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域二律背反的哲学建构
——基于迟子建小说创作视角

韩雪梅

一位女作家，三度荣获鲁迅文学奖，一次摘取茅盾文学奖，作品入选“新中国70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迟子建创造了中国文坛多项荣誉纪录。想必，她笔下辽阔而深邃的小说版图，一定会有坚实的“大陆架”和辩证法的网格点，如此，从奇寒之乡“北极村”走来的作家才能够真正为广大读者源源不断地传送人间热能。“文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精神意义世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统一世界，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的文学情感和哲学智慧。”〔1〕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直面世相繁杂的“褶皱”地带，迟子建自觉把握对立统一的世界观，将文学本质中灵性与理性、形象与想象、精神与逻辑的矛盾性生动地构形而为，铺展开来，以“形而下”的生活之“器”建构“形而上”的道法自然。的确如此，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带有格局性的思想“统觉”，纲举目张，纹理相融，不仅毫无违和感、距离感，而且通篇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同时，尤为可贵的是，自踏上文坛37年来，这种创作思想和品质追求始终不变，定力十足。她排除外界干扰，拒绝跟风“邀彩”，一直从容、稳健地在寒冷的地带春风化雨，提升文学即人学的“供血值”和能见度。这种难得的饱含民生情怀的阐释“资本”与“人本”辩证关系的哲学智慧，有效升华了文学艺术的台面，验证了小说的纹理即为方法论维度的本质性，因此，也奠定了迟子建作为中国当代杰出作家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形成了其文本世界丰蕴的时代价值和热度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一、大与小的辩证世界

可以说，自迟子建踏上文坛以来，其长篇小说创作就是一部由众多“小人物”构成的社会“大历史”。迟子建遵循落笔小人物、书写大时代的主体哲学意识和创作理念，自觉采取“小人物”创作路线，其坚实的生活叙事，支撑起一部部鸿篇巨制的艺术“立柱体”。《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每部文本中多达数十个活灵活现的小人物，生动演绎着一个个宏大的时代和广阔的时空，在文本的“重大”与“细小”之间，形成了“大主题”与日常性有机结合的以小见大的奇妙艺术张力。

201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叙述由北国边陲地区各路移民迁徙史所映衬出的中华民族移民变化更迭史，其主题和社会背景同样重大。然而，迟子建还是执着、高超地完成了对103 名小人物的艺术“群雕”。这次创作的“群雕”，比《伪满洲国》更立体，更哲学，更具突破性。“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2〕作家首先将小人物通过“细枝末节”的处理来达到铺实垫稳的效果，然后实施重要线路和关键点位上的艺术“爆破”与价值升华。辛开溜是中国北疆的一名普通船夫，秋山爱子是来自日本的已婚贫困女子，作品生动讲述了辛开溜和秋山爱子在抗战期间相识、相爱、结婚却又不得不分离的人生遭遇。小说中的秋山爱子，是一个命运苦楚的日本女子，她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随夫”从日本来到中国，“嫁夫”在中国成家，“寻夫”又从中国去了苏联。一个日本的弱女子，先后嫁过三个国家的三个男人，并且心甘情愿为三任丈夫留下包括三个混血儿的四个子女。可以说，能够让文学世界中秋山爱子的身体和血脉与三个不同国度的男人实现情感的“混血式”繁衍，实施跨国生命元素的重新组合。只有在辩证的世界中实现文学创作的哲学突破，才能厘清人物之小与人性之大的关系存在，进而透视、阐释战争之恶与赎罪之救的“哲学人类学”。显而易见，《群山之巅》对百姓群雕的创作塑造，已经挖掘到由小人物和大社会对角形成的二律背反的“心脏”部位，深入考究侵略战争中那些存在着的生存本能、人性原点、宿命论意义和生命高蹈的立体辩证法，庖丁解牛般地勾连、拉伸和升华，全力创造文学世界小人物身上的“巍峨度”。“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3〕

