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研究

夏向军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课部, 湖南 株洲 41200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该重要论断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单独提出,并将其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等并列。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专门阐述。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又就“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以及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当前,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两者结合的必然之势、重要意义、历史进程、实践路径等方面。本文拟从民族复兴这一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探析两者相结合的价值意蕴,探寻深入推进两者相结合的实践遵循。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契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早在1918年,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指出,“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2]为了这一历史使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指引复兴之路的真理之光。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陆续登场,但最终都草草收场。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进入中国后,为什么会在有着遥远时空距离、民族差异、文化区别的中华大地扎根并开花结果?这一局面的形成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马克思主义与这个国家传承几千年、蕴含着深得人心的价值理念的优秀传统文化彼此融通契合,并进一步有机结合,展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那么,两者的融通契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次阐发: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都会得到同等尊重,不再有压迫与被压迫。马克思主义所勾勒的这幅蓝图其实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和头脑当中,那就是“大同社会”。

“大同”一词首次出现在《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3]它寄托着古人的理想追求: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融洽,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公正和谐。“大同”之梦一经提出,就深入民心,并一直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激励着华夏子孙修身齐家济天下,从未中断!近代以来,康有为写有《大同书》。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的真正要义就是孔子致力追求的大同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使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典故。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4]

中华文化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包含着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的批判,并以各自的概念和话语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为两者结合奠定了理想信念之基。

(二)哲学根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与唯物论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庄子最早是这样表述的:“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人与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彼此紧密相连、共生共存、契合无间。这种思想体现了整体与局部的基本范畴及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与唯物辩证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在《道德经》中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是对立统一思想的中国化表达。传统的中庸之道则与唯物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事物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孔子的“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篇》)、《周易》中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说的就是运动。中华文化讲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陆游《夜读书示子聿》)。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重视以实践改变世界的实践观相一致。

中华文化中的辩证思想与知行观虽带有感性、直观的色彩,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内涵依然是相通的。这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哲学根基。

(三)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终极旨趣并孜孜以求。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着内在一致性。

民本思想主张民贵君轻、民重于天,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应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这一思想的精华,初步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地位。此后,这一思想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呈现出来。如,孔子主张“仁者,人也”(《中庸·第二十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贾谊认为“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

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阐释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但两者对人民地位和价值的认知相互契合,构成两者有机结合的价值导向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诸多内在的契合处、融通点。正是这种融通契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补共生的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价值意蕴

理论的产生往往基于实践的需要,有着明确的目标性、指向性。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的崭新探索,也是对复兴之路的深远谋划。探析“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有利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自信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实践探索,致力民族复兴。

(一)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民族复兴需要以文化复兴来厚植道路自信、凝聚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文化自信自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强调“文化自强”,既彰显了我国文化建设的经验成就,又是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全方位、整体性部署。

新时代,面对全球性的发展困境及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的种种诘难,我们党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高度契合”向“有机结合”转变,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力量源泉和智力支撑。

(二)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色底蕴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文化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预测,中国有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然而,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并非易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经过不懈的探索实践、积极扬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它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民族特色、时代特征非常鲜明,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传统的和合思想的体现。

这一新形态不是对现有社会文明的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史观的指引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符合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世界各国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提供了新的方向,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的诘问,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的复兴之路。

(三)筑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实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指导,有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作支撑,根基坚实、生命力强大。它不仅有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更具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涵养出来的中国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深厚底蕴。

推进“第二个结合”,继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运用结合起来,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宽广、更宏阔。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结合的实践遵循

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探寻“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路径,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一)明确结合主体的身份与使命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充分凸显了文化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地位。“结合”主体要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自觉强化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担当,同时要担负起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一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体系,并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工作。二要悉心钻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蕴含其中的精神理念、道德规范等发扬光大,提升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反观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三要抛开学科偏见、学科优越感、排他意识和学术研究的边界意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观察者地位上的实质平等,挖掘更多的“思想聚点”,做到“强强联合”。

(二)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一切血汗,所做出的一切实践探索、一切理论创新,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一个总的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从文明维度对民族复兴之路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各种困难,创造了许多伟大成就。我们要坚持“第二个结合”,使之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引领复兴伟业。

(三)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遵循

守正,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两者相结合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进一步丰富与充实,而非削弱其指导地位;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创新,是回应时代呼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置于新时代的历史视域和全球化的视野中,以系统的思维挖掘两者的时代价值,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对话、交融,促进两者深层次发展。这是理论与文化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因此,推进“第二个结合”既要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要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四)强化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建构

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5]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现代话”,用广大人民群众听得懂、喜闻乐见的话语阐释其基本原理,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更能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引领作用。

百余年来,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表达和运用中,不断积累经验,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其中的光辉典范。“实事求是”四个字最早出现在《汉书》中,说的是河间献王刘德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同志将其拿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使实践唯物主义拥有了中国风格的表达形式。

(五)把握互学互鉴的实践导向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个来自东方,一个诞生于西方,在思维方式、精神特质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通过互学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独具中国特色的形式与内涵,增强中国人民对其的认同度。同时,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不再符合社会需要。如传统的德治思想,彰显着古人的治理智慧,其优越性不容忽视,但是也存在过于重视社会关系,人情大于法理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有助于甄别出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提炼其时代价值,使之摆脱历史局限性的羁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两者的结合不是一方排斥另一方、一方替代另一方,而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而不同、双向补充、相互融通,最大程度地凝聚人类智慧,形成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势能。

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同时面临的风险考验也更加复杂,甚至难以想象。新的赶考路上,坚持推进“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纵深发展提供充足的文化养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生机,为接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