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内在与情感性
——论米歇尔·亨利对尼采权力意志学说的阐释

陈慕禅

一、权力意志作为生命之本质

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为法国现象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哲学家，米歇尔·亨利以其独特的生命现象学理论闻名于哲学界，他对叔本华与尼采思想的解读也成为其本人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利在其1985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系谱学》（Généalogie de la psychanalyse）中，将精神分析揭示为西方漫长思想史的一个终端，而弗洛伊德不过是一个“迟到的继承者”。亨利对精神分析的这种关注源于这门科学对对象性的质疑，在亨利看来，唯有回归生命的内在（l'immanence de la vie），我们才能通达存在的原初显现。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对主体认识和对象性的强调却使我们离存在的真相越来越远，直到叔本华，这种表象形而上学的统治才得以终止。亨利充分肯定了叔本华对意志内在性的揭示，但毋庸置疑的是，尼采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为此，亨利在该书第六章“尼采眼中的生命与情感性（Vie et affectivité d'après Nietzsche）”中详细分析了生命之内在与情感性在尼采权力意志学说中的体现。

亨利首先阐明了相较于叔本华而言，尼采在对生命本质的揭示方面实现的进步。在叔本华那里，意志已然作为存在的本质实行着它包罗万象的作用，但叔本华的意志是一种由缺乏导致的、对其所不是者的欲望，这种难以遏制的欲望在他看来是一种无尽的折磨。与此相对，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起点是强力自身，尼采并不否认生命的悲剧性特点，但他同时也把一种更大的喜悦同欲望与不幸并置在一起，即“存在的永恒喜悦”，〔1〕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2〕在亨利看来，如果我们要为叔本华与尼采之间的一致性找到某种决定性的证据，那必然是生命与自身分离的不可能性（l'impossibilité pour la vie de se séparer de soi），无论在谁那里，生命都是紧附于自身的。然而叔本华将生命与意志对立起来的做法却违背了这一终极规定，他把意志化约为一种“生存意志（vouloirvivre）”。正如尼采批评的那样，这种生存意志并不以固有的方式存在，因为不存在者无法意愿，唯有生命存在的地方，意志才得以现身。对生存意志的驳斥将我们引向生命的本质问题，尼采的权力意志又在何种意义上凸显生命与意志的独特关系？亨利强调，叔本华的意志不是与现实割裂开来的无行动的意图，而是与传统哲学中的对象身体相对的原初身体（corps originel），如果说这种意志与强力并无二致，那么尼采在这个已然是强力的意志上再次添加上“强力”又有何意义？在亨利看来，尼采笔下的意志之所以被命名为“权力意志”乃是出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即所有的强力、力量，乃至身体本身都由一个更为原初的强力所致，只有在这一原始的强力中，力量才得以施展，亨利把它称为“hyperpuissance”，即“极强力”。这种极强力并不直接地关联于我们持有力量的经验，它所做的仅仅是使每种力量进入自身，与自身协调一致，这种力量与其自身相协调的无条件性正是力量得以产生的条件，〔3〕它正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亨利认为，权力意志就是自身的原初扩张（l'originel accroissement de soi），“生物首先力求释放自身的力量——生命本身是权力意志”，〔4〕在神话语言中，这种自身的无限扩张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的日常状态——“醉（ivresse）”。亨利指出，生命在这种酒醉中凭一己之力扩张、体验自身的那种最初的自我实现，就是内在（l'immanence）。〔5〕

二、强力与内在

亨利首先分析了尼采对生命内在的多种思考方式。在尼采那里，内在最初是通过“生命被遗忘”这一关键的命题得到确认的。一般而言，遗忘与记忆只有在思想（pensée）中且作为思想的两种模式才是相互对立的，但尼采所说的“生命被遗忘”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对生命本身来说，遗忘就是“不思（ne pas penser à）”。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到：在人类这种“必须要健忘的动物身上，遗忘表现为一种力量，一种体魄强健的形式”，〔6〕遗忘使生命得以可能，使我们能够在不被悔恨阻止的条件下前行。遗忘因而是生命得以可能的条件，使其在扩张自身的过程中经由一种内在的集合与自身协调一致，是所有力量的先决力量。

