克族士兵为什么会成为小说后半段的主要人物，也无法解释小说结尾处辛格厉声质问艾尔马西的民族主义言论。

大卫·卡拉瓦乔也遇到了和辛格一样的困境。他的工作要比辛格更加特殊，他是英国军方的一名情报特工，这意味着他必须伪装自己的身份，时刻带着面具示人。他不仅仅要编造自己的身份，还得编造自己的性格特征——贪婪而且酗酒，尽管他本人却并不如此行事。卡拉瓦乔所从事虚幻间谍工作也是典型的流官，他被英国当局指派到意大利从事间谍活动，在此过程中他的民族主义逐渐觉醒。卡拉瓦乔的原型是意大利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而该画家的代表作正是《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翁达杰取画作之名与画家之姓组合成大卫·卡拉瓦乔一名字。所以，卡拉瓦乔很有可能具有意大利血统，他可能是远赴加拿大的第二波移民的后裔。在“世俗朝圣”的过程中，卡拉瓦乔也觉醒出了自己的意大利民族意识，面对他朋友的女儿汉娜，他经常引用萨伏纳洛拉、波利齐亚诺以及西蒙内塔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思想家对于作为北美英裔移民的汉娜而言十分陌生。卡拉瓦乔在小说后期承认自己“有点喜欢艾尔玛西了”也表明自己不满于英国当局强加的间谍身份，在最后他放过了英国当局想要调查的艾尔玛西，事实上他已经与英国殖民者决裂，并拥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

《英国病人》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远远超出文化抒情的范畴，这部作品表明翁达杰已经考察出民族主义的功利主义实质。这部1992年的战争爱情主题小说与80年代他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世代相传》相比较，可以看出翁达杰已经从一个感伤的思乡者脱离出来，蜕变成一名深思熟虑（considered）的文学家。这不得不说是对同时期后现代移民作家的一种超越。

三、民族性的功利主义实质

与《英国病人》的爱情主线恰恰相反的是，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试图消解人情因素，他暗示了辛格所身处尴尬境遇，而围绕他的上司的关心、情人的暧昧甚至小说另一主要人物艾尔玛西朋友式的关怀都无法逆转辛格结尾处的“觉醒”。翁达杰《英国病人》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模式，他尝试用人类社会最永恒、最真实的“逐利”心态来解释民族主义。功利主义是共同体成员最正当，最合理的民族主义动机。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言，“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它使人们容易认为最合理的正义观是功利主义的”[6]。功利主义代表着各方（parties）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通过增加社会的净余额以求得各方的同意，个人为了更好的前途，应诺削弱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这更大的利益减去牺牲的代价便是“净余额”，而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净余额便是“社会净余额”。既然，个人能够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合理目的，那么社会理当“按照同样的原则行动，并且把那种对一个人是合理的行动看作对一个联合体也是正确的”，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需求倾向，罗尔斯通过解析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同时成为了准则，要求人们为了总量最大化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准则。

功利主义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公民的共同体意识。罗尔斯同时认为，功利主义是个人的选择原则的“社会扩大化”。大卫·休谟又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选择，功利等同于“某种形式的共同利益，当制度适合于所有人的利益时，它们就满足了功利的要求”[6]。功利主义是公民构建共同体中最先面对的原则，而且具有巨大的潜力以建构共同体，可以在分配共同体成员基本善时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如果一群在多民族国家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或者一批远在殖民地却深受母国压榨的欧裔移民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他们首先应当思考独立是否能够解禁大亨们的晋升途径，是否能扫清提升社会净余额的障碍。所以功利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命题，即使共同体已经成立，功利主义仍是新兴民族国家必须借用的首要原则。