何止《伪满洲国》和《群山之巅》，《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树下》《越过云层的晴朗》等，迟子建的这些长篇小说，其主题思想均为大历史、大时空、大社会、“大框架”，但是，细密而坚实地支撑起鸿篇巨制的生命“骨骼”的，恰恰是大地上小得不能再小的底层人物。这些人喘着粗气，活灵活现，成为其文学大厦中最吃劲、最“扛造”的基石。他们一个个活蹦乱跳地串联着，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彰显的化学价值，凝结成迟子建文学宫殿里一根根挺立的“大梁”，支撑起作品沉实而挺拔的艺术高峰。其实，文学创作走“小人物”路线者并非少有，但可以这样说，构建群体性小人物的“巍峨度”，迟子建最具哲理根性的创造力。早些年，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也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发展变化的“自下而上”性：“社会环境中体现出的多元历史，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4〕萨林斯研究社会文化“自下而上”的小人物结构，与迟子建文本持续向小人物要“大作品”有着张性饱满的形神交融。说到底，迟子建文学创作的辩证思想，就是通过“大与小”和“高与低”的反差度，社会化立体敞开个体生命中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让人物在牢牢抓地中完成顶天立地，真正将“小”说挺拔为人学“大言”，进而化作生命的学问和灵魂的容器，变哲学的终极为小说的起点，大小由之，幻化互成，四表无穷，努力实现辩证法意义的人文抵达，给奔波中的穷苦劳作者深情地擦拭伤口，送上最虔诚的牵挂，为社会变迁的褶皱期提供以小见大的历史见证。

二、城与乡的不安“游离”

“城与乡”，并非一对矛盾的对立体，它们本身即为各自安然存在的人类生活之栖息家园。但是，处于社会变革的阵痛期，在中国城市与乡村两者间的困惑与挤压地带，存在精神与物质错位“游离”的矛盾性“密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能够破译超越存在密码的艺术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它能够照耀生存的真理，是哲学的器官。”〔5〕所以，读者进一步感到，迟子建小说的城乡版本，其聚焦、破解“游离”性密码的哲学因子，根性十足。面对城市改造与乡村保护、现代生活与精神逼仄的一对对组合式错位体，作家始终解剖城乡“榫卯”处的对接点，捕捉其实质存在的内涵与延展交织线，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城乡“纽结处”与痛楚点生动地铺展开来，然后把“游离”性矛盾放入哲学的容器，一方面和盘托出，一方面熔化冶炼。

如果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迟子建小说的区域基点主要就在两大块，一是以家乡“北极村”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地区，二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部分城市。两个区域基点发生的城与乡的故事，时间是21 世纪前后，跨度为三十多年，这期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阵痛”阶段，社会问题的文学处理考验着作家世界观的眼力和方法论能力。

阅读迟子建笔下的乡村世界，《亲亲土豆》《炉火依然》《清水洗尘》等多部小说，共同构建起家乡原生态与社会“人生态”的现实“合维”，至醇的乡情扑面而来，呢喃着乡情本色的淳朴和人间友善的磁性，与当今城市形成了对角线关系的“乡土”点位，拉开了哲学赋能文学的创造空间，作家将她的“北极村”半径勾勒得民风淳朴，村寨融融，做好了对接城镇“反差”的准备。