亨利进而分析了尼采思想中所谓存在的非自由（non-liberté）。非自由，即不作为自身存在的不可能性，就是生命与其自身关系的实质，即“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生命不可抑制地与自身相缚，这种非自由恰恰体现了存在的极强力，同时也是它无法摆脱自身的无力（impuissance），〔7〕存在的结构就是非自由，就是它对于自身而言的不可战胜的被动性（passivité）。此处亨利引用了《论道德的谱系》中猛兽捕食羊羔的例子，“羊羔怨恨猛兽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为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8〕其中暗含对行动本质的一种错误解释：“常人的道德也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似乎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强力的表现与否和这个中立的基础毫无关系。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9〕力量并不依赖外在的主体，实际上力量之外无他物存在，它以自身为基础并居于自身之中，“力量就是全部，这就是它的内在”。〔10〕对非自由结构的揭示体现了尼采对传统自由意志论的批判，人类把自己当成独立自主的、可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的人，然而行动唯有在它不被理解且不可被理解时才是可能的。〔11〕亨利进而指出，赋予理性以正当权利并不能解决这种不可理解性的难题，因为理性的方式是从生命之外寻求一种理解的视域，而生命的结构恰恰在于它与自身的紧密一致，这也是尼采所说的现实，即排斥任何超越生命的条件，而超人作为一种未来的人必然要投身现实、思索现实，从而“把现实从所有理想加给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12〕

在对生命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初步阐释后，亨利提出一个问题：“这种无法外在于自身而存在、只能居于自身的内在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生命最后的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可能？”〔13〕亨利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另一个贯穿《论道德的谱系》全书的问题，即强者与弱者、主人与奴隶的区分。亨利将这一问题细化为四个小问题：强者因何而强、弱者因何而弱、弱者的力量以及强者的弱点。针对第一个问题，亨利借用尼采本人的观点进行了回答，尼采在讨论贵族社会的起源时提到：如果没有产生于阶级差别的“距离的感伤力”，“就不会出现不间断的‘人的自我超越’”，〔14〕生命在强者身上体现为一种可塑性，亦即发明与治愈的能力，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自我扩张，这样的生命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别的基础。〔15〕因此，赋予强者强力的不是某种外在的事物，而是最原初的力量，即极强力，这一极强力将所有的力量和强力“投掷进自身之中，从而使这些力量自行扩张乃至过剩”。〔16〕既然权力意志是存在的本质，而所有存在者都是依据这种自身过剩的强力而存在，那么“弱”又是如何可能的？一个看似可能的解释是，这种力量有数量多少的区分，弱者的力量在数值上小于强者。但亨利指出，这种对力量内在本质的外在规定恰恰与尼采本人的权力意志理论相悖，因为力量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它只能是其所是而不能成为他物。由于力量的内在表明了它的不可超越性与不可计数性，尼采所说的弱就不能是一种较弱的力量，而是意味着对力量之本质的否定，即内在的破裂（rupture）。〔17〕就生命的内在本质而言，这种自行破坏（auto-destruction）本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却又无休止地反复，这便是尼采称为“生命之病”（la maladie de la vie）的东西。那么，人类作为一种病态的动物又如何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尼采本人给出的解释是“人对生命的否定产生出了大量的柔声和气的肯定，是的，当这位破坏专家，这位自我摧残的专家在伤害他自己时，正是那内在的伤口强迫他生活下去”。〔18〕对此，亨利指出，人类的这种病态与身体及其可见的变形有关。因为身体只有在与自身相分离的客观态度中才表现为畸形的、残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一病症是由生命摆脱自身的意愿导致的。至此，我们已经得出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即强者之强与弱者之弱，强者的强力来源于生命与其自身紧附的内在，而弱者的弱则是由于这种内在的决裂导致，在尼采看来，对自身失去信心、怀疑主义等现象都是内在破裂的“弱”的表现。

那么，弱者在与强者斗争的过程中，又抓住了强者的何种弱点？他利用了自身的何种力量？在亨利看来，尼采笔下的禁欲主义教士同时持有强和弱两者，一方面，教士是弱的，他是其他弱者的看护工；但与此同时，“教士们又是强的，可能比最强者更强”，〔19〕因为他们的使命便是像牧羊人一样引领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失败者、颓唐者、落难者、不幸者和自戕者”〔20〕与强者进行对抗，他们对抗强者的方式就是利用禁欲主义理想。教士们把各种形式的强变作恶，把各种形式的弱变作善，凭此确立弱者对强者的统治。在教士那里，即使生命是疲惫不堪的也依然能够延续自身，这一点实际上是出于“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21〕而禁欲主义理想恰恰是生命为了对抗死亡而启用的新工具。因此，在亨利的阐释中，不仅强者是生命之强力的持有者，弱者的抗争也体现了生命内在的极强力。