然而，作为目的论的功利主义使得“一个人无需参照何谓正当来判断事物的善”[7]，功利主义者只通过逐利形成的契约来约束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而并不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利益之外的一切熵都不被功利主义者所使用，甚至包括人类情感都是被功利主义者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主张“社会的善是由个人享受的利益构成的”，而利益却是消解人类情感的因素，诸如羞辱和罪责这样的道德情操是不被功利主义者所认可的，于是纯粹的功利主义共同体也就缺乏道德的协调机制。翁达杰的确认同功利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作用，但《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存在却又表明翁达杰怀疑纯粹的功利主义标准是否会反噬民族主义。小说主人公艾尔玛西在飞机失事后被一批贝都因人发现，贝都因人用轭枷拖着烧伤的艾尔玛西向他们的营地进发，“他的身体仿佛一张玻璃帷幕的一部分，包裹在其中向前移动”[5]，然而艾尔玛西心里却很清楚，“贝都因人不让我死是有原因的。我的飞机在沙漠中坠毁的时候，那里有些人认定我有什么本事”，之后艾尔玛西才发现，原来贝都因人救下他的目的，是要艾尔玛西去辨认各个枪械需要的子弹型号，以方便他们利用军火，“他们救他的目的不过如此”[5]。更令艾尔玛西惊讶的是，这些武器“似乎属于不同时期，来自很多国家”，有法国人的、英国人的、甚至轴心国的武器贝都因人都有。翁达杰在此暗示，这群贝都因人很有可能通过袭击同盟、轴心两方的军队以达到扩充自己势力，并最终实现独立的愿望，因为贝都因人在二十世纪初还未纳入埃及的国家体系之中[8]，他们极有可能无视埃及身处的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要求。艾尔玛西只得感慨：“我们大多数人对非洲的这些地方知道些什么呢？敌人到底是谁？谁是这片土地的盟友？”[5]。而且，小说也暗示了贝都因人与同盟轴心两方都做交易，“那些打仗的日子里，贝都因人中随时可能混杂着英国人和德国人”[5]，作战目的暧昧的贝都因人居然成了同盟轴心双方控制情报视野的媒介。贝都因人的选择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战争中的正义问题，而是为了扩充实力袭击正邪两方。贝都因人出于纯粹的功利去营救艾尔玛西也显露出他们为了实现独立的目的，居然无视战争中的道德原则。

《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行为是民族主义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写照。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6]。虽然世界上的现存的国家中都是民族复杂混居的模式，但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却是“一族一国”。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国家只有200余个，而具有认识特征的民族却有两千余个，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使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到满足”。盖尔纳推论到，“在此情况下，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民族主义的原则便是拥有一个纯粹的、再也不用与异族并存的政治疆域，而现今的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做到多元文化并存，其原因是民族主义的原则尚未在国家实行彻底。“人数不多的异族居民的存在，不会违背业已界定的民族主义原则，但很难精确地说明，必须有多少个异族居民，才会真正违反这个原则”，各个实存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独立建国的风险，只不过客观的偶然条件干扰了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而一旦民族主义将功利主义原则视为唯一的正义标准，那么共同体必然将遭受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屠杀的劫难，因为现存的国家数量无法分配过于丰富的民族主义。《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共同体正是功利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此他们不惜忽视世界本已取得共识的正义原则，袭击同盟国军队，干扰北非战场的战争局势，企图借机在埃及境内积攒军事力量，并最终分离出中央政府。

翁达杰对贝都因人的安排向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功利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首要原则，那么为了政治地域与民族性的一致，种族清洗与屠杀是否也能合法化呢？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性作家，翁达杰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殖民子国的土人，翁达杰从不避讳揭露他们落后的文化，在《猫桌》中翁达杰直言道：

我们距离在亚丁靠岸还差几天，所以选放《四片羽毛》（一部电影），我从现在看来，觉得有些欠妥，它企图将阿拉伯半岛的野蛮残酷和一个文明却愚蠢的英国做对比。[9]

在翁达杰的小说里，他一直尝试着使用不偏不倚的立场去评论殖民者与土人，而不是对于某一方势力进行包庇。极端的民族主义与野蛮的土人文化总是由一系列贬义定语所修饰,土人的野蛮行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国际正义原则的蔑视，在翁达杰看来，是不符合他所认可民族主义原则的。这也是为什么翁达杰能够赢得白人读者并最终融入进加拿大主流文学。学者格伦·洛瑞（Glen Lowry）认为翁达杰事实上很不愿意用创作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肤色”[10]，尽管他深黑色的皮肤时常让人误解为非裔移民。学者奇特拉则认为移民作家被放逐在东道国中，他们中有些人学会了“变色龙”的长处，即在需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肤色以实现自己“寻找个人起源的形而上本质”[11]，翁达杰使用了移民作家变色龙的心理,采取中立的视角写作小说并与纯粹功利原则划清界限。

四、结语

翁达杰的民族主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中道”，一个人应当不多不少地拥有民族主义，缺乏民族主义或者秉承极端民族主义都会酿成恶果。作为社会的个体，如果缺乏民族主义，个体必然会成为“无根”的游魂，小说中艾尔玛西就是这类情况的例证。这种缺乏民族主义的现象在移民作家中也很常见，如维·苏·奈保尔就常被学者批评是披着“印度裔外皮”的欧洲人[12]。此外，如果个体拥有过多的民族主义，那么可能会导向暴力，使个体奉行排他的种族主义。翁达杰的民族主义是他本人在漂泊多国后经过深思熟虑（considered），才得以产生的信任原则，考察他的民族主义对于整个移民作家群体研究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