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

廖兴兴

本文研究的是马克思机器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到《资本论》存在的转变。研究这一变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以往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些年随着理论界的兴趣转向具体性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机器思想引发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一些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大力鼓吹《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另一些研究者则将《资本论》中机器思想与人工智能问题相结合。但这些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探究大多只是抓住马克思文本的某一片段，并对其做同质化的理解。殊不知，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在《大纲》与《资本论》中存在异质。在黑格尔看来，探寻真理最主要的就是承认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整体。“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强调其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正因如此，立足整体性思维探究马克思机器思想从《大纲》到《资本论》的转变及其原因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马克思机器思想的重要性

如果说，在斯密所处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分工的作用大于机器的应用，那么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作用则大于分工的作用。因此，当我们回顾马克思的著作、文章、草稿与通信会发现机器是萦绕在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譬如，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曾多次使用机器一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2〕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提到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机器）的支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另一些人（无产者）被迫像机器一样地工作”。〔3〕在逐渐地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后，马克思更是在其文本中用大量篇幅阐述其机器思想，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专门讨论了分工和机器；在1848年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提及机器使用、分工与资本集中三者间的关系。随着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逐渐摆脱抽象思辨的印记而愈来愈深入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大量篇幅阐发其机器思想。比如，他在《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论述了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不仅详细地分析了机器演变的过程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机器的发明必然引起工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资本论》中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阐释框架分析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及其对工人生产、家庭与农业等方面的影响。

机器之所以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要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作为劳动手段的机器在生产资料中处于关键的地位，它不仅标志着人们改造自然与从自然获取物质来源的实际能力，而且体现生产关系的发展。其次，受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以及资本加入到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转入机器大工业生产，这使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机器体系不仅保持着作为使用价值和物质形态的自然属性，而且还获得了作为资本关系载体的社会属性。如此一来，社会生产方式和工人生活也随之改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资本、机器体系与劳动者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机器不仅是社会创新和变革的要素，而且还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手段，同时还意味着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由与摆脱异化状态。

鉴于马克思机器思想的重要性，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奈格里、哈特与斯蒂格勒等学者大力鼓吹《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并对其进行了诸多的解读，譬如，他们中的一些学者不仅认为“机器论片段”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而且试图通过对“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概念的当代阐释寻求劳动者的解放。另一些国外学者则试图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机器思想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趋势相结合，围绕机器趋向自动化对于劳动力的重塑，探究可能加剧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国内学界一方面展开了对“机器论片段”的解读并对国外“机器论片段”的研究作出了批判性的回应，另一方面则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将《资本论》中的机器思想与人工智能、社会伦理与生态环境话题相联系，关注人类的劳动方式与生存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变革。在此意义上，探究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劳动方式的变化。

二、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

从《大纲》到《资本论》存在诸多的变化，本文着重关注的是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具体来看，这一转变体现在：马克思在《大纲》中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同时展望了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即认为机器的使用将使人们增加自由时间、提升智力与个性得到全面发展；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反而更猛烈地抨击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一方面，从《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更加猛烈地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机器的使用既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又提升了劳动强度。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机器的运用并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负荷，认为工人能和资本家共享劳动产品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强调机器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工人将获取更多自由时间与劳动更轻松，而是意味着工人劳动强度的提升，尤其是当政府立法强制规定资本家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家就力图通过一系列提升劳动强度的手段来补偿。第二，机器的应用使过剩人口增多。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机器的应用使一个工人一天即可完成原来需两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遭到排挤，被甩到生产体系之外，从而失去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来源。但詹姆斯·穆勒等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大言不惭地认为这部分被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种庸俗的观点，不仅以棉纺织业为例揭示出采用机器之后工人遭受排挤的命运，而且认为这种所谓的补偿“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因为这些游离出原有生产体系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要么使自己贬值，重新参与到劳动过程当中，委身于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成为进一步被剥削压迫的对象，要么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机器的应用使工人的劳动日趋简单，使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和儿童加入劳动的大军，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更加过剩、廉价与荒废。第三，机器体系支配工人。马克思在《大纲》中认为由工人创造的机器体系获得了主体性质，它不仅具有自己的灵魂，而且支配着整个生产过程。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以“部件的存在”方式从属于机械体系，工人不仅沦为机器的附庸，被贬低到终生只是从属于一台特定的机器，而且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逐渐趋于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了机器体系，指出生产过程中原本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的机器体系取得了主动的形式，而工人原先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却被机器体系所规定，工人的主体性由此丧失，不能发挥任何精神力量，而只能服从资本家“专制的力量”，即使是被抛出生产体系，工人还是像劳动工具一样只是资本的附属物。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扬弃了《大纲》中的说法，即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将使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智力提升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大纲》中尽管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但仍然对机器的应用做了美好展望。随着工人转变为生产过程的旁观者，不在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工人的直接劳动不再作为财富的巨大源泉（但马克思并未否认劳动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缩至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与《大纲》的论述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机器的应用将不会使全体的社会成员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提升智力和个性得到全面发展。