三、生命的另一本质规定性——情感性

在上一部分对生命内在的讨论中，最后遗留的问题是：生命为何会背离自身？它摆脱自身的这一反常的计划又从何而来？对此，尼采给出的回答是：“从痛苦而来”。〔22〕由此我们便进入对生命的第二个本质规定性的讨论，即情感性（affectivité）。为说明情感的重要性，亨利首先借用了《论道德的谱系》中智能（intellect）的例子：“但是如果要削除意志、扼制、甚至排除情感——假若这是可能做到的话——什么？这难道不意味着阉割智能吗？”〔23〕因此，智能是从属于情感的，不仅如此，道德从根本上说也是情感的一种变式。在尼采那里，价值的颠覆实际上就起源于仇恨这种基本的情感形态，〔24〕教士的智慧来源于“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25〕而需要被其治疗的牧群则由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组成。帮助这些人摆脱痛苦，常用的药方便是尼采所谓的“微小快乐”，“在禁欲主义僧侣开的处方中包括‘爱他人’，这实际上是一剂激发极其强烈的生命欲望，激发强力意志的药，虽然用药的剂量十分谨慎”，〔26〕因此，这种快乐的真正来源依然是权力意志。如此一来，情感的这一外在规定性似乎由意志所致，然而亨利试图证明的是，在尼采那里，意愿的先决性定义是由情感给出的，这一定义需要通过二者之间的关联来把握。〔27〕

亨利指出，权力意志在尼采作品中的第一个名字是狄奥尼索斯，准确地说，狄奥尼索斯并不是一个用以解释经验的神秘实体，而是人们狂热、酒醉、骚动等情绪的内在原则。亨利认为，“对那些仔细研究尼采哲学中悲剧的实质的人来说，尼采的分析呈现为两个重叠的情感性维度，或是其分析步骤的两个时间点”，〔28〕在其中一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情感对欲望及其预先写好的历史的依赖，幸福和满足不过是通往最终灾难的道路上的暂时阶段；然而我们在悲剧英雄的身上看到了与此不同的第二种维度：“他（观众）为英雄即将遭遇的苦难颤栗，却又在这苦难中预感到一种更高的强烈得多的快乐”，〔29〕英雄的毁灭就相当于整个现象世界连同其无尽苦难的毁灭，这种崩坍揭示出世界的隐藏本质，同时也是生命和欲望的本质，即尼采所说的“源初太一（l'Un originaire）”。此时与源初存在的关系显露为存在同自身之间的关系，一种“自行感触（auto-affection）”，因此，太一心中的快乐和苦楚便不再由欲望的预先行动导致，这也是为什么尼采把这种喜悦称为“原始的生存狂喜”。〔30〕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的“权力意志不是存在，不是生成，而是激情”，这种意志与情感性的等同体现在尼采对各种各样问题的讨论中。例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中提到的力量与无力，亨利认为，尼采笔下的力量与无力从不会单独出现，存在着的总是与之相关的情感，〔31〕强力只能作为一种强力的情感存在，因为强力只有作为生命的一种内在体验才是可能的。这也和尼采所说的“动物性”有关，“每一种动物，包括有动物性的哲学家在内，都本能地力争能够全面地发挥其力量、充分地满足其强力感的最佳生存条件”。〔32〕同理，引发仇恨的不是无力自身，而是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源于无力与其自身关联的无条件性，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是无条件的、不可摧毁的，那种想要折断这一关联从而逃离痛苦的计划才会产生。〔33〕因此，将权力意志等同于激情并不仅仅意味着前者从后者中汲取它的存在，还表明后者恰恰是前者强力的所在。对此，亨利再次强调：“情感性不是强力本身，它也不是力量，而是位于所有强力和力量之中的极强力，所有的力通过它进行自身的扩张”。〔34〕

在澄清了权力意志如何是激情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亨利进而分析了尼采哲学中痛苦和快乐这两种基本情感之间的张力。正如尼采所要表明的“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35〕痛苦和快乐共同构成了生命的本质，它们不是独立于彼此的两种情感形态，而是朝向彼此的“永恒过渡（l'éternel passage）”。〔36〕进而，亨利又以道德的谱系为例对情感性问题作出进一步阐明：从表面上看，道德似乎起源于经济上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而事实上，隐藏在其后的真正根源是一种蕴含了痛苦、残酷、暴虐和快感的情感性基础。人们用痛苦来抵偿损失，如同债权人在惩罚债务人时体验到的快感，这就是“负罪”“良心”等一批道德概念的生发地。正如尼采所说：“只要人们像清教徒那样一阵阵地悔罪，剖析良心和像帕斯卡尔那样献祭理智，人们在内心中就受到了残忍的引诱和逼迫，一种危险的自己对自己的残忍”，〔37〕因此，所有的道德之举都来源于这种对自身的残忍。以上就是亨利以悲剧和道德二者的起源为例，对尼采哲学中的情感性作出的阐析。