1990 年起，迟子建开始在“东方小巴黎”哈尔滨生活，供职于黑龙江省作协，她的创作重点逐渐从乡村转向了都市。《黄鸡白酒》的叙事线路，一边写城市拥挤中的家庭亲情，一边写城建大拆大改工程中人们是多么期盼保留城市传统文化鲜明的地域元素，挑明了城市“面子”与灵魂“里子”的辩证关系；“城市病”是反映城市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住房紧张、邻里不睦、失业增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综合性失衡问题，《福翩翩》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讲述一对下岗职工夫妻和邻居相处的一连串“失和”故事，展现在极度物质化的商品经济冲击下，夫妻之间、邻里之间精神世界贫瘠化的困境和辛酸生活。“文明与人性”二律背反的痛苦与惆怅，“城市病”带来的拥挤表情与失衡的生活境况，《福翩翩》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让迟子建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诠释城与乡的“游离”哲学，有了乡村的质朴，也有城市的逼仄与喧嚣，那么作家如何来解读“游离”的哲学维度？中篇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讲述一对夫妻为了生计无奈分居在两个城市打工的故事。五年多时光，面对现实生活，夫妻俩在艰辛劳作之余，只要有时间和机会，就“奔命”般多次穿梭于对方打工的城市，然后再找机会赶往各自乡愁萦绕的家乡。八月十五月儿圆，小夫妻多么渴望团聚，彼此都想给对方制造意想不到的惊喜，故而，夫妻俩都变身小品演员一般，不让对方知晓当天的行程计划，然后不约而同地分乘火车前往爱人打工的城市，结果是相互扑空，无奈通过电话约定在返程的路上，隔着车窗彼此相望。在列车对驰的时刻，夫妻眼含酸楚的泪水，挥手间满心无奈。看着远去的列车，他们只好再约国庆节，返乡去看望破旧老宅中年迈的父母和留守的孩童。在此，小说所描述的夫妻俩城与城和城与乡的“对流穿越”，与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圣诞节夫妻互赠礼物的阴差阳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踏着月光的行板》构建起“离乡”“入城”“返乡”生活线的辛酸情爱，物化了主体与客体两者“游离”的辩证神态，作家对城与乡夹缝中求生存的底层人物的悲悯和牵挂，成就了小说人文关怀的现实价值。

如果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代表作，那么毋庸置疑，作品城乡间“游离”的哲学之维就是其根基性的文化存在。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是少数民族鄂温克人赖以栖身的生命家园，世代以“驯鹿”为生，天人合一。然而，20 世纪90 年代初，大片森林被强制砍伐，身边的林地被统一变成房基地，鄂温克人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中被迫走出林园，入住没有驯鹿环境的“城镇房”。而与之世代相伴的一批批神鹿，也被所谓现代化方式实施“圈养”，一层层铁丝网将天生就“自由散养”的神鹿画地为牢，长期关闭的铁笼致使自由的神鹿一批批哀鸣死去。“人类越来越拥挤了，越来越远离自然和接近兽性，这个世界少几座城市不是坏事，而少了几片净土却是天大的灾难。”〔6〕

实际上，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提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课题：社会进步到底应当推崇“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落实“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上的发展理念？两者间的原则性悖论如何来诠释，作家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给出了文学创作的哲学答案。依莲娜是鄂温克人第一个走出森林考进大都市的本科生，在外生活学习六年时间，她被“城市病”压迫得精神迷茫，人与人相处的间隔性设防，真情的流失，“重金属”物质至上所造成的喧嚣、焦虑和躁动，迫使依莲娜不得不回到家乡：“城市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还是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见星星，听到风声，满眼看到的是山峦溪流，花朵飞鸟，实在是太清新了。”〔7〕可是，经过几次城与乡的“游离”，再看到的是过去林草丰美的家园如今遭受破坏，已远非早年的心灵港湾。那么，到底何处来安身？依莲娜忍受着世相变形的钳制和心灵焦困的撕扯，最后，她将宝贵的生命交还给家乡的一条尚未被污染的河流。生命之河承载着游荡城乡的“灵与肉”，在现实中漂向未知的远方。迟子建坦言：“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那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8〕2008 年，《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茅盾文学奖，2019年又入选“新中国70 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无疑，城与乡点线“游离”状态的哲理性因子，一步步建构起她文学世界的时代经典。

三、冷与暖的人间体温

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县级市，2023 年春节期间，中央气象台发布，漠河气温跌破零下50摄氏度。其实，漠河每年长达三个月的严寒期，最低气温零下40 摄氏度已属平常。“极端”的纬度位置，奇寒的恶劣天气，迟子建的故乡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寒气逼人。面对故乡天然的“孤本”与狭小，这位“北极之女”以文学直击生活的苦痛，踏着生命中的泥泞，满怀悲悯努力“绝处逢生”，敞开充满希望的人生通道，持续输送高热能的春风，不断温化社会，燃烧生活，以冷与暖转换的辩证之纲，纲举目张地诠释：越是荒寒的，越需要暖阳；越在黑夜中，越盼望阳光；越是弱小的，越需要力量。