从机器使用带来的自由时间看，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社会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尽管承认这部分自由时间总是会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但马克思仍然认为工人将享有更多的闲暇。“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工人的生活时间都变为了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只是虚幻的妄想。“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7〕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缩短了社会劳动时间，但由于资本逻辑的驱使，省出的时间总是会转化为劳动时间。“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8〕

从智力提升的角度看，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随之节约的自由时间将使社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与发展智力成为可能。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否认智力提升的说法。马克思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论述中指出工厂主们贪得无厌，雇用童工在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制造业进行长时间辛苦的劳作，强调这种对童工的滥用将使儿童和少年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9〕马克思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对孩童肉体、道德与智力等多方面的奴役。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物，只是在生产线上重复着低水平的劳作，他们的劳动技巧越来越没有价值，只是在机器体系作用原材料方面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智力的衰退更是明显。

自由时间与社会智力提升导致工人丧失了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工人的劳动技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随着分工的细化，工人的劳动愈来愈片面化，工人局限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从事专门的、特殊的劳动生产，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沦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的操作。这种只具备操纵局部工具的技能不仅降低了工人劳动技能的价值，而且造成了工人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进而阻碍工人个性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写道：“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10〕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大纲》中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同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美好设想，而在《资本论》中则扬弃了美好设想，一点也看不到他在《大纲》中那般对未来社会充满激情、积极性与美好憧憬。

三、马克思机器思想转变之因

马克思机器思想从《大纲》到《资本论》的转变，不仅受李嘉图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而且还受资本主义竞争加剧、贫富分化加剧和机器向机器体系转变等因素的推动，同时也和马克思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相关。

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傅立叶抗议原本设计用来解放人们的机器反而奴役了人们；另一位代表人物欧文则相信，尽管人们发明了机器，人仍然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欧文天才地认识到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中机器才可能真正纳入社会，因而他希望发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从而使人可以成为机器的主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器思想使马克思认识到，造成人的奴役与使人降低为手段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因为机器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它只具有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是中立性质的，即是说，应受批判的不是作为生产工具来使用的机器本身，而只是当机器（技术）与资本合谋并表现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时才成为我们批判研究的对象。因此，“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资料生产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1〕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既不是无批判地肯定作为人类进步条件的工业生产，也不是不切实际地拒绝技术进步本身”。〔12〕

其次，李嘉图的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马克思把李嘉图当作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其地位就相当于是哲学中代表古典哲学完成的黑格尔。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论机械”章中表达了他对生产上采用机械的态度。李嘉图认为采用机械生产不仅可以节省劳动力，而且能够增加社会纯收入，这对于增进包括最贫穷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的福利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同时也指出，用机器代替人会使得人口过剩的现象发生，劳动阶级将陷入困难贫穷的境地。因此，李嘉图相信以机械代替人类劳动的结果常常有害于劳动阶级。〔13〕受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深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机器的使用对工人的弊大于利。

然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促进了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加剧。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强势崛起的美国、德国、日本日益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导致国际上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各国资本为了争夺市场与追逐剩余价值，在生产力（固定资本）上的投入越来越大，机器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但除非生产的连续性得到合理的保证，否则这样一种投入的风险是难以承受的。事实是，生产资料的私人盘踞和社会化的生产之间始终存在张力，社会频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生产的连续性难以保障。在频发的经济危机推动下，资本家的竞争及其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角逐双方陷入一场毫无监督的竞争之中，而竞争的结果是资本集中并逐渐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此背景下展开思考，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与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而对于制度性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与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或改革才能找到出路。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摒弃其在《大纲》中基于机器的应用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