四、内在和情感性作为尼采哲学的主线索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沿着亨利提供的思路，尝试寻找一种将尼采的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等主要学说串联起来的可能。通过上文亨利对生命的两个本质性规定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甚缜密的等式，即“权力意志=存在本质=极强力=内在=情感性”，可见，不顾尼采本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体化批判态度，亨利的阐释仍旧暴露一种总体化、统一化的倾向。但将尼采视为形而上学家的海德格尔又何尝不是以这样一种总括性的方式梳理尼采哲学？在《尼采》上卷的第4节中，海德格尔指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学说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学说的统一是历史性的，可以看作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38〕因此，我们不妨以海德格尔的这一划分为起点，探究亨利的阐释如何能串联起权力意志、永恒轮回与价值重估这三个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避免造成亨利对尼采的阐释及亨利本人哲学的混淆，我们不妨从亨利没有提及的《查拉图斯特拉》入手。在《查拉图斯特拉》第三部的倒数第二章“另外一支舞曲”中，尼采描绘了查拉图斯特拉与生命相爱的场景，生命抱怨查拉图斯特拉对自己不忠，而查拉图斯特拉在踟蹰的过程中依然觉察到了自己对生命的爱胜过一切，他渴望永恒地与生命结合：“而所有的快乐都想要永恒——想要深而又深的永恒”；〔39〕在此后的“七个印记”中，查拉图斯特拉再次抒发他对永恒的热爱，而“那种寻求的快乐就在我内心”。〔4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查拉图斯特拉在面对虚无主义对自身致命的威胁的时候，在他对自己的学说感到不自信的时候，恰恰是他试图摆脱生命的时候，这也印证了亨利的解释：与生命内在的决裂是弱的本质，最终引导查拉图斯特拉走出困境的不是任何外在事物的协助，而正是他对生命、对永恒的热爱，是以情感的姿态显现的强力意志，这就是他对自身的救赎。因此，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大量铺陈的情感描写，并非出于一种文学角度的考量，而是因为情感性本身就是能够贯通查拉图斯特拉之经历始终的主线索。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从权力意志到永恒轮回的过渡：只有意志真正地突破那种对自身的怀疑和惩罚从而返回自身的坚定内在时，权力意志才显现为一种无惧时间的极强力，只有紧缚于自身并从这种本质性的内在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生命才得以无限扩张，才能实现轮回式的永恒。

在串联起强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的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尼采哲学中的价值重估。事实上，“价值的选取与内化，是基于追求强力的意志……价值是权力意志的产物，但它也是权力意志的生产者”，〔41〕强力意志作为生命之本质，它的自行扩张决定了价值的重估和取舍。正如我们在上文第三部分讨论过的，道德及价值的起源都是情感性的，无论是强者的价值还是弱者眼中的道德，都是生命或身体组织世界的途径，且无论价值呈现何种具体形态，它都是意志扩张自身的反映。至此，权力意志、永恒轮回与价值重估三个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通过内在和情感性这两个生命的本质规定紧密地联结起来了。

结语

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亨利对尼采的全部阐释，会发现一种与海德格尔在《尼采》中的诠释类似的特点，即把对尼采的解释纳入他们本人的思想体系。换言之，亨利实际上是在借助对尼采的阐释论证自己的生命理论，因此，这种阐释的严密性及其与尼采本人思想的贴合性是有待检验的。从事相关研究的法国学者也指出，亨利对尼采思想的解读应当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亨利对尼采的现象学解读，第二个时期则是亨利与以尼采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决裂，〔42〕显然，本文探析的《精神分析系谱学》属于第一个时期。从整体上说，我们不能否认亨利与尼采二者的思想存在明显的共同点，即对生命和情感的至高关注。

虽然我们不能将亨利哲学中的概念不加区分地套用到对尼采思想的诠释中去，但亨利给出的“内在—情感性”思路依然不失为一个串联尼采重要学说的可能线索，而且沿着亨利的这一思路，我们对尼采哲学的那种乐观性和解放性特征有了更深的领会。正如尼采所说：“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诸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43〕尼采的权力意志要传达给人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生命的执着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