阅读迟子建小说，总会感受到一种天然的“冷”底色，这里，既与生存的自然气温有关，更与社会的复杂性相连。如此这般，迟子建所采取的办法是，给出路、给希望、给力量。这几年新冠病毒的肆虐，让读者更加关注迟子建2010 年出版的《白雪乌鸦》。小说写百年前哈尔滨鼠疫大流行民众所遭受的灾难，其基调相当冷酷，浓烈的死亡气息弥漫全城。面对死神压迫的窒息，作家打开窗门，通透希望，燃烧心源的热能与死神对抗，塑造了一群充满生机的人物形象。周济是食品铺的掌柜，全家三代十口人根本不惧疫情传染的风险，坚持轮流为染病患者做晚饭；经商多年的傅百川，不惜牺牲自家生意，率先降价来平抑物价，同时带头制作口罩发给居民；俄国人谢尼科娃连续多日在当地教堂组织募捐，积极为抗疫筹款。迟子建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9〕

《白雪乌鸦》出版后的第十年，也就是2020年，同样聚焦哈尔滨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再次引人关注。前者写百年前肆虐的鼠疫，后者呈现北疆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下岗失业痛苦、中外文化差异碰撞、传统文化面临困境等社会现实，小说叙事的城市背景都为“冷基调”，社会转型期的“褶皱”特征一应俱全。那么，一座寒冷的冰城又能如何“烟火漫卷”？迟子建还是坚定地为读者备足了“暖”的力量，让冰城只作为“舞台”，把城市中活生生的民众雕刻成千姿百态的真正“主角”。驾驶爱心救护车的刘建国，不顾厄运的折磨，依然坚守“替人寻子”的责任；小人物黄娥，时常绘制一张张独特的哈尔滨地图，写出一大本市民生活“指南事项”，为刚来城市的打工者义务导航；刘建国的妹妹刘骄华，经营夜市小吃店，还时常热心帮助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全书二十多名性格迥异、富有活力的市井人物，“群星闪耀”占据主角位置，一连串的细微故事构建起生命和希望的经纬，“烟火人间，温情漫卷”。读者透过城市背景的“冷颜色”，看到了人间烟火中那红红的友善之光。