第二，机器向机器体系的变化。机器向机器体系的变化不仅与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有关，而且也与资本加入到生产过程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代，工具只是工人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一种手段，而在力学发展与资本追逐利润的双重作用下，工具摆脱了传统体形而发展成为机器体系。于是，原本由工人操控的工具转化为一个具有独立形式且完全摆脱人力的机械装置（机器体系）——马克思称之为“庞大的机械怪物”。“在机器体系当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14〕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对于自我规定的、合规律的与理性的商品生产过程，工人只能采取直观的态度。〔15〕随着劳动资料本身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劳动协作的性质也由此改变，原来通过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已然由机器体系功能所能主导，从前是人用工具作用于对象，现在随着工具或器具成为自动机器体系，工人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主体地位而沦为一个生产上的原子。从简单协作，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日益“呈现出工人逐步作为独立人格的劳动主体的经营，而被编入到生产机构的部件的、齿轮的状态”。〔16〕工人在机器体系中的遭遇使马克思不再对机器的应用做美好的展望，他要重新运思自己的机器思想以回应现实的挑战。

第三，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从《大纲》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面世，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社会财富强劲增长，在大不列颠，资本从1860 年的34 亿英镑上升到1865年的60亿英镑。〔17〕然而，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没有实际地改变工人的实际处境，工人一天仍然需要劳动16小时，需要跟上不断加快的机器运转速度。马克思强调，“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 年到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之间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工业发展与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人更加贫穷、对资本的依附性更强。显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不成正比，财富由贫穷产生，富足由不足造成。工人的悲惨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活水平也没有超出生存水平，仍需忍受无休止的辛苦劳动。物质繁荣与工人悲惨遭遇之间的巨大反差推动了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

此外，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与他深入资本逻辑相关。马克思在《大纲》中立足生产逻辑揭示劳动的二重性与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进步与机器的大规模的应用，不仅劳动方式本身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劳动越来越趋向于对资本的从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新运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转向了资本逻辑分析。如果仔细对比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以及否定辩证法存在相似。〔19〕即是说，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一样，具有主体的自我能动性，能够不停顿地进行自我循环运动与价值增殖，尤其是在摆脱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呈现的是不停顿的生产和再生产。正是由于深入了资本逻辑的维度，马克思才能在《资本论》中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运动过程、特殊矛盾及其发展趋势，〔20〕才能全面分析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正是基于资本的增殖逻辑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立足生产逻辑所不能看到的，即资本越是向机器寻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意味着在机器上投入的资本（固定资本）就越大，“相应地机器的耐用年数就延长，资本价值的周转率也会降低。因而，为了提高变低的周转率，就想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劳动时间，并使生产持续不断。”〔21〕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会给社会带来美好的一面，而只会带来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只会造成工人身体的摧残和心理、精神上的压抑，只会使人成为资本的附属。

四、马克思机器思想转变的评析

马克思在《大纲》中批判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同时承认其积极作用并对未来社会做了美好展望。然而，他在《资本论》中不仅没有对未来社会展开美好设想，反倒是集中笔墨描述工人被资本力量所塑造，更激烈地批判机器与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下违背与损害劳动工人身体的做法。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他固执一端，走向了形而上学（只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悲惨的一面），更不意味着《大纲》和《资本论》的截然对立，而是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理性与切合实际。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不仅对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注重从整体的视角研究把握其思想理论，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研究不能置于孤立的文本中，而是要将其置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总体关系中，并揭示其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且对我们审慎而明智地反思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方面，中国仍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从《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机器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而只是反对这种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合理的运用。翻阅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多次肯定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上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绝不能将科学技术引起的系列危机简单归结于科学技术本身。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性因素。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借助科学技术完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自然界从人的主人变成了人类支配的对象。而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境遇之中，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在战胜疫情、公共卫生与生态文明等领域中展现的强大力量。从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看，科学技术的自立自强已然成为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因此，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发展之中，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22〕

另一方面，中国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需警惕其潜在的毁灭力量。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想通过技术改变世界、造福人类，但从马克思那个年代使用机器的影响来看，人类还远未使自己适用于机器技术的应用，对机器使用的反思依然必要。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折射出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始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他清醒地看到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改变——劳动者由原来的主体地位沦为机器技术的附庸，不可自制地跟着机器的节奏起舞。于是人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目的，而反倒沦为了工具。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与悄然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力度将在未来持续增强，不仅使社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而且个人的生存方式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的科技创新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更多的是关注盈利，并未真正关注过减轻劳动负担或是使人的生活更轻松，人性化的科技关系的前景也被排除在外。通过考察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在资本逻辑与科技合谋的条件下，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不确定与风险日益增加，各种科学技术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与不可预测，变得愈加恐怖，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一个由资本逻辑和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依然重要，如何处理好人生与科学的关系依然是时代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他指出，“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23〕缘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驾驭资本逻辑。唯有如此，中国人民才可能通过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为自身福祉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