我们再来感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小说之所以能够摘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其主要成因，是作品中冷暖交融的哲理性元素充盈其间，平和了漫漫夜色的苍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我”一个寡妇的视角，叙述发生的几起矿难，痛斥煤矿经营者“人本”与资本的本末倒置，表达对矿工现实困境的生命关切。在矿井塌方与冷漠处理的“冷上加冷”环境中，迟子建不仅为多名矿工寄存了绕开死神后全家生活出现转机的希望，更在作品结尾处创造了人世间最富诗意的暖情。作家把小说中遇难丈夫的骨灰装进一个小盒子，夜晚入梦与“小盒子”相伴：“突然，我听见盒子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我便将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扇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10〕在阴森恐怖的“冰冷”世界，竟然能幻化出如此美丽的“重生之蝶”，于幽魂的氤氲之处向死而生，为近在咫尺的死亡召唤人世间最具生机的暖阳。“我很少把人逼到死角，最后还是给活路，让他内心留一点泪水，留一些柔软的东西。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有了安妥的地方，生者可以有些许心灵的慰藉而不必陷落无尽的荒凉和孤寂。”〔11〕迟子建选择这种哲学意义上“不逼死角，给人活路”的“生命宽容”，具有向死而生的辩证逻辑，由此升华为文学品质里人性信仰的气蕴与安然。她扫描外部世界的隔膜和争斗后，绝处逢生地转换为文学世界悟化神奇的修度，这位中国北极的温暖大使，从来都是摊开双手，靠哲学收拢社会异向，用文学致敬繁杂的生活，张弛有度，优雅从容。这些年，迟子建始终告诉读者：再阴暗的地方，也有明亮；再忧伤的生活，也有快乐；再寒冷的日子，也有温暖。因为，没有严冬，哪来春天？寒冷本身就预留出充满张力、创造温暖的空间。2019 年5 月，迟子建回首30 多年创作生涯的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出版。作家在苦难中坚守希望，在冬天里创造春天，用一支笔温暖大千世界。其实，“冷暖”互为的哲学纹理，就是这本散文集书名的八个大字：“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我们剖析迟子建小说创作实现哲学突破的成因，不难看出，“文化”根基和维度的极端重要性。爱德华·萨义德说得好：“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12〕“关系”是什么？从哲学意义上讲，是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作为言说“人学”的文学艺术，势必存在“人”与人类、人与世界、人与时代的社会联系，而这一切的关联，则是文化本质意义与价值的整体性认定与建构。所以，迟子建小说的最大突破和文化成因，就是无论社会风潮如何变化，她都能够充分体现一种文化上的真正自信和叙事自觉。其一，从哲学的相对论角度讲，其创作正在从平面视域到立体思维，从文学符号变身文化系统，从“文学人类学”迈向“文化人类学”，从文学价值观向文化世界观实质性升华。这些年来，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为什么给“类型化”文学研究者出了个难题，她的小说文本既不“寻根”，也不“先锋”，既不“乡土”，也不能简单用“女性文学”来框定。其实，这正是她自身本源化人文性格和面向社会审美创造二者“有机合为”的独特存在，更是她持之以恒建构极富文化张力的文学世界的必然结果。其二，迟子建踏上文坛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变化中的思想意识、经济关系、价值观念等现实境况均出现纷繁复杂的“褶皱”世相。人与人之间、人与时代和社会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同程度存在多维度、多样化的社会矛盾。那么，文学即人学，是现实生活的人间烟火，如何以敏锐的洞察力“雾里看花”，直击本质，这就需要以哲学思考作为根本性支撑，烟火之外看烟火，二律背反写乾坤，为读者提供更具对立统一世界观意义和价值的建设性关怀。在这方面，迟子建直面社会现实，直击矛盾痛点，自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把握全局，一步步铸就哲学视域的“存在世界”，有效升华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人而上学”辩证新高。也正因此，迟子建才能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长期成为独具特质的“这一个”。其三，我们再从作家自身的角度看，迟子建的故乡在中国最北端，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比迟子建的故乡更“极端”，更封闭，更狭小。从“北极村”到“地球村”，想要实现文学世界“绝处逢生”意义下的人间宏阔，努力创造哲学价值的贯通与跨越乃是书写经典的无限能级，也是立身中国当代文坛的根基。“北极之女”的哲学世界观，绝非创作技巧层面的运用，也非按图索骥式的随潮“入流”，迟子建一直提醒自己，坚定地“匀速”地走在自我认定的创作道路上，绝不摇摆，从未跟风，一以贯之将辩证法的全局“构形”融入笔下的冰雪、群山、春风和生存与死亡中，深刻诠释和验证她心中持守的“哲学的终点就是小说起点”的创作方法论，执着地诵读虔诚的信仰心经，以此动情讲述属于世界的有高度、有情怀、有神采的中国故事。

归结而言，“北极之女”迟子建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她深谙“统一杂多”概念的“构形”之道，即将杂多的表象联结为整体逻辑关系的“艺术意志力”。“如果没有哲学理论做顶层设计并建立框架，就永远无法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栖息的家园。文学虽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它可以折射大千世界的本质。如何‘折射’，这一直是文学应该面对的课题，这个课题既属于方法论，又属于世界观。”〔13〕37 年来，迟子建始终秉持“艺术意志”的世界观，“构形”自己小说版图的温情天地。多数读者可能没想到，这位女性作家还是一名“高段位”球迷，与37年的小说创作同步相行，每逢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等电视转播，她都沉醉其中，专注研究两队对抗的变阵法则，紧盯“人过人”技法的艺术穿透力，在攻防转换之间探寻起承转合的角度、突破进而射门的逻辑规律。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奋进征程上，迟子建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极其鲜活地勾勒出从“北极村”到“地球村”人文家园的盎然春色，毫无保留地送上她那最虔诚的生命牵挂。就此，完全可以得出时代现场的互为印证：文学让哲学俯身灵动的世界，哲学让文学创造立体的人间